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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7月11日“委内瑞拉分析”网站(http：／／www．venezuelanalysis．corn)发表了格雷戈里·维尔帕特题为《委内瑞拉的2l世纪社会主义》的文章，分析了查韦斯所提出的在委要建立的21世纪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大量建立合作社、共同管理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农村和城市进行土地改革；以石油收入支持免费医疗、教育事业和食品补贴；扩大公民对政府管理的参与，建立参与式民主制度；军队参与为人民服务的项目，加强与人民的联系，使之不再能成为镇压人民的工具；等等。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2005年1月30日，查韦斯在第5届世界社会论坛上作出惊人之举，他宣布将在委内瑞拉建立“21世纪社会主义”。据他所说，这种社会主义将不会是一种如此前的苏联、东欧或现在的古巴那样的社会主义，它将是一种较少国家中心化的社会主义。
       查韦斯在2006年中期另一场演讲中又说：“我们致力于将玻利瓦尔革命引导到社会主义上来，以一种新的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道路作贡献，这种新的社会主义基于团结、互助、爱、正义、自由和平等。”他还说，我们必须“改变资本的形态，以走向一种需要每天更新创建的社会主义。”
       根据这些解释以及查韦斯政府过去七年中所执行的具体政策，能看出委内瑞拉真的在走向所谓的“21世纪社会主义”吗?也就是说，委内瑞拉真的在走向一种实现历史久远的梦想(自由、平等、博爱)的后资本主义吗?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澄清资本主义(一个声名狼藉的术语)的所指是什么。一个相对简单的定义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第一，资本主义秩序包括生产资料(土地、工厂以及其他形式的可用于生产可出卖的商品和服务的资本)私有制。
       第二，在比较“纯粹”的资本主义中，分配和交换需要通过自由市场。竞争性的市场是基本的内在的因素，它不仅调节分配，也影响物价，因此决定哪些该生产哪些不该生产。只要企业主不想输给那些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并将利润投入再生产的竞争者，那么他就必须也使其利润最大化。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意味着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最后，第三个因素是一个调节系统——国家，它帮助校正资本主义的机能不良和不稳定性。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不仅需要国家确保个体之间的合同(交换赖以进行)可以在争端发生时得到裁定，同时还要保证在社会冲突发生时充当协调者(通常因企业主和雇佣劳动者之间存在不平等而产生冲突)。虽然历史上社会运动曾成功地使国家更好地满足其要求——这通常通过使国家民主化来实现，然而，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听命于资本家，因为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资本家通过资助政治运动和大众媒体，掌握了大量权力。
       社会摆脱资本主义，不一定是走向社会主义。毕竟，它也可能走向封建主义或者其他坏的社会形态。那么什么因素构成社会主义或者更确切点说21世纪社会主义呢?我认为，相对于20世纪社会主义(主要指东欧)，21世纪社会主义将要实现法国革命的三大目标。20世纪的国家社会主义仅仅实现了社会正义(或者团结)，以及在有限程度上实现了形式上的平等。21世纪社会主义应该实现完全的平等、自由和团结(或社会公正)。
       委内瑞拉正走向21世纪社会主义?
