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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从归纳总结有关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和国外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和教训出发，特别关注大城市边缘地区的各类问题，通过剖析存在于各类问题表象背后的原因本质所在，建设性地提出将业已在国外获得实践应用成功经验的理性增长理念通过“本土化”改良的方式，能动地导入我国大城市边缘地区的城市化模式——新城镇开发中去。与此同时，笔者还分别从经济动因和现实意义两方面着眼，强化分析了基于理性增长理念的新城镇开发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关键词]城市化进程；城市蔓延；新城镇开发；理性增长理念
       [中图分类号]F5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3-0077-04
       一 中国城市化进程步入加速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步人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化水平已从1990年的18.6％提高到2001年的37.66％，每年大约提高1个多百分点。也就是说在这10年中，每年约有1500万至2000万人从农村进入城市。预计到2010年和21世纪中叶，将分别达到45％和65％。中共十六大制定了到2020年全国城市人口达到55％的目标。许多专家预测，中国的城市化可能还会不断提高。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我国的城市化率从36％提高到60％属于加速期，也就是正处于起飞阶段。我国的城市化浪潮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是经济发展内在规律作用的结果，它不可抗拒，也不能阻止，只能利用科学的管理方法进行引导调控。快速城市化是中国现在和未来几十年，在社会经济领域内将要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二　各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实践教训
       城市化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必然趋势。回顾英、法、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道路，可以看到，每次城市化都可能带来生态严重破坏、资源过度利用、城市文化遗产被破坏以及空气严重污染等问题。以美国为例，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大城市就开始出现中心区人口停止增长甚至负增长，而近郊小城镇人口迅速增加的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为“郊区化”(Suburbanization)。但是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美国郊区化出现了新的趋势：不仅仅是居住区，新的工厂区、办公园区也纷纷向郊区迁移。人口和就业岗位郊迁、中心区衰退、城市用地不断扩张等，城市地区增长的无限制低密度模式带来了一系列的城市问题。这种失控的城市化地区被称为“城市蔓延”(Urban Sprawl)。城市蔓延损害了环境、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利益。首先，城市蔓延造成绿色空间减少、环境不断恶化，城市生活环境品质下降。其次，分散在郊区的各类社区中由于存在着居住的多样性和隔离性，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离异。再次，造成城市财政萎靡、内城投资减少。
       相形之下，在我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在房地产市场的推动下，全国上下正处于建设发展高潮时期，部分地区也已经出现郊区化的无序蔓延状态。一些已出现的矛盾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也表现出来：片面的城市化率导致过度城市化；大城市“摊大饼式”的发展孕育严重的城市病；城市间的恶性竞争愈演愈烈；各类园区与大城市空间的有序扩散相脱节；城市防灾功能衰退，人居环境恶化；交通拥堵，市民出行日益困难；城市风貌千城一面，特色丧失，建筑风格单一；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就业率降低，犯罪率上升；必要的基础设施严重短缺和形象工程过多问题同时存在；违法建筑屡禁不止，城乡结合部混乱不堪。上述这种盲目求快、求大的落后观念与做法是最为危险的城市蔓延驱动力，值得引起我国有关当局人士的警惕。
       三　大城市边缘地区的城市化模式——新城镇开发
       《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定义“新城镇”的：一种规划形式，其目的在于通过在大城市以外重新安置人口，设置住宅、医院和产业，设置文化、休憩和商业中心，形成新的、相对独立的社会。最早的新城镇起源于1946年的大不列颠新城镇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为了缓解工业革命产生的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西方学者提出了许多合理布局城市结构、有效疏散大城市人口的理论，并付诸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公司城。新城镇的发展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 纪中叶开始的公司城建设。公司城是资本家为了就近解决工人的居住条件，从而提高工人的生产力而出资建设和管理的小型城镇。西方各国在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都有众多公司城的建设实例，如戈定(J.P.Godin)于1870年按照傅里叶的设想在法国Guise的工厂临近处所建设的建筑群；凯伯里(George Cadbury)于1879年在伯明翰所建的模范城镇Bournville；莱佛(w.h.1ever)于1888年在利物浦附近所建造的城镇Port Sunlight等，这些公司城都由私人投资，主要建设为工业配套的居住区和服务设施。公司城在建设的过程中为以后的田园城市的设计建设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2．田园城市。霍华德于1898年出版了以《明天：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Tomorrow：A Peaceful Path to realReform)为题的论著，提出了田园城市的理论。1902年他又以《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y of Tomorrow)为名再版该书，迅速引起了欧美各国的普遍注意，影响极为广泛。他针对当时城市尤其是像伦敦这样的大城市面对的拥挤、卫生等方面的问题，希望通过在大城市周围建设一系列规模较小的城市来吸引大城市中的人口，从而解决这些问题。他提出了一个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的设想——田园城市：为健康、生活以及产业而设计的城市，它的规模能足以提供丰富的社会生活，但不应超过这一程度；四周要有永久性农业地带围绕；城市的土地归公众所有，由委员会受托管理。霍华德主张城市不能无限蔓延，在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应该建设新的城市来容纳人口和产业的增长；在这些城市之间设置永久性绿带，同时具有便捷的公共交通联系，从而形成由多个田园城市组成的区域，称为社会城市。
