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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纸上的季节
作者:■庞 培

《人民文学》 2001年 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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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冬天,我还要再写一本书。如果可能,冬天是写作最舒适的季节,你不会感觉到外界气候对你有压力,相反,适度的寒冷会助长思索。在房间一杯热茶从烫嘴一直喝到冷,这时候,窗外如果是个下雪天,雪花沙沙作响,那么,你的文字会有异常的温情,会自然而然荡漾在温情之中。严寒的冬季和文学内在的关联,你只要想一下北欧或俄国文就可以了。在男性作家中世上哪一区域的写作最最温柔?无疑是契诃夫、帕斯捷尔纳克、安徒生、叶赛宁……他们全都对女性有一种格外温柔的感情,溢于言表。这是对春天本能的向往。我是一名冬季的水银柱的作家。一年四季里,春季和夏天写作都有点奢侈,春季里鸟语花香,暖风熏人,人们总可以找出比写作更好的事情来做。夏天也同样。夏天的炽热使文字保持寒冷,文字难以炽热起来。英国人对春天敏感,美国人喜欢夏天。《子不起的盖茨比》、《洛丽塔》都有盛大的夏日;而法国人似乎更接近秋季。他们的诗人:雨果的《秋叶颂》,拉马丁的《孤独》、《致艾尔薇拉》、《少年恋》以及《向格拉齐拉告别》,还有罗登巴赫、马拉美、萨曼,尽在一个秋季美丽凄凉的国度。意大利文学似乎介于深秋和初冬之间,他们最伟大的吟唱者之一:莱奥帕尔迪,完全是名深秋的平原游子。这种类比当然不是绝对的,不过,品尝文学的美酒,其滋味仿佛人在不同的季节中留恋、尽情遨游。同样,文学、诗歌的温度计上,一年四季,也都有伟大而不朽的作品相伴随。甚至,你可以在冬天读春天的书,在夏季读秋季的书。梭罗的《瓦尔登湖》就是一本早春之书。《红楼梦》讲的是一年里的暮春,但《聊斋》是肃杀寒秋。《边城》是夏末初秋。《追忆逝水年华》也跟《红楼梦》一样,但后面有一个灿烂美丽的夏日。《日瓦戈医生》、《罪与罚》全是冬天。《安东诺夫卡苹果》是春天。小说家中间最大程度迷醉于秋天之美中的是《无名的裘德》的作者哈代。有趣的是,一个国家中最好的作家有时是跟其气候特征相反的作者。德国文学和英国文学一样,擅长表达春天,但尼采却是冬天的化身,而兰波也是盛大夏日的诗人,正如狄更斯、德·昆西描写冬天的伦敦一样。而对于一个民族文学的复兴而言,春天的品质是最可遇不可求的。所有真正的叛逆都是从春天里开始的。我们应该还记得《荒原》的开头。欧洲的文艺复兴曾有一个完整的春天,以米开朗琪罗、彼特拉克、波提切利为其黑夜解冻的标记。从这一点上来说,在文学的四季里,春天也许是最神秘、最神秘、最重要的。它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写作的漂泊、变幻不定的命运。事实上,我们平时阅读的大量作家、作者,都与季节无缘。很多本书并无明显的季节氛围、草木的气息,很多本小说的血管神经,都没有同时辰和大自然的丝毫敏感契合,就我自己来说,我在冬季写作,但向往着春天!
