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北干旱地区历史地理的研究中，有人认为古代这里的自然环境曾经相当优越，远非今天这样干旱，其河流水量远较今日丰沛，如昔日烟波浩渺的罗布泊、居延泽等，今天已经干涸。《甘肃古代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卷首第二节《历史时期的自然环境及其变迁》写道：“在西汉时，疏勒河水量远比现代丰富，当时汉政府曾利用它把军粮运到玉门关以东不远的河仓城，而现在的这条河，河水尚未流到敦煌县境就已干涸了。”还有学者认为，今天敦煌莫高窟前流过的大泉河这股细小渠水，与《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所记之“碧波映阁”的大泉河水，已有使人惊奇的悬殊变化，唐时的水量比今天大得多，足以使莫高窟的楼阁在碧波中反映出来。
古代西北干旱地区河流的水量果真比今天大得多吗?乍看起来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即拿敦煌地区来说，除上述所举例证外，笔者还可举出一些似乎更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如撰于盛唐时期的敦煌文书《沙州都督府图经》(P.2005)载，沙州(即敦煌)“州界辽阔，沙碛至多，咸卤、盐泽约余大半”；“流觞曲水，花草果园，豪族土流，家家自足”。该文书还详记分布于敦煌的东、西、北三爿盐池水、东泉泽、
里泽、大井泽、兴胡泊、鱼泽等泉泽状况。撰于唐、五代时期的《沙州图经》(S.0788)、《沙州城土镜》(R.2691)、《敦煌古迹廿咏》(P.3929)等文书亦有类似记载。《沙州图经·寿昌县》(R.5034)、《沙州伊州地志》(S.0367)、《寿昌县地境》等文书又记有唐、五代沙州寿昌县(今敦煌市南湖乡)境内的大泽、曲泽、寿昌海、龙勒泉、龙堆泉等泉泽。由此看来当时敦煌地区泉流丰盈，湖沼范围颇广。如州北的大井泽“东西卅里，南北廿里”；
里泽亦面积不小，“东西十五里，南北五里”；疏勒河下游的兴胡泊(今哈拉诺尔)“东西十九里，南北九里，深五尺”，俨然是一较大水库。而今天这些湖泽已经干涸，有的则退化为盐渍草甸。但是据这些材料是否就能够说明当时敦煌的水量比现在大为丰富呢?答案却又是否定的。
敦煌位处极旱荒漠区，年降水量不足40毫米，年蒸发量高达3 000毫米，干燥度接近20，从事农业唯灌溉是赖。敦煌地区的水源主要来自祁连山脉南麓发源的党河，据《汉书·地理志》、敦煌文书等知，该河汉代名氐置水，唐五代名甘泉水，《
敦煌录》(S.5448)释其名为“以其沃润之功，俗号甘泉”。党河年均流量为11.2立方米/秒，敦煌绿洲的形成发育以及敦煌文化的繁荣全赖此河滋润哺育之功。此外敦煌北部还有疏勒河流过。
党河、疏勒河的水量主要靠祁连山区的冰川雪田融水和降雨补给，而河流水量的大小变化又主要受山区大气降水的影响。笔者曾研究得出，河西地区近两千年来气候的干湿状况虽屡有波动，但波动的幅度是不大的，气候波动所引起的河流水量的增减幅度也是不大的(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气候干湿状况变迁考略》，《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4期)。其实早在上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在塔里木盆地和河西走廊探险考察时就曾注意到气候状况。他说这里在整个历史时期是被相同的地理条件所统治着的，这里的古文献保存得如此完整，证明两千年前气候如今日一样干燥，即是说这里古代聚落的废弃不是由于中亚的干旱；尼雅遗址中数以百计的3世纪的木简只有在其后16个世纪的过程中，在气候与现代一样干燥的情况下才能毫无损伤地落到我们手中(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London，1912)。当然斯氏的这一看法主要是凭其感觉得出的，他并未就此展开论证，实际情况也并非如斯氏所说气候的干湿状况一直没有变化，而应准确地说干湿状况的变化是不大的，它未能引起这里地理景观的多大改变。尼雅的木简毫无损伤，敦煌、居延等地亦有大量古代简牍、文书的完好出土，亦为这一论点的明证。据之看来，由于近两千年来气候干湿状况本身变化不大，敦煌党河、疏勒河的水量就不至于发生太大的变化。