       我们现在可以将查韦斯政府的政策与这些对资本主义和2l世纪社会主义的定义相比较了。
       改变实物的和智力的生产资料所有制
       列举资本主义的三个要素，我们可以发现查韦斯政府如何改变或者影响实物生产的所有制。委内瑞拉政府主要从事变革的领域是扩展非私有的所有制形式和控制形式，包括创建合作社和共同管理，同时扩大国家管理和国家所有制。
       举例来说，在查韦斯总统任期内，委内瑞拉合作社的总量从1998年的800家发展到2005年的10多万家，七年内增长了100多倍。150多万委内瑞拉人加入合作社，这占其成年人总数的10％。政府主要通过提供信贷、优先购买合作社产品以及提供培训项目等方式积极支持在各个部门中建立合作组织。
       关于共同管理，政府已经在几家国有公司中开始试验。通过这些试验，政府正考虑把更多的国有公司转变为共同管理的方式。但是这些企业不会变为完全的工人控制，因为这些公司对委内瑞拉来说太重要了，国家必须和工人一起保证其稳定运行。
       另一个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战略是没收废弃工厂。
       最后，为了扩大国家管理和国家所有制，查韦斯政府建立了若干新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分布在电信、航空、石油化工等领域。而且，政府制服了原来半自治的国家石油公司，使其处在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
       当然，并不能因为建立了更多的不遵从资本主义逻辑运行的企业，同时进行了诸如建立合作社、共同管理企业和国有企业等反资本主义的举措，就可以认定委内瑞拉现在是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了。但是，国家在向着这个方向前进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非资本主义所有制将来是否会占委内瑞拉经济的主体现在还很难说。真正的检验是政府是否有决心走到这一步：使私有资本边缘化。到时冲突是否会发生，政府将如何成功应对，目前都还不好说。
       然而，如果创建的非私有的控制方式或者生产方式仍然遵从与私有制相同的原则，即以利润最大化为最高目标，那么本质就没多少改变。因此，为保证合作的、共同管理的以及国家管理的企业服从新的原则，查韦斯政府创造了新型的经济生产单元，称为社会生产企业(西班牙语中简写为EPS)。
       社会生产企业是指“以生产商品和服务为目的的经济实体，在该实体中，工作本身具有意义，成员之间没有社会歧视，实现了实质上的平等，成员参与式地制定计划，以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或混合所有制形式运作。”企业必须满足一系列要求，如“实行团结、合作、互补、互惠、公正、可持续，而不是利润最大化”，政府才评定其为EPS，从而发放低息贷款，提供政府合同。如果这些价值观得以满足，那么可以说委内瑞拉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的所有制形式正脱离资本主义而走向21世纪社会主义。
       脱离市场交换
       在摆脱以市场交换作为调节生产和分配的主要杠杆方面，查韦斯政府将国家作为主要的非市场化工具。国家在再分配方面已很积极，这包括推进农村和城市的土地改革计划，以石油收入支持社会免费医疗、教育计划和补贴食品市场，以及支持关键部门如合作社和“内向式发展核心部门”。当然，虽然国家再分配是以一种反资本主义的方式进行的，但只要主要的交换方式还是市场，就并不会打破资本的逻辑，目前委内瑞拉的情况正是如此。因此这些政策更多地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而非社会主义的。
       脱离市场分配机制这一点在委内瑞拉的国际贸易中也是有效的。查韦斯政府不仅激烈地
       反对美国提倡的自由贸易协议，而且在许多贸易活动中都贯彻了合作而非竞争的原则。举例来说，通过加勒比石油协议，委内瑞拉向加勒比国家提供低价石油，并且允许它们可以以货代美元进行支付。最突出的例子是古巴，它向委内瑞拉提供了两万名医疗人员，而委内瑞拉则向古巴提供廉价石油。它也与阿根廷、乌拉圭和厄瓜多尔签订了类似协议。
       这些强调合作、互补和团结而非竞争的非市场贸易，其规模还远小于传统的市场贸易。查韦斯政府是否会以及如何促进非市场贸易机制还有待观察，因为大规模的合作式的而非竞争式的贸易是否能顺利运作还不明了。
       政府不再受私人资本利益控制
       在脱离资本主义的第三个重要因素即脱离受强大的私人资本利益支配的统治体系方面，委内瑞拉进展最大。查韦斯政府在过去5年内至少在三个方面做出了努力。第一，由于大量石油收入的获得和旧政权合法性的完全丧失，它有机会脱离私人资本的控制。第二，创立了直接民主的形式，提高了公民参与的程度。第三，通过军民联盟的建立削弱了军队镇压人民的可能性。
