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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莱弗尔和特雷斯曼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文章《一个正常的国家》为施莱弗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指出的俄罗斯的发展道路作了辩护。该文作者的主要论点是，俄罗斯已经成功地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中等收入的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的传统特征是，工业家雇用工人生产商品并按一定的利润销售它们。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雇用工人是为了剥削工人，在这个过程中创造经济剩余。但是当我1995年向一个杜马委员会询问相关问题时，我发现俄罗斯人根本不用担心美国人或者国内的寡头会用这种方式来剥削俄罗斯工人。私有化者想做的是得到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土地和不动产，俄罗斯的石油和矿藏，以及(对丘拜斯先生来说)俄罗斯的天然垄断权。他们的目标不是用传统的资本主义方式来赚取利润，而是收取经济租金(economicrent)。
       该文作者杜撰的俄罗斯的“成功故事”不是以俄罗斯的制造业、熟练工人、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为中心，而是代表西方投资者的利益，他们是不愿意对资源收益征税的。
       1990年11月7日，一群经济学家包括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比尔·维克里、罗伯特·索洛夫、詹姆斯·托宾和弗兰科·莫迪格利安尼)和两位哈佛教授(理查德·穆斯格拉夫和茨维·格里利奇斯)发表了一封致戈尔巴乔夫的公开信，敦促他对俄罗斯的税收制度实施合理化改革，对那些看得见的和清楚的要素即土地和矿藏租金征税。这封信对后来发生的事情提出了明确警告：私有化将使俄罗斯的天然税收基础即它的土地和矿藏财富被私人占有；假如发生这种情况，那么俄罗斯就不得不对它的制造业和劳动征税，这就会剥夺该国建立具有竞争力的和可以自力更生的工业和农业基础的机会。
       然而，世界银行和华盛顿的计划者反对这一政策。同时，叶利钦集团对杜马中支持征收租金税的议员使出卑鄙的政治诡计。很得民心的农业党的兹沃林斯基发现他在自己家乡的选区神秘地失败了。
       文章作者声称俄罗斯正在朝着法治经济发展。但是当去年普京总统开始运用法律对付逃税和金融欺诈，对付最大的舞弊者并因舞弊而成为俄罗斯最富有的寡头的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时候，布什政府却为此极为苦恼，说这是对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的攻击。
       甚至在美国和英国这样的最发达的工业国家，最大的部门也是不动产。对俄罗斯来说，排在土地价值之后的就是自然资源财富。这种财富不是它的所有者的努力创造的，而是对公共土地所有权进行私有化得到的，公共土地所有权在这一过程中简单地被攫取了。
       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和霍多尔科夫斯基已经开始把他们差不多是不花钱(或者用一分钱换一块钱)买来的财产贱卖给外国人，以便把他们攫取的财富转化为比较保险的外国占有物(例如英国的足球队，世界最顶级的不动产飞地里的别墅，等等)。既然俄罗斯的土地和矿藏权利被卖掉，那么这一点将把国内征收资源收益税的努力变成一场政治危机，因为世界贸易组织和华盛顿共识反对这种税收。
       但是只要俄罗斯在征收租金税时平等地对待寡头和外国人，那么这在国际法上就是公正合理的。这个隐隐约约的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因素可能成为普京总统第二个任期内的主要特征。《外交事务》上的这篇文章仿佛企图动员人们来反对俄罗斯在2004年要采取的一项政策，而其实这项政策如果在1991年时就被采纳，情况将会更好。▲
       (2005年7月26日http：／／www．michael－hud－son．com网站迈克尔·赫德森文，徐洋摘译)
       中国、印度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关系
       未来，印度和中国将在中东地区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美国将不得不接受如下事实，即它在中东的“单极时刻”是暂时的。现在，美国与中国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也围绕着新的美印战略关系展开了许多讨论。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印度将在海湾安全问题上永远采取合作态度?或者，中国将在努力给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来源地带来稳定方面成为永久的合作者?事实是，这两个国家在该地区都有其自己的议程安排，这些议程安排可能随着时间而逐渐与美国的目标发生分歧。
