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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形态的生成机理
作者:廖 欢 严小龙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 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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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通过探讨不发达国家城乡二元结构起源的共性和相关理论,以及对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与变迁的特性进行分析,以求把脉这种复杂社会现象的生成原因、现存状态与未来趋势。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不发达国家城乡二元结构外生性起源说;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与凝固化;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二元结构;生成机理;城乡关系;中国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4-0083-04
       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形态,是不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在一般意义上,这种现象表现为由于西方文明外部驱力的进入,致使传统社会内部产生分化,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异质性价值。这是异质的来自西方的城市文明与不发达国家传统乡村文明并存的一种社会结构,也是不发达国家二元结构社会形态起源共性的一面。然而中国城乡社会之间的非均衡与不协调现象,还有其更加复杂、深刻的生成机理,由此也决定了探究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形态起源与演绎的必要性。
       一 不发达国家城乡二元结构外生性起源说
       从工业化的角度讲,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形态向垄断形态的演变,欧洲国家内部市场已不能满足资本扩张的需要,因而其资本运动的外部扩张就成为必然。这种资本的外部扩张运动,主要是通过向不发达国家的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殖民输出来实现的,其扩张的路径是从欧洲、美洲到亚洲和非洲的延伸,其问自然也伴随着殖民文化外化的过程。因此,这种以资本和殖民文化扩张为内涵的外生性的市场化、市俗化过程,就是工业化力量不断侵蚀和瓦解不发达国家农业社会传统纽带力量的过程。为了防止工业化的急剧膨胀而引发社会的无序和失范,不发达国家传统社会内部原先业已具有的某些约定俗成的价值内核,也就是自身文明的力量,就会形成一种机制,对变迁社会的分化和工业化过程进行制约,从而保证传统社会最低限度的整合和稳定。这样,在不发达国家社会内部,就形成了以两种迥然不同的价值文化为内涵的两种社会形态的同构状态,即社会二元结构状态:一种是以城市为代表的工业化社会;另一种是以乡村为代表的农耕经济传统社会。
       从城市化的角度讲,城市本身的自然演进,并不会产生城乡异质的二元结构问题。古代中国就已经存在城市体系,但并没有形成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形态。恰恰相反,其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结构具有高度一体化或一元性特征,政治功能突出的城市与作为全社会经济支撑的乡村并存于大一统的社会形态之中。这种大一统社会的形成和稳定,不是依赖经济社会发展而自然整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而是依靠中央专制集权统治的强制整合——城市的主要功能就是成为维系大一统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堡垒。古代中国这种坚固的封建社会结构,直至鸦片战争以来,才被西方殖民者以强大的武力打破。欧洲殖民者以军事力量进入中国之后,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或获得其他政治特权,在沿海口岸和其他重要城市建立了在许多方面都异质于中国传统乡村的西方式城市,如香港和上海租界。因此,这种城乡异质性,表现为在资本主义发展谱系中,不发达国家主动或被动接纳欧洲文明时,其自身社会结构发生的变异。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本身存在着成熟发达的文明力量,而这种传统文明又以作为封建专制统治基础的乡村社会为代表,因此,当两种力量的消长和替代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时,一种城乡异质的社会二元结构形态就出现了。
       从理论渊源来讲,最早运用“二元经济”概念来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西方学者,是荷兰经济学家HoBoeker。他以19世纪荷属印尼殖民地为标本,于1953年出版了《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并独创性地提出了二元经济的概念。Hoboeker所描述的二元结构有其特定的历史含义,即二元社会是指资本主义社会与农村的公社社会,二元经济是指城市的市场经济与乡村的自然经济,这种城乡二元结构的生成机理,就是不发达国家城乡二元结构的外生性起源说。HoBoeker认为,在这两种完全异质的社会里,应该用不同的经济法则来解释,亦即形成了最初二元结构理论。
       关于不发达国家经济二元性影响最大、应用最广的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1954年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了二元经济理论并对其作了经典性的评注。这一理论模型指出,不发达国家一般存在着性质不同、成熟度不一的两个经济部门:一个是“资本主义”部门,又称现代部门;一个是“维持生计”部门,亦称传统部门。它们在资本运用、生产规模、生产方式、生产效率、收入水平等方面存在明显不同,而且这两个部门并非静态和相互割裂,而是动态且相互影响的。后经古斯塔夫·拉尼斯、费景汉、戴尔·乔根森等人的补充和发展,主要阐明了三点:农业增长与工业增长一样重要;农业与工业的增长应当平衡;劳动吸收速度必须大于人口增长速度,以摆脱马尔萨斯人口陷阱。
       需要指出的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HoBoeker的原始二元结构理论,还是刘易斯经典二元结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前提,即城乡二元结构外生性起源说。但是,这却与目前我国城乡社会分化的原因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将旧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夷为平地,重新塑造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体系,并且在新旧两种社会形态之间划上了一道泾渭分明的分界线。显然,从上述假设前提出发提出的理论,以及由这一理论推断的结果,对我国现实的社会状况,只有某种程度的借鉴作用而不能完全生搬硬套。因此,本文以下所指的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只是一个借用术语,同时也是一个借用的分析框架,是取其城市、乡村“二部分”在经济制度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不同。当然,我国城乡社会的结构形态,就其经济性质与社会意义而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异质二元的,而不是同质一元的,只不过这种“二元结构”,与因资本扩张与殖民文化外化形成的二元结构有着本质不同的生成机理。
