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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书院研究历来倍受世人关注，1923-2005年83年间，发表有关书院的论文至少有1709篇，出版著作70余部。80余年书院研究史可分初起而兴(1923-1949)、附而不绝(1950-1979)、勃然兴盛(1980-1993、新世纪的新动向(2000-2005)四个阶段，讨论各阶段研究的时代特色、热点问题、研究动向，介绍主要成果，以期促进书院研究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书院；书院改制；书院研究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3-0031-10
       一 八十三年研究概述
       书院源出于唐代私人治学的书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是中国古代士人享受新的印刷技术，在儒、佛、道融合的文化背景之下，围绕著书，开展包括藏书、读书、教书、讲书、修书、著书、刻书等各种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由唐而历五代、宋、元、明、清，经过1300余年的发展，书院得以遍布除今西藏之外的全国所有省区，数量至少有7000所以上，成为读书人文化教育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为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出版、藏书等事业的发展，对学风士气、民俗风情的培植，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的养成等都做出了重大贡献。明代开始，它又走出国门，传到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亚、东南亚各国，甚至意大利那不勒斯、美国旧金山等欧美地区，为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当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近代以来，因为新学、西学的加盟，它又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而1901年光绪皇帝的一纸诏令，将全国书院改制为大、中、小三级学堂，更使它由古代迈向近现代，得以贯通中国文化教育的血脉。
       书院改制甫20年，有识之士如学术大师蔡元培、胡适及青年毛泽东等，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就现代学校的短处，反观传统书院的长处，进而发起了20世纪的第一次书院研究与书院实践运动。由此开始，书院研究走过了八十余年历程。据不完全统计，自1923年青年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胡适《书院的历史与精神》的发表，到2005年年底，中国学者发表有关书院的论文、资料1709篇，出版专著、论文集、资料集70余部，可谓成绩显著。兹将论文分年(代)统计如下，于此可见书院研究本身之发展轨迹，亦可感知其日益受到学术界重视的情形。
       对于书院研究的动向，学术界给予了应有的重视。笔者就长期注意观察，除了辑录报刊有关研究论文索引之外，曾于1986年发表《解放前中国书院史研究述评》。其后，又有《三十六年来书院史研究综述》、《中国书院研究十年(1979～1988)》，分期讨论1949年以后大陆学者探讨书院问题的关切所在。2003～2004年因为兼任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应邀和学生一起完成《中国书院研究综述(1923～2003)》，收入《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之《东亚教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李弘祺曾以《中国书院史研究——研究成果现状与展望》为题，注重机构、人物、观点，向日本学术界介绍中国书院的研究成果，对中日学术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蒋建国《20世纪中国书院学研究》，基于机构与队伍扩大形成研究群体，出版大量论著，构建学术体系；创办刊物，形成研究园地；引发海外学者研究等事实，认为20世纪已初步形成具有独特研究对象和学科特色的书院学。王炳照《书院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视角独特，改变以书院改制后之书院研究为起点的定势，将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及各类学者对书院之评说，皆看作是书院研究，并以1912年、1949年为断点，将中国书院研究史分作三个时期，认为古代反映了革新教育的呼声，近代旨在推动教育近代化，现代则致力于教育的改革与开放，有其教育史家的一贯关切。杜成宪等人《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一书，也有不少篇幅介绍各个时期的书院研究成果。朱汉民《湖南的书院学研究》，意在总结湘省书院研究的阶段性经验。吴超、张之佐《2003年书院研究综述》，首次提出了书院研究的年度报告。
       本文仍以书院改制后之书院研究为起点，始于1923年，止于2005年底，分为四个阶段进行讨论。将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关注时代特色与热点问题、研究动向，介绍主要成果，以期促进书院研究的全面发展。
