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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张学良的特殊身份、地位与传奇式经历，使他的国家观的产生表现出曲折、复杂和多变的特点，最终才形成了完整的、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命运之所系的国家观。他发动西安事变是将自己的国家观见诸实际的惊世之举。在中华民族走上全面振兴之路的今天，进一步探讨张学良为统一救国而发动西安事变的内心境界，对最终完成国家统一大业，推动全面振兴中华的历史进程具有多方面启示。
       关键词： 西安事变； 张学良； 国家观中图分类号： K26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07)02－0057－07
       张学良身兼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等多项要职，又兼负西北地区“剿共”的重任。他不可能不懂得“党纪国法”，更不会不知道以武力胁迫领袖接受自己的主张会给自身带来的苦果，而他却不顾一切，义无反顾地做了，用他的话来说，是“把天捅了一个大窟窿”，他之所以下宁可招来杀身之祸也要进行兵谏的决心，除了诸多论著所分析的原因之外，最根本的是他对国家、集团、家族、个人之间关系的认识得到了升华，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尤其是对国家的概念，经过东北军在国家多灾多难之秋所受到的遭遇，他认识到了国家不仅是当政国民政府的，还是广大的爱国同胞、爱国团体、爱国党派、全国各兄弟民族的。只有这些力量的大团结，一致对外，才是国家整体力量所在，才是东北军、他个人的牢固靠山。使领袖清醒，在民族存亡之际，不做自毁长城之事，才是捍卫国家的正道，才能有集团、政党、个人，乃至领袖的前途，即使由此而使个人蒙怨，若能换来民族的新生也是值得的。他在发动西安事变后所表现的敢作敢为，不听劝阻，毅然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正是这种光明磊落的心态。这就是张学良将军的“心结”，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动力。如果用最简单的文字来概括，就是统一与救国。这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只是在不同时期，因所处的不同环境，他的思想境界所能达到的程度各有不同。发动西安事变是他解开这一心结的惊世之举。
       1 任何在历史上有大作为的人，都不是天生奇才。在西安事变之前，中国没有几个人对张学良做出公允的评价，而西安事变一发生，“民族英雄”与“千古罪人”的天壤之别的评价都出现了。说他是民族英雄的人，其中不乏胡乱吹捧者，说他一生下来就有雄才大略，爱国爱乡，将来一定会干出一番大事业等等；说他是千古罪人者包括国民党中央要员，有不少人说他“土匪的儿子就会绑票”，是娘胎带来的本事。说这种话的人，一下子把他们对张学良东北易帜、北平扩大会议派反对南京时率东北军入关，支持南京中央，1933年华北长城抗战开始之际，释兵权给中央，自己下野出洋，归国后力主向德、意法西斯主义学习，倡导拥护“一个领袖”论，投身“剿共”内战等言行所给予的高度评价，又一下子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两种极端观点显然都不可取，要理解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心结，还需要分析张学良入世以来的心路。
       张学良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一个特殊的年代。其家庭特殊，是因为他是张作霖的长子，而人们都说张作霖是土匪起家。张学良晚年对此予以校正，说其父不是土匪，是做保险队的，从十几个人，十几条枪，做到几百号人，几百条枪。清廷收编后，在清末民初的动荡局势中逐步成了东北王。土匪也好，保险队也罢，反正都是“乱世英雄闯四方”的绿林中人，匪气十足。而土匪并非一般人所想象的，只是杀人劫货，还有豪情仗义、敢作敢当之气。乃父兼有这种风格，对他潜移默化之深可想而知；乃父发迹后，张学良是民国初年名噪一时的“四大公子”之一。 其他三人是张謇之子张孝若、段祺瑞之子段宏业和卢永祥之子卢小嘉。