       印度对中东而言并不是陌生人。数百年来，印度人和海湾地区的人们有着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现在，印度在该地区最引人注目的出现是人口方面的。大约有350万印度人在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工作，每年要向印度国内邮寄大约40亿美元汇款。1990—1991年的海湾危机对印度而言是一个警示。不仅仅能源价格达到了峰值，而且成千上万的印度人从科威特和伊拉克被遣送回国，使印度许多依赖于海湾汇款的地区陷入了经济困境。而中国现在在中东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相关的领域：能源安全、海上行动以及可能最不寻常的许多将其西部地区与中亚和西南亚地区联系起来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虽然印度和中国在中东所扮演的角色反映了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不同的国家优先策略的观念，但是当论及能源安全时，它们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目前是存在着重要一致的。
       在历史上，西方国家认为对中东能源的依赖要求在该地区具备军事力量，以保证能源供应，尤其是在战争时期。印度和中国会追随西方国家的这种做法吗?或者，它们将继续依靠美国对世界海洋无可争议的控制权以保证石油和天然气源源不断地输往世界市场?海湾地区的能源供应一旦中断，这将给它们的经济带来严重影响，所以，即使印度和中国不同意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决议，但如果美国在伊拉克的行动失败而暴力冲突扩散到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其他较小的海湾国家，印度和中国也都会遭受损失。在最近的将来，印度在帮助伊拉克问题上所能做的还极其有限。还需要很长时间中国才有可能在该地区直接地建立起实际的力量。美国与印度的战略合作日益增多，但是，除非印度自己与中国的关系出现严重恶化，否则，印度不会与美国联合起来对抗中国。因此，美国不应过高估计与印度的新关系所带来的利益。相反，美国应该接受如下事实，即印度和中国在未来将逐渐成为更有决定权的力量，而美国将不得不适应如下现实：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充当世界某个地区的永久警察。▲
       (美刊《国家利益》2006年夏季号杰弗里·肯普文，陈晓摘译)
       大众媒体对全球正义运动的报道
       大众媒体构成了现实生活结构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场所，它影响着公众关于社会事务的看法。就大众媒体对社会运动(尤其是关于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活动与反对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抗议活动)的报道而言，情况也是如此。事实上，大众媒体经常将致力于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的持不同政见者刻画成荒谬的、可笑的、危险的或者与时代脱节的。
       报纸上的文章或者电视新闻是在特定框架内展开的，这些框架将有关观点和事实的表述
       组织起来。通过阅读各种新闻稿件，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五种主要框架：暴力框架、破坏框架、反常框架、无知框架以及混合各种抱怨的框架。在有关社会正义运动中的抗议者的新闻描述中，暴力的抗议者构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框架，即使抗议者并没有采取暴力。破坏框架通常与暴力框架是连成一体的。持不同政见者的破坏性是就两个层面而言的，第一个层面是指他们破坏了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既定会议，第二个层面指的是他们破坏了有纪律的、守法的与非抗议民众的生活。在大众媒体关于持不同政见者的报道中，另一个反复出现的框架是反常框架，它所关注的是这些持不同政见者的价值、信念与观点是非主流的这一点。社会运动中的抗议者除了被描画成与美国式的主流相脱离之外，他们也被刻画成是无知的或者愚昧的。此外，这些抗议者还被指责在为各种完全不同的问题作抗争。许多新闻记者断言，这样一种多样抱怨的混合物使得全球正义运动无法给人们带来任何清晰明了的信息。这些倾向并不必然是旨在瓦解社会运动的有意的阴谋所造成的，有时，一些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力量和行为在发生作用。新闻规范与价值——例如个性化、戏剧性、破碎感以及权威命令的偏见——影响着什么被认为是新闻以及这些新闻怎样被构成。对这些规范与价值的遵循(这被视为新闻专业化的标志)通常导致对全球正义运动中的参与者作出批评性报道。▲
       (美刊《新政治科学》2006年6月号朱尔斯·博伊科夫文，陈晓编写)
       转折点：美国移民权利运动
       2006年五一劳动节时期，美国有几百万人走上街头，反对美国政府新的反移民的立法。在整个国家，依赖移民工人的工商业像食品生产和加工的大公司嘉吉公司经营大受影响甚至很多部门不得不关门。2006年的“五·一”节期间的劳工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经历的最大的和最有战斗性的劳工运动。
