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北宋倡导文治，号为宽容，但也屡屡发生一些以文字言论构造狱案的事件。北宋一代发生的文字狱是号为文治的政治中的不和谐音符。以政治斗争为主线，以台谏为工具，是北宋大部分文字狱的主要构成要素。文字狱是北宋政治斗争的产物。
关键词： 北宋政治； 文字狱； 政治斗争中图分类号： K244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07)02－0051－06
文字狱是统治者出于巩固专制权力的需要，有意从文人学士的著作、言论中寻章摘句，罗织罪名，制造冤狱的案件，是专制社会特有的病态现象。文字狱由其严酷而广为人知者，当属明初、清初的一系列冤狱。而我国古代最早的文字狱，应该是公元前548年齐国史官大史兄弟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1］《襄公二十五年》，而相继被权臣崔杼杀害的事件。前212年，秦始皇以“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把400多名儒生坑杀［2］卷20，也是一场严酷的文字狱。秦以后，文字狱伴随着专制权力的强化而日益蔓延，诸如东汉末曹操杀崔琰、孔融，崔浩编修北魏史书《国记》而被诛杀五族，文字之祸史不绝书。
北宋开国以来，倡导文治，号为宽容，但也屡屡发生一些以文字、言论构造狱案的事件。这些案件，绝大多数并未严酷到类似于明清典型文字狱那样的程度，但也形成了北宋政治生态中引人注目的一股浊流。对北宋有关文字狱案件的钩沉、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认识北宋专制政治的真实面貌，探索其政治生态演进的规律。前贤论及北宋文字狱的论著，有通论著作涉及北宋文字狱者，如陈正宏、谈蓓芳《中国禁书简史》、杨乾坤《中国古代文字狱》、葛行《中国历代诗案》等；就某一专案立论者，最早有宋人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后来关于此案的论述更多；有研究相关专题涉及文字狱者，以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萧庆伟《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为代表。但是，就浅见所及，目前学界对北宋文字狱的专题研究尚嫌不足，特别是相关文字狱的案例钩沉、发生源流、特点属性等方面亟须深入。
一、 北宋文字狱案例举隅
就笔者所见，相关文献史料中绝少记载有关北宋早期的文字案；而北宋中后期的文字狱则相对集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以下就几个较为典型的文字狱案例，来探讨北宋文字狱的成因、特点等相关问题。
进奏院案仁
宗庆历四年，范仲淹等改革派发起“新政”，遭到了保守派枢密使章得象、台谏官王拱辰、张方平等人的反对。王拱辰等抓住改革派同僚诸人参加进奏院祀神宴会，王益柔作《傲歌》为把柄，陷害新政官僚，罗织了“进奏院案”。史云：
杜衍、范仲淹、富弼等同执政，多引用一时闻人，欲更张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为。而（苏）舜钦，仲淹所荐，其妻又（杜）衍女也，少年能文章，议论稍侵权贵。会进奏院祠神，舜钦循前例用鬻故纸公钱召妓女，开席会宾客。拱辰廉得之，讽其属鱼周询、刘元瑜等劾奏，因欲动摇（杜）衍。事下开封府治。于是舜钦及（刘）巽俱坐自盗，（王）洙等与妓女杂坐，而（江）休复、（刁）约、（周）延隽、延让又服惨未除，（王）益柔并以谤讪周、孔坐之。同时斥逐者，多知名士。世以为过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网尽矣！”［3］卷153《庆历四年十一月甲子》