       二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与凝固化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根源,可以归结为两种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所产生的特殊环境,以及在这种意识形态概念下所采取的发展模式。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原有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治理形式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与重构,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运行体系。但是,由于战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体系与资本主义体系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新中国面临着极为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不可能有其它的发展模式选择,而只能模仿苏联工业化的发展模式。一方面,这种发展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高度集权和以重工业发展为核心,主要表现为对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和对外关系领域的高度控制,以及用这种高度
       集中的行政权力来保证和推进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所需的庞大资金,又只能以农村、农业、农民以及抑制国民消费为主要来源,而不能像西方国家原始积累那样,以掠夺殖民地资源为主要手段。因此,这种“内生”的赶超思维模式,反映在政治、经济领域,就必然会在强大的国家政权基础上,产生一系列为了实现城市工业化而忽视农村、农业、农民利益的政策与制度,从而人为地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使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形态得以生成。这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但却是导致日后我国城乡社会日益分化的根源。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凝固化,源于在很大程度上复制了苏联的上层建筑,以及由发展模式和这种上层建筑派生的一系列严格的城乡分治的制度和政策。上世纪50年代,中国工业化采取的是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主要目标的重工业导向战略。这种发展模式使中国在短时期内形成了产业门类比较齐全,结构比较完整的大工业体系,并实现了初步的“国家工业化”,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无疑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但与此同时,在模仿苏联工业化模式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也“复制与翻版”了苏联模式的经济管理体制及其它上层建筑。为了保证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以及为了保持实现这种工业化模式而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及其它上层建筑的运转,一方面,国家采取通过对农民征税和实行工农产品“剪刀差”政策,即为城市转移农业利润以便为重工业化积累资金。另一方面,国家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城乡分治的制度和政策。这种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将城乡人口和城乡经济社会生活人为地分割为两个互相隔离的部分,从而构成了人为的制度壁垒。这实际上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形成了两个社会等级,并使得这两大“等级”在资源分配、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上享有不同的待遇。而且,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模式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而非劳动密集型发展模式,因而城市产业部门就业岗位增长缓慢,难以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从而延缓了城市化的进程。
       由于以上原因,中国社会也就人为地形成两个“不同的社会”组成的二元结构: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这两种社会形态同质性很高但彼此异质性也很大。这种同质性主要体现在两种社会形态都是在同一高度集中的领导模式和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下运行;而异质性则主要表现在彼此经济结构的构成和社会治理模式的差异性等方面。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在当时这一制度体系的背后,城乡之间通过资源的流动仍然保持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城乡之间存在差异但并不存在显著分化的趋势。这与一个时期以来城乡资金流与物流的相对封闭运动而产生的城乡日益分化有很大的差别。由于这种二元结构是在苏联工业化模式主导下形成、以政策与制度促成的,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为“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
       三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趋势