       自从里根政府上台以来，美国精英对美国的进步力量的反攻已经快30年了，他们力图完全消除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取得的成就，这包括工资和生活标准、公民权利、医疗保障、妇女堕胎权利等等。而且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全球化导致美国很多工人的收入停滞甚至下降。全球反新自由主义运动从玻利维亚到法国已经风起云涌，现在最终回到美国本土了。
       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曾经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打破了麦卡锡主义的禁锢，为后来的反越战运动、女权运动、环保运动和反核武器运动提供了政治空间和想象力。总之，它标志着美国进步力量的重新振作的开始。像曾经的民权运动一样，这次移民工人运动也将复兴美国的进步社会运动，具体地说它将激活将来的反对种族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运动和反对对妇女权利的新一轮进攻等运动。
       这次运动和上次运动也有不同点：这次的斗争中有大量的工人阶级参加。因为移民工人权利运动基本上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它将为未来的政治斗争提供更宽广的社会基础。例如，它可以和反战运动相联系，因为战争的伤亡者基本上是工人阶级，而且国家在战争上的巨大开支导致国内公共品建设滞后和工人的福利被削减，以致国家完全不能应对卡特琳娜飓风这样的灾害。它也可以和堕胎权利运动结合，因为争取堕胎权利的很多妇女都是贫穷的工人阶级妇女，特别是拉美裔工人阶级妇女。它也可以和非裔美国人争取正义的反种族主义运动结合。
       移民工人权利运动也将发展到反对大公司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因为它们才是当前工人阶级状况恶化的最深层的根源。这些趋势已经在移民工人运动中表现出来，游行中有这样的标语：“在伊拉克的驻军也合法吗?”“是你们的外交政策把我们带到街上来的”等等。
       几十年来，美国几百万人第一次走上街头庆祝“五·一”劳动节，这表明在这个国家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开始有了反对极右力量反攻的转机。这是美国进步社会运动重振的一个转折点。▲
       (2006年5月12日htttp：／／www．zmag．org网站布里安·克沃瓦文，楚全摘译)
       全球化给美国阶级结构带来的变化
       1995年以来由于生产力得到跳跃式发展，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其他任何发达国家。90年代后期，人们共享经济的繁荣。那时虽然社会顶层的收入增长速度最快，但所有工作的工资上涨也远远超过通胀增加的幅度。但是2000年之后情况发生变化。虽然生产能力还在持续上涨，但它似乎已经不能托起太多的船只。如果考虑到通胀因素，一个处于收入分配中等水平的美国工人的工资自2000年起上涨不到1％。而此前的5年间涨幅却达到6％。
       很多研究表明，代际流动在最近几十年基本是停滞的，甚至有些研究显示是下降的。即便如此，普通美国人仍然相信，他们生活在充满机遇的土地上。从80年开始，那些相信出身寒门而终归富贵的比例上涨了20％。
       美国人感到烦恼的并非是他们富裕的同胞，而是贫穷的外国人。超过60％的美国人质疑自由贸易。《外交》杂志所做的最新调查显示，超过90％的人担心自己的岗位被外包服务所取代。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美国中产阶级的愉快时光，那时生产力大幅提高所带来的好处得到广泛的共享。最低和最高收入之间的差距不大。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生产力增长速度骤然减缓。几年之后，也就是80年代初期，贫富差距开始加大。
       2000年以后，虽然大多数人的情况恶化，但是，那些有中等技能和受过中等教育的人群要比那些处于底层的人群所受到的打击要大。如果说80年代对低层技术工人是最严酷的年代，那么90年代及其后的岁月则是中层人群受到挤压的时代。
       近25年来始终持续的趋势就是收入越来越向顶端汇集。处于收入顶层l％的美国人所聚敛的收入份额从80年代的8％增长到2004年的16％。这1％中的最顶层的十分之一所聚敛的收入份额则从80年代的2％增加到当今的7％。而这1％中最顶端的百分之一，也就是处于收入阶梯顶端的14000名纳税人，占有收入份额的比例从80年代的0．65％增长到2004年的2．87％。一个标准的美国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工资与70年代相比提高了300倍，对此欧洲大陆的老板们只能望洋兴叹。
       与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结合以及对印度和其他国家越来越多的外包服务，冲击了美国的中产阶级，也加强了收入向顶层的集中。
       如果出现强势增长保持高就业率，并且外包服务渐进发展，那么情况会平稳一些。但是，如果经济速度减慢，美国人对于全球化的怀疑就会抬头，他们对于不平等的容忍也会达到极限。▲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2006年第8482期不署名文章，王新颖摘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