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摘 要：在西北抗日救亡社会主流思潮逐步形成的过程中，西北地区主要的政治军事力量相对制衡，客观上为西安事变的爆发与和平解决创造了有利的时空环境；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也推动了西北政局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历史转折，走向稳定和发展。以此为分水岭，西北地区人民的国家观念得以增强，逐渐稳定和发展的西北成为抗战大后方之一，为持久抗战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也为中共抗日民主队伍的成长和壮大提供了条件，客观上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西安事变前后西北政局的演变表明，只有民族团结，才能实现共同发展。这为当今西北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
       关键词： 西安事变； 西北政局； 西部开发中图分类号： K26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07)02－0064－06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突然爆发。国内外各派政治势力表现各异，国内局势陡然紧张，而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使中国社会避免了一次大的混乱，更“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1］。西安事变巨大的政治影响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使它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长期以来，有关西安事变的研究十分丰富，西安事变对全国时局的重大影响几成定论，但在考究西安事变与发生地——西北地区的小时局（相对于全国大时局）的关系上却略显不足。本文试图从互动的角度，探讨西安事变与西北政局演变的关系和意义，以就教于方家。
       一、 西北政局为西安事变的突发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占据东北并不断制造事端，继续向中国华北和东南沿海实施侵略行径，其侵吞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南京国民政府此时却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集中精力围剿红军，对日采取妥协。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积极呼吁抵制日本蚕食，组织反帝同盟、抗日救国会、义勇军等社团，投入到各种救亡爱国运动中。此时的西北地区虽然较为封闭，但抗日救亡运动仍具有独特性。
       1 西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酝酿和逐渐发展，为西安事变的爆发营造了有利的社会舆论氛围。
       “9·18”事变后，西北地区的各类报刊除登载当地时政和社会要闻外，对日军侵略东北和进逼华北的报道成为最大看点。当时，在西北影响最大的《西京文化日报》总编辑宋绮云在1933年就创办了边闻通讯社，每日向全国发稿一次，内容侧重报道西北地区各省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和地方风土人情。［2］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宣传和动员下，各种抗日救亡爱国社团纷纷建立。1932年4月西安学生就在中共陕西省委、共青团西安地委的动员组织下，发动反日驱戴（季陶）斗争，在陕西轰动一时。新疆当局提出了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和建设的六大政策，还成立了官方主导的反帝会，开展了大量的抗日宣传、募捐活动。东北军驻防陕甘后抗日情绪不断高涨，1936年7月东北军成立了秘密组织“抗日同志会”，成员有将级、尉级军官和总部职员及东北大学秘书长、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东北中学校长和东北大学学生代表等。这个组织实际成为了东北军抗日运动的中心，开展了各种抗日工作。［3］东北军对驻地抗日救亡学生运动的同情，更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西北的发展。
       2 西北地区作为各种矛盾集中的战略要地，使之成为“兵谏”可能发生的前提。