特殊家庭养成的特殊性格，是他常作惊人之举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所处的年代，正是国家内忧外患时。张作霖的发家史，就是在各种政治势力、各路豪强争雄之中游走的历史。他在乃父身边认识了戴着各种面具的人，既看到做主子的神气，也体察到在强势面前低三下四的苦涩。乃父把光宗耀祖的大任放在他的肩上，让他时刻都要为接棒准备条件。他情场得意，战场驰骋，政场周旋，都无法脱离他这种原始心态。而在张学良多姿多彩的传奇人生中，更是“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统一、救国的心结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的问题，在他心中的分量是不同的。而在发动西安事变时所达到的境界，则是他统一、救国思想的顶峰。
       作为独据东北豪强家庭的长公子，张学良年轻时便为承担起家业的重任而在乃父身边磨炼。他有条件过着放纵、奢华的生活，接受各种教育，想常人不敢想的事情。起初他的国家观念是模糊的，而日本顾问在乃父面前指手画脚，日本大兵在其父势力范围横冲直闯，则大大伤害了说一不二的大公子的自尊心。特别是有一年张学良到日本参观秋操，日军严整的军容所显示的战斗力，使他心灵震撼。［1］小国日本，能如此强盛，而我中华泱泱大国的军队，却要在日本东北驻军面前忍气吞声，这引起他很多的联想，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开始思考国家、东三省、张氏家族事业之间的关系。当他担任奉军独当一面的将领面对全国纷杂的政局时，如何摆正奉系集团与全国、张氏集团命运与国家命运之间关系，在他的思想中已经占了主要的位置。1927年春，张学良率部进军至郑州、开封一线，时值武汉国民政府进行第二次北伐，与张学良所率奉军一部，在临颖激战。北伐革命军是威震全国的第四军，誉称铁军；东北军则是张学良亲自调教的骨干，号称钢军。钢铁交锋，其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终还是革命的铁军打垮了军阀部队的钢军。惨烈的激战造成了惨重的伤亡，他大发感慨：“内战我恨透了，那打死多少人啊！”奉军北撤时留下一座藏有很多武器弹药的军火库，他坚持不炸毁，完好无损地留给北伐军。他认为北伐军也是中国的军队，“战争的胜败，只能说是上帝的眷顾”，不必与对手为敌，以示善意，为以后交往留一条活路。［2］
       1928年夏，奉系集团结束了为期4年的对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6月3日安国军政府彻底倒台，张作霖深夜撤回沈阳，凌晨在皇姑屯遭遇日军埋下的炸弹，被炸成致命伤，不日身亡，东北军的领导权落在少帅张学良身上。日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用心险恶，意在造成东北乱局，妄图完全夺取东北的控制权。这就使东北军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祖国东北的领土主权受到严重的威胁。而当时全国处于国共分裂状态，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尚处于星星之火状态，国民党的各个派系因讨伐奉张集团形成的暂时团结因奉张政权倒台，派系内纷争又变得激烈起来。当时南京中央政府远未控制全国，桂、阎、冯各系和“正统国民党”的各派都为争夺国民党党、政、军的中央领导权准备力量，与执政南京的蒋、胡派系明争暗斗。临危受命的少帅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如果仅仅为了保住张氏集团的利益，他完全可以顺从日本人的意诣，当一个日本卵翼下的东北王。但乃父受制于日本的尴尬境地，又被日本人狠毒手段杀害的家仇，令立大志、做大事的张少帅绝对不能选择这条道路。东北人民反对日本干涉内政，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呼声日益高涨，使他认识到民心可用，鼓舞他与日本人周旋。要保全东北的主权，又能将承袭的父业光大发扬，选择什么道路是处在风雨飘摇中的东北地区命运之关键，而手握东北生杀大权的张少帅的决策对此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的张学良成为各方争相争取的对象：日本人对张威逼利诱，要求他宣布东北独立，使其成为日本傀儡，由日本支配中国东北；桂、阎、冯各系争相派人与东北军联络，希望建立联盟关系，为倒蒋做准备；南京政府更是不遗余力，多次派人游说张学良，要他归顺南京，并许以丰厚的实际利益。