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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923年春，郁达夫来到北京，去清华学校看望梁实秋，要梁做两件事，一是访圆明园遗址，一是逛北京的四等窑子。前者，梁欣然承诺，领他去看了，后者，据梁说，清华学生素无此等经验，未敢奉陪，后来他找他哥哥的洋车夫陪去了一次，达夫表示甚为满意。事见梁实秋《清华八年》一文。
       这不是郁达夫第一次来北京。四年前他曾来北京参加外交官、高等文官考试，均落榜。
       他是前一年由日本回国，在安庆法政学校任教。总是有事不顺心，而他又是任性惯了的，便辞了职来到北京，在他兄长家闲住。兄长郁华，大他12岁，在司法部门任职，住西城羊肉胡同，离清华不算太远。当时梁实秋还是清华的在校学生，这年夏天就要毕业了。
       二人的相识，缘于梁与闻一多合出一本小册子——《冬夜草儿评论》，内中对郭沫若的《女神》颇为推崇，郭来信赞美。书来信往，未见先识。1922年暑假，梁实秋送母亲回杭州原籍，路过上海，看望创造社诸君子，便与达夫相识了。时隔半年，达夫来到北京，去清华看望梁实秋，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清华八年》中还记下了在上海初见创造社诸君子的感受——
       到了哈同路民厚里，见到郭、郁、成几位，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清苦，而他们的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子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
       恐怖归恐怖，交往并未中断。直可说，梁实秋出国前的文学活动，与创造社是紧密相关的。这年夏天，与蹇先艾等人的一场笔战，就是为郁达夫的小说辩护的。八月到上海侯船赴美的一个星期里，在旅馆里写了小说《苦雨凄风》，过后在《创造周报》上刊出。上船那天，创造社的几位朋友都到码头为他送行。
       梁实秋晚年写了许多回忆文章，未曾单篇写过郁达夫，一则是回国后与胡适、徐志摩、闻一多诸人交往甚厚，而文坛上，留学英美和留学日法，是天然的两大派，对郁达夫这样的留日学生，也就有意疏远了。再则，怕也真的是看不惯郁达夫的人生态度和生活习性。他是一个旧式大家庭长大的，家教甚严，少年时有次斗胆问起麻将怎么个打法，其父生色呵斥道：“打麻将嘛，到八大胡同去!”吓得他再也不敢提起麻将二字。
       仍说郁达夫。这次在北京只待一两个月，便回上海编创造社的刊物去了。名声很响，个人的生活却难以保障，无奈之际，同年十月又一次来到北京。
       这次不是暂住，是来学校教书的，接替北大教授陈启修教统计学，每周两课时，待遇是讲师。陈启修回来，他就得走人。