       随着日本侵华步步进逼和蒋介石在陕北围剿红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30年代的西北地区逐渐成为了各种矛盾集中的战略要地。从进入西北的外来势力看，主要表现出三个层面的矛盾：第一个层面是中日矛盾。日本图谋在占据东北的同时，封锁中国西北边疆，隔绝中苏联系，实现对中国的南北逼压之势。但由于兵力不足，对西北地区主要是利用民族矛盾实施“以华制华”。［4］“9·18”事变后， 国民政府将西北视为战略大后方之一，一方面为防范日本的渗透和策动，急欲实现对西北地区的中央控制，另一方面有计划组织工厂、高校西迁，实施西北开发，并设立西京筹备委员会，准备以西安作陪都。第二个层面是国共矛盾。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经过长征，最后进入陕北地区。蒋介石意欲将红军彻底消灭于此地，不但派出张学良前往西北围剿，自己还屡屡亲自督战。国共双方的矛盾进入白热化。第三个层面则是蒋（介石）张（学良）“攘外”与“安内”孰先孰后之争的矛盾。身负剿共大任的张学良不但“哭谏”，还与中共秘密会谈，都表明蒋张矛盾在西安事变爆发前已经逐渐加深。在这三层矛盾中，蒋张矛盾的解决是此时西北地区各种矛盾的关节点，决定着究竟是联共进行全民族统一下的全面抗日，以解决中日矛盾，还是实施“剿共”内战上的局部抗日。正是由于各种矛盾的集中交织，各种力量的紧张对峙，此时的西北地区山雨欲来风满楼。正是这种局势压力下，“兵谏”成为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
       3 西北地方军政力量的分立自守、相互制衡，更为西安事变在西北地区爆发提供了有利的时空环境。
       长期以来，由于西北地区地处边远，加之民族和历史的原因，地方势力得以滋长和壮大，中央势力往往鞭长莫及。［5］国民政府虽对地方的控制不断加强，但中央和西北地区仍是貌合神离，地方势力所受约束极为有限，独立性较大，但由于西北地方派并无实力向西北以外扩张或者实现西北军政大整合。 杨虎城就曾向蒋介石表示过其“大西北”的构想，因此遭到蒋介石的反对和警惕，并很快撤消其潼关行营主任之职，改为西安行营主任。国民政府对西北地方实力派笼络多于武力逼压：一方面通过拉拢西北各省军阀，承认并委以地方政府主席或掌管军务等职，伺机以中央大员取代；另一方面南京政府以平叛、剿共为名，派出中央军伺机进驻西北各省。面对中央的渗透，西北地方派们多有警惕，暗中拒斥，以谋求自保。西北地区政局表现出中央与地方的相对分立，地方与地方之间相安无事的自立局面。在新疆，盛世才推行“亲苏”的外交政策，同时极力排斥南京政府的控制，更在1936年7月19日以个人名义发出7项救国纲领的通电，公开表明了联合各方力量抗日救国的主张。［6］甘、宁、青回族军阀与中央政权在西安事变爆发前夕基于反共问题上的共同利益以及国民政府在解决回汉民族问题上有赖于诸马的威望，同时诸马又依赖于中央的经济资助等多方原因，双方进入了相互利用、相互争斗的阶段。［7］一度主政陕西并指挥十七路军的杨虎城，不满于蒋介石对其的不信任和名为剿共实为消耗之举的军令，也在与红军对峙中达成协定以避免内战消耗。
       正因为有此种政治环境，一方面中央红军和东北军相继进入西北地区后，很快能与西北地方实力派在“互不侵犯”的原则上达成“相安无事”，及至中央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使西北的门户之地实现了军政联盟；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支持和纵容西北地区各主要势力分立，以达到相互牵制之目的，却在客观上为西安事变的爆发提供了可能性。
       综上所述，正是在西北地区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各种政治力量的合纵连横为西安事变的突发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小时局环境，此后也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 西北政局的独特性转化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有利因素
       西安事变发生后，不惟西北地区的地方势力大为震惊，中共方面亦深感意外。震惊之余，各方纷纷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客观上为推动事变的解决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首先，三位一体各方重申坚持联合抗日的主张，全力推动事变走向协商并和平解决。事件发生后中共方面第一反应是杀蒋抗日，但随即毛泽东等人十分敏锐地看到这一事变可能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契机，也可能成为中国更大混乱的肇端，并迅速做出逼蒋抗日、和平解决事变的决策，派周恩来前往西安斡旋。张杨此时也恪守与中共联合抗日的协议，发出通电并邀请各方代表商谈解决办法。在会谈中,周恩来充分表达中共中央对时局的看法与主张，多方工作力促和平解决，中共的态度对事变圆满解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举不仅避免了一场更大的内战，也避免了外国势力乘虚而入，更成功地实现了中共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政局中政治角色的转换，一举扭转了极为微弱的政治地位和极其危险的军事环境。
       
       其次，西北地方实力派静默和观望的态度为事变和平解决创造了时空条件。宁夏马鸿逵收到张学良的邀请后，担心国民党军的军事行动，不敢前往，又担心张杨得势后，自己日子难过，因此事变后数日未敢表明态度。直到12月16日南京正式发布讨伐令，马鸿逵才倒填日期，通电主张“讨伐”张杨。［8］青海马步芳在事变爆发当天就联合国民党特派员李天民等人，以省府委员的名义向南京发电表示“芳等只知为党国尽忠，为委座效力外，他无所顾，并在后方愿作讨伐军的侧应”。但马步芳自知不是蒋的嫡系，实际采取观望态度和两面手法：一面对张学良派驻西宁的新闻检查所代主席刘天鸣说：“你即日赴陕，向总部报告，我们服从张副司令指挥”；一面又电告何应钦“西宁新闻检查所即日查封，张学良所派该所人员，派警逮捕时已行潜逃”。［9］新疆的盛世才在事变前反日反蒋态度明确，曾对张学良派来的代表表达了抗日救国的主张，并希望西北各地当局在此问题上合作。但事变后又制止《新疆日报》刊发盛赞事变的文稿，原因是盛世才在苏联领事馆了解到苏联方面对西安事变的否定态度。出于对苏联援助的需求和事前对张学良的答复，盛世才静观事态发展。
