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外媒体报道，2006年11月，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祝光耀在第11届世界生命湖泊大会(11
th Living Lakes Conference)上公布了这样一个情况：在过去的50年内，中国天然湖泊共消亡了1 000多处，平均每年消亡20处。他还特别指出，素有“千湖之省”美誉的湖北省，1950年以后，原有的大小为1平方公里以上的522个湖泊中，消亡了217个湖泊，减少湖泊面积2 438平方公里，而湖泊总面积较50年前减少了34%。祝光耀说，无节制的围湖填湖、水资源的过度使用、水质污染、水富营养化等造成的生态破坏，是保护湖泊湿地的最大敌人；尤其因湖泊周围的过度开发，致使原本很大的湖泊分割成数个小块湖泊，生态圈自我调节能力下降，这是湖泊湿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参加此次大会的世界自然基金会(GNF)总裁Marion Hammary则认为，“世界几乎一半以上的天然湖泊都在遭受农耕活动的破坏。天然湖泊状况的恶化是人类所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之一”。
应该说，按照湖泊学理论，湖泊自然演变的结果必然是走向消亡的。如此看来，湖泊消亡问题似乎并不值得格外关注。然而，有关湖泊消亡的问题，今天之所以会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是因为该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现实价值。以我国为例，据有关数据，我国拥有的淡水资源只占全世界淡水资源的7%，我国需要用7%的淡水资源来解决全世界22%人口的饮水需要。湖泊既是我国淡水资源十分重要的储存形式，而相当部分的湖区同时又是我国最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之一。因此，保护湖泊环境，延缓湖泊的消亡速度，保持湖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既吃饭，也喝水”，对我国来说，意义显然极为重要。祝光耀所说的是过去50年我国湖泊的大致变化情况，那么，在此之前，我国湖泊变化的大致情况如何?引起湖泊消亡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可以说，这方面的研究过去有过一些，但仍然存在不少空白，甚至是十分重大的空白。近十多年来，笔者由于先后研究我国南方珠江流域、长江流域等地历史地理与环境变迁方面的有关问题，对于该区域历史时期的湖泊消亡问题一直比较关注。在过去的有关论述中，我曾经认为，在我国气候湿润的南方地区，绝大多数湖泊的消亡原因主要在于农耕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展和强度的不断加大，而且，我也举出过几个例证对该观点进行说明(周宏伟《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但没有进行比较系统的总结、评论。在此，借笔谈的机会，把我收集到的属于我国南方区域的一些由农耕活动所引起的湖泊消亡(含整体消亡与部分消亡)材料，选出一些鲜为人知的重要个案，略作说明，以期引起学界和社会对我国历史时期以来湖泊消亡问题的关注。
一、 珠江流域的例证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珠江流域高温多雨，这里应该不乏碧波荡漾、野草丛生的水乡泽国。但是，打开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普通彩色中国地图，在广阔的珠江流域，可以说找不到一片代表湖泊水体的淡蓝色——这意味着当时的珠江流域是不存在任何较大规模的自然、人工湖泊的。珠江流域是不是从来就是如此?对于清以前珠江流域的湖泊水体情况，虽史料疏略，难知其详，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记载。例如，据《
元和郡县图志》卷34，北江流域的乐昌县城附近当时有一个“周回三十五里”的“沧湖”，这个湖泊到明代仍然存在，因为《
读史方舆纪要》卷102中还有记载。可是，我们今天再也不能找到沧湖的影子，除了还有一座古老的可供人凭吊的沧湖桥。
对于沧湖消失的原因，笔者没能找到很直接的文字材料。不过，从清人留下的有关记载中，我们倒是能够发现该区域类似沧湖的水体趋于消亡的原因——农耕活动。比如，早在18世纪的雍乾年间，粤东北嘉应州(治今广东梅州)的农民，为扩大耕地面积，以“图目前升科小利”，竟然把“灌田养鱼两不相妨”的水塘也“垦而为田，塘不蓄水，或仅存小沟”(光绪《嘉应州志》卷5引)。同样，嘉道之际的粤中惠州府永安县(治今广东紫金)农民，也放任境内的大量水塘“湮塞为田”(道光《永安县三志》卷1)。广东山区的塘大小不一，尽管有相当部分的塘与沧湖这样的湖泊并无本质差异，但一般而言，面积不如沧湖那么大。相比起来，属于广义珠江流域的粤西遂溪县(治今广东遂溪)特侣塘，其情况可能与沧湖更为接近。