河流水量的变化除主要取决于气候状况外，也应与流域内植被状况以及人类活动对植被的影响和破坏有一定关系。流域内森林的破坏和植被覆盖度的变化是否会影响河川流量的问题，曾在学术界展开过热烈讨论。老一辈著名地理学家原中国地理学会会长黄秉维先生撰文认为，森林等植被不能使林区及邻近地区降水增加，他举出1967年国际森林水文学术讨论会上的材料谈到，希伯尔特在会上汇集了全世界所有记录加以分析，认为砍伐森林一般地会增加河流全年流量，而并非减少河流水量，因而那种“有林就有水”、“向林要水”等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黄秉维《确切地估计森林的作用》，《地理知识》1981年1期，1—3页)。当然也有些学者持与之不同的看法。笔者亦曾就这一问题发表意见，提出了三点认识(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3—184页)，总的看法是河流水量的变化虽与流域内林草植被的状况等有一定关系，但是决定河流水量的主要因素并非植被，而是气候状况，就连植被本身的天然分布、林型、林分、林相等自然状况也主要是由气候决定的。
既然河西近两千年来气候干湿状况本身变化不大，又何以解释敦煌文书等所描述的那种水流丰沛的情形呢?是这些记载不可靠吗?否!问题的关键并非河流的水量古今有大的变化，而在于古今对河流水量的使用、分配存在着重大差异。古时农田耕种面积远较今日为小，如笔者曾考得堪称河西走廊农业开发史上辉煌时期的盛唐(开元、天宝年代)，河西拥有的耕地总亩数约合今三百二三十万市亩左右(含军屯面积、民屯面积、非屯田性质的民田面积、寺院田亩面积，以及职田、公廨田、贵族官吏受田面积等)，约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河西表报耕地面积1 000万亩的1/3许(李并成《唐代前期河西走廊的农业开发》，《中国农史》1990年1期)。农田面积既小，其灌溉需水自然就少，而河流的来水量又大体上是差不多的，古今相去不远；如此古代河西纳入农田灌溉的水量就远较今日为小，则河流流注下游尾闾湖泽的余水必然远较今日为大，地下水位亦较今日为高，这样一来古代湖泽、池沼、湿地的面积自会比今日大出许多，党河、疏勒河下游亦有余水泄入罗布泊中。今天党河、疏勒河的来水(包括地表、地下径流)几乎全部纳入绿洲灌溉系统之内，其尾闾自然断流，昔日的大井泽、
里泽、大泽、曲泽、哈拉诺尔等，以至罗布泊均已干涸。但决不能据此来论断这些河流的水量就比古代大大减少。
至于流经莫高窟前的大泉河(亦名宕泉河)水量，古今亦无大的变化，更无使人惊奇的悬殊变化。该河源自莫高窟南10公里许的大泉，泉水自山崖间渗出，汇而成流，其地质构造和水文条件决定该河本身流量就细弱，现代如此，古代亦然。查敦煌遗书和其他一些史料知，该河除浇灌窟前小片菜地外，从未用于大田灌溉，而主要供住窟僧尼等的生活用水，说明其流量之小。唐代固然可以“碧波映阁”，今天尽管用水量有增，但“碧波映阁”的情景并不鲜见，如《甘肃旅游》1997年第1期封面上就登载了莫高窟九层楼“碧波映阁”的彩照，巍峨的楼阁在碧波的倒影中更增添了几许亮丽。每年六、七月间大泉河甚至还多有山洪暴发。因而仅仅根据“碧波映阁”四个字是难以说明所谓古今水量悬殊变化的。
不仅敦煌如此，整个河西走廊三大内陆河系的水量古今亦无多大变化。今天我们之所以感到水源短缺，似乎河流的来水少了许多，下游终闾湖泊干涸，流域地下水位也不断下降，究其原因，亦主要在于今天的人口和耕地面积较之古代大大增加，需水量自然数倍于前。如自公元前2世纪后期农业人口迁入河西走廊后直到清代中叶，河西的人口规模一般不超过100万，耕地面积最多的清代中期也未超过600万亩，祁连山诸河系的来水养育这些人口、滋育这些土地当然绰绰有余，除满足农田灌溉外，富余的水流还能注入猪野泽、居延泽和罗布泊等终闾湖泊，绿洲地下水位亦高，湿地面积亦广。而今天河西走廊的人口接近500万，绿洲农业灌区的人口密度超过450人/平方公里(河西共有绿洲面积约11 000平方公里)，不仅如此，河西每年还要输出约13亿公斤的商品粮(粮食商品率高达46%)，以及大量的瓜果、油料、蔬菜、棉花等。河西地区以其占全省184%的人口、19%的耕地，生产了占全省32%的粮食、42%的油料、90%的棉花、87%的甜菜、28%的瓜果和30%的肉类，同时在钢铁、有色冶金、石油、交通、旅游等方面，亦在全省乃至全国占有重要地位。这些产业的发展无疑都要消耗大量的水资源，再加上大量人口的生活需水，使本来就有限的水源焉能不捉襟见肘，哪里还有余水流到下游终闾湖泊，猪野、居延等泽怎么能不干涸!