原来，王益柔在宴会上所作《傲歌》一首，有“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的话，纯系狂放戏言。政敌立即陷以“谤讪周、孔”的大不敬罪名，罗织成狱。［3］卷153《庆历四年十一月甲子》案成后，苏舜钦、王益柔等12人遭贬黜。次年，新政领袖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相继遭贬，新政以失败告终。虽说庆历新政并不仅仅由于“进奏院案”而挫败，但罗织文字狱来打击政敌的做法由此而成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之一，无疑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后果，直接启发了后来一系列的政治陷害性质的文字案件。
王安石《淮南杂说》案熙宁四年，御史中丞杨绘搜罗王安石《淮南杂说》中的只言片语，加以曲解，妄图罗织王安石罪名。其奏疏云：
今王安石于君尊臣卑，重熙累盛之朝，而显然再三丁宁于伊尹放君，周公用天子礼乐之事，臣愿陛下详其文而防其志。
当时，王安石变法遭到保守派的激烈抵制。保守派中人杨绘素与王安石有隙，当年四月甫任御史中丞后，即开始对王安石变法展开攻击，进而又欲罗织文字以攻陷安石。［3］卷225《熙宁四年七月丁酉》但王安石得到神宗的充分信任，立即对杨绘的诬告进行了反击：
王安石为上言：“杨绘不宜在言职。”且曰：“臣事陛下即有罪，大臣、近臣理无肯蔽覆者，不必得一杨绘乃察臣所为。但如绘者使在言路，四方宣力奉法之臣，更疑畏沮坏，政令何由成？”［3］卷224《熙宁四年六月甲寅》
此案遂以杨绘贬知郑州了结。［3］卷225《熙宁四年七月丁酉》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七月，发生了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事主是时任知湖州的文坛领袖苏轼。史云：
（苏轼）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蘖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煅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
台谏李定、舒、何正臣从苏轼的诗作和文章中寻找到的是什么样的罪证呢？史载：
御史舒亶言：“轼近上谢表，颇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志义之士，无不愤惋。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它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诋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并上轼印行诗三卷。御史何正臣亦言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诏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闻。
很明显，台谏所言苏轼之罪是“讥切时事”，反对新法。当年八月苏轼入御史台狱后，在台谏的推治逼问下，也供出自己讥讽时政的诗歌数十篇。［6］除过被迫曲解作意的诗歌，苏轼的确有一部分诗作表达了自己对时政的不满情绪。［7］十二月结案，苏轼贬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苏轼为什么要在诗文中讥讽时政呢？一切还要从王安石变法说起。自熙宁变法以来，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政策，屡任地方官，通判杭州，知密州、徐州、湖州。乌台案发时，王安石虽于三年前罢居金陵，变法由神宗亲自主持，朝中用事者仍然是蔡确、章等新党人物。故而苏轼说自己“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8］《湖州谢上表》，不满之情溢于言表，“以诗托讽”也就不足为怪了。苏轼下狱后，张方平、王安礼（王安石弟）等人欲救之，台谏李定对王安礼曰：“轼与金陵丞相（安石）论事不合，公幸毋营解，人将以为党。”［3］卷301《元丰二年庚申》这正说明苏轼反对变法，是自己身陷狱案首要原因。