在北宋的时候，水面面积大概有5 000亩的特侣塘，已开始发挥灌溉作用。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曾对该塘进行过大规模维修。清朝建立前夕，特侣塘的水深已经变浅。进入清雍正年间，特侣塘的水深变得更浅。到嘉庆年间，特侣塘的大部分区域已发展到“塘田不分”，灌溉系统完全瘫痪。本来雷州半岛的数万亩沿海“洋田”要依赖特侣塘水灌溉，特侣塘的消失，自然使得这样的作用再无从发挥(道光《遂溪县志》卷2、道光《广东通志》卷118)。今天，在特侣塘的故地，可以见证该塘变迁历史的同样只留下一座规模不小的大概跨越古特侣塘的石桥——百丈桥。
二、 长江上游流域的例证
尽管长江流域的年降水量不比珠江流域多，但由于长江流域有不少地势低洼之处，因而，相比珠江流域较大面积湖泊的屈指可数，长江流域上规模的湖泊可谓为数众多。长江流域湖泊数量虽多，但从今天的分布情况看，却极不均衡：上游地域广阔，可除滇池、邛海、泸沽湖、草海、程海等众所周知的几大湖泊水体外，偌大的四川盆地竟然全无湖泊踪影；中下游地域较狭，虽已无“千湖之省”旧观，但鄂、湘、赣、皖、苏诸省，湖光粼粼、水面浩渺之处尚多。当然，历史时期长江流域的湖泊状况远较此景为盛。
先看上游四川盆地。长江及其支流流经海拔不高的四川盆地而没有壅水成湖，过去，我一直有些迷惑不解。经过近几年对长江流域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我终于发现，历史时期四川盆地本来是多有湖泊的，只不过千百年来，由于它们的身影若明若暗，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认真注意和正确解读。古代成都平原上的“滇池”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
对于史籍中的滇池，自来研究者都以今云南昆明附近的滇池当之。其实，这样简单的古今对接是很不严谨的——由此造成了西南古史研究中很多无法解释的谜团。笔者在对古代西南地区的历史文献进行系统分析后，发现战国以至汉初，史籍中的所谓滇池皆在今成都平原，滇池盛时湖泊面积约在700平方公里以上——这大约是成都平原面积的十分之一。这个巨大的水体大约在6世纪前后才基本消亡。滇池(江沱、万顷池)之所以在不足千年的时间内会出现沧桑巨变，除了岷江带来的泥沙淤积，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成都平原地区开展大规模农耕活动所带来的影响。比如，位于成都平原上的众所周知的著名水利工程都江堰就兴修于秦代。蜀守李冰兴修都江堰对滇池产生的主要影响是什么?那就是由于李冰把岷江“堰其右，捡其左，其正流遂东”，减少了岷江进入滇池的水量，这样，造成滇池的水面积不可避免地缩小。而后来汉蜀守李严“凿天社山，寻江通道”，又导致湖泊出水口流量的加大，自然进一步使滇池的水面变小，水深变浅，直至彻底消亡。从此，成都平原才“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也”(上引内容俱见《
水经注》卷33《江水》)。显然，如果不是为了成都平原农业活动的顺利开展而进行这些治水活动，滇池当不至于消失得这样快。在成都周围，古代还有龙堤池(万岁池)、千秋池、柳池、天井池等面积较小的湖泊，可惜，最迟到清前期，这些湖泊也先后变为人们耕种农作物的沃土了。(周宏伟《“滇池”本在成都平原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5期)
类似的情形在四川盆地的其他区域也有出现。例如，四川盆地腹地的阆中市，汉代境内有彭道将池、彭道鱼池二湖(《汉书·地理志》)；到晋时，彭道将池被称为彭池大泽(《
华阳国志》卷1)，似乎面积比以前加大，这可能是人工修堰的结果，而彭道鱼池已不见记载，可能已经消亡。彭池大泽在唐代应该还存在，但唐以后似乎就销声匿迹了。彭池大泽到底有多大?它是如何消失的?从当地的地方志中，笔者找到了这样一段记载：“彭道将池在(阆中)县南十五里，今之七里坝也。坝在四山之中，横阔七里，故有是名。自汉至唐，堰大斗小，斗之水灌田，后堰坏遂成平陆”(咸丰《阆中县志》)。显然，彭池大泽在汉唐时代发挥过重要的灌溉作用。可是，对于这样一个具有重要灌溉作用的区域自然人工湖泊，当地怎么就会任其 “堰坏”而“成平陆”?难道不能够兴功修复坏堰?这说明，“堰坏”可能并不是年久失修所致，而很可能是当地人有意为之，因为，他们极可能看中了湖泊失水后所形成的上万亩肥沃“平陆”——在山峦起伏的四川盆地腹地，如此大面积的平陆确实不多见!
