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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知暴力”这个词是美国后殖民批评家斯皮瓦克在《三个女性文本和一种帝国主义批判》这篇文章提出、并在其后的著作中经常提及的，它比较集中地表达了斯皮瓦克对帝国主义殖民话语的批判。在斯皮瓦克的使用中，“认知暴力”指帝国主义以科学、普遍真理和宗教救赎这样的话语形式对殖民地文化进行排斥和重新塑造的行为。一方面，这种方式配合了帝国主义对前殖民地的政治和军事占领，为其辩护，并且使这种赤裸裸的暴力合法化，另一方面，也使得殖民地人民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失去了表达自身独特经验的可能性，从而被迫处于依附状态。
       帝国主义对前殖民地人民的文化输出和对殖民地本土文化的破坏一直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们的中心议题之一。也就是说，他们对帝国主义的批判注重的不再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殖民，而是帝国主义文化在殖民主义中起到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在前殖民地国家获得民族独立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后遗症。赛义德在《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中就十分集中而清楚地分析了西方各种文献材料中存在的对“东方”世界的想像和偏见。在赛义德看来，这些文献系统地建构厂一个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和殖民主义需要的“东方”，不仅把东方简单地同质化、抽象化，同时还用西方的标准和眼光把东方看成野蛮落后之地，并以此树立起自身“文明的”、优越的文化中心地位，为其殖民主义行为提供冠冕堂皇的借口。西方人对东方世界的这种看法也广泛地存在于西方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即使这些作家并没有真正与“东方”或者第三世界有所接触。例如斯皮瓦克通过对《简·爱》的分析认为，正是通过把西方之外的世界描述为野蛮的、地狱般的，把来自殖民地的人物形象描述为“疯狂的”、“歇斯底里的”，那些基督教的传教士才变得崇高起来，简·爱才变成了一个西方个性主义和女权主义的英雄。因此西方优越的文化形象是在贬低东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帝国主义对前殖民地的文化控制正是以这种文化优越感为前提的，它不是通过强制的方式，而是以体现这种优越性的一整套话语形式为基础，即一种以“真理性”、“普遍性”和“客观性”为特征的科学话语形式，贯穿其中的是西方二元对立思维这一认识论核心。通过这种具有排斥性的思维方式，第三世界的文化和知识不仅被置于边缘，同时还变成了西方文化优越性的客观性证明。在《后殖民理性批判》一书中，斯皮瓦克分析了康德的三大“批判”，指出其中的“理性”这个基本概念所具有的文化排斥因素。由于康德认为“只有受过文化熏陶的”“文明人”才具有理性，因此不管是“纯粹理性”、“实践理性”还是审美中存在的“理性补偿”，实际上都假定了野蛮人和文明人之间的区别。那些“野蛮人”不仅不适用于三大“批判”，而且为了使他们摆脱“盲目”状态，具有实践理性的欧洲人必须担负起神圣的道德任务，那就是使野蛮人变成文明人。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这种道德上的“绝对命令”(catcgorical imperative)来自于理性法则而非某个具体的人，因此必须设想一个命令的发出者，那就是“上帝”。斯皮瓦克的分析清楚地表明了西方认识论与真理观是如何与宗教传教行动和殖民主义的政治军事占领相互配合的。
       “认知暴力”是一种非强制性的“软暴力”，但它的后果却不亚于直接的殖民统治。在漫长的殖民历史中，以语言为基本标志的帝国主义文化对殖民地的民族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随着帝国主义话语体系的支配性地位的确立，帝国主义文化变成了殖民地人民思想和行动的准则，殖民地本土文化遭到严重破坏。由于第三世界的文化精英大多数都受到了宗主国文化的深刻影响，以其为代表的殖民地人民的自我思想表达不得不依赖于西方话语系统。其结果是，殖民地人民对西方文化无论是顺从还是反抗，都最终不得不进入西方文化的轨道，进而在政治观念、经济运行方面继续处于依附性的地位，这正是那些前殖民地国家独立之后的现实，更是那些身处西方世界的第三世界移居者的现实经验感受。换句话说，由于帝国主义文化对本土：文化的“消音”，第三世界人民的主体性和文化上的自我认同已经变得十分困难。因此斯皮瓦克认为，自身话语系统的破坏使人们“不能说话”，这不是说他们失去了发音的能力，而是指他们不能用自己的方式进行思考和文化表达。由于无法用自身的话语体系建构自我的主体地位、文化身份和观念形态，由于“认知暴力”带来的“失语症”，殖民地人民难以形成根本性的反抗力量，要么处于永久的“沉默”，要么接受西方文化为他们规定的“非我”身份，成为西方话语霸权的共谋。这种状况决定了对帝国主义的文化反抗是一项复杂和长期的任务。
       西方文化霸权对第三世界文化的这种破坏。斯皮瓦克用“认知暴力”这个词来进行概括。这一关键词的特点是突出了这种破坏的本质因素，突出了破坏的深度、广度和永久性，把重心放在了文化暴力的认识论根基上，即西方二元对立思维的压制特性。因此我们也会看到，“认知暴力”的提出主要源于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尤其是“知识型”(episteme)这个重要概念。“知识型”作为一种认识论的基本结构模式，影响着特定时期的知识生产和话语形式。斯皮瓦克用这个词语意欲表明，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过程是对殖民地的整体性压制，与之相关联的是西方文化的那种以真理性、普遍性、客观性为旗帜的霸权性质，而这种性质有着深刻的认识论根基。另一方面，福柯的话语理论也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西方人文科学在话语体系建立过程中的排斥性和选择性，以及它与权力之间的共生关系，因此人文“科学”并非是某种客观普遍的东西。“知识型”不是“知识”和“文化”，但作为后者形成的基础、形成的秩序空间和特定的规范性条件，也同样不是客观不变的。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认知暴力”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以及德里达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暴力的揭示之间的关系，“文化霸权”这个概念也同样指出了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共谋关系，与“认知暴力”一样，它还表明了文化是通过思想观念来实施控制行为的特征。而德里达则对西方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所具有的排斥和压制性质进行了有力的揭示。在更深一层的背景上，尼采对西方形而上学真理观和道德谱系的批判以及“权力意志”等概念也为“认知暴力”的内涵提供了学理上的营养。总体来讲，“认知暴力”这一概念是这些批判思想和后殖民主义思潮相结合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