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将地球作为人类之家来研究。著名华人地理学家段义孚(Tuan Yi-Fu)指出，地理学者要探究人是如何把大自然改造为家的，这种改造又如何反过来左右人的行为的。人类对自然环境各种改造的初衷是为使其更适合于人类的生存，但人类的行为的结果是否与其预期的目的相吻合并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数百年间，人类对自然无休止的索取，在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社会财富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人类本身有意和无意的行为已有使地球环境趋向恶性发展以至于达到不可收拾的可能，人类正在以各种连自己还没能认识得很清楚的方式，根本性地改变使生命得以在地球上存在的各种系统和循环。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当今世界最激烈、最棘手的矛盾之一。如何正确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并采取正确的行为来解决人类社会目前所面临的环境问题是当前国际社会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历史是认识现在和未来的钥匙，尽管由于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过去人类社会曾经历的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许多具体过程已不可能再次重现，但在历史上人类建立对环境认知基础上的行为模式并未因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丧失其意义，在人类面临环境问题巨大挑战的今天，历史上的许多经验教训均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中国是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农业古国，中国古代的“人地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人与耕地的关系，人类对自然环境施加的影响，基本都与农业活动密切相关，在长期的农业生产活动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人地关系思想。在这样的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的祖先在并不十分优越的自然环境基础上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农耕社会，在长达数千年的岁月中持续地满足世界上最多人口的生存需要。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减缓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农业奇迹。中国古代人地关系思想与人类影响自然环境的行为模式中的很多经验，是值得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环境问题日渐严重的今天好好反思，并认真加以汲取的。
一、 中国古代天、地、人“三才”关系的基本特点
对中国古代人地关系思想影响至为重要的是“天”、“地”、“人”“三才”理论，“天”可以理解为气候，“地”可以理解为土地，两者共同构成了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条件，而人类进行农业生产最基本目的是满足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气候、土地和人力构成了对农业生产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三大要素。
在中国古代，气候及其变化(天)对人类而言是无法逾越的限制。至少自夏商周以后，中国主要农耕区长期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其气候属中纬度季风气候，有限的热量条件和高降水变率对农业生产而言是比较苛刻的。一方面是雨热同季，在热量条件能够满足农业生产的季节也是主要的降水季节，高度集中的降水往往导致洪涝灾害的发生，为利用有限的热量资源，农业生产必须安排在容易发生洪水泛滥的降水季节；另一方面降水的年际变率大，往往是非旱即涝，直接制约着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导致农业周期性的丰歉波动，农业生产需要能够适应非旱即涝的异常变化。
“地”是“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管子·水地》) ，它蕴藏着作为人类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来源的动植物资源和矿物资源，又是农作物生长的载体，因而是财富之所由出。土地的承载力受制于耕地的数量和耕地的质量，中国地形复杂，可资利用的土地资源十分有限，且质量参差不齐。扩大耕地数量和维护耕地质量，一直是古代农业生产活动的出发点和所追求的目标。土地对古代人类而言虽然不是天然的乐园，但相对于气候而言，人类在土地上有一定的主动空间，人类可以对土地有限度的改造实现其对自然环境的主动适应，将土地变为自己的家园。
人口众多，长期位居世界第一。美国著名地理学家葛德石(1946年)曾经指出的：“中国景观上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土壤、植物或气候，而是人民。”公元2 年(西汉平帝) 时中国的人口就已将近6 000万，此后直到18世纪初的大多数时间内，中国的人口波动于2 000—6 000万之间，最高达1 亿上下。清代乾隆初人口超过1.5 亿，50 年后超过3 亿，道光中期超过4亿，20世纪30 年代达到4.5亿。迄今已达13亿以上，其中70%以上生活在农村。