东北军的沈阳总部真可谓车水马龙，说客、秘使络绎不绝。面对复杂的关系，张少帅头脑冷静。他分清了日本与国民党各派系同他交往的不同性质：(1) 日本要利用东北的危局夺取国家主权，就是保住了张家的基业，也仍然如乃父一样，受制于日本，甚至还不如乃父，成为货真价实的日本傀儡。父亲的遭遇，使他认识到这种丧失国格、人格路绝对不能走，国恨家仇铭刻在心。但他又无力与日本单独对抗；公开与国民党各派系结盟，又怕日本急于采取极端手段乘机霸占东北，所以只能巧妙周旋。首先，对其父重伤而亡秘不发丧。发丧之后以礼相待日本特使，以“保境安民”婉拒“东北独立”的要求。又以东北民众强烈反对独立，民心不可违，变相告诫日方，不可相逼太甚，从而顶住日方要他宣布独立的压力［3］。(2) 对国民党各派系，认为这是国内之事，是中国人各政治势力之间的事。他对国民党各派系都无敌意，愿意广交朋友。因为他的父亲自认为是“孙中山的老友”，都以孙中山继承人自诩的国民党各派系当然也都是张学良的好友，所以他对各路秘使一律热情相待。但他也一直在权衡跟那一方合作，才能以全国之力对抗日本，既保住张家的基业，又不会遭到东北同胞的唾骂，找到对抗日本强权的靠山。最后，他选择了归顺南京政府，走换旗易帜这条路。这是张学良第一次比较全面处理东北军的集团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是他的国家观的首次实践。他克服了种种困难，采取了灵活的应对措施，挫败了日本分裂中国领土主权的阴谋，于1928年12月29日，选择日本内外交困，无暇顾及东北之时，果断宣布东北换旗易帜，以与南京中央“分治合作”的方式成为南京政府的地方政权，而又
       不失其在东北的相对独立自主的地位，而他与东北军的骨干都加入了国民党，张蒋关系亲密起来，张家与宋家的关系从此非同寻常。
       2 张学良在东北易帜的决策中，有三点值得研究：第一，他坚定地将东北的命运与全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不再仰日本人的鼻息。他认识到没有全国做靠山，既无力与日本抗衡，也保不住东北军集团的利益。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这一意义上看，东北易帜意义重大、功不可没。第二，归顺南京政府，从国家进步来看，并非明智。国家统一于南京，不是统一于进步，对国家的发展没有积极意义，当时的南京政府并不是国家统一的象征。但由于张学良的身份、地位、思想境界、客观条件等诸多因素所限，他只能认识到代表国家的只是南京政府，而实权人物就是蒋介石。第三，由东北易帜而奠定的蒋张关系是牢固的，从此张学良没有反蒋之心，更没有夺取南京中央大权的雄心。这一点与桂、阎、冯系，改组派、西山派、再造派等有明显的区别。这三点认识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心理很重要。
       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过程中形成的国家观念，到1930年的“9.18”率兵入关,支持南京政府的过程中得到了加强。奉张政权倒台后,国民党派系之争,终于演变成长年混战,1929年先后有蒋桂之战、蒋冯之战、蒋张（发奎）之战、蒋唐之战、蒋阎冯的三角鼎力，改组派建成“护党救国大同盟”，西山派也自立党中央，南京中央没有被国民党的多数派系所承认，它代表国家的合法性受到多数派系的挑战，都不承认由蒋胡（汉民）包办的国民党三全大会所产生的党中央的合法性。虽然桂、阎、冯以及改组派、西山派等的反蒋斗争相继失败，而实力犹存。他们从被南京政府各个击破中吸取教训，于1930年春夏，组成党、政、军全面合作的反蒋联盟，开赴北平，建立“中华民国军总司令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国民政府”，宣布代表全国，南京中央为非法，号召国民党重开全国代表大会，产生合法中央，实施“以党治国”。从孙中山的建党学说与国民党的党纲来看，南京、北平都可以找到根据论证自身的合法性，所以南京方面称北平是“反叛”，兵伐扩大会议派是“讨逆”行动。反蒋联盟则称南京中央“非法”，他们所进行的是“反蒋革命斗争”。这场“国民党打国民党”，“孙中山打孙中山”的混战，一般人称作“中原大战”，其实欠准确。