       来北京的原因，两个月之后，在给郭沫若、成仿吾二位挚友的信中，是这样说的：“北京空气的如何恶劣，都城人士的如何险恶，我本来是知道的。不过当时同死水似的一天一天腐烂下去的我，老住在上海，任我的精神肉体，同时崩溃，也不是道理，所以两个月前我下了决心，决定离开了本来不应该分散而实际上也不分散也没有办法的你们，而独自一个跑到这风雪弥漫的死都中来。”(《一封信》)
       当时他的想法是，北京能让他“转换转换空气，振作振作精神”。住下之后，才发现，先是对不起上海的朋友们，不该在创造社基业未定之际独自走开，再是更加苦了自己，在上海还能与沫若仿吾高淡阔论，呼啸而行，在这里他永远是一个多余者。上次在北京，曾与留学英美的陈源等人商定共同出版《现代评论》，这次再来，此事已成泡影。在上海期间，因为一篇文章中的措辞，已与胡适交恶。那伙人中，唯一与他交往的，只剩下中学同学徐志摩。可交往的人士，只有像吴虞这样不中不西的学者了。于是，原本就神经质的他，陷入更大的孤独与痛苦之中。
       怎样排遣这孤独，如何化解这痛苦呢，一个是没钱时的办法，一个是有钱时的办法。还得引用他自己的话，倘若转述，别人是不会信的。
       先看没钱时的办法。“有时候我送朋友出门之后，马上就跑到房里来把我所爱的东西，故意毁成灰烬，使我心里不得不起一种惋惜悔懊的幽情，因为这种幽情起来之后，我的苦闷，暂时可以忘了。”再看有钱时的办法。这是写给郭沫若、成仿吾信中的两段话——
       有钱的时候，我的解闷的方法又是不同。但我到北京之后，从没有五块钱以上的钱和我同过一夜，所以用这方法的时候，比较的不多。前月中旬，天津的二哥哥，寄了五块钱来给我，我因为这五块钱若拿去用的时候，终经不起一次的消费，所以老是不用，藏在身边。过了几天，我的遗传的疾病又发作了，苦闷了半天，我才把这五元钱想了出来。慢慢地上一家卖香烟的店里尽这五块钱买了一大包最贱的香烟，我回家来一时的把这一大包香烟塞在白炉了里燃烧起来。我那时候独坐在恶毒的烟雾里，觉得头脑有些昏乱，且同时眼睛里，也流出许多眼泪，当时内心的苦闷，因为受了这肉体上的刺激，竟大大地轻减了。
       一般人所认为排忧解闷的手段，一时我也曾用过的手段，如醇酒妇人之类，对于现在的我，竟完全失了它们的效力。我想到了一年半年之后若现在正在应用的这些方法，也和从前的醇酒妇人一样，变成无效的时候，心里又不得不更加上一层烦恼。啊啊，我若是一个妇人，我真想放大了喉咙，高声痛哭一场!(《一封信》)
       这些话需要诠释：“这五块钱若拿去用的时候，终经不起一次的消费”，这儿的消费当是指逛窑子，且是八大胡同里的那种。醇酒妇人，对于他竟完全失去了效力，此话不可信。只可说纵然这样也排遣不尽他心头的痛苦，非是不无效力便不以此作排遣的努力。
       绝无贬斥达夫先生的意思。我对他的敬重不亚于任何一个人。说什么只说什么，不必牵扯过多。醇酒妇人，且把名词变为动词，就成了纵酒、狎妓。酒，不是谁都能喝得了的，不去说它。狎妓可就不同了。你可以不去押，却不能说不会。这种事，只可说，非不能也实不不为也，而不可说，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不到大彻大悟，或是破罐破摔，谁也不肯说这号话。等于说你不是男人。再则，狎妓与纵酒，都是可以入诗的，最著名的句子该是“吴妓狎酒劝客尝”了。狎不得妓，喝不得酒，那诗也就恰如其人——正经得谁也不想挨，你敢?