       事变爆发后，南京方面纷争不已,讨伐之声日涨，苏日之间相互指责,抨击事变，一场大规模的内战一触即发。如果西北地方实力派在事变后表示反对张杨，势必与南京主伐派形成合力，重压之下，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可能会与南京中央军对峙，并会先发制人首先解决西北各实力派；如果西北地方实力派支持张杨，形成西北一体的局面，南京方面的讨伐势必难免。无论如何内战一旦爆发,西北将首先成为战场，同时极为关注事变的苏、日两国，可能会为争夺西北边疆而出兵。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不惟西北地方实力派会受到损失，抗日战线中的各种力量都会在这场内战中削弱。因此作为西安事变爆发后的直接外围力量，持暂时观望之态势，既不依附讨伐派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又不和“三位一体”联合形成西北与中央分立的局面，恰恰成为南京政府和西北以外各实力派、外国势力向事变中心施加压力的缓冲带。这无疑为主张和平解决的各方磋商和斡旋争取了有利的时间和空间条件。
       最后，西北地方实力派长期以来形成的抵制外来势力特别是外国势力渗透和入侵的传统,在事变中成为安定边疆，免于外国势力乘乱而入的有利因素。
       长期以来，由于地处内陆，社会封闭，加之交通极为不便，对外交流极少，土生土长的西北地方实力派具有强烈的自保意识和抵制外来势力的传统。他们对内坚守各自势力范围，对外处处抵制中央势力的渗透，更时时警惕外国势力的分化渗透。如前所述，西北地区在日本图谋中国的战略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即占据东北的同时，控制东起察（察哈尔）绥（绥远），西至宁（宁夏）甘（甘肃）新（新疆），封锁中国西北边疆，隔绝中苏联系，实现对中国的南北逼压之势。因此对西北地方实力派多施以民族、宗教的分化政策。与此同时，苏联为了其本国的利益对中国新疆进行援助。1936年12月9日，苏联外交官斯托莫尼扬科夫就表示：“苏联关心新疆的中国政权，为的是不让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影响在那里渗透。苏联在新疆的利益不过如此而已”［10］。西安事变前，各地方实力派就对日本采取不合作态度。如马鸿逵表面上服从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款待进入宁夏的日本特务，实际又对违反禁令将日本特务带入宁夏的售票员和司机暴尸，以示对日不满。［11］事变爆发后，西北地方实力派又不谋而合地采取了观望的态度，都是这一传统的集中体现。他们在主观上是出于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担心自己势力被削弱，担忧西北遍燃战火引火烧身，因此按兵不动，蓄势观望；但在客观上却避免了因妄动而给日、苏分化势力以在边疆图谋的机会，从而在各方剑拔弩张中形成了一个类似“凝动”的小外围，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一定支持。
       笔者无意拔高西北地方实力派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的作用，但事实上这种谨慎观望的态度对外来势力特别是外国势力的警惕在当时确实维持了边疆乃至西北地区的安定，成为和平解决事变的有利因素。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正验证了社会发展是各种因素不同程度的合力使然，某些消极因素在特定时期可能转换成为历史发展社会进步做出贡献的有利条件。
       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西北政局逐渐走向稳定
       西安事变不仅扭转了全国政治格局，也深刻影响了西北地区政局的走向，促成了西北政局的稳定，推动了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使西北成为了民族复兴和民主政治的大后方。
       首先，抗日力量逐渐居于西北地区主导地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大政党由军事对峙走向合作，东北军和西北军也先后赶赴抗日前线。由于各方角逐西北的局面暂时停止，各派之间威胁之虞得以解除，西北地方实力派对日态度也趋于强硬。如1937年底，日本先是派收买的一个阿訇前往宁夏游说，企图利用民族宗教关系说服马鸿逵与日本合作，结果未至宁夏就被阻止，又派特务坂垣飞抵阿拉善旗，邀请马鸿逵会谈，马拒绝并表示与日本势不两立。［12］同样， 1937—1938年日本也曾试图与马步芳建立盟约，遭到拒绝。日本外交部分析认为：马对与日本携手联合不会有太多热心。［13］马步芳本人也说到：“伪满和外蒙，都是受了敌人的离间而分裂起来，但他们所得到的好处是什么？无非是替人做傀儡，以苟延其残喘而已。况且倭寇多少年来，处心积虑，要分裂我们，使各民族自相背叛，他好从中渔利；便是对他反侧，他也可以各个击破。”［14］这表明西北地方实力派已认识到只有各民族团结起来抗日才能使日本的阴谋难以得逞，真正保全自己。新疆的盛世才在西安事变后，不但同意红军西路军入新疆，并与中共建立统战关系，还主动请中共选派干部帮助政府工作。同时继续推行“六大政策”，保障新疆充分发挥国际交通线的作用，使其成为苏联和美国援华物资的主要运输线。