山海关内的中国北部，几乎连成一片，是反蒋联盟的天下。长江以南，准确的说，江浙、上海，是南京中央的根据地，江浙集团是其靠山。两个中央一时间势均力敌。为压倒对方，都千方百计地要把张学良的东北军拉到自己一边。谁先把张学良拉过来，力量的天平就向谁的一边倾斜，谁就会成为这场战斗的胜利者，所以双方均使出全身解数展开拉拢张学良的争夺战，这对张学良的国家观是一次严肃的考验。开始，张学良对关内政局冷眼静观，对双方秘使都盛情款待，严守中立，细心观察局势发展，在内心盘算着何去何从。决定他支持何方的条件，从事后看有3条：第一，对何方最终能成为掌握国民党政权全局的中央，不能贸然表态，以防卷入混争。第二，何方的实力牢固，有后续发展的原动力，能给东北军集团带来的实际利益大，而且能够实现。第三，选择恰当时机，采取左右逢源的方式，确保公开表态之后时局不会逆转。张学良静观几个月后才表态，就是等这三个时机成熟。
       对第一个条件，经过4个月的观察，他看到北平扩大会议派，成员复杂，各有用心，除倒蒋是他们共同的目标外，几乎在所有重大政治问题上都存在严重分歧。即使倒蒋成功，必然还会内战再起。而南京中央蒋胡合作尚比较稳定，蒋胡矛盾还没有突显。他认定南京中央不可能瓦解，而北平中央，无论胜负，都将瓦解，故只有南京中央才能代表国家。对第二个条件，北平、南京给张开出的条件都很高，但北平的条件均口惠而实不致，而南京开出的条件非常实惠，因其手握中央大权，每一个条件都能兑现。如，南京方面承诺，东北军出兵关内，平定北平扩大会议派后，山西、河北、平津地区的统治权交给张学良。青岛市长由东北军派人担任。南京中央再由东北军选派大员担任要职。在东北军决定兵进山海关时，南京给东北军1 500万元开拔费，入关后晋军由东北军收编。这些实惠是张学良梦寐以求的。奉系的鼎盛时期，其势力范围也不过如此，就是在张作霖成立安国军政府，把持北京中央大权时，其权力所及也没有超过这一范围。［4］对第三个条件，等待北平扩大会议派锐气已衰，内部矛盾已经突出，战场局势开始逆转。南京方面由被动转为主动，且不断有外国借款注入，外国军事援助介入，对北平方面形成很强的实力优势。这三个条件都出现时，张学良就明确对南京表态，只要在8月15日前南京方面攻占济南，他立即调遣东北军入关，帮助南京平定北方的反蒋联盟。当南京如期攻占济南进，张学良立即从北戴河返回沈阳，对东北军进行总动员，于9月18日发表通电，称“上平策，倡和平，助统一”，即日出兵关内。随后，东北军主力分批入关，南京向张学良开出的条件全部兑现，张学良也从此长驻北平，东北军的指挥中心从沈阳转移到北平。
       无论史学界对张学良1930年的“9.18”举动评价有多大区别,以下几点不应否定:第一,坚定了东北易帜时张学良对国家观所持的各项认识。第二，张学良对蒋介石的依赖日益加深，蒋张感情达到高峰，张学良坚定地相信蒋介石掌实权的南京政府不仅是东北军集团利益的保护者，而且还会为东北军提供发展实力的广阔空间。第三，东北军主力南移，指挥中心转到北平，使东北军在东北的实力大减，给日本伺机在东北制造事端创造了便利条件。可以这样说，没有1930年张学良的“9.18”，也就不会有1931年日本在东北发动的“9.18”事变。固然因日本的狼子野心，在东北一定会伺机发动事变，但却没有条件选择在1931年9月18日。如果张学良不为南京的丰厚条件所惑，有正确的国家观，在东北坚持“保境安民”，东北军主力不入关，他也不常住北平，那么这一段历史将改写。正确认识这段历史的重要性，是打开张学良力主发动西安事变心结的关键一环。
       31931年的“9.18”事变发生，张学良与蒋介石对事变的主张，虽然都持“不抵抗主义”，却有不同的用心。张学良主张“不抵抗”，是受他的国家观所支配。其初衷是：东北事变要想解决，有效抵抗日本侵略，必须依靠全国之力，也就是必须听从南京中央的安排；他相信依靠国联，通过外交途径可以解决问题［5］574-575。蒋介石则另有盘算：他鼓吹“公理会战胜强权”，实行不抵抗主义，一是可以继续执行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二是通过外交解决。这样张学良就必须依赖中央，从而使他可以完全控制东北军，“分治合作”的关系从此结束，东北领土暂时丧失，对他而言无关大局，而实实在在的“统一”了东北军的实力则是根本。如果抵抗，中央必然要出兵、出钱，分散他“安内”的力量。对垂手让出东北，遭到国人痛骂，张学良只能忍气吞声，等待南京中央出手挽回败局。当时国人不完全了解蒋介石的用心：东北军完全退入关内，虽然指挥权仍然掌握在张学良手里，而实际上东北军从此完全受南京中央控制。