注入罗布泊的塔里木河、孔雀河、车尔臣河等流域一带的状况亦与河西相似。新中国成立以来这里人口增加不少，加之成批的军垦官兵等的移入，特别是在其中游一带大兴农垦，大量的河水被截留灌溉，甚至于一度时间还用漫灌的方式大面积种植水稻，创造“塞外江南”，同时工、商、牧各业亦高度发展，需水量遂大大增加，致使下游注入罗布泊的水量锐减乃至断流，“上下天光，一碧万顷”遂成往事。显然，罗布泊的干涸并非是塔里木等河流本身水量的显著减少，而在于建国以来河流上中游地区人为用水量的大大增加。
需要说明，本文所论主要是就河流总的水量状况而言，认为其古今并无太大变化，当然如就其上中下游不同河段在不同时段的水量来看，其变化则是显然的。正如本文以上所云，由于今天党河、疏勒河、塔里木河等河流上中游地区的大量引灌等方面用水，其注入下游的水量大减，乃至终闾湖泊干涸，但其整个河流总的水量则古今变化不大。
与上述问题相联系，近些年来学术界还有一种颇流行的看法，认为今天西北的绿洲较古代绿洲已经大大缩小了。如《甘肃古代史》云：“在两千多年来人类活动的影响下，疏勒河和党河下游现已变成一片沙漠，……敦煌、安西周围的绿洲经历两千多年后，已大为缩小。”
今天的绿洲果真比古代绿洲大大缩小了吗?众所周知绿洲的形成和发育与水资源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河流乃是营造绿洲的最主要因素，绿洲是否缩小直接取决于流域的水量是否减少。已如上考，既然古今西北地区河流的水量并无太大的变化，那么今天的绿洲怎么会比古代绿洲大大缩小了呢?
就此问题，笔者曾撰文《今天的绿洲较古代绿洲大大缩小了吗》(《资源科学》2001年2期)予以专论。文中以敦煌绿洲和石羊河下游绿洲为例，运用敦煌文书和其他有关文献和考古资料，考得这两处绿洲尽管历史上都曾发生过沙漠化过程，如敦煌古阳关一带被流沙吞噬，石羊河下游西沙窝古绿洲荒弃沙化，但就整个敦煌地区和石羊河流域而言，今天的绿洲却并未比古代绿洲缩小。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了如何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沙漠化过程的实质”的问题，笔者认为沙漠化过程一般发生在流域绿洲的局部地段(以下游地区居多)，就局部地段来看，的确是绿洲大为缩小乃至毁灭；但就整个流域来看，却并不意味着绿洲总面积的缩小，而在很大程度上则表现为一种绿洲的转移；沙漠化过程的实质是一种主要因人类不合理的开发经营活动引发的，由于绿洲水资源的转移和重新分布而导致的绿洲的转移过程，转移的基本方向之一是由下游向中上游的迁移，而并非绿洲的不断缩小或消失。伴随着这种迁移，造成原有绿洲的荒废和新绿洲的出现；此处发生沙漠化，彼处可能又有新的绿洲的形成；因为绿洲乃水资源作用的产物，只要大的气候环流形势和流域总水量无大变化，则其所发育形成的绿洲总面积就不致发生大的改观，因而所谓今天的绿洲较古代绿洲大大缩小了的论点是缺乏理论依据和历史根据的，是难以站得住脚的。随着今天的科技进步和人们对水资源利用能力的提高，绿洲的面积不是比古代缩小了，恰恰相反而是有所扩大了。当然尽管沙漠化过程不一定会导致总的绿洲面积的缩小，然而伴随着这种绿洲的转移过程，则势必造成原有绿洲的破坏和巨量的经济损失，新绿洲的垦辟同样又需要投入巨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因而防治沙漠化的发生发展的确是摆在我们面前须臾不容忽视的重要任务。即使今天人们的科技进步可以使绿洲耕地有所扩大，但在此问题上仍应十分慎重，切不可不顾及绿洲水资源量而盲目扩大垦殖，否则同样会造成严重的环境后果，历史的经验教训永不应忘记。
[本文作者李并成(1953—)，男，山西浑源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敦煌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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