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研究：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专题讨论)］人类活动的影响导致了毛乌素沙地向南扩大吗？
作者：邓 辉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 第05期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位于内蒙古中部，鄂尔多斯高原南部的毛乌素沙地，是我国十二大沙区之一，总面积39 835km，约占我国沙漠总面积的3.6%。由毛乌素沙地向南，逐渐过渡为陕北黄土高原。毛乌素沙地与陕北黄土高原的交界带，属于中国北方生态过渡带的中段，也是生态环境的敏感带或紧张带。由于长期的过垦、过牧，以及自然环境本身的变化，土地沙漠化现象非常突出，是一个人地关系非常紧张的地区。
毛乌素沙地及周边地区的环境变迁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侯仁之先生为首的历史地理学工作者就在这一地区先后开展了有关统万城、城川城(唐代新宥州城)、榆林城的环境变迁研究工作。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众多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开展了毛乌素沙地的环境变迁研究工作。但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对毛乌素沙地自然环境的影响仍存在不同的看法。如，有些学者认为，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解放前250多年来，沙漠向南扩展了60多公里”；“明代毛乌素沙地的南缘基本上没有突破长城，……这一带沙区的充分发展应是在明末以后”；“毛乌素沙地自汉代以来，严重沙漠化土地向西南或东南迁移达150公里”。而有些学者则认为人类活动的影响并没有这么大，毛乌素沙地在过去250年里的变化并非如此。
毛乌素沙地在过去几百年时间里究竟有没有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发生沙漠向东南或西南扩展的现象?如果有，它的扩展速度有多快?扩展的规模有多大?沙漠扩展究竟是属于整体的现象还是局部的现象?弄清楚这些问题，不单纯是为了解决学术上的争论，更重要的是为了解决生产实践的需要。只有正确地回答了这些问题之后，才能正确地制定出保护和恢复当地生态环境的法规和政策。
从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角度看，比较半干旱地区流沙(或沙漠)的扩展或收缩现象，首先必须选择可靠的地理参照物，只有确定了地理参照物，通过地理参照物的比较，才有可能分析出流沙(或沙漠)扩展的范围和规模，也才有可能揭示出环境变化后面的影响因素。以往的研究工作，恰恰忽略了区域地理参照物的选择和比较，这是导致研究者之间产生不同看法的主要原因。
根据我们在毛乌素沙地南缘地区的调查，分布在毛乌素沙地南缘的明代大边长城，许多地段存在程度不同的覆沙现象，有些地段的明大边长城，则被黄土冲沟切断。这些明长城沿线的现代景观特点，与历史文献记载的景观特点有不同程度的差别。可见，分布在毛乌素沙地南缘地区的明长城遗存，不仅是历史上的军事防御工事，同时也是反映区域环境变迁的重要地理参照物。通过确定明长城遗存的准确地理位置和空间走向，复原其修建初期城墙沿线的自然环境，对比古今地理环境的差异，就可以比较客观、准确地揭示出历史时期以来当地环境变迁的过程，以及流沙(或沙漠)扩展或收缩的规模与范围。
最近，我们选择明长城为地理参照物，开展了一项关于历史时期毛乌素沙地南缘流沙分布界线的研究工作。我们首先利用历史文献，逐段复原了明大边、二边沿线的流沙空间分布，然后将明清时期流沙分布南界与现代流沙分布南界做了对比。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明代以来，毛乌素沙地的分布南界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大规模的南移现象，毛乌素沙地南部地区流沙分布的基本格局在过去的500年间并没有变化，仅仅是在个别地段出现了局部的、小规模的流沙扩展现象。
如何来解释这个与长期流行的说法不同的现象呢?从自然地带性和非地带性的角度来看，毛乌素沙地南缘地区流沙——黄土、森林草原——草原的分布格局，属于地带性的自然特点，主要是由地带性的自然要素，如降水、植被、土壤等因素决定的。毛乌素沙地内部，流动沙地、固定沙地、梁地、滩地、草甸等景观类型镶嵌分布的格局，则属于非地带性的自然特点。要想达到正确认识明代以来毛乌素沙地环境变迁过程的目的，必须要区分地带性的环境变化和非地带性的环境变化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毛乌素沙地流沙分布的南界，主要是由地带性自然因素，如降水量、植被、土壤等因素决定的；其次，流沙分布的南界，又受到非地带性的自然因素，如山地和河流走向的制约。明代以来，甚至包括整个历史时期以来，人类活动都是在这个自然地理背景之上展开的。与自然的影响因素相比，人类活动对流沙分布界线的影响，是次要的。
明代以来，毛乌素沙地及周边地区，人类活动的强度，一直是在不断增加的。但是，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在地带性和非地带性环境中的表现却是截然不同的。根据我们的研究，人类破坏地表植被、不合理的耕作和放牧活动，在非地带性隐域环境中产生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主要表现为流沙面积的增加和草地、湿地面积的减少。但是，人类活动对地带性显域环境的影响，却并不显著，主要表现在受自然因素控制的流沙分布南界，自明代以来，基本没有变化。因此，前面所引述的一些观点，如，“解放前250多年来，沙漠向南扩展了60多公里”，“毛乌素沙地自汉代以来，严重沙漠化土地向西南或东南迁移达150公里”等，是值得商榷的。这些说法，没有区分地带性环境变化与非地带性环境变化的差别，把人类活动造成的非地带性的或局部的沙漠化现象与整体的、地带性的沙漠扩张相混淆了。
我们的研究还显示，明代以来，毛乌素沙地流沙面积的增加，主要还是发生在原有流沙分布南界以北，即明“大边”、“二边”长城之间的原有流沙分布区之内。明代在这个地区之内，并非全部为流沙所占据，而是流沙、草地、湿地镶嵌的景观，这个景观特点可以从明代长城沿线的“屯田”、“草场”、“夹道米粮地”的空间分布特征推测出来。人类不合理的活动对这里的非地带性自然环境影响很大，导致区域内部流沙的比例有较大的增加，但这种变化，是属于非地带性的环境变化，根本不同于地带性的沙漠扩展。
我们刚刚完成的这项研究工作，不仅初步纠正了一个在学术界长期流行的错误观点，从研究方法上来看，也算是一次关于区域历史地理研究方法论的新探索。正是由于在研究工作中充分利用了遥感分析手段，并结合了地貌学、第四纪环境学及植被生态学的分析方法，才有可能定量或半定量地复原和对比古今流沙分布的界线，揭示其影响因素。
根据我们近些年的工作，可以肯定地说，在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开展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研究工作，如果历史地理学者继续发扬传统的历史文献优势，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充分结合考古学、地貌学、第四纪环境学、植被生态学及现代遥感技术，必将会大大提高区域环境变迁研究工作的准确性和客观性。这种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思路和研究的方法，对于促进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发展，无疑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本文作者邓辉(1964—)，男，四川成都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时期环境变迁、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责任编辑 许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