       张学良没有从“9.18”事变中提升他的国家观的思想境界，仍然认为南京中央就代表国家整体，而没有看到全民族抗敌救亡的伟大力量。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已成燎原之势，红色政权及时发表了团结抗日宣言。而张学良却视而不见，支持蒋介石“剿共”，与广州中央对阵，推行“安内”路线。但他也隐约觉得中国人对他谴责有道理，特别是当看到大量东北难民涌入关内，景象凄惨时，张家的祖坟也沦陷在日本铁蹄之下，令他心痛。他在希望
       与痛苦中煎熬，对如何救国，他又开始了新的思索。
       1933年长城、华北抗战前，张学良服从军事委员会的安排，把东北军的指挥权交给中央，只身下野，忍痛戒毒，继而出国考察，他的国家观又有了曲折的变化。首先，他接受蒋介石的安排，同意释兵权，张学良的考虑是多方面的：一是，“9.18”以来，国人对他“不抵抗”的责骂不绝于耳。逃入关内的东北难民，要求张学良率领子弟兵打回老家去的呼声越来越高。汤玉麟不战而弃承德逃命，引起国人公愤，严惩弃城而逃的汤贼，是中国人的一致要求。张学良血气方刚，他不想让人们误解他“不抵抗”的良苦用心，更想以反攻复土的实际行动表达他爱国爱乡为民守土的决心，中央既已承诺抵抗日军进犯长城，是他表达此种心境的好机会，他要打出山海关，打回老家去。二是，这样一来，必然要涉及抵抗日本侵略全局的军事行动，必须听从中央的统一指挥，集全国之力才能成功，所以他由衷地信任中央，相信委员长，服从委员长。三是，东北军集团是他的命根子，不能拆散。只要保留东北军的编制，个人去留均无所谓。蒋介石已摸准了张学良的脉搏，他要按照“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部署长城、华北抗战。其要点是：(1) 抗战范围只限长城沿线，不能打出关外。抵抗日军南侵的目的，是对国内民众表示他并非“不抵抗”；在国际上配合国联与日本交涉，为迫使日本从长城沿线退兵显示力量。(2) 抗战军事部署，统帅必须按照他“有限抵抗”的意图进行指挥，绝不能将战线推向长城以北。张学良不能指挥全军，必须迫使他交出兵权，由理解蒋作战意图的中央特派大员何应钦指挥。(3) 给张学良以信心和希望。调集中央军一部、晋军、原西北军与东北军共同抵抗日军。承诺张学良下野后东北军原建制不变，适当时机恢复张学良对东北军的全权指挥。这使张学良误认为他暂时交出兵权更难实现他的愿望。(4) 准备文武两套人马。武的方面以何应钦为首，执行有限抵抗；文的方面，由黄孚出面，与日方进行外交斡旋，为签订和约做准备。可惜日本侵略者不听蒋某人的指挥，日本大兵逼近北平城，南京方面只得批准与日军签订误国害民的塘沽协定。
       张学良再一次服从蒋介石，误认为他忍痛交出兵权是爱国、救国之举，是顾全大局的坦荡行为。这段曲折经历，对张学良后来提升他的国家观思想境界具有重要作用。
       4 为寻求强国之策，张学良考察了因实行法西斯主义而强盛起来的意大利、德意志两国。“一个国家，一个领袖”，“对领袖绝对服从”的专制强权思想与国家体制对他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对照中国现状，他以为衰弱落后的根源是想当领袖的人太多，争权夺利、争当领袖的内斗不断，削弱了国家整体的力量。国家要强盛，就应效法德意两国，让中国最有实力的人物当领袖，拥护他、服从他，在中国也实行“一个国家，一个领袖”的国家制度，而适任领袖人物之人就是他所依赖的蒋介石。［6］回国后他大力提倡法西斯主义，拥护蒋介石为国家的惟一领袖。他仿效德、意先组建团体以为鼓吹之机构，在原东北军的范围内组建了“四维学会” “四维”是指礼、义、廉、耻。［5］690，与蒋介石推行的法西斯主义完全一致，深得蒋介石的抬爱，任命他为豫、皖、鄂“剿匪副总司令”（总司令由蒋介石兼）。1934年3月1日，张学良在武昌宣誓就职。蒋介石又相继将东北军各部调遣到张学良的麾下，张又重掌东北军的指挥大权。张当然对蒋感激涕零，于武汉建造蒋介石铜像，在行营总部设立由端纳主持的“华中经济讨论会”，探讨国家不安定的经济根源，受到蒋介石的赞赏与信赖，1935年2月10日蒋介石通令撤销鄂、豫、皖“剿共总部”，“委员长行营”由南昌迁到武昌，由张任行营主任。张得到蒋介石的信任，重掌兵权，误信法西斯主义可以救国，而他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的东北军没有走上救国之路，而是拴在蒋介石“剿共”内战的战车上，被蒋介石驱使在“剿共”战场上苦苦挣扎了一年多，使他不得不思考，救国之路到底在哪里!
