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宋代以降，在统治者的调控下，培养满足朝廷需求的人才成为书院产生与发展的逻辑基础。而创新学术是书院作为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机构的最主要标志，也是千余年来书院发展的内在逻辑推动力。但人才培养和发展学术对书院发展也不是均衡地起作用，人才培养逐渐演变为限制书院学术自由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构建现代大学制度过程中，借鉴书院发展的相关理论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书院；人才培养；发展学术；限制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3-0051-05
高等教育理论界在探讨大学发展逻辑时，认为支撑大学发展主要有满足社会需要和发展学术两个逻辑。从前者而言，大学应尽量满足社会的需要，并按照社会的发展需要不断调适自身的发展逻辑；从后者而言，大学是传承、发展高深学问的主要机构，对高深学问的追求成为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纵观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满足社会需求逐渐成为支配大学发展的主要逻辑，而传承和发展高深学问的空间则变得越来越狭小。这直接导致大学精神丧失，工具性日益突显，大学有沦为职业训练机构的危险。如何破解大学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这种困境，建构一种既符合大学自身发展逻辑，又能与大学以外的各种需要保持良好互动关系的理论，是解决目前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过程中“理论的贫困”的重要步骤。在这一理论的建构过程中，必需尽可能地借鉴国外高等教育先进理论，也要充分挖掘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相关理论，从而使新建构的理论既符合现代大学的特点，又能切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本文通过解析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典型形式——书院存在与发展逻辑的演变历程，试图为解决“理论的贫困”问题提供史学的视角。
一 培养人才：书院产生与发展的逻辑基础
书院最初是以藏书、校书机构的形式出现的，其主要职能在于满足皇家收藏图书的需求，唐代中叶建立的丽正、集贤书院即是典型。因而，这一时期的书院是作为国家图书馆性质存在的。
但社会需求改变了书院的性质，使之向教育机构转变。唐末五代之际，由于战争及政治的影响，官府无法为士人提供足够的求学之所。而统治者实行科举取士，士人对获取应试知识产生了强烈的渴望。在这种背景下，必须有新的教育机构来满足士人求学的需求，正如英国的H·帕金所说：“如果社会不能从原有机构中获得它所需要的东西，它将导致其它机构的产生”。为获取应试知识，士人纷纷隐居山林藏书、读书，以弥补官学荒废之不足。在长期的隐居读书期间，某些学有专长的隐居者被尊奉为师长。不仅如此，有不少学识渊博的士人在隐居读书的同时，还结庐教授生徒，并以书院或者书堂来命名这种读书或者讲学场所。如五代时期徐锴的《陈氏书堂记》载：“衮以为族既庶矣，……为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田二十顷，以为游学之资。弟子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学焉。”这就是最早的书院之一——陈氏书堂。尽管这种教育形式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师生关系，学生和教师关系的建立也存在着极大的偶然性，教学内容则往往因人而异，但以书院命名的这种新型教育组织形式已初露端倪是毋庸置疑的。由此可见，人才培养是书院从藏书机构转变为教育机构的主要推动力，而此时的人才培养主要是满足朝廷选拔人才的需要。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作为教育机构性质的书院产生的逻辑基础是通过人才培养以满足朝廷为主导的社会需求。
这种社会需求为北宋前期书院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赵宋王朝建立之后，通过给予科举及第者相当丰厚的精神和物质回报，诱使时人加入士人的行列，导致士人阶层急剧膨胀。然而，无论是国子监还是地方官学都无法满足士人的求学需求，大批渴望获得儒家经典知识的士人只能徘徊于官学的大门之外，他们便将求学希望转向书院和私学，正如朱熹所说：“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在官方的支持下，五代时期几乎损毁殆尽的书院又纷纷被修复，并且出现了创建新书院的热潮，涌现出诸如白鹿洞、嵩阳、岳麓、石鼓、睢阳、泰山、茅山等著名书院。书院的人才培养职能较唐末五代也有更加充分的发挥，甚至有取代官学之势，成为当时最主要的人才培养机构。