       第一个方面也许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保证了其他的反资本主义措施得以实行。委内瑞拉的石油收入从1998年的人均226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728美元，这对查韦斯政府是好运，它可以不怕私人资本撤离投资带来的冲击。同样，在2003年早些时候开始的控制资本的努力扩展了政府的独立性。当大多数左翼政府，诸如巴西的卢拉政府，持续地在追求进步政策、疏远资本、实现社会福利和放弃这些政策、鼓励私人投资之间左右为难时，查韦斯政府基本上摆脱了这种局面。大量的石油收入使政府能够投资，实行进步的税收政策和调节政策，相对自由地开支而不必担心资本抽逃。
       这种自由，以及反对派的不断发难(通过政变阴谋、石油停产、失败的罢免动议、2005年12月份抵制选举)，可能就是查韦斯在每年都可以不断推出新的反资本主义措施的原因所在。这与历史上的其他左翼政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些政府一次次地从激进的言辞开始而以屈服于私人资本的要求结束。
       另一个方面，政府通过在国家的各个领域中引入参与式民主，削弱了私人资本的影响。这主要通过地方计划委员会、公民参与社会项目和一系列的其他有利于公民社会参与国家管理的制度实现的。
       其中最主要的形式是地方计划委员会，它发起于2001年，但由于地方委员会法案的条文不适宜(如委员会规模过大，不易操作和参与)而过早死亡了。2006年早些时候，制定了社区委员会法，规定这些计划委员会以200个到400个家庭为一个单元，负责在每个社区内实行直接民主，并分配资金和形成地方条例。
       委内瑞拉的参与式民主制度最近产生了“代表团”这种公民参与形式，提供教育、医疗服务、食品补助、社会公益服务、土地改革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服务。这些代表团，不是由上面指派的，而是社区内部产生的，有诸如卫生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和教育特派团等形式。
       最后，宪法保护公民的参与式民主权利，包括四种形式的公民审查权(召回、批准、罢免和质询)，政府机构的公民监督权，民间团体对最高法院、国家选举委员会和共和国道德委员会(包括司法部长、总审计长和人权护卫官)候选人的提名权。
       公民在政府所有方面的参与提高了政府的责任感，资本家利益的影响削弱了。当然，公民也许会屈从于私人资本撤资的威胁，但至少他们对决议的制定有了更多的影响力。
       第三个方面是查韦斯政府做出了清醒的努力以保证直接民主：改造传统的镇压人民的手段——军队。历史上，拉美的军队通常被用来镇压平民对不公政策的反抗。对于查韦斯和其他许多穷苦的委内瑞拉人来说，1989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政策(它大幅提高了公共交通和大宗食品的价格)的起义，是对不民主的卡洛斯政府不满的表达。这次不满的爆发被大量军警镇压了，至少300到3000名穷人被杀害了。
       查韦斯说，委内瑞拉和拉美的军队能够这么容易和频繁地镇压平民，是因为军队和人民被隔离了。就是说，缺少与平民的联系使军队对自己的人民缺乏同情心，对自己的行为缺少反省。查韦斯遵从了毛泽东的教导，称军队和人民的关系好比鱼儿和水的关系。该原则的应用被称为“军民联盟”，实践上指军队必须尽可能多地与平民融合到一起，不断与群众接触，并从事一些为人民服务的事情。因此，军队经常活跃在各个为人民服务的代表团中，以提供食品发放、支援建设、运输等服务。而且，平民也参加委内瑞拉的预备役部队，学习如何进行游击战，防备美帝侵略。这被查韦斯称作加强军民联盟的举措。
       批评者称这把平民社会军事化了，可能会成为查韦斯镇压人民的手段。然而，这没有任何证据。任何一个去过委内瑞拉的人都可以证明，军队在委内瑞拉已经不是从前(20世纪70年代的阿根廷和20世纪80年代的萨尔瓦多)那种被用来作为镇压工具的军队了。在委内瑞拉，没有人害怕军队，在民众中间，士兵提供前面所讲的各种服务，而不是镇压人民。人权组织如“人权监察”组织并没有将委内瑞拉军队列为人权侵犯者。换句话说，不是平民社会被军事化了，而是军民联盟将军队平民化了。
       这三个因素——充足的石油收入、参与式民主和军队的平民化，使查韦斯政府可以较好地实行进步政策。在许多方面，查韦斯政府都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很多国家也掌握了大量国有公司并控制自然资源，但是由于这些政权掌握在极保守的势力手中，它们并不追求进步政策。
       可以看出，相对于20世纪的社会主义来说，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更追求民众的政治参与甚至是直接民主。
