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是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及其规律的科学。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自创立以来，在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及其后一代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已发展成为一门独具特色且有重要作用的地理学分支学科。特别是学者们通过对我国独特地域、独特领域中一系列独特问题的开创性科学研究，不仅拓展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而且为国家社会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提供了多层面的历史借鉴，得到了学术界及应用部门的充分肯定。然而，学界的同仁也清醒地意识到：随着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随着地球系统科学的兴起和全球环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国历史地理学在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如何有力地推动研究方法与科学思维的发展与创新，便是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一、 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形成与发展
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传统历史地理学和现代历史地理学两个时期。20世纪30年代之前，为传统历史地理学时期，其后为现代历史地理学时期。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历史应分为传统历史地理学(19世纪中叶前)、近代历史地理学(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50年代)和现代历史地理学(20世纪50年代以后)三个时期。如果单从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来看，是否有必要单划出一个近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期，还有待学界的进一步探讨。但从研究方法的更新与发展来看，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时期：即历史文献考证法时期、文献考据与地学方法相结合的时期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引入时期。
1.历史文献考证法时期
历史文献考证法即搜集与考订历史文献资料的方法。它作为历史学独特的研究方法，已为古今中外的史学家所共同承认。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正式创立以前，这一方法也是我国以沿革地理学为主体的传统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在我国古代，沿革地理学并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作为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隶属史学范畴，其研究内容是以追溯当朝以前的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方位、山川形势等的沿袭与变革为主，目的是为历史学提供注释和古今地名对照，因此在我国传统图书的四部分类中，地理类典籍归属史部。
一般认为，我国传统历史地理学发韧于《汉书·地理志》。这主要是因为：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不仅记载了西汉时期的地理现象，而且还利用当时拥有的历史典籍，对西汉以前的地理现象，如古国、政区、地名、河流、山岭、古迹、关隘、寺庙等作了考订与注释(葛剑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与前景》，《东南学术》，2002年4期)，首次将当代地理与前代地理区分开来，并在叙述地理现象的历史沿革时，条目分明，条理清晰，因而被尊为是中国传统历史地理学的开篇之作，其编撰体例与考订方法也成为后世同类著作的典范，为其后绵延不绝近两千年的沿革地理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世正史中有16部列有《地理志》 (有的名为郡国志、州郡志、地形志、郡县志、职方考)，均沿袭了这一传统。现存的一些地理总志，如唐代《
元和郡县志》、宋代《
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和元明清三代的《一统志》等都是以追溯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此外，像郦道元的《
水经注》、顾祖禹的《
读史方舆纪要》等历史地理名著，也无出其右。
历史文献考证法作为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随着传统史学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历代学者应用这一研究方法，撰写了大量鸿文巨制，考证大家无代无之，并在明末清初之季，发展成为考据学，清乾嘉时尤为兴盛，因而有清代考据学或乾嘉考据学之称。考据重点在于史料的收集与鉴别两个方面。传统历史地理作为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尊崇“言必有证，论从史出”的优良传统，非常重视史料的收集与考订。然而，由于史料(包括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口传资料等)均出自人为，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不同的记录者基于不同的价值观或政治目的，对事实的选择与裁减也不尽相同，其中不免有失误、失真、夸大、缩小、隐讳乃至伪造的可能，因此并非所有史料都能客观反映历史事实，这需要学者的甄别与分析，判断其正误，做到“考而后信”，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准确而可靠的结论。由此可见，历史文献考证法不仅是我国传统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而且也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
2.文献考据与地学方法相结合的时期