苏轼所以作诗讥刺时政，也与我国诗歌文学的“美刺”传统相渊源。托诗讽事，是自《
诗经》以来诗歌文学的优良传统，郑玄说：“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9］《诗谱序》对诗歌的“美刺”功能给予充分的肯定。当时变法在推行的过程中，不免出现了措置不当、课税严重的弊病，给人民造成了许多痛苦［10］210-213，被长期在地方任职的苏轼所目睹，故而形于诗歌以讽之。苏轼因诗歌获罪，反映了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造成了北宋文网收紧，“美刺”传统遭到破坏，文人创作空间出现禁忌的一面。
但是，此案的意义远不止此。既然保守派可以利用文字来罗织罪名、打击政敌，变法派为了力推新法，也就不惜手段地借此来打击反对者，乌台诗案正是这种斗争形式的反映。从此，两派之间利用文字进行罗织、构陷的事件多次发生，斗争、迫害的程度也日益加深。
车盖亭诗案
元丰八年，神宗病逝，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起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等执政，改元元，是为“更化”。元初，元丰故相蔡确被贬到陈州、亳州、安州等地。蔡确在安州作《夏日登车盖亭》绝句10首，被知汉阳军吴处厚和台谏吴安诗、张焘、王岩叟、范祖禹、刘安世、梁焘等人抓作把柄，轮番告讦其诗作语涉谤讪，讥讽太后，铸成狱案。蔡确“责英州别驾，新州安置；宰相范纯仁、左丞王存坐帘前出语救确，御史李常、盛陶、翟恩、赵挺之、王彭年坐不举劾，中书舍人彭汝砺坐封还词命，皆罢去。”［5］卷471《蔡确传》这就是车盖亭诗案。
原来，蔡确早年和吴处厚相识，曾从处厚学赋，有师生之谊。蔡确后来位极宰辅，吴处厚欲以故交攀附，遭蔡确拒绝，并屡次排挤，吴因此对蔡确心怀嫉恨，伺机报复。“会得确《车盖亭诗》引郝甑山事，乃笺释上之，云：郝处俊封甑山公，会高宗欲逊位武后，处俊谏止；今乃以比太皇太后，且用沧海杨尘事，此盖时运之大变，尤非佳语，讥谤切害，非所宜言。”［5］卷471《吴处厚传》“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非所宜言，实大不恭。”［3］卷425《元四年四月壬子》
吴处厚上奏后，台谏中的元党人立即群起而进攻蔡确。“左司谏吴安诗上疏论确讥讪”，“左谏议大夫梁焘、右正言刘安世各已两上疏”。梁焘言：“臣风闻吴处厚缴进蔡确诗十首，其间怨望之语，臣子所不忍闻者。”又言：“臣近以蔡确怨望，见于诗章，包藏祸心，合党诞妄，上欲离间两宫，下欲破灭忠义，清议沸腾，中外骇惧，以为确不道不敬，罪状明白。”刘安世言：“伏见吴处厚缴进蔡确知安州所制《车盖亭诗》十篇，多涉讥讪，而二篇尤甚，非所宜言，犯大不敬者。”［3］卷425《元四年四月壬子》在台谏的反复弹劾下，此案终于锻炼成狱，蔡确后来也死于岭南贬所。
此案是新党构造“乌台诗案”以后，元党对新党的一次如出一辙的政治打击。如果说“乌台诗案”中苏轼获罪尚有文字证据的话，此案根本就是诬陷和捕风捉影。而且此案迫害程度更深，株连受害的人数众多，打击面广，连元党内部的蔡确的同情者范纯仁等人也遭到整肃，凸现了政治斗争的严酷性。
刘挚书信案
元祐党不但构造文字狱打击新党，对于旧党内部的政治对手也使用了这种卑劣的斗争手段，刘挚书信案就是一例。元祐六年十月，右相刘挚遭台谏弹劾与邢恕书信往还、接见章惇子弟事，贬知郓州。这是一起以私牍告讦的文字案。史云：