       农村的初始改革为松动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打下了基础。中国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是分阶段渐进式向前推进的,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而且在经济领域又确立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合理改革顺序。始于1979年的中国改革,首先在农村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农村生产方式与组织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实质是把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经营转变为农民的家庭经营。农村生产关系的这种改革是符合当时农村落后生产力的要求的,因而农村生产方式与组织方式的转变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广大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挖掉了原有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制度根基,为撼动这种坚固的城乡二元结构提供了条件。同时,农产品供给的大量增加,也为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城市的改革与发展为打破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提供了动因。继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中国在城市中的改革也是一路高歌猛进,各种资源在“资本原则”与“效率原则”的整合下,成为推动与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城市经济发展战略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大力发展三资企业和外向型经济,力图使本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成为世界的“加工厂”,二是在短缺经济状态下,通过市场调节不断增加国内供给的数量与质量,以满足与提升消费结构。同时城乡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不断松动的情况下,实现了中国城市化的新进程,突出地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农民工人开始在城乡之间的结构性流动。这样就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分离的两大板块中,产生出一块介于两者之间的规模越来越大的中间层:在工业与农业之间产生了乡镇企业;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产生了小城镇;在工人与农民之间产生了农民工人阶层,使得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在经济社会的自然演进中变得比较松动和模糊,从而朝着有利于城乡协调的方向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支农政策薄弱、市场机制作用等因素又强化了原有城乡二元结构的路径依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中国农村的制度变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出台后继的重大措施,因而政策激励效应逐年下降;同时,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涉农资源不断流入城市,使农村发展出现空白。因此,进入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种反常的现象,一方面是总体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却是居民消费需求乏力,主要体现为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无力消费。《2002年下半年主要商品供求情况分析报告》对600种主要商品的分析调查结果显示,有528种商品供过于求,占总数的88%,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仅占12%,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同时,随着乡镇企业的衰落,乡镇企业作为吸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功能以及乡村建设功能也大大减弱。与上述现象伴随的是城乡贫困人口大量增加,农村经济出现停滞状态,农民增收也愈加困难。在这一时期,与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撑的城市建设相比较,乡村建设则处于发展的“盲区”。在传统工业化时期形成的思维定式与体制的路径依赖,在乡村有着深厚的存在基础,而市场经济财富的概念又深深刺激着乡村成员的神经。然而,在农村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没有强有力的整合措施出台的状态下,分散小农经济的自身积累,无法使自己的状况得到进一步改善,乡村经济由飞速发展陷入了停滞与萧条。
       旧的行政因素和新的市场因素共同形塑了当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轮廓。我国城市现代经济与农村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的同构状态,使得城市与农村之间产生一种新的分化趋势。这种分化不是人为的制度因素形成的,而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农业没有跟上现代化的步伐进行结构升级造成的。突出地表现在城市居民支出的大部分难以再流入农村,这意味着城市社会不再对农村有高度依赖,相反,城市社会日益进入一种自我发展的状态。在这种意义上说,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也可称为“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但是,由于过去的“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对社会仍然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应该说这是一种新的更加复杂的二元结构形态——“复合因素主导型二元结构”,即含有传统工业化时代旧的行政性因素,又蕴含了新的市场经济因素和其它不确定因素的复杂形态。这种新的二元结构在原有基础上逐渐生成与显现,使城乡社会日益呈现出分化加剧的趋势。
       令人欣慰的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推出了一系列扶持农业的措施,十六届五中全会又进一步确立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方针,反复明确了“三农”工作是我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可以预见,随着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实施,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形态将会逐步消解,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将会得到逐步增强,最终将完成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
       综上所述,虽然城乡二元结构是不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形态有其特殊的生成机理,也就是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正确分析与判断其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生成原因,对于我们理清思路,把脉这种复杂的社会现象,采取正确的政策措施合理调整城乡二元结构,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