这个时期大致始于20世纪50年代，是随着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创立和发展而形成的。其主要特点是在充分肯定历史文献考证法在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的同时，广泛吸纳现代地理学，尤其是自然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与技术手段，如野外考察法、沉积物分析法、孢粉分析法、C14测年法、树轮判读法、航卫片解译法等等，从而构筑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方法体系，其中历史文献考证与野外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已逐渐取代了纯文献的考证法，而成为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方法论的更新发展与学科的发展密不可分。我国传统历史地理学是以沿革地理学为主体，研究内容仅限于疆域、政区、地名和水道等变迁的追溯、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地理环境的变化，更谈不上对变化原因及其规律的探讨；即使到了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萌发时期(20世纪30-40年代)，当时禹贡学会的学者们虽然已有将传统历史地理学向现代历史地理学转变的强烈愿望，并将《禹贡》半月刊的英文名字从“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中国沿革地理)改为“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中国历史地理)(谭其骧、葛剑雄《回顾与展望——中国历史地理学四十年》，见《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但就其研究内容而言，仍以沿革地理为主，研究内容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新中国成立后，以侯仁之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在西方学术思想和现代地理学思想的影响下，彻底摆脱了传统观念的桎梏，确立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刍议》，《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这一科学论断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创立与发展。
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创立与发展，对以文献考证为主的传统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学者们深刻地认识到，仅凭那种文献排比与材料考证的方法，已远远不能满足学科发展的需要，必须构建适合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这是因为：
其一，从地理环境这个新的研究对象来看，虽然我国拥有丰富的历史文献，且延续不断三千余年，但有关因人类活动而导致的地理环境变化的史料、史书典籍中的记载却很少，这就意味着仅仅依靠文献记载来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演变，是远远不够的。借鉴和吸纳现代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如野外考察、沉积分析、孢粉分析等，不仅可以为研究地理环境演变提供线索和证据，弥补史料的不足，而且还可以扩大历史地理学者的视野。
其二，对人类活动已给自然界带来明显影响的史前漫长时期来说，文字资料尚未出现，如果仅仅局限于有文字记载的资料，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时段就不可能上溯到史前的漫长时期。因而历史地理学通过引入日趋成熟的地学和考古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获得比较详细的史前时期自然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的材料，扩大资料的来源的同时，实现学科研究时段的延伸，使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不再受文字材料的制约而仅限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
其三，就史料本身的局限性而言，虽然史料是历史地理学研究最为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历史地理学中有些问题可能只有从文献资料的整理分析中才能得到解决，但史料自身的局限性也告诉我们，仅凭文献考证并不能解决所有的历史地理学问题。因此，广泛借鉴相邻学科的研究方法，博采它们的研究成果，相互印证，去伪存真，以求得更加全面、科学的研究结论，这不仅是学科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学者们严谨治学的根本所在。
现代历史地理学自创立以来的数十年中，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通过与相邻学科的交融，通过吸纳相邻学科的研究方法，初步建立了具有学科特色的研究方法体系，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尤其是历史自然地理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在气候、植被、海岸、沙漠、河流等方面均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信息技术的引入时期
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给包括地理学在内的地球科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一些过去通过常规手段需要很长时间或不可能实现的科学计划，近十数年来，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相继提出，并得以实施。中国历史地理学在信息化的浪潮中，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2001年，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在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基础上，研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其目的是建立一套中国历史时期逐年连续变化的、开放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为研究者提供GIS基础数据平台、时间统计以及查询工具和模型，同时还可为用户提供地图浏览，包括地图放大、缩小、漫游、历史地名查询等。