       正是在这样的时际，又是这样的心境，还得加上我们这样可爱的文化背景，达夫先生便将一位北京的下等妓女拥进了自己的怀里。
       她叫银弟。
       二
       且据达夫自己的著作，勾勒出银弟的相貌、身世、两人交往的始末。
       银弟并不漂亮。《南行杂记》中，说他曾经对什么人都声明过：“银弟并不漂亮。也没有什么特别可爱的地方。”若硬要找出一点好处来，只有她的娇小的年纪和她的尚不十分腐化的童心。同文中还说，他在船上遇见一个广东姑娘，和银弟很像，甚至因为这像，竟引起了他的某种冲动——
       回头一看，却是昨天上船的时候看见过一眼的那个广东姑娘。她大约只有十七八岁年纪，衣服的材料虽则十分朴素，却很时髦。她的微笑的两只近视眼，狭长的脸子，曲而且小且薄的嘴唇，梳一条垂及腰际的辫发，不高不大的身材，并不白洁的皮肤，以及一举一动的姿势，简直和北京的银弟一样。昨天早晨，在匆忙杂乱的中间，看见了一眼，已经觉得奇怪了，今天在这一个短距离里，又深深地视察了一番，便觉得她和银弟中间，确有一道相通的气质。在两三年前，或者又要弄出许多把戏来搅扰这一位可怜的姑娘的心意；但当精力消疲的此刻，竟和大病的人看见了丰美的盛馔一样，心里只起了一种怨恨，并不想有什么动作。
       身世更是可怜。
       银弟的父亲是个乡下的裁缝，姘识了她的娘，两人逃到上海，摆裁缝摊为生。过了不久，又拐了一笔钱和一个女人，连同银弟四人逃到北京。拐来的女人当了娼妓，银弟的娘便当了龟婆。父亲酗酒死去，她娘以节蓄下来的钱包了一个姑娘，勉强维持生计。她娘不甘守寡，和一个年轻的琴师结为夫妻。达夫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银弟还是“度嫁”的身份，后来便上捐正式做了娼女。度嫁，当是指妓院里的实习生。
       达夫一到北京，便与吴虞等一批四川籍的教授打是火热。据小说《街灯》言，是一位姓钱的朋友，引他到一处名叫“春浓处”的妓院，才结识了在此度嫁的银弟。“上春浓处去了四五遍，中间来和我攀谈，我也和她随便说些不相干的废话，有时候或许抱一抱，捏一把的，是度嫁的银弟”。有天晚饭，几个人多喝了酒，来到春浓处小坐，临走的时候，大家都抢着用暴力和银弟亲嘴，轮到达夫的时候，他对她笑了笑，用江南话问“好不好?”她只微笑着摇摇头。后来送他们出门的时候，到廊下，偶尔经过一间黑的空房，达夫踱进去，拉着银弟，又轻轻地问她前一句话，她便很正式地把嘴举了起来。正是达夫的这份温存，让银弟记住了他，也正是银弟的这份娇羞，让达夫记住了这个尚在度嫁的雏妓。
       转年春天，夫人孙荃带龙儿北上，先住郁华处，不久便在什刹海附近赁屋独住。
       暑假曾回南方，九月返校。有天晚上，觉得难过，在长街上跑了一回，就上前门外微雪夜香斋去喝酒，喝到夜里一点多，付钱出来走下台阶，正想雇车，东边过来一辆黄包车，坐着一个窑姐，细看之下，原来是银弟。后来还是那位钱姓朋友，在酒席上告诉他，银弟已改名柳卿，上捐做了妓女，妓院在韩家潭，叫蘼香馆。又过了几天，也是酒后，便一人雇车去蘼香找银弟去了，由此接续上先前的情分。(《街灯》)
       小说《寒宵》写的是他和四川的朋友逸生，在一家妓院吃酒，叫条子邀了银弟，临别之际，两人在寒夜的屋外，拥在一条斗篷里难分难舍的情景。应银弟之请，在银弟走后半小时，又和朋友一起坐汽车去了韩家潭。这时的银弟已是柳卿了。
       到了小说《祈愿》，他和银弟之间的交情已经很深了。仍是冬季，在银弟那里，接连住了四个晚上，到第五个晚上，广寒仙馆怡情房有人叫条子，银弟本想托病不去，是他再三的督促，银弟才去的。很晚，银弟一回来，连鞋也来不及脱，便扑在他身上呜呜地哭起来，怨他不该赶她去，受了那些客人的一顿轻薄。随后两人睡去。午前醒来，他要走，银弟拉上他一起，乘马车去城外的观音潭的王奶奶殿烧香，这里是胡同的姑娘们的圣地灵泉，凡有疑思祈愿，都要来此祝祷的。