尽管南宋有相当数量的书院是以发展理学为主要职能，但通过人才培养来满足朝廷对治术之才的需求在大多数书院中得到延续，即理学家主导的书院在研究传播理学的同时，也认为学习理学知识与科举应试并不矛盾，甚至将学习理学知识作为获得科举功名的重要条件。宁宗嘉泰二年(1202年)，秀溪书院创建者杨万里认为不学习程朱理学将失去为学的根本，而不学习科举之学则是只耕耘不收获，二者完全可以在书院教学过程中比肩而立。南宋后期不少书院更是直接教授科举之学，如嘉定年间，龙山书院的教学内容与官学无异，“龙山书院者，永丰黄君之所建也。……课试悉仿州县法，春秋校艺，以礼屈邑佐或乡之中第者司其程尺。日讲月肄，则君自主之。”由此可见，满足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依然在南宋书院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宋代是通过科举取士这一文教政策来引导书院按照统治者意志发展，以满足人才培养的需要，而且使书院的学术创新还有一定的空间。
元代朝廷的书院政策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引导书院发展转变为直接控制书院发展，山长的任命与升迁、教学内容的确定、经费的供给与控制等都由官方直接控制，官学化成为这一时期书院的典型特征。正因为如此，按照官方的需要培养人才成为元代书院的主流，也就是说满足社会需求成为元代书院发展的主要逻辑。由于程朱理学已经被提升为官方哲学，因而研究、传播程朱理学为主的书院也被纳入为科举服务的范畴，理学与科举统一成为这类书院教学的指导思想，而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被明清书院广泛采用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之中。
在统治者的控制与笼络下，为朝廷培养人才在书院发展过程的地位进一步上升，甚至成为支配书院发展的唯一逻辑，书院也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属机构，即成为培养治术之才的工具，其一切活动都以科举为主要目标，这在明清时期各书院制定的“学规”与“章程”中体现得相当明显。如书院山长的选聘以是否为科举出身为主要指标，清代岳麓书院的37位山长中，有22位进士出身，5位举人出身，1人制科出身，史料不详或者没有出身者10位，其中进士和举人占总数的7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乾隆十年(1745年)房逢年任山长开始，至岳麓书院1903年改制为学堂的158年间的历任山长都是进士出身，岳麓书院因此而“发科者称极盛云”。这些书院通过教授科举知识，培养科举人才以获取生存与发展空间，而发展学术在书院发展中的地位日渐式微。
应该说，随着统治者的意志通过人才培养越来越多地在书院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使得书院的工具性愈来愈明显。这样，人才培养就逐渐从书院存
在与发展的主要逻辑演变为限制书院发展的主要因素。
二 创新学术：书院发展的内在逻辑推动力
假如单纯将人才培养视为书院产生与发展的逻辑，不仅不能将其与官学、私学等人才培养机构有效地区分开来，而且也很难突显书院作为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主要形式的特征。而创新学术或者说发展高深学问既是书院作为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最主要标志，也是千余年来书院发展的内在逻辑推动力。学术或者高深学问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是与各历史时期的文化教育水平相比较而言的。宋代理学、明代心学等是中国古代探讨最高本体的哲学，这不仅在宋明时期是高深学问，即使在当今社会也是属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高深学问。
书院与宋代理学的结合始于北宋中后期，这与程颢、程颐在特定的政治氛围下的自我精神追求密切关联。由于不认同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所推行的政治改革与官方哲学，以二程为代表的宋代儒家的政治地位被边缘化。在这种情势下，通过创新与传播儒学，以文化话语权来对抗强势的政治话语权成为以二程为代表的新儒家的无奈选择。但由于官学和人才选拔系统掌握在改革派手中，作为与政治专制权相对抗的新儒家不可能利用官学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和学说，选择受政府控制相对较小的书院作为研究和传播新儒学的场所就十分必要了。书院在二程思想的形成及传播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成为发展宋代高深学问的主要场所。二程创建的第一所书院是河南扶沟的明道书院，以“昌明道学”成为该书院的主要宗旨。程门高足游酢、谢良佐、吕大忠、吕大临、吕大钧等从游于明道书院，师生在书院中答疑问难，相互切磋，在传播新学术的同时，共同参与二程学术体系的建构。研究与传播学术在伊川书院表现更加明显。自元丰五年(1082年)创建之后，除短期出仕外，程颐长期在此著书讲学，将其作为研究新儒学的主要场所，基本上完成了其学术体系的建构。