这一项目的正式启动，标志着中国历史地理学向信息化、现代化的转折，标志着中国历史地理学信息时代的到来。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与其他相邻学科相比，我国历史地理学在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由于条件限制，大部分研究成果依然还停滞在定性描述之中，从而造成许多很有见地的研究结果因缺乏量化指标，很难与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衔接，不能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凸现其重要的科学价值。因此，积极推动现代科学技术在历史地理学中的应用，提高研究结果的定量化程度与精确性，已成为学科发展当务之急(朱士光《关于当前加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问题的思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二、 “集成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科学思想
每一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因而也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历史地理学也不例外。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科的研究方法就此不要革新了，恰恰相反，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学科出现新的发展趋势，及时借鉴、吸纳新的科学理论与研究方法，不断完善和发展本学科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体系，是促进学科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在动力之一。
近年来，随着全球变化研究的不断深入，“集成研究”以其独特的理论魅力和实践效用，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应用。如何将这一理论方法有效地引入历史地理学中，从而提高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的精度和科学性，是当今历史地理学者应该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之一。
1.集成研究的理论基础
复杂性科学是集成研究的理论基础。当前，科学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转折点，其突出标志之一就是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复杂性科学缘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主要研究复杂系统和复杂性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是由以还原论、经验论及“纯科学”为基础的经典科学吸收系统论、理性论和人文精神发展而来的。复杂理论的诞生冲破了自牛顿时代以来一直统治着科学的线性的、简化论的思维方式，使之开始转向非线性、复杂理论。根据复杂理论，世界是平衡在混沌边缘的一个具有动力的、永恒变化的系统(米歇尔·沃尔德罗《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陈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复杂性研究以桑塔费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简称SFI)最具有影响力。该所是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盖尔曼(Murray Gell-Mann)和安德逊(Philip Anderson)、经济学奖获得者阿诺(Kenneth Arrow)等人的支持下，由一批从事物理、经济、理论生物、计算机等学科的研究人员于1984年组成的。它专门从事复杂性科学研究，试图由此找到一条通过学科间的融合来解决复杂性问题的途径。
复杂性科学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的特点： (1) 研究对象是复杂系统，涉及工程、生物、经济、管理、军事、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具有复杂性的系统；(2) 研究方法是定性判断与定量计算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综合相结合、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结合、科学推理与哲学思辨相结合；(3) 研究深度不限于对客观事物的描述，而是更着重于揭示客观事物构成的原因及其演化的历程，并力图尽可能准确地预测其未来的发展(魏宏森、曾国屏《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全球变化研究之所以提出“集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是因为全球变化问题是一个包括科学、社会、经济、外交、法律等诸多方面的综合性问题，是一个复杂系统，它需要多学科的交叉、渗透与各界学者的联合攻关。历史地理学的科学命题虽不像全球变化问题这样复杂和庞大，但它的研究对象——过去的地理环境是一个复杂系统，问题涉及这个系统中各种物质的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以及各个过程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历史地理学同样也需要多学科知识、理论与方法的集成研究。
2.集成研究的科学思想
从全球变化研究的视角出发，IGBP认为集成研究的科学思想是：将不同或相反的思想和观点、群体的或个体的行为、不同类型的要素和力量，整合成统一的或协调一致的整体，以达到一个明确的目标(特别是指将不同的或相反的思想和观点整合成一种理论或系统)。其关键是通过对所有主体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以获取新的概念，并将原有的认识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因此，“集成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法是“自上而下(Topdown)”和“自下而上(Bottomup)”的交叉运用。