       在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指导下，霍华德亲自参与了Letchworth(1902年)和Welwyn(1924年)两个田园城市的建设试验。新城建设多年后的事实表明，霍华德所建议的新城规模过小，无法满足平衡和自给自足的发展原则。
       3．卫星城。卫星城的概念是在1924年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国际城市会议上正式提出的，建设卫星城是防止大城市规模过大和不断蔓延的一个重要方法。这次会议上对卫星城的定义是，认为卫星城是一个经济上、社会上、文化上具有现代城市性质的独立城市单位，但同时又是从属于某个大城市的派生产物。
       其实早在20世纪初，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的追随者恩温(R.Unwin)就将该理论进一步发展成为在大城市的
       外围建立卫星城市，以疏散人口控制大城市规模的理论，并在1922年提出一种理论方案。美国规划建筑师惠依顿也在同时期提出在大城市周围用绿地围起来，限制其发展，在绿地之外建立卫星城镇，设有工业企业，和大城市保持一定联系。在阿姆斯特丹大会召开后，卫星城便成为国际上通用的概念。
       卫星城的概念强化它与中心城市(或称为主城)的依赖关系，在其功能上强调中心城市的疏解，因此往往被视作为中心城市某一功能疏解的接受地，由此出现了工业卫星城、科技卫星城甚至“卧城”等类型，成为中心城市的一部分。
       4．新城镇。由于“卧城”或者半独立的卫星城对主城的依赖程度高，因此对疏散大城市的人口方面没有显著效果，于是人们又进一步探讨大城市合理的发展方式。1928年编制的大伦敦规划方案中，采用在外围建立卫星城镇的方式，并且提出大城市的人口疏散应该从大城市地区的工业及人口分布的规划着手。从此，建立卫星城镇的思想开始和地区的区域规划联系在一起。到20世纪40年代英国开始大规模建设伦敦周围的卫星城镇时，人们开始使用“新城镇”这个概念。一般认为新城镇是卫星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它的居住与就业岗位之间相互协调，具有与大城市相近似的文化福利设施配套，可以满足新城镇居民的就地工作和生活需要，从而形成一个职能健全的独立城市。
       新城镇的概念更强调了城市的相对独立性，它基本上是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中心城市，为其周围的地区服务，并且与中心城市发生相互作用，成为城镇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涌入大城市的人口起到一定的截流作用。
       四 理性增长——新城镇开发的崭新理念
       “理性增长”是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风行全美的一项发展计划，经数年发展完善，它首先源于民众对蔓延问题的关注、开放空间消失、农业用地减少及土地使用和运输政策之间的分离，现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架构。理性增长理念强调环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的共同发展，强调对现有社区的改建和对现有设施的利用，强调生活品质与发展的联系，是一种较为紧凑、集中、高效的发展模式。
       1996年，美国环境保护局联合其他机构建立理性增长网站，根据网站所述，理性增长的六大原则包括：1)提供可选择的交通运输形式；2)创造适于步行的邻里；3)创造居住机会和宽泛的住房选择范围；4)以社区参与的形式鼓励社区居民合作；5)通过清晰特色培育强烈的地方场所感，增强吸引力；6)混合土地使用，将开发集中于现存的社区，以保存开放空间、保护农地、自然美景和重要的环境区域。理性增长大体上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发展的密度，土地使用空间的划分和交通方式选择。第一类问题对策是实施对都市扩张的牵制政策；对应第二类问题包括混合土地使用和创造有吸引力的公共场所；对应第三类问题包括混合地使用和创造交通运输和步行友好的环境。这些理念的落实包括集中和分散就业和服务设施，增加步行的可达性，建设集合式而非独立式的住宅及混合土地使用模式。
       理性增长引发了以土地使用为中心五个方面的讨论，它们包括农地保护、环境保护(空气、水、野生动植物等)、节约基础设施投资、改善人类健康(大气、水、锻炼活动、交通步行安全)和社会公正。理性增长的最终目标是提高社会质量、改变蔓延导致的社会极化和社会不公。但是，如何通过土地使用改革来进一步接近目标还有许多争论。实现理性增长目前有四个方面被认为十分有效：地方的管治，土地使用规划，土地使用法规及投资和激励政策。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都是减少城市蔓延，但是它们也支持一种“包含住区内的功能均衡、支持以家庭为基础的工商业，限定公众空间领域，利于徒步到达，将汽车的使用减到最少，并利于横越”(Duany，1998)的城市发展模式。许多理性增长的开发设计均有清楚目标，即住宅类型和价格有宽泛范围来促成必要的经济和种族整合。理性增长促使愈来愈多的州和地区城市已经主动节制增长，转而致力于改良其城市建设质量，即使有新的建设也力争将开发集中于利于环境保护的适宜位置。目前美国已有16个州立法促进“城市生长边界”，甚至有的州还提议改变州或城市的法律来促进理性增长原则。在美国，理性增长的理念已被城市土地机构、最重要的土地开发组织和许多联邦的、州的和地方政府机构所信奉。
       五 基于理性增长理念进行新城镇开发的经济动因