以政治手段压制学术在南宋前期仍然继续，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屡遭“禁学”运动的打击，其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政治边缘地带，因此书院成为他创新学术的最好选择。朱熹不仅在出生地福建武夷山创建了寒泉精舍、云谷I书院、武夷精舍、同文书院和考亭书院等5所书院，还先后修复和讲学于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21所书院，其学术创新大多是在书院完成的。如乾道五年(1169年)创立寒泉精舍之后，朱熹在授徒讲学的同时，还完成了《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近思录》、《
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等重要学术著作，初步建构起了其学术体系。此外，湖湘学派、象山学派、婺学、事功学派等都是以书院为创新与传播基地的。
元代书院主要是通过人才培养来传播宋代理学，使书院与学术联系进一步加强。明代中后期书院创新学术的内容转变为心学，贵州的龙冈书院、文明书院即是王阳明研究和传播心学的重要基地。因得罪宦官刘谨，王阳明被贬至贵州龙场。通过长时间的澄心精虑之后，突然豁然开朗，体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务者误也”，其核心就是“良知说”。为宣扬良知之说，王阳明创办龙冈书院，亲自登坛讲授悟道所得。在龙冈书院讲学过程中，王阳明的学术建构活动并未停止，正德四年(1509年)首次提出“知行合一”理论，并前往贵阳文明书院宣讲其学术思想。嘉靖年间，王阳明讲学于稽山书院，并在此完成了不少重要的学术著作，如《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亲民堂记》、《答顾东桥书》、《答邹守益书》等等，《
传习录》从原有的三卷增加到五卷，《文录》四册也于此时刊行于世，使其学术体系更趋成熟，稽山书院也因心学而获得了存在的空间。
与王阳明同一时期的另一位心学大师湛若水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自四十岁以后的五十五年中，湛若水以书院为主要场所，无日不讲学，无日不授徒，黄宗羲称：“平生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从游者殆遍天下。”他创建或讲学的书院数量相当多，如大科、明诚、云谷、新泉、新江、天泉、石鼓和龙潭等书院。
虽然清代学术的水平在总体上并未超越宋明，但乾嘉汉学却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尊崇程朱理学所带来的学术界的沉闷局面。乾嘉汉学既是学术内容的创新，也是研究方法的创新，其发展与书院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学派的领袖人物和中坚学者或肄业、或执掌、或任教于书院，书院成为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场所。如曾经主讲钟山、紫阳、三立、娄东、龙城等书院的著名乾嘉学者卢文弨的学术研究基本上都是在书院完成的，“在其执教的27年中，15年均有校书，真可谓是年年校书，院院校书，并且一直到卒于龙城书院”。嘉庆五年(1800年)，阮元出任浙江巡抚之时，于杭州西湖孤山创立“诂经精舍”，成为研究汉学的重要基地，为清代中后期乾嘉汉学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
书院成为宋代以来中国传统高深学问建构和传播的基地，宋代的程朱理学、明代的心学、清代的乾嘉汉学都依托书院完成了学术体系的建构与传播。而创新学术既需要自由创造的能力，也需要书院为其提供自由创造的空间。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书院的学术创新是以自由为前提和基础的。正是这种以自由为前提的学术创新不仅推动了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而且使书院获得了发展的内驱动力。
三 人才培养：书院创新学术的主要限制因素
尽管人才培养和发展学术都是书院发展的逻辑，但二者对书院发展不是均衡地起作用，此消彼长在书院发展史上表现得并不十分明显，人才培养在大多数历史时期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如前所述，随着统治者的意志愈来愈明显地通过人才培养表现出来之后，或者按照统治者设定的模式来进行时，人才培养尽管能推动书院的发展，但逐渐演变为限制书院创新学术的主要因素，它与学术创新所需要的自由产生了极大的矛盾。随着人才培养为主导的限制力量在中国书院史上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书院发展也就逐渐陷入停滞，最终改制为近代学堂也就不可避免。