       张学良由重掌兵符受蒋介石驱使，到“剿共”第一线与自己的同胞厮杀，使他对已有的国家观念，救国设想产生怀疑。(1) 一切依赖蒋介石掌握的南京中央，对东北军是福还是祸？东北易帜、1930年“9.18”出兵关内助蒋,是东北军事的福气;1931年的“9.18”、1933年长城华北抗战听了蒋介石的话，东北军则福祸相依；出国归来倡导法西斯主义，拥蒋为惟一领袖，福祸并致。祸者之一，东北军的名声更坏，尤其是逃难到关内，追随东北军，盼望有朝一日打回老家去的东北众乡亲，对张的责骂更重。祸者之二，张听蒋的话，得到的好处是暂时的，转眼又被蒋拿走。东北军被蒋介石牵着鼻子走，越来越衰落，如果继续走下去，张学良连抗日的老本都要丢光。东北军从华中转战到西北，没有为打日本出力，却在内战中耗损实力，这是东北军的根本之祸。(2) 张学良与共产党的队伍交锋后，开阔了他的眼界，使他逐步认识到他的“统一、救国”观念不仅狭隘，而且还有错误。他对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既赞成又钦佩。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是真抗日、真救国，中国各方的抗日力量联合起来，没有理由不打败日本侵略者。他亲身体会到共产党人的胸怀坦荡，真心为国为民，与之可以交朋友，化敌为友，共赴国难；而蒋委员长的“攘外必先安内”，不见“攘外”，只见媚日。日寇侵略气焰日益嚣张，而蒋的“安内”却自毁长城，且越“安内”而内越不能安，是误国害民之路，不是救国之路。(3) 他看到了时局的重大变化。变化之一是国难日深，救国的力量增强，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发自全国同胞的内心。民心所同，不能违背；变化之二是红军不是“匪”，而是可以与之合作的抗日力量，其抗日主张深得民心，是“剿”不灭的，“剿共”内战的恶果是大伤民族元气，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已经走进死胡同，蒋本人也进退维谷；变化之三是国民党的爱国民主力量，连续发起反对“攘外必先安内”、团结抗日的反蒋运动。在国民党五全大会的决议中，蒋迫于形势发展，已有准备抗日的承诺。国民党中央对共产党的政策开始松动，虽然“灭共”目标没有变，方式却“剿、抚”并施。张学良见自己的党中央已通过多条渠道与共产党秘密谈判，就想自己为什么不能与共产党秘密谈判？1936年10月，蒋介石刚与桂系达成协议，中央承诺领导全国抗日，给西南方面军队拨军饷，桂系服从南京调遣，圆满解决了两广的“六·一事变”,蒋介石为什么在蒋桂协议墨迹未干之时，中央军主力调至潼关一带，对张、杨的东北军、西北军形成大兵压境之势，蒋介石挟强势赶来西安，严令张、杨限期完成“剿共”作战目标，顽固坚持内战政策。这使张、杨怀疑蒋是要借刀杀人，目的不是“共”而是他的异己势力，因此不能再听令于蒋。同时，张、杨看到蒋已正式签约领导抗日，只要在此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停止“剿共”内战，共同抗日，蒋是没有理由拒绝他们停止内战，联红（军）抗日的要求。正是这样的局势使张、杨决心劝蒋改弦易辙。［7］
       事变当天上午9时，张学良看望蒋介石，表明心迹说：“我们根据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事件。我们内心纯洁，完全是为国家着想，不是为个人利害打算。现在希望委员长能平心静气，勇于改正错误，联合全国抗日力量，坚决抗日，以争民族生存，则学良和全国人民于愿足矣。”［8］658，671再联系事变50多年后张学良对唐德刚教授吐透的内心世界［8］663，可以看出这样几个问题：第一，自他从诚心诚意追随蒋介石以来，在面对各项重大历史事件时，心中已有“千千结”，而到发动西安事变时他的心结已经集中到一点，即统一和救国。他认识到，中国的抗日力量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才能救国。内战不能再打，内争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必须停止。为达到这一目标，就是舍弃他的人头，也在所不惜。第二，蒋介石所推行的在国民党内排除异己，在国共关系上坚持反共内战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是错误的，发动事变的目的是让顽固坚持错误的蒋介石猛醒，不仅为救国，也是为救蒋。只要蒋改正错误，仍然是他的领袖。发动事变，不是反对中央，反对南京政府，只是为了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抗日、救国。第三，他的国家观真正达到了他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思想境界。他认识到国家不仅仅属于南京政府，更属于全国人民。