人多地少、水旱等自然灾害频繁一直是制约中国发展的基本国情，发展农业生产以保证粮食的基本供给，自古以来一直被当作是事关整个国家安全的头等大事。这不仅使得中国古代人地关系的基本过程独具特色，也造就了古代中国人种种带有浓厚东方农耕文明色彩的独特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二、 中国古代对人地关系的基本认知
我们将中国古代人地关系思想的主要特点归纳为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1.承认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制约作用
承认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制约作用，是中国古代人地关系思想的基础。这种制约作用，表现在“天” (气候)、“地” (土地)对“人”赖以生存的粮食生产的影响。四时节气运行不正常，灾害频发，或者土地数量不足、质量低劣，对农业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而这并非人力可以左右，所以古人说： “天下时，地生财，不与民谋”(《吕氏春秋·任地》)；“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吕氏春秋·审时》)。
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制约作用，还表现在它能承受人类开发利用的程度是有限度的，超过了这个限度，不仅会对自然系统造成伤害，还会危及人类的长远发展。中国古代对此有充分的认识，“竭泽而鱼，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吕氏春秋·义赏》)。
2.强调在遵从自然规律前提下的主动适应
对于生养自己的大自然，中国古代的人们普遍怀有敬畏之情，承认自然对人的制约和人对自然的依赖；但同时又一直在积极摸索自然规律，在对自然环境的不断适应中求得发展。这就是荀子所说的“制天命而用之”。强调人类自身在适应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显著区别之一。
顺应和抗御是人类适应自然的两种行为方式。顺应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表现在对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以及根据自然的特点而灵活地变通，目的是趋利避害，以最小的投入和风险获得最佳效益，所谓“顺天时，量地利，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反道，劳而无获”(《
齐民要术》)。抗御，是当自然对人类施加不利影响(如灾害)时，人类凭借自身的力量抵抗，以保卫自己的生存空间，但抗御的目的在于减轻自然对人类的危害，甚至变害为利，而不是彻底地征服自然。顺应和抗御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偏废，并不存在哪种方式更高级或更优越的问题。
3.提倡以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自然环境保护
中国古代的人地关系思想非常强调人与环境的和谐，而对大自然的过分索取无疑会破坏这种和谐。在古人看来，发展生产和保护环境并不像今天这样截然对立，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人类注意节制欲望，爱惜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自身和子孙后代的生存、繁衍、发展才不会受到威胁，所谓“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国古人对自然的保护并非以自然为中心，而是以人类为中心，因此始终注重和强调对耕地资源的合理的、可持续的利用，以及对可再生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三、 与土地开发利用相关的行为模式
1.主动适应自然而非盲目对抗自然或消极应对自然的农业生产系统
中国农业发展首先主张“顺天时”、“量地利”，反对“任情反道”。四时节气的运行是否正常，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天时的运转并非人力所能掌控，人类能做的就是仔细观察、认真总结自然规律，以不失农时为要。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孟子·梁惠王上》)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历法学，在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过程中得到发展，“观天授时”是历代统治者的首要政务。同样，耕地的地势高下、土质软硬、养料肥瘠、水分干湿等自然条件，决定了它们的利用形式，农业开发者不可不察。如果违背自然规律，随意处置，就会像“入泉伐木、登山求鱼、迎风散水、逆坂走丸”(《
齐民要术》)一样，必然劳而无功。
在中国，治水实际上就是争夺生产季节和改天换地的活动，是中国农耕文化中人类主动适应自然的突出体现，充分展现了我们祖先伟大的勇气与智慧，同时也使得人类对自身的能力有客观的估计。从大禹治水以来，中国就形成了大兴水利的传统，一为防洪，二为抗旱。许多工程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如成都平原上的都江堰。
2.可持续的产量优先而非生产效率优先的生产模式