       我过的是什么生活?有时我一连数周身无分文。如果想出门旅行,必定要等来一笔稿费,而稿费数额,也越来越不像话了。写一本20万字的书,合同上如果是版税制,只能拿到7000元左右,而且还要扣除所得税。这真是莫名其妙。我常年没有工作,没有任何生活补贴、保险、救济金。我写了一本书,他们却要问我来收税!而且是总额的10%!我的第一本书《低语》,就是这点稿酬;第二本《五种回忆》,约25万字,不知怎么搞的,却只拿到一个总数5000元。我写的书没出版之前,我还不怎么觉得自己贫困,出版后拿到这些低额稿费,我才真正吃惊于自己的贫穷了!我根本无钱添置家里的任何东西。全套家具、起居用品,还都是十几年前我的第一次婚姻留给我的。我的女友每次在这里,帮我打扫灰尘,用抹布东擦擦、西揩揩,我每次看了都很心酸。我的电视机是二手货,花400元钱买的。我的一对音箱只花了100元!我如今逛书店只买旧书,或便宜的折价书,全是一流翻译大家的作品:王佐良、钱春绮、汤真、当汝龙、叶琼芳、王央乐、李文俊……我差不多已经不指望后的翻译者们能够再现从莎士比亚到于连·格拉克的语文风采了。我专注于自己的贫困。有什么办法呢?如今,那已经是我们最后的教养了……
       贫穷就像吸毒,也有一种特异的魅力,容易使人上瘾,尤其对于穷人中间那些性格孤僻、懦弱的人。我曾经跟一个朋友讲到这一点,他瞪大了吃惊的眼睛,似乎没有听懂我的话。一个人在社会上落魄,一般的境地尚不算凄凉,如果有一天,他忽然从中尝到落魄的甜头,他就成了真正落魄之人,可以说是拿到了此一行业的合格证书。就像车工、钳工们有升级考试,分成八来徇其手艺高下,贫穷也有它不同的层次。很多年代里,人类对于贫困保持着精细的味觉,这是使人叹为观止的准精神领域。因为贫穷使我们的身心坠向真正的民间,孟子说的“饿其肌肤,劳其筋骨……”正如一个人在完全绝望时反而获得清醒的神智,非常恶劣的窘迫和贫困同样带给我们的异常敏锐的感官。我想,波德莱尔、坡·维康、德·昆西和哥尔德斯密,以及克·汉姆生、哲学家斯宾诺莎、小说家让·热内,全都深谙此道。因为,人本质上是一名乞丐。而人所能够做的最华美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大地上沿途乞讨,终生流浪。人一旦在其苦涩的根部尝到贫穷的甜头,他就会丧失掉他在世上的大部分味觉。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人要学会在贫穷中保持从容的风度,是多么困难啊!需要怎样的勇气,我们才能在此黑暗的角落安然入睡?“贫穷而能听见风声也是美的”(布莱语),这是诗人简洁的概括。而我把贫穷本身看做一笔不菲的财富。它就像一把磨不快的钝斧头,虽不灵便,使用起来效率很慢,但是结实,耐久。我并不愿眨眼之间就把它丢弃进废料箱里。
       我有一种古怪的病症,总要把自己认为世上最好的书籍(小说、散文)介绍给往往是新近结识的“亲爱的朋友”。这几乎成了我那种激动人心的阅读的不幸延续。我家里很多好书都在增长这一癖好的过程里丢失掉了。我至今记得1980年繁体字版那本《永别了武器》,封面是水洗的淡绿色。以及全套《忏悔录》,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和绛红色绘有庄严华丽的人像图案的《红与黑》,我记得翻译者郝运的名字,还有它是竖排本——可以标明我读书生涯的最初的竖本阶段。所有这些书籍,都从我的书架上神秘地失踪了,这带有书页泛黄的气味的失踪一一记录着我早年某一段恋情、失败的针对异性的谄媚和友情。1984年,当我在邻近的城市常州买到上海译文第一版的古老落后的县城,街道各处有一种合作社会气息。书店总共还有两本,湖绿色封面,我匆匆翻过一遍,把另一本抢先抽离书架放在底下,压抑不住我们遇见一本难得一觅的好书时那种兴奋,把两本全买走了。到柜台上付款时我意识到自己屏息着的庄严,而一出书店大门,却几乎兴奋得对着大街喊叫。可是,一年以后,这两本书我都找不到了。我在南京的朋友韩雪,把他自己平时读的那本送给了我。我们似乎不约而同,在各自的城市里都一次性买了两本放回去藏好。后来,他有一个女友在省书店外国文学柜台,在1987年左右内部处理掉一批特价书,其中竟有徐迟译的《瓦尔登湖》。韩雪就把积压下的全部梭罗都买走了。记得他激动地告诉我,平均每本仅售八毛钱!这次,他又送了我一本。结果我又“借”给别人了。这次,我发作得特别厉害,总共五本来自不同途径的绿色《瓦尔登湖》都经我手堂而皇之地流失了。后来,1993年,我又买到北京版作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刊印的《瓦尔登湖》,仍旧是徐迟译本,但装帧设计,已缺乏了当年那种清新古朴的味道,这一本,在我书架上放了一年之后,仍旧“不翼而飞”了。我现在家中这本《瓦尔登湖》,是历年来出得最难看的新版本。封面居然画了一只休闲式样(上面有十分显眼的柴油机马达)的游船,一名牛仔模样的湖上怪兽伫立在船头,手里提了一根金色的船桨。仍旧是上海译文版的书,但与先前那本比,已形同陌路人,这是1997年的版本。我每次拿在手里,目光都故意避开其封面、书脊部分,仿佛在街上遇见自己从前爱的女孩,如今已沦入风月场中。所幸,书的内页仍按照1984年的版样编排,也许印刷厂想偷懒,反倒做了一件好事。
       从我的书架上历年来消逝掉的书计有: 《沉思录》(马可·奥勒留) 《问题的核心》(格雷厄姆·格林) 《旧地重游》(伊芙林·沃) 《凯旋门》(雷马克) 《孙子巴格罗夫的童年》(阿克萨柯夫) 《苏格兰诗选》(王佐良译) 《唐·璜》(拜伦/查良铮译) 《草叶集》(蕙特曼/人民文学1978年版) 《伊坦·弗洛美》(吕叔湘译) 《康素爱萝》(乔治桑) 《布赖顿硬糖》(格雷西姆·格林) 《往事与随想》(赫尔岑)
       ……
       众所周知,很多失踪了的好书对某一名专一的读者几乎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他丢失了它们,等于丢失了自己的半条性命!不过,随着岁月流逝,使我暗暗窃喜的是,书籍的失踪其实也有一条隐秘的底线,一个小小的予人慰藉的比例。例如,外国文学部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前的小说诗集,一般都原封不动在我书架上,法国的十九世纪,除雨果、福楼拜外,觊觎的人也相对锐减。容易遇此劫难的,往往是较为时髦的书籍,介于真正的经典和伪经典之间,不过,我上面历数的,确实全都是我自己身边难得一觅的“看家书”!