南宋中后期，书院因发展学术的逻辑而再次兴起之后，人才培养的发展逻辑依然起着较大作用，主要表现为适应科举社会的需要，培养学术人才与科举人才并举成为书院普遍采用的方式方法，有的书院甚至直接教授科举之学。如明道书院明确地规定，每月下旬的考课内容为举业，并将考课内容成绩记入德业等，《明道书院规程》云：“每月三课，上旬经疑，中旬史疑，下旬举业，文理优者，传斋书德业薄。”尽管执掌书院的理学家并不反对生徒读书应举，但认为读书应举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徒学习理学知识。朱熹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说：“专一做举业工夫，不待不得后枉了气力，便使能竭力去做，又得到状元时，亦自输却这边工夫了。”因此，他强调生徒应当将大量的时间用于理学研究，对于科举应试知识则不需要花费过多时间，他指出：“士人先要分别科举与读书两件，孰轻孰重。若读书上有七分志，科举上有三分，犹自可；若科举七分，读
书三分，将来必被他胜却，况此志全是科举!”尽管如此，但由于科举及第具有强大的诱惑力，这种时间分配很难在士人的日常学习中真正落实，更何况每个人的精力是相当有限的。这样，以满足朝廷需求为目标的人才培养自然会对书院发展学术产生不利的影响，甚至制约理学的创新与传播。
蒙古贵族入主中原之后，将官学化作为处理书院的主要政策，使得人才培养逻辑再次得到了强化，而学术创新在元代书院中被压缩到相当狭窄的空间。至明代初期，在最高统治者朱元璋的直接干预下，书院的人才培养职能被官学所取代，而学术创新的逻辑在专制的思想统治面前也显得苍白无力，这样书院存在与发展的逻辑暂时被中断，从此沉寂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明代中叶以降，随着官学人才培养职能的弱化，再次兴起的书院重新承担了为科举培养人才的重任，人才培养逻辑在书院发展过程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然而，在心学的推动下，以学术为主导的书院再次兴起，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人才培养逻辑在书院发展过程中的绝对主导地位，江南的浙江、江西、江苏等省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心学书院，创新与传播心学成为这类书院发展的主要任务。尽管如此，这类书院在发展过程中，也强调将心学的创新、传播与科举人才的培养结合起来，科举应试仍然在书院教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是程朱理学，而心学是以程朱理学对立面的形式出现的，因而学习科举应试所需要的程朱理学知识与研究、传播心学必然存在时间分配上的矛盾。这样，在科举制度几乎成为明代文官的主要入仕之途的背景下，大多数士人必然会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学习程朱理学，以获得谋取科举功名的文化资本，这势必对书院的心学研究与传播产生相当不利的影响，这也是人才培养逻辑对于创新学术限制的直接表现。
满足朝廷需求的人才培养对书院发展学术的限制不仅表现在通过政治力量的直接干预来实现，而且在科举取士制度的诱惑下，大多数书院的教学活动基本上都是围绕科举取士制度展开的，创新学术的逻辑根本无法与满足社会读书应举的需求分庭抗礼。因此，我们认为，尽管满足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是书院存在与发展的重要逻辑基础，但当人才培养完全按照统治者的意图运作，使得其作为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典型特质——创新学术被限制在相当狭小的范围，创新学术作为书院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自然就无法充分发挥其作用。这样，当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无法完成自我调适而趋向消亡的时候，书院存在与发展的逻辑也随之消失，最终被历史所抛弃也就有其必然性了。
鉴古可以知今，书院的千年发展历程充分表明，如果大学的发展完全按照社会需求的逻辑发展，而将创新学术只是作为满足社会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话，那么大学有可能失去其作为研究、传承高深学问的合法存在的根据。因此，随着大学与现代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大学自然应当满足社会需求、直接为社会服务，以便在日渐功利化的社会中谋求生存空间。与此同时，大学应当尽可能地摆脱社会功利性的限制，将创新、传承高深学问作为主要使命，使满足社会需求和创新高深学问的逻辑能较为均衡地支配大学的发展。唯其如此，大学才能通过创新学术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也才能保持大学以创新、传承高深学问为标志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