由于土地在中国始终是一个十分紧缺的资源，中国的农业生产一直关注耕地的保护问题，力求在高强度的土地开垦与作物种植的同时保持耕地的可持续利用。中国的传统农业被认为是一种对自然环境破坏相对较小的循环式农业，它有效地延缓了环境问题的速度，使中国的农业与环境保持着较长时间的动态平衡。
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最基本的特征之一，我国传统要求农民 “敬时爱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不死不舍”地在土地上耕作，通过精耕细作，“是人有加倍之功，地有加倍之力，成熟之日亦有加倍之收矣”。中国古代不乏优秀的技术发明，这些技术都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但许多技术因影响耕作质量、降低作物产量，或对耕地有较大的破坏，因此不被我国的传统农业所接受。因此，在农业生产的选择模式上，中国古代没有走用农机具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道路，而是不惜牺牲劳动生产率，选择能够提高产量且对土地破坏更小的、投入尽可能多的人类劳动的精耕细作的生产模式，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是表现为生产率的提高，而是表现为精耕细作水平的提高。
为解决在农业生产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保护耕地和保持土地肥力问题，中国在其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发明了一系列生产技术措施。在2 500年前的战国时期，人们发明了人工施肥法和轮作制来解决因土地持续耕作、利用强度过大而造成的土地肥力降低的问题；1 000多年前，人们广泛采用了梯田耕作法，有效地减少了土地开发带来的山地水土流失问题；3 000年前人们在稻田里养鱼，近500年来，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分别发明了基塘生产模式，通过物质的循环利用维持土地肥力同时消除污染。
3.粮食生产优先而非效益优先的种植策略
人多地少所造成的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造就了小农经济传统的“农业中国”，土地在中国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最基本“生存资料”而非“生产资料”。在传统农业社会的中国，农业生产不是以赢利为目的，而是为了温饱，并且温饱问题的有效解决是以放弃对经济利益考虑为代价的，重农抑商被历代政府定为基本国策。因此，中国尽管有大量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但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一直是相当低的，这一点在中国当今的农业生产中也还有突出的表现，过去2 000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没有明显提高。汉代每个农业劳动力年生产粮食约1 000kg，全国人均年占有粮食320kg；而2 000年后的1978年，中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年生产粮食约1 081kg，全国人均年占有粮食318kg。
4.节俭积贮而非奢侈浪费生活方式
中华民族历来以节俭为美德，对奢侈行为痛加挞伐，因为如果不注意节制欲望，祸患必然不远。对于中国的百姓来说，水果并非必需品，穿丝衣和吃肉食尚都算是奢侈品。在中国的农业中，粮食生产限制和排斥了果树、葡萄等园艺作物的生产，限制和排斥了与种植业相对独立的畜牧业等的发展。孟子说，在理想状况下，也就是国君能施行仁政、不夺农时的话，普通百姓上了年纪的人就能穿上丝衣，吃上肉食了(“五十衣帛”、“七十食肉”，原文见《孟子·梁惠王上》)。为应对频发的自然灾害，中国历代政府都非常重视常平仓等储粮赈灾机构的设置和运转，成为一项重要而经久不衰的救荒政策，这是节俭思想在国家职责层面上的反映。
四、 结论
中国古代承认自然环境限制作用，强调在此前提下主动地适应自然环境，从以人为本的基点出发去保护自然环境、追求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上述思想在许多方面与目前人类追求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相吻合。
基于对中国古代人地关系的认识，中国传统农业支撑起了延续数千年从未间断的中华文明，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古代农业生产行为模式，如主动适应自然而非盲目对抗自然或消极应对自然的农业生产系统、可持续的产量优先而非生产效率优先的生产模式、粮食生产优先而非效益优先的种植策略、节俭积贮而非奢侈浪费生活方式，这是一笔弥足珍贵的遗产。
对于目前中国农村未来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例如，如何正确认识人类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如何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如何看待中国土地的 “生存资料”抑或“生产资料”属性、如何处理富裕与节俭的关系等，先民的许多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都无愧于我们的榜样，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学习。
[本文作者方修琦(1962—)，男，吉林前郭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环境演变影响与适应、自然灾害和地理学史的研究]
[责任编辑 许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