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深得民心，不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就不得民心，不能救国。对共产主义他不赞成，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却竭诚拥护，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令他钦佩。第四，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他把个人进退、生死置之度外，与前此处理与东北军命运相关的重大决策有本质的不同。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国民政府也有自己的法制。领兵大员以武力胁迫领袖接受自己的政见，就是政见正确，也必定要受到党纪和国法的惩罚。对这些张学良心里都清清楚楚。可是，事变目的达到，向国民党中央表达他的用心光明磊落，明知到南京生死未卜，仍然不听朋友劝说，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心甘情愿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36岁风华正茂、大有作为之时，他坦然面对以终生失去自由，换取蒋介石停止内战，中华民族走上实现团结抗战之路。如此宽阔的胸怀，如此高风亮节，却要说他是“千古罪人”，于事何忍，于心何安！
       5 张学良国家观的新境界，是他与杨虎城将军携手发动西安事变的内因，是他行动的根据。而其他都是外因，是他发动事变的条件。如果没有张学良国家观的新境界，外界条件再充分，他也不会选择发动事变这条路。蒋介石也一样，他之所以最终口头上接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条件，也是因为自国民党五全大会以来，受到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已经开始为抗日做准备，只是还在坚持反共内战，这是他准备抗日不见实效的症结所在。西安事变为他既顾面子，又能改正错误提供了难得的机会，顺势而行，乐得其成。如果蒋介石的思想没有这种变化，不用兵谏，就是砍头他也不会答应这些条件。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境界，给人们以多方面的启示。
       第一，任何对历史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都不是天生奇才，他的思想境界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变化，个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他个人的价值取向。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利国利民的惊人之举，使他成为民族功臣，但不能说他以往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进步的、正确的，或者因为此举不符合民族利益之外的其他政治标准而否定他的一切作为。至于说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实在是生搬硬套。如此评论并不少见，极不可取。
       第二，张学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敬佩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但并不等于他一定想成为共产主义者，信仰共产主义。在中国伟大爱国者的行列里，信仰什么主义的都有，在中国发展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篇章。无论张学良有无要求秘密加入共产党之事，都改变不了他是中华民族“千古功臣”的历史评价。
       第三，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时，张学良能总结经验教训，抛开东北军集团之利，宁可舍身也要救国，终于找到统一、救国之路。虽然个人大半生都过着屈辱的生活，但他看到中华民族的新生而不悔；现在中华民族正处在全面振兴的新时代，而两岸统一尚未完成。张学良当初所思所想，是否能对当今的中华儿女为实现统一而发展中国，找到一条大家都认可，却行之有效的途径而受到启示呢？答案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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