先是，邢恕谪官永州，以书抵处（刘）挚。故与恕善，答其书，有“永州佳处，第往以俟休复”之语。排岸官茹东济，倾险人也，有求于挚，不得，见其书，阴录以示御史中丞郑雍、侍御史杨畏。二人交章击挚，遂笺释其语上之，曰：“休复者，语出《
周易》，以俟休复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复子明辟也。”又章诸子故与挚之子游，挚亦间与之接，雍、畏谓：“延见接纳，为牢笼之计，以冀后福。”……以观文殿学士罢知郓州。［5］卷340《刘挚传》
邢恕素与新党领袖蔡确相善，与邢恕交往，正是刘挚获罪的首要罪状。但这起文字案背后隐藏着元旧党内部吕大防、刘挚争权夺利的斗争。旧党兴治车盖亭诗案，大肆迫害新党之后，刘挚欲打击旧党内部吕大防、苏辙，“以防后患”，遂引用杨畏作打手。但杨畏乃是见风使舵之徒，为迎合吕大防，转而和死党郑雍一起攻击刘挚。［3］卷467《元六年十月甲申》所以，“雍之攻挚，人以为附左相吕大防也”。［5］卷342《郑雍传》刘挚书信案未发之前，郑雍、杨畏已多次以庇祐章亲属，纠结朋党，接见章惇子弟等事弹劾刘挚。［3］卷467《元祐六年十月癸酉》刘书信被茹东济献给郑、杨后“（二人）得此大喜，乃解释简语并奏之”。因此高太后认为刘挚的行为背叛了元更化之政，遂“怒，面责挚反复”，将其赶出中书。［3］卷467《元祐六年十月辛巳》
常安民书信案
绍圣间，新党重新上台，打压元政敌不遗余力，常安民书信案即是一例。常安民政治上倾向于元，与新党大异其趣。《
宋史》本传载安民“妻孙氏，与蔡确之妻兄弟也。确时为相，安民恶其人，绝不相闻。确夫人使招其妻，亦不往”。（元祐初）“元丰用事之臣虽去朝廷，然其党分布中外，起私说以摇时政，安民窃忧之”。（绍圣初）“拜监察御史，论章颛国植党，乞收主柄，而抑其相反复曲折言之，不置。遣所亲信语之曰：‘君本以文学闻于时，奈何以言语自任，与人为怨，少安静，当以左右相处。’安民正色斥之曰：‘尔乃为时相游说耶？’益怒”。常安民元间致吕公著书是遭章、曾布打压的主要借口，其书云：
去小人不为难，而胜小人为难。陈蕃、窦武协心同力，选用名贤，天下相望太平，然卒死曹节之手，遂成党锢之祸。［5］卷346《常安民传》常安民引陈蕃、窦武故事比之元辅臣，并无意比哲宗为汉灵；章、曾布进谗陷害，激怒哲宗，进而“径拟（安民）监滁州酒税”，将其赶出台谏。后来“徽宗立，朝论欲起（安民）为谏官，曾布沮之”，“蔡京用事，入党籍，流落二十年”［5］卷346《常安民传》，连续遭打压。
黄庭坚碑文案
崇宁二年，贬官中的黄庭坚为荆南承天院撰碑文，湖北转运判官陈举弹劾碑文语涉谤讪，遭到除名勒停的严重处分。黄庭坚反对熙宁变法，政治上属于元党，这又是一例党争迫害的文字狱。史云：
承天寺僧为先生（庭坚）乞塔记，文成书碑，……（陈）举知先生昔在河北与赵挺之有怨，挺之执政，遂以墨本上之，谓幸灾谤国。除名勒停，羁管宜州。［11］卷21《崇宁二年三月辛卯》
庭坚在河北，与赵挺之有微隙。挺之执政，转运判官陈举承风旨，上其所作《荆南承天院记》，指为幸灾，复除名，羁管宜州。［5］卷444《黄庭坚传》陈举逢迎赵挺之，不惜构陷黄庭坚文祸，可见崇宁间政治压迫之深重。
陈瓘《尊尧集》案
政和元年九月，元祐党人陈因不满绍圣《神宗实录》的史笔而作《尊尧集》，因此罹祸。史云：
尝著《尊尧集》，谓绍圣史官专据王安石《日录》改修神宗史，变乱是非，不可传信，深明诬妄，以正君臣之义。张商英为相，取其书，既上而商英罢，又徙台州。［5］卷345《陈瓘传》
原来《神宗实录》曾经5次撰修，后4次改修都为政治纷争使然，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政治评价是历次改修的焦点。［12］元元年诏修《神宗实录》，凡300卷。绍圣初，新党甫一上台，就提出对元《实录》重修，并对元《实录》的撰修人员下狱勘治，撰修者吕大防、赵彦若、范祖禹、黄庭坚、曾肇、林希、陆佃等皆坐贬官。［13］卷24《元祐党事本末》下这是又一起文字狱。
陈瓘遭到打击，除党争、政争因素外，还掺杂有公报私怨的成分。参与治理陈瓘者有蔡，“未第时，以书谒陈，称其谏疏似陆贽，刚方似狄仁杰，明道似韩愈，及对策，所持论顿异，遂欲害以绝口。因其子正汇告蔡京不轨，执送京师，薿复入为给事中，又与宰相何执中谋，使石治瓘。”［5］卷354《蔡瓘传》