       一般认为，现代城市郊区化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郊区化是与城市化的进程相伴随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导致愈演愈烈的“城市病”，从而也掀起了城市离心化运动，因此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是郊区化产生的最初、也是最根本的动因。同时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对城市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影响，以网络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使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转型，现代城市的社会经济活动逐渐成为远程活动，加大了城市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非中心化趋势。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经济的发展使经济活动和人口扩散的趋向更加明显，新经济的发展成为推动郊区化进程的后起力量。但是，相对集中的城市发展毕竟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建立了高度的城市文明，并塑造了全球一半人口的社会生活方式。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还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撼动，聚集经济与规模经济所产生的利益还远离枯竭的边缘。分散的趋势虽存在已久并变得越来越明显，但过度的分散导致的低效益、土地资源及其他资源的浪费以及社会生活不健全、社会组织管理无序等弊端也暴露得越来越充分，并招致广泛的批评。
       在注意到城市化与新经济的发展加速大城市分散趋势的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1)城市化进程不仅引发了大城市的集中与分散，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区域一体化发展：2)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的发展在为城市分散提供条件的同时，也加剧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引发了城市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参与世界经济分工与协作的激烈竞争；Elo]3)必须正视我国国情，我国刚刚步入城市化加速阶段，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城市化水平还较低；4)我国具有带动力的中心城市规模大、数量少、地域空间分布不均，难以站在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前沿，又因其多形成于封建时代、成长于殖民时代，空间形态封闭，功能混杂叠加，传统城市生活高度密集，难以承载发展新经济、拓展新功能等经济全球化所赋予的重责，外溢与分散也属必然。因此，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新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我国中心城市的分散化趋势，城市与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又要求我国城市适度集中，正反两种力量在国情与市情的调节下促使我国城市走上一条中间道路，这就是新城镇开发。
       六 基于理性增长理念进行新城镇开发的现实意义
       针对以上提出的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突出问题，理性增长理念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法，如土地功能混合、紧凑发展、强调公共交通建设、充分利用原有设施、改造城市
       旧区等等，以利于城市面向21世纪的合理的发展。
       但是，我国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是当前最根本的结构性矛盾之一，也是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症结。不同的地方，情况也各不相同，尤其是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沿海省市，其城市化程度落后于工业化程度大约15到20个百分点。因此，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国情迫使我们走一条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城市化理性增长道路，我们绝不能因为城市化发展道路上出现的个别盲目蔓延现象，而犹疑不决并裹足不前。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一些特大城市开始将新城镇开发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新城镇不仅本身是一个城市，而且作为大城市区或城市群的一种城市形态，对区域城镇体系的完善将起到重要作用，尤其对疏散中心大城市(或主城)的人口和产业，控制大城市“摊大饼式”的无限蔓延趋势起到极大的功效。
       为此，新城镇必须与主城之间保持一定距离，并有便捷的交通联系；需达到足够的城市规模，以形成集聚效应；并发挥其他一些新的、特有的功能和作用。新城镇开发，就其起源而言，并非单纯的物质性建设或房地产开发活动，它首先是为了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目标；新城镇开发是大城市区域整体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新城镇是为了实现特定政策目标的手段，以公共开发为导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新城镇开发的问题上，必须做到以史为鉴，既不能走诸如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曾经的弯路，也应当规避我们自己前行路上曾经的教训。因此，我们应当广泛搜集国外新城镇开发的得失案例，客观运用理性增长理念，剖析中国新城镇开发的具体所在，提出真正能够指导我国新城镇开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性增长对策和建议。
       七 结 语
       2000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stiglitse)曾经说过：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进程的两件最深刻的事情分别是：1)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2)中国的城市化。当前，城市化是中国的一个热点问题。中国能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获得一流强国的地位，决定于21世纪的前20年，而这20年恰恰就是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个高速发展时期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高城市化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在历史上只有一次机会，抓住机遇，并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成功，将是这个国家的成功，民族的成功，乃至全人类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