       其次，随着抗日形势日益发展，延安成为西北乃至全国抗日民主的领导中心。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以民族利益为重，审时度势，积极推动事变和平解决，摆脱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困境，中国共产党以西北为根据地，迎来了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发展时期。1937年5月，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系统论述了民主与抗日的关系，明确指出：“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和平固然不行，没有国内民主也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5］255“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16］274。中共将抗日与民主结合起来，并率先在陕甘宁边区建立抗日民主制度。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共积极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积极开展边区民主政治建设，不仅给边区民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也给边区以外的广大西北民众甚至全中国人民勾画了民主政治生活的模范样本。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治气氛和宽容的科学文化政策也吸引了全国许多有名的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作家和技术专家以及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不畏艰难险阻来到延安。陕甘宁边区为全国人民展现了一个未来“民主共和国”的蓝图。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随着“9·18”事变爆发后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西北地区在国防上的战略地位也逐渐为国人所认识。国民政府在各方呼吁下也曾决定实施西北开发，但力度不大，成效不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西北政局稳定，西北开发在中央与地方的共同推动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西北与西南一起成为抗日的大后方和长期战争的战略支撑。
       
       面对日军侵略的步步逼近，国民政府在决定迁移政府的同时，为保全工业的有生力量和文化资源，将东部工厂、高校西迁。 1937年8月1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24次会议正式决定工厂内迁，其中迁入西北的企业主要分布在陕西的西安、宝鸡、汉中和甘肃的天水、兰州等地。到1940年6月底，仅迁入陕西的工厂即有44家。内迁工厂落脚西北，继续发展并带动西北的工业体系形成，以保障生产，供给抗战。平津地区的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也于1937年9月内迁陕西，在战火中保障高校师生的安全和学习。 大量难民涌入后，西北地区各省开办垦区以解决难民生活问题，其中陕西黄龙垦区办得最为成功，一度收容难民达5万多人，垦荒33万余亩。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加大了对西北地区建设资金的投入，西北各省也加快了交通建设和近代工业体系的建设。除负担供养东部内迁人口之外，西北各族民众还以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直接支援抗战。陕西抗战8年所提供的兵员就达115万余人，按全省人口计算不到9人中就有1人出征。而仅1939—1941年陕西所应征的军用民夫多达73万余人。至于其他物力、财力，如车辆、牲畜、马秣、燃料、军事、公债、飞机、捐慰劳金、慰劳品，数字都相当庞大。在新疆，“七七”事变后，在民众抗日救国后援会“一切为着抗日的胜利”和“有钱出钱”的口号下，新疆各族人民积极参加募捐运动。其中，迪化裕丰隆商号拍卖3天货物，货款全部捐作抗日经费。1939年8月，后援会以152万（法币）购买10架战斗机贡献国家，命名为“新疆号”。
       四、 西安事变前后西北政局演变的历史意义
       1 西安事变后，西北政局的稳定为西北地区打破狭隘的民族观念，增强国家观念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从此，西北民众同全国抗日力量一起，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独立而共同奋斗，西北地区成为了中国抗战的大后方，为全面抗战提供了有力的支援。