二、 北宋文字狱特点分析
以上所列举的案例，远远不是北宋时期文字狱的全部。据笔者浅见，北宋共发生文字狱18起左右，上面这些案件是其中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承上所述，我认为北宋文字狱有以下几个特点：
1较之唐代，北宋的文网变得严密。唐人略无文禁，如李白、杜甫在诗中指斥权贵、批评时政，白居易《长恨歌》抒写帝王逸事，亦不加罪。这一点宋人洪迈早有指出。［14］卷2《唐诗无避讳》而反观北宋，文字禁忌日渐严密，文字涉狱者不但有诗歌、著作、骈文，而且公文表奏、私人信札也不能免祸。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达到了相当严酷的程度，深刻地影响了文人士大夫的创作、言论空间。苏轼的诗文一向以讥刺时弊见长，但在北宋政治斗争造就的文网下，易为政敌拿作把柄。早在乌台诗案前，其好友文同就告诫苏轼“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15］卷中《石林诗话》，不几年就发生了乌台诗案，印证了文同的告诫。此后黄庭坚告诫子侄:“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16］卷19《答洪驹父书》陈师道也说:“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不可不慎也。”［17］《后山诗话》晁补之也主张“文章不犯世故锋”［18］卷12《复用前韵呈刑部杜丈君章》、“藏锋避世故”。［18］卷4《饮酒二十首同苏翰林先生次韵追和陶渊明》苏门弟子的这类观点，是文禁气氛下前车之鉴的不得已选择。
北宋倡导文治，优待文人士大夫，为什么会出现文网收紧的状况呢？我认为这与北宋的“家法”有关。北宋有一条家法叫做“异论相搅”，即皇帝要让大臣中间多有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共存共事，互相牵制，使有能力的大臣不敢作为，无所作为，以防止大臣专权。所以神宗用王安石变法，还同时让反对派文彦博、冯京做枢密使、参知政事，用来制约安石。［19］所以刘挚遭台谏弹劾后就立即表态“纵使无罪，既被弹劾，理当引退”。［3］卷467《元六年十月壬午》正是“异论相搅”的家法，原则上支持了对大臣行为、言论的监督、控制和约束，鼓励了反对派的攻击、告讦。统治者非常善于利用这种驭人之术实现对政治态势的驾驭，以有效地掌控最高权力，借助文字狱，是这种政治权术的形式之一。在刘挚案中，高太后虽决心将刘挚贬黜，但还多次表示出“惋惜”的假仁假义，将这种政治权术体现得淋漓尽致。可见，即使北宋专制君主没有明确提出严格文禁政策，这一“家法”还是在客观上造成了文字语言禁忌的后果，成为文字狱屡屡发生的原因。
2统治者对文字狱事主的处分普遍较轻。自古文字之狱多以酷烈残暴著称，秦有焚书坑儒，汉有杨恽腰斩，明清以降，处分更加残酷。而北宋文字狱处置，贬官、外放已经算严重处分，而除名、勒停的处分到了党争白热化的后期才出现，绝无因文字禁忌而杀戮大臣的事件。乌台诗案时，台谏把苏轼抓到京师，“欲置之死”，但由于苏轼文名在外，“神宗独怜之”，最终贬官处置。车盖亭诗案算处分较重的，也只编管、禁锢事主及家属于荒远之地。较轻的处分，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北宋所发生的文字狱，其直接原因不出于君主的狭隘、自卑和偏执，文字狱不是由专制皇权亲自掌控和主导。而这一点，正是以残暴著称的明清文字狱的首要特点。朱元璋出身贫寒，又做过游方僧，参加过起义军，所以对僧、亮、贼等相关字眼异常敏感，自卑和狭隘的心理使其残忍地报复触犯这类忌讳的文字。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文化、民族问题特别注意，忌讳就更多，处分也更加残暴。其次，北宋长期以来有“不杀士大夫”的传统。不杀士人历来被认为是宋立国的“家法”之一,其实北宋并不存在这样一条家法，而是文人政治环境下长期形成的传统。［20］在这样一个稳固的文人政治环境下，身陷文祸者也同其他犯错误的官员一样接受惩处，对此类案件的惩处也就算不得特殊的严重。即使在党争激烈的背景下，当权者对政敌的打击也没有到杀戮的地步。其三，文字狱更多的时候表现为统治者平衡政治态势的借口和手段，是有效的斗争工具，故而这些文字案并未严酷到对政敌实行肉体消灭的程度，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就具有这种特点。