       散文《南行杂记》前半部分，写了他与银弟交往的全过程。最为动情的是，一天几个朋友在“小有天”吃夜饭，没有房间，也没有散坐，正在门厅坐等之际，看到银弟和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绅士从里面出来，她见了达夫，便丢下客人过来和他打招呼。对妓女来说，这是违背行规的。吃饭中间，银弟打来电话，说那个客人本来要请她看戏，她推辞了，要他马上过她那里去。几个朋友一起去了，在银弟的房里坐了一个多钟头，又打了四圈牌，银弟和同去的朋友，都要他在那里留宿。朋友们出去之后，把房门带上并上了锁。
       此前他和她交往不过三四次，而此刻，银弟已把他看做亲人一般，伏在他的肩上哭泣不止。起初他以为这不过是妓女惯用的手法，后来看出，银弟确是出之真情。两人用江南话相谈，都很动情。“我不由自主地吻了她好半天。换了衣服，洗了身，和她在被里睡好，桌上的摆钟，正好敲了四下。”
       正是这一夜之情，让他深深地喜欢上这个银弟。“从此之后，她对我的感情，的确是剧变了。因此我也更加觉得她可怜，所以自那时侯起到年底止的两三个月中间，我竟为她付了几百块钱的账。当她身子不净的时候，也接连在她那里留宿。”
       1925年2月，郁达夫应武昌师范大学之聘，任文科教授，离京那天，银弟曾去西车站为他送行，大哭一场。
       郁达夫一直保存着银弟的照片。郁达夫的长孙女郁嘉玲女士，在《说郁达夫笔下的银弟》一文中说，小时候，她家里有许多旧照片，有次看到一张照片上，一个不认得的女人穿着古怪的衣服，和当时她所见惯的式样很是不同，就好奇地问奶奶(孙荃夫人)，这是哪个，奶奶抬起头来，透过老花眼镜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说：
       “这是北京的银弟。”
       三
       以上事体，有的出之小说，有的出之散文，散文或许是真的，小说就不一定了。别的作家若是这样写，可以这样认识，对郁达夫来说，就没有必要了。写作上，他遵奉的原则是，作品是作家的自诉状，未必篇篇是实，至少这些篇章是不必怀疑的。
       我在看《吴虞日记》时，发现了小说中的许多事，都与吴虞的记载相符。只是小说中，要么是说姓不说名，如《街灯》中那个姓钱的朋友，就是钱君毅。要么说名不说姓，如《寒宵》的逸生，该是一位四川朋友的字。说到地名，则有意变改，如几处提到的春浓处，当时春华楼。
       小说和散文中都写到的，互相邀约饭局，在一处吃饭叫条子，然后到另一处妓馆吃茶，诸种情形，在吴虞的日记中也有记载。比如1924年5月3日条下：
       九时半过北大，晤幼渔、子庚，以八条示之，请假二小时而归。过君毅处，新居房屋甚大，有树木、电灯。闻君毅在慕鲁处，遂往邓斋闲谈，慕鲁留便饭。打电话询郁达夫，约下午三时往谈。至三时偕君毅至郁宅，房屋极好，买成二千二百元，现值五六千元矣。达夫以日本《太阳报》登渠诗见示，笔轻茜，腴而有骨，美才也。谈至四时，遂同往中央公园。谢绍敏又来，言内幕有暗潮，闪烁其词，予甚恶之。达夫将入条看过，言不糟，此后匆自答。如有内幕，达夫当为探察，或再有文字，达夫当出来骂之。予约达夫明日十二时赶君毅处，同往春华楼，遂归。
       第二天日记果然记着：十时过戴夷乘，同至君毅处。十二时达夫来，遂偕往春华楼，无雅座，乃转至宝华楼午餐，共用洋三元八角二仙，散后夷乘、达夫俱去。
       这年冬天，正是郁达夫和银弟难分难舍的时侯，也正是和吴虞、钱君毅诸人宴游之乐最甚的时候，日记不时有这方面的记载，略举数则：