       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潜在的问题
       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的主要问题之一是面临两类阻碍。外在性的因素是玻利瓦尔计划的反对者：那些国内的反对派处心积虑地要破坏查韦斯政府，美国政府力图孤立查韦斯政府，国内和国外的力量使得在一国之内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变得极其困难。内在性的因素包括政治文化中的内部庇护主义和个人崇拜的因素。
       反对派包括以前在委内瑞拉占主导地位的势力，如前执政党、旧的工会联盟、教会机构、大商人以及所有的私营传媒。对查韦斯政府来说，关键问题不在于这些反对派的力量——他们的力量因为他们的不统一和一次次的失败而被削弱——而在于他们不再打民主牌，2002年他们就发动过政变，2003年发起了石油行业罢工，2005年12月进行抵制国民议会选举的活动。现在，反对派正谋划抵制2006年12月的总统选举，以否认现政府的合法性。
       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另一个障碍是布什政府。从过去几年披露的文件可以看到，布什政府对2002年的政变了如指掌，但他在政变密谋前或发生后不仅不表示反对，还指责查韦斯咎由自取。同时，通过国家民主基金和美国国际
       发展机构，布什政府每年给予委内瑞拉国内反对派大量资助。而且，布什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制裁，孤立委内瑞拉。然而，所有这些措施都遭到了失败。比如，反对派尽管从美国那里拿钱，却组织不起来，在委内瑞拉几乎没有地位。经济制裁没有什么效果，因为委内瑞拉的外汇收入主要通过石油税收，而石油是美国不可或缺的。最后，孤立查韦斯政府的措施在国际上无人响应。
       最后，第三个外在性因素，也是所有进步政府所共同面临的挑战，就是在政府推出许多进步政策后如何应对撤资冲击。委内瑞拉最近石油收人猛增(主要是在2003年中期以后)使得在委投资有利可图，这样政府经常发表反资言论和经常提高石油工业的税收也没有引起资本外逃。当然，限制外汇兑换政策也控制了资本的外逃。结果是，国内和国外的资本不再如查韦斯任期早些时候那样阻碍政府。
       最严重的困难还是内在性的，其中最严峻的是内部庇护主义。查韦斯政府的官员已经开始阻止反查韦斯人士得到政府的工作。
       政府职位主要给予查韦斯支持者的内部庇护主义制度，损害了政府的合法性，违背了公平的原则。而且，这种制度鼓励有局限性的团结，这种团结仅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该情况下是一个政治团体)，这与建立一个由不同信仰和民族构成的全体人民的团结社会的目标相悖。
       第二个内在性障碍是围绕在查韦斯身上的潜在的个人崇拜和在委内瑞拉存在的个人英雄主义潮流。一方面，查韦斯带领人民进行玻利瓦尔运动寻求激进变革的能力在委内瑞拉历史上是无人比肩的。另一方面，这种能力带来了对查韦斯个人的极端依赖。因此，如果查韦斯哪一天突然消失，整个运动就会分裂为无数碎片，因为运动没有了凝结中心。这种依赖性使得对查韦斯的批评变得很困难，因为对他的每次批评都会对整个运动产生破坏作用(由于这会给反对派以口实)。结果是，没有批评使查韦斯被孤立了，使他无法检验自己的政策。来自内部的批评很罕见，来自外部的批评很容易被忽视。结果就是可能采取危险的政策。
       第三个潜在的障碍是垂直领导体系，不仅是查韦斯的领导而且所有公共管理部门都有这个问题。尽管在基层进行了真实的参与式民主实践，政府官僚机构仍然很大程度上是垂直管理的，查韦斯的军旅生涯也加强了这一点。公共管理中的垂直领导进一步加剧了个人英雄主义的政治文化，在公共行政中对上级的质疑和纠正就变得极其困难了。
       总之，内部性障碍(内部庇护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很可能会威胁到最终目的的实现。如何重建国家制度以克服内部庇护主义制度，如何创造一个不依赖查韦斯本人的有效的政治运动以克服个人英雄主义，将是对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的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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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刘　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