       在西北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在历代统治者奉行的大汉族主义和民族隔离政策的影响和支配下，西北少数民族长期以来既忍受着汉族统治者的歧视和压迫，又承受着本民族统治者的剥削，毫无政治生活和民主权利可言。由于各种原因，西北地区许多民族之间互相敌视，甚至仇杀，隔阂很深。东北军进入陕甘地区后，对日本仇恨的民族情结在西北传播开来，日军惨无人道的杀戮震惊了西北人民，西安事变后的民族意识大大增强。马鸿宾就曾向广大西北将士发出要“时时刻刻记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保卫国土，尽职尽责。在战场上要能攻能守，要有与阵地共存亡的思想准备和抗战到底的决心”的激励之言。［19］极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回族大阿訇马良骏也在新疆第三次支援抗日大会上说：“我们只有一个敌人——日本，我们要一致抗日，我虽然是一个将七十岁的老朽，我愿意率领全疆回族同胞为救国而战。”［20］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打破民族畛域，积极投身于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中，或踊跃捐献，或奔赴前线，或成立各种抗日队伍，以最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抗战，成为推动抗战走向胜利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
       2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稳定了中国政局及西北政局，而西北政局的稳定又为中共抗日民主队伍的成长和壮大提供了非常及时和有利的条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西北政局趋于稳定。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国民政府承认的合法政权，边区政府接待了许多国内外军界、政界、新闻界友好人士的访问参观。中国共产党民主抗日的主张和积极向上的革命热情得到广泛传播，在国内外影响空前扩大，使它由一支鲜为人知而倍显神秘的政治力量一跃而为中国抗日和民主的领导中心。由此边区政府吸引了国内许多有名学者专家和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不畏艰难险阻来到延安参加民主革命，使得革命队伍不断壮大。红色延安举世瞩目，中国革命由此开启了新篇章。在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提出了持久战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创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思考和完善了中国革命的宏图，形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干部［21］，带出了一支敢打敢拼的革命队伍，为解放战争积蓄了力量。如果说，西安事变为历经磨难的中国共产党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时期是“天时”的话，那么西安事变后的和平环境使西北地区成为抗战大后方，它广袤的土地和稳定的政局为中共的壮大提供了“地利”与“人和”。
       　　3 稳定的西北政局和其突出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使之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由此西北地区借机加快建设和发展，实现了西北地区的民族团结和战时经济繁荣。西北地区在特定时期的快速发展为今天的西北开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如前所述，由于西北各省封闭保守，是中国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如果没有强大的政策支持就很难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中有大的作为。正是由于抗战的需要，西北地区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国民政府的投入，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大量企业的迁入以及大批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的涌入都使西北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发生了全方位的改变，有的方面甚至是获得了跳跃式发展。
       总之，西安事变促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促使西北的各派政治力量在抗日爱国的旗帜下形成了民族凝聚力，确立了西北地区在全民抗日中的重要地位，并使西北地区这一时期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速度，推动了西北地区的全面开发和建设，使西北地区各民族获得了共同发展、地区经济的承载能力得到了提升。经过这一时期的发展，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本赶上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步伐。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