       11月27日 下午五时，赶春明饭店楼下第六号座。六时半君毅来，白经天、郁达夫、张真如、张季鸾、戴夷乘、康心之、刘勉已，先后到。
       12月17日 北大纪念日，放假一天，今晨繁霜满树，望之如花，京中人谓之树挂，成都未见也。十时半至十二时半，在南大上课。寒甚。君毅来信，言康之赴河南，杨适夷不来，乃补请郁达夫，戴夷乘。
       12月20日 农历冬月二十四，冬至，下午上课，来了十人，有郁达夫。叫条子。叫了七个妓女作陪。
       对郁氏与银弟的交往，有人在文章中说，可看出郁的人道主义，怎样同情弱者，怎样怜惜女子。我不这么看。嫖妓就是嫖妓，不必再赋予什么意义。若在嫖妓的过程中，表现得温柔体贴，乃至同情，便是人道主义的话，那些不嫖妓的，该是什么相反的主义?倒是从中考察那个时代的文人风貌，体昧郁达夫小说的真髓，比较更有意义些。若嫌我的话未免贬低了达夫先生，那么且看他在别处是怎样说的。
       1924年底，他的小说《秋柳》发表后，因为是写妓女生活的，受到了许多人的攻讦，认为是在鼓吹游荡的风气，对于血气方刚的青年危害甚烈。他写文章辩驳，坦然承认自己的作品在艺术上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不在于写了妓女，而在于中国的妓女，本身就是一个大失败。接下来谈了他对妓女的看法——
       原来妓女和唱戏的伶人，是一种艺术品，愈会作假，愈会骗人，愈见得她们的妙处。应该是把她们的欺诈的特性，以最巧的方法，尽其量而发挥出来，才能不辱她们的名称。而中国的妓女，却完全与此相反。这等妓女应有的特质，她们非但不能发挥出来，她们所极力在那里模仿的，反倒是一种旧式女子的怕羞，矜持，娇喘轻颦，非艺术的谎话，丑陋的文雅风流，粗俗的竹杠，等等，等等。所以你在非常烦闷的时候，跑到妓院里去，想听几句你所爱听的话。想尝一点你所爱尝的味，是怎么也办不到的。(《我承认是“失败了”》)
       说到这里，郁达夫讲了个笑话：因此他的一个朋友，自家编了许多与他的口味相合的话，于兴致美满的时候，亲自教给他所眷爱的一个妓女，教她对他在如何如何的时候，讲怎么怎么的一番话，取怎么怎么的态度，可是她老要弄错，在甲的时候，讲出牛头不对马嘴的乙的话来。这就一幕悲喜剧里，我们便可以看出我们的妓女的如何愚笨来了。
       这才是郁达夫先生对妓女的真正的看法。什么人道主义，达夫先生其时绝不会想得这么多，温存体贴云云，不过是玩点嫖妓的小手段罢了。
       嫖妓是一回事，写文章是一回事，他人的理解又是一回事。正如达夫先生的文章(小说)里，常常叹苦嗟穷，你要是真的以为他穷到如今你我的地步，那就大错特错了。三两个月嫖了几百块钱(银元)，就是当时的富家子弟也不过尔尔。然而，也不能据此就说他是作伪或作秀，绝不是，他那穷苦的感觉，是真诚的，丝毫不假的，和千年前的李白杜甫相通，和几十年后所有真诚写作的人们也是相通的。这才是他真正了不起的地方。
       最后要说明的是，我的这篇文章，是受了郁嘉玲女士的那篇《说郁达夫笔下的银弟》的启发才写的。我收集的资料，原本是想写一篇或一本《郁达夫在一九二四年》的。这篇文史随笔，可说除了基本思想和考证的材料，都得之她那篇优美的文章。彼文已收入她新近出版的一本书中，叫《我的爷爷郁达夫》(昆仑出版社)。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看，看一个人是怎样把别人的材料做成自家的文章的。感谢嘉玲女士，并请你原谅我的窃取。
       2001年5月7日于潺室。明日搬书去新居，大乱，再要写此等文章，须半年之后。特记。
       〔责任编辑 杨 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