四川盆地的湖泊多因农耕活动而消失，四川盆地的周围山地、高原也不乏这样的例子。云南昭通坐落于云贵高原乌蒙山区的一个较大坝子，今天这里除了有不大的河流从红土坝子中缓缓流过，并无可以称之为天然湖泊的水体存在。可是，在汉晋时代，这里的自然环境条件并非这样。《
太平御览》卷791引《永昌郡传》云：“朱提郡在犍为郡南千八百里，治朱提县(今昭通)。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池泉水，棘人名千顷池，又(有)[名]龙池，以溉种稻。"类似的说法另见于《华阳国志·南中志》。甚至晋张载注《蜀都赋》时，还记下了该池的大小，他说“朱提有灵池，在县南数十里，周四十七里”(《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综合这些记载来看，汉晋时代今昭通一带存在一个面积不小的湖泊千顷池(龙池、灵池)是无可疑问的。那么，千顷池是什么时候由什么原因而致消失?现在看来，千顷池(清代称正海)应该是在清代才消失的。因为，据当地学者研究(李正清《朱提的由来及其它》，《昭通师专学报》1979年1期)，大概在清嘉庆年间，当地人先是开河泻水而致池涸，继则垦殖池地而为农田。也就是这样，千余年前的千顷池水，千余年后一变而为千顷粮田!
三、 长江中下游流域的例证
长江进入中下游地区，湖泊数量突增。从学界的研究现状来看，应该说，人们对历史时期以来该区域湖泊，尤其是洞庭湖、鄱阳湖等著名湖泊的盈缩变化情况是了解得比较多的。但是，对于历史时期该区域的其他湖泊，尤其是一些中小规模湖泊的兴废过程及其主要原因，人们的了解似乎十分有限，甚至可以说茫然无知。在此，笔者试举几个相关例子。
楚人的统治中心是在楚武王的卒年(前689年)从丹江流域迁至江汉平原西部的沮漳河流域的。沮漳河流域成为楚人新的统治中心所在地。为了发展农业，楚人很早就在这里开始了改造河湖水体的活动。楚人是把湖泽称为“云”、“梦”的(周宏伟《“云梦”释义》，待刊)。人们熟知的《尚书·禹贡》中所谓荆州“沱、潜既道，云、土、梦作”，其实就是讲来到江汉平原的楚人一方面兴修河湖水利工程，一方面又把某些小的湖泽排干耕种的情况。楚庄王时(前613—前591)令尹孙叔敖的治水事迹在后世甚为知名，而他的主要治水事迹之一为“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也" (《史记·循吏列传》集解引《皇览》)。这大概也就是指利用沮水下游的低洼地形，分流沮水，使之形成为一个自然人工湖泊，汛期蓄洪，旱时蓄灌。这个被称为“云梦大泽之池”的湖泊当时面积应当不小，以至于到近千年后的晋代还有存在。《晋书·地理志下》荆州编县(治今湖北当阳东北)条下所记的“云梦官”，显然就是为专门管理云梦大泽之池而设置的——编县云梦官早在晋之前500余年的西汉已置(《
汉书》卷28上《地理志》)，由其延续时间之长亦可见其职责重要。然而，再往后，我们就不能找到这个大泽的任何信息了——这个大泽应该是在晋以后被排干而变为耕地的。
如果说沮漳河流域云梦大泽之池的消亡原因不甚明了，那么汉水下游马骨湖急剧萎缩的原因则略显清楚些。马骨湖本是古代江汉平原上具有洪水调节功能的一个重要湖泊，《水经注·沔水》即说“大氵产、马骨诸湖水，周三四百里，及其夏水来同，渺若沧海，洪潭巨浪，萦连江沔”。由此估计，晋宋时萦连江沔的马骨诸湖，面积应有一二千平方公里。可是，到二三百年之后的唐代，马骨湖的情况如何?唐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卷21留下了这样的记载：“马骨湖，在(沔阳)县(治今湖北仙桃旧沔阳)东南一百六十里。夏秋泛涨，淼漫若海；春冬水涸，即为平田。周回一十五里。”尽管“周三四百里”的马骨诸湖与“周回一十五里"的马骨湖并不完全可比，但毕竟二者之间的差距太大。造成马骨湖急剧萎缩的原因何在?应该说，除了围湖造田之外，很难找到更有说服力的原因：唐时当地农民可能已不满足于“春冬水涸，即为平田”的季节性种植了! 唐以后，马骨湖已完全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例如宋人《
太平寰宇记》中仅仅留下了一个说不上是否与马骨湖有联系的“马骨坂”地名。
笔者的老家位于湘江下游流域。老家附近有一个不大的地名叫“云湖桥”(镇)，约在今湖南湘潭西30公里。以前，尽管我早就知道这个地方并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湖泊，但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地名的来历。直到早些年读《