       歌曲在飞翔,在我的窗前像这个春天美好的空气一样,它们在夜晚长出明亮的翅膀。1976年前后,我有一本手抄形式的歌曲集。那个年代里的很多青少年,来自各地城镇发育中的初中生,都有这种私下里兴奋而秘密的行动——突然在一两首被禁止的爱情歌曲中找到自己对异性的惮憬。这是一个国家被延宕的性欲在社会学和人口统计学上的总爆发。我记得有一首乌克兰民歌《黑眼睛的少女》,而当时若有低年级的学生问我乌克兰在哪里,我将根本不知所云。地理课上老师只教育我们五星红旗在哪里,至多有一个较为强烈的“第三世界”的概念。青年时代,我们对非洲一些小国家诸如刚果索马里比巴黎罗马知道得还要清晰,这就是我们那一代人所受的“教育”!我记得著名的《红河谷》。若干年后在一本正式的国内刊物上我看见它已被印成西班牙民歌,而且还有一段有关这首歌中爱国思想体面的杜撰的反抗斗争的英雄故事。幸运的是,我的歌曲手抄本上早已标明它是“加拿大民歌”。还有很多当时尤其在插青中传唱一时的歌曲。有前苏联的十分动听的《小路》、《三套车》,有罗马尼亚的《照镜子》,而在这中间,走出了我深为感激的美国19世纪末著名作曲家福斯特,《老黑奴》和《我和肯塔基老家》。
       美丽动听的声音就像秘密张开的情欲,街上那种17岁少年的夏天一天比一天灿烂、炽热,阳光似乎已不是自遥远的天际,而直接从屋宇中间,从地底下喷薄而出,我曾有多少有关朝霞满天的清晨的记忆啊!又有多少使人的梦想完全在其体内停滞,呈现黏液状的正午和下午……午后一点钟,全城一片死寂,树上只有一只知了,在用半只翅翼翕动它持续了整个中午的尖锐嘶鸣。屋顶的房梁像风中的床单一样有了柔软的褶皱。一条横贯全城的大河的气息在跟干燥的街道和房屋气息争抢空气和光照,一路厮打滚落到一名懵懂的眼前。运河水和船只互相像焊枪焊牢了一样,在太阳底下一动不动,一切都成了一个盛大而呆滞的梦境。我趴在现已废弃了的过去年代的街道深处,在一首其实不明国籍的外国歌典上悄然张开我一生中最初幻想的翅膀。我闻到它那种四处被传抄的激动人心的气息——某种程度上,不是文学,而是传抄进来的外国歌曲,打开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扉,在一个赤日炎炎的正午,深藏在一些歌曲中的凉爽文学(歌词)改变了我后来的命运。在那种午后的、贫穷年代的静谧里,我获得了一个歌曲的秘密灵魂。热汗粘住了手指和练习本纸页,准克地滴落在一首降B调的歌曲调性上。《纺织姑娘》或《牧场上的家》,每一首歌的标题都像是一次对餐会上的洗礼。图书馆,《红与黑》或萨克雷,全都是后来的事情。我后来逐渐把对外国歌曲的兴趣转移到书本世界,转移到如此浩瀚的诗歌、小说世界中去——但是我幸运地从一开始就获知了它们也许不太准确的优美歌唱的声音。我是从音乐迈进文学殿堂的;以幼稚少年时摇摇晃晃的音乐步伐迈向那个地中海、太平洋彼岸的阳光世界中去的……
       〔责任编辑 陈永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