在全球变化研究中，学术界主要关注以下3个层面的集成研究。(1) 区域性的集成研究。全球变化的重大问题应主要通过区域研究来解决；区域研究与社会问题的特殊关联，使之具有集自然与社会属性于一身的集成特征；作为全球与局部尺度问题相关联的通道，区域研究可避免与区内国家问题和相关政治问题发生正面冲突。(2) 重大科学问题的集成研究。集成研究的关键是寻找不同学科、不同研究团体切入的研究项目，并各自寻找其合适的切入点，如地球系统变化的人文因素与影响、人类与自然系统的各种相互作用等，均是不同科学团体的自然切入点。(3) 手段与方法的集成研究。集成需要开发新的社会与自然科学的界面平台，所以它要求进行大量方法学的集成研究，并认为：这是集成的重中之重，它既是集成研究结论的校准、比较与提炼，也是集成的目的，更是集成的手段。
由此可见，“集成”不仅是全球变化研究的重要方向和内容，而且，它作为一种思想、一种方法，对其他学科的科学研究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 “集成思想”在历史气候研究中的应用
连续丰富的历史文献记载是重建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一个主要资料源。自竺可桢开创利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气候变化领域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利用中国历史文献资料，或冰芯、树轮、石笋等自然证据，或综合文献、树轮、冰芯、湖泊沉积及泥炭等多种证据，建立了许多历史温度变化的代用序列。这些序列为揭示中国数百年至数千年的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依据，其成果也为国际同行所关注。
然而，随着历史气候变化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随着重建序列的不断增多和序列重建方法、代用指标及时空分辨率等的多样化，不同研究者间的重建结果差异似乎也越来越明显，进而也导致了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可能会因使用序列的不同而产生分歧。如中世纪温暖程度的问题，竺可桢重建的中国过去5 000年温度变化序列表明：中国在北宋以后未出现暖于现代的温暖期；但其后一些学者的研究却证明：中国在10—13世纪间明显存在较现代温暖的时期。据王绍武等重建的中国东部过去1 200年温度变化序列，该暖期的最暖50年(13世纪上半叶)的温度略低于20世纪最暖的50年(20世纪上半叶)；而根据我们重建的中国东部过去2000年温度变化的序列看，该暖期的最暖30年(1230’s—1250’s)却较20世纪的最暖30年略暖。这些差异虽然从研究的角度看是正常的，但它却使得一些学者，特别是国际同行，在引用这些序列时往往无所适从，因而对中国学者的历史气候重建工作，甚至对气候变化记载的可靠性产生怀疑。为探究造成这些异同的主要原因，提高原有的认识水平，我们在“集成思想”的指导下，对不同学者的已建序列进行定量综合分析(Quansheng Ge，Jingyun Zheng，Yanyu Tian，et al. Coherence of climatic reconstruction from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China by different stu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matology，2007，27： in press)。
1.思路与目标
以当前已发表的由不同作者利用历史文献资料重建的温度变化序列为研究资料，通过对资料的标准化处理，采用相关分析、小波分析、聚类分析、假设检验等统计方法，并以10年和30年为序列分辨率，分别对同一地区、不同序列之间的差异性和不同地区间序列的相似性进行定量集成比对分析，以期达到对个体研究结论的校准、比较与提炼，进而达到提高认识水平的目的。
2.序列遴选
收集并遴选迄今为止已发表的由不同作者利用历史文献资料重建的温度变化序列，共21条。遴选的条件是：(1) 各序列间必须相互独立，即来自不同作者或不同地区；(2) 序列长度不短于500年；(3) 利用中国历史文献资料重建，且已公开发表。其中，时间分辨率为10年的序列，共16条，其长度均在千年之内；时间分辨率低于10年的序列，共5条，其长度均在千年以上。
3.研究方法
以“集成思想”为指导，采用相关分析、小波分析、聚类分析、假设检验等统计方法，对上述温度变化序列的差异性和相似性进行定量集成比对分析。
4.几点新的认识
依据上述确定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对上述遴选出来的21条序列，按同一地区、不同序列之间的差异程度和不同地区间序列的相似程度进行集成分析。结果表明：
(1) 不同作者利用史料进行气候重建的时间长度在千年之内、分辨率为10年的同一地区温度(或冷暖)变化序列具有很高的相似性，特别是在辨识同一地区30年以上尺度的温度相对变幅与冷暖类型时，不同研究者之间的一致性分别达73.4%与82%。这说明中国有关气候记载的史料本身应是可靠的。但在重建的时间分辨率上不宜过高，在目前所拥有的资料条件下，辨识温度变化的时间分辨率应以30年为宜。
(2) 虽然重建方法，特别是重建指标的不同，会对序列能否较全面地捕捉到完整的气候变化信息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不同作者所选择的重建方法与代用指标不同并不影响不同地区之间序列的相似程度，即不同地区间序列不一致实质上是由于地区间的气候变化差异造成的。以前学术界对各家序列差异的认识可能并没有或很少考虑到地区间气候变化的差异，从而夸大了不同作者因重建方法与原始证据不同而造成的重建结果差异，这是不客观的。
(3) 虽然由于原始证据的不均一、不同类型冷暖记载对温度变化的敏感性不同及不同作者在序列重建时所采用的指标与时间分辨率不同，使得不同作者所估计的中国过去千年以上的温度变化趋势及波动幅度等存在一定差异，进而导致了不同研究者对小冰期的寒冷程度、是否存在中世纪暖期及20 世纪与中世纪哪个时段更为温暖等3个问题的认识不一致，但各家所揭示的中国东部过去2 000年主要冷暖阶段的出现时间却基本一致。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有用于世的古老而年轻的学科。传统与创新是学科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中一门独具特色的基础学科，是以精于文献翻检与考证为传统优势，这是值得学界同仁，尤其是年青学者们发扬光大的。然而，从目前绝大多数的研究成果来看，发扬光大是做到了，而创新意识尚有欠缺，尤其是在研究方法和科学思维方面仍然没有大胆突破传统模式的勇气，对相邻学科的发展动态、新成果、新方法、国际学术前沿领域与社会需要等也未予以足够的关注和借鉴，这对学科的发展是不利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要为国际所接受，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作出应有的贡献，就应该推进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发展与创新。
[本文作者葛全胜(1963—)，男，安徽怀宁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全球变化研究]
[责任编辑 许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