3北宋文字狱的发生，凸现了不同的文人士大夫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利益冲突。文人士大夫结党相争，号为“朋党”，自东汉党锢以来不乏其例，而以晚唐牛李党争最为突出。
北宋党争，肇始于宋初［21］，继而有庆历党争，王安石变法以后持续50年的新旧党争。北宋文字狱比较集中地发生在北宋中后期，也就是朋党斗争相对激烈的时期；文字狱的发生因素也恰好迎合了党派斗争的发展脉络。据我统计，北宋文字狱与党争、政争直接相关者16起，其中改革派与保守派（新党与旧党同）相争而引发的文字狱11起；保守派（旧党）内部不同派系之间斗争引发的文字狱4起；改革派（新党）内部权力斗争引发的文字狱1案。可见北宋文字狱与党争、政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一言以蔽之，就是文字狱与党派斗争相表里，是党派斗争极端化的产物，是党派斗争最恶劣的工具。北宋党争，经历了一条从政见之争到意气倾轧的轨迹［22］，文字狱就是意气倾轧中的极端手段。北宋中后期的政治生态突出表现了人在政在、人亡政息的特点，两大政治利益集团轮番登台，推行政策的同时又对政敌大加迫害，甚至不惜陷以文祸。这正是专制、人治所具有的特征，而无丝毫政党政治的意味。深刻的党派争斗，导致了统治阶层的分裂，削弱了北宋王朝的统治力量。崇宁以后，变法变质为宋徽宗、蔡京统治集团聚敛财富、贪图享乐的手段，而政治反对派在不断地打压中禁锢殆尽，造成了万马齐喑、沙上高塔的末世图像［23］。绍圣《神宗实录》案等文字狱正是这种政治现实的反映。这些文字狱，告讦者上及宰臣，下有运判、侍郎等中下级官僚，希风承旨、逢迎媚上者屡见不鲜；不仅有党派斗争的成分，更包含了个人仇怨因素，暴露了政治斗争丑恶的一面。
4 台谏在构陷文字狱中具有突出作用。台谏是御史台和谏院的合称，是北宋主要的监察机构。御史台主监察百官，汉以来有之；谏院设于唐，主谏议君主过失。北宋御史台和谏院职事合一，监察百官，成为“人主耳目”［5］卷311《吕公弼传》。北宋台谏独立于三省设置，人事由皇帝直接任命，不受宰相干预；台谏还有风闻监察的权力，不必因进言不实而获罪。可见，台谏是皇权控驭外朝大臣的有效工具。但随着党派斗争的深入，逐渐由皇帝耳目演变为“大臣私人”，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利用台谏打击政敌，甚至不惜陷以文祸，在北宋后期党争中日趋普遍。［24］上述典型案例中，几乎都有台谏势力的参与，而且往往是罗织、构陷狱案的主力，可见台谏在党争中善于逢迎的工具品格。绍圣以后，统治集团对政敌的打压、迫害手段日益多元和残酷，文字狱的构陷已经不仅限于台谏，阿谀媚上者纷纷出台，充作文字狱中的主要打手。
总之，北宋文字狱是政治斗争的产物，北宋一代发生的文字狱是号为文治的北宋政治中的不和谐音符。政治斗争为主线，台谏为工具，是北宋大部分文字狱主要构成要素。更重要的是，所有的文字狱都是在皇权专制的体制下发生，皇权的意志决定了政治斗争的方向，也决定了文字狱的发生和发展。比之明清，北宋文字狱虽然不是由于专制皇权的狭隘、专制和残暴的特性所直接引发，但皇权往往是文字狱的裁判者、决定者。所以说，文字狱是专制社会特有的病象，是专制制度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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