元和郡县图志》卷29时，不经意发现其中的湘潭县下有如此的记载——“涓湖，溉良田二百余顷，县西七十里”，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今天的云湖桥，其名称的渊源竟可以追溯到千数百年前的这个涓湖(方言中，云、涓二字音略近)!唐代的涓湖既然可溉田200余顷(20 000余亩)，想来当时应是湘江流域一个面积不小的湖泊。可是，今天这里平坦的河流宽谷地表面，除了弥望的稻田、蜿蜒而过的湘江支流涟水，或许是古涓湖残留下来的断续约5公里的一线弧形水塘，我们很难再发现与涓湖相关的任何痕迹!看来，涓湖的消失，应该同样是由农耕活动所致。
如果说长江中游是楚文化区，那么，长江下游显然可称为越文化区。借助遥远而神秘的古代越文化线索，我们可以设法“挖掘”出一些沉埋史籍中甚久的长江下游区古老湖泊的历史信息。皖江边的安徽芜湖是一个著名的城市。我们知道，今天的芜湖是面江而不滨湖的。那么，芜湖的地名是怎么来的?这是因为，芜湖在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置县时，县治是在今芜湖市东约30公里的当涂县黄池镇的，而黄池镇就是在古芜湖边。唐李吉甫说：“芜湖水，在(当涂)县(治今县)西南八十里，源出丹阳湖，西北流入于大江；汉末湖侧亦常置芜湖县”。可见，汉时的丹阳湖，其西线湖岸应该在黄池镇附近，而唐时丹阳湖虽仍“周回三百余里”，但较汉时应已缩小(上引文俱见《
元和郡县图志》卷28)。其实，丹阳湖在汉代应该又叫芜湖，芜湖在古越语中本是大湖的意思。(周宏伟《“三江”“五湖”正义》，见《长江流域森林变迁与水土流失》，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145页)后人释芜湖，有谓“以其地卑，蓄水非深而生芜藻，故曰芜湖”(《
太平寰宇记》卷105)者，当为附会之说。芜湖、丹阳湖也就是今石臼湖的前身，今石臼湖的西岸线离黄池镇近30公里，这说明千余年来，古丹阳湖的面积已大为缩小。今石臼湖西面广袤的农田，应为晋以降人们围垦湖泊的结果。
众所周知，长江三角洲区域最大的湖泊是遐迩闻名的太湖。在春秋时期，太湖又名“五湖”，与芜湖的读音几乎一样。当然，五湖也是来自古越语记音，亦为大湖的意思。(周宏伟《“三江”“五湖”正义》，见《长江流域森林变迁与水土流失》，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145页)不过，春秋时期的太湖相比今天的太湖面积可能还要大得多，今太湖西北面的湖、长荡湖等可能也是属于古太湖的一部分。历史时期太湖面积的缩小，除了海平面下降所带来的可能影响，应该同样与历史时期的农耕活动有密切关系。《
越绝书》卷2有云：“无锡湖者，春申君治以为陂，凿语昭渎以东到大田。田名胥卑。凿胥卑下以南注大湖，以写西野。”所谓春申君凿渎“以南注大湖，以写西野”，显然，是说把位于太湖西北面无锡“西野”的大片湿地排干为田以开展农业活动。
就笔者所知，历史时期我国南方由于农耕活动而导致湖泊萎缩以至消亡的例子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再赘述。最后，需要简单回答的是，为什么农民们会热衷于垦湖为田?窃以为，可能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由于湖泊淤浅，这当然与南方地区历史时期水土流失的加剧趋势有关，人们有可能通过某种技术手段把湖水排干为田；一是湖水排干而形成的大片田土土质肥沃，容易灌溉，种植农作物能够取得较好收成。既然能够以较小的投入而获得较大较长远的收益，那么，在传统农业社会，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民之垦湖为田行为也就无可厚非。不过，这倒是可以给我们今天某些南方湖区的农业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早些年，由于种田的负效益，我国南方湖区不少农田抛荒。近年，由于国家取消了农业税，种田变得有利可图，湖区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原本荒弃的田地又得到复耕，甚至局部地区还有与水争地(如无水种，有水弃)的现象出现。因此，如何促使湖泊保护与农业协调发展，应是我们今后需要认真研究、对待的重要课题。
[本文作者周宏伟(1965—)，男，湖南宁乡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与环境变迁的研究]
[责任编辑 许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