       二　初起而兴：1923～1949年
       83年的书院研究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自1923年，至1949年，共27年。严格地说，把书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进行研究，应从1923年4月青年毛泽东在《新时代》发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算起。他认为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而不应该不加分析的“争毁书院，争誉学校”。书院应毁者是其“八股等干禄之具”的僵死的内容，并不意味着其办学形式都应否定。学校之誉则为“专用科学，或把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哲学和文学”，但亦不意味着它就没有瑕处。毛泽东具体总结了书院和学校办学的优劣，指出被废弃的书院不是全无是处，在办学形式上有“师生的感情甚笃”；“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等三条好处；学校取代书院也并非都可赞誉，在办学形式上则有“师生间没有感情”；“用一处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钟点过多，课程过繁”，学生“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等三点不足。这使得学生“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灵性，庸懦的随俗浮沉，高才的相与裹足”。因而主张“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创办吸取二者所长的教育模式，亦即“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自修大学，提出了教育改革的问题。这无疑为书院史研究提出了正确方向，受到了著名学者蔡元培等人的重视和褒奖。
       赓即不久，即1923年12月及次年2月，著名学者胡适连续发表《书院的历史与精神》、《书院制史略》两篇文章(演讲)，认为“在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最高学府和思想渊源，惟书院是赖。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他将书院与当时教育界所倡导的“道尔顿制”(导师制)对比研究，认为两者之“精神大概相同”。因此，为了改革教育就“不得不讲这个书院制度的略史了”，号召研究已经废弃了的书院制度。自此，书院史的研究渐渐受到人们注意，报刊上不断有研究文章发表。到抗日战争前后，在民族危亡之际，研究者认为“书院之创立，是学者对于国家社会有一种抱负，藉着书院来讲明义理，共同去努力国家社会的事业”。为了“复兴民族”和建设民族文化，人们不断地谈到书院，研究书院制度，甚至建立学海、复性、民族等新的书院，书院史研究形成了一个高潮期。20世纪40年代后
       期，社会处于极度的动乱之中，民不聊生，书院研究的课题同其他一切学术工作一样都暂时中断了。
       第一个阶段的最大特点是从反省自西方引入的学校教育人手，总结并肯定书院的经验，作为建设现代教育制度的借鉴。虽然免不了怀旧的情绪，但终属理性而严肃的思考，在书院教育制度、书院与学术学风建设、书院与政治文化等方面形成了不少精彩的观点。其中关于书院精神的论述，就值得纪述。书院之区别于官学，是因为它具有不同的新的精神风貌。胡适最先指出书院的三种精神，即代表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他认为书院之祭祀是民意之所寄托，代表时代的精神；书院代行古代民意机关的职责；它之研究是自由和自动的。陈东原提出：“自动讲学，不受政府干涉”与“反科举的精神是书院不朽的灵魂，如果失去了这两种精神，而仅保有书院的制度，那也不配算作书院的”。在军阀专制主义强压政治的年代，学者们强调书院“自动”、“自由”的民主精神，并将其定作书院的标志，是顺乎自然的事。到1937年，傅顺时在《两宋书院制度》一文中，将书院精神概括为六点：时代思潮，怀疑态度，科学方法，人格精神，自动学习，反对科举。后来的研究者们都特别强调书院反科举的精神，但在科举成为读书人唯一的进身之阶的时代，书院是否能够真正与科举处于一种对立状态，还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还有的学者指出，书院的精神就是“讲学自由与经济独立”，且这两项正是“今日学者所渴慕者”。
       学术名家参与讨论，是这一阶段的另一个特点。胡适之外，柳诒征有《江苏书院志初稿》、陈东原有《庐山白鹿洞书院沿革考》、《书院史略》、《清代书院学风之变迁》，钱穆有《五代时之书院》，邓之诚有《清季书院述略》，张君劢有《书院制度之精神与学海书院之建立》，杨家骆有《书院制之缘起及其优点》。
       第一阶段标志性的成果有三。一是曹松叶的《宋元明清书院概况》，取材于地方志，采用计量统计之法，分析历代书院概况，其统计数据与结论，至今还有学者引用。二是盛朗西的《中国书院制度》，是通史性的总结之作，1934年中华书局初版。全书分书院起源，宋、元、明、清各代书院及书院废替等六章，叙述中国书院自唐代至清末的千年发展历史，尤详于书院制度的源流、演变，凡职事设置、山长遴选、学生甄别、学术风尚、讲学内容、藏书、祭祀、讲会、会讲、考课、膏奖等均有涉及。作者叙述与议论不到全书十分之一的篇幅，大量取材于正史、文集，兼采笔记，稍征地方志，排列于叙述论文之后，可谓无一言无出处，其法有类清儒汉学，亦似实证史学。1979年台湾华世出版社再版，杨家骆则将其收入《古今图书集成续编》。三是刘伯骥的《广东书院制度沿革》，是区域性研究的开山之作，1939年商务印书馆(长沙)初版。1958年台湾“国立编译馆”收入《中华丛书》时，改名《广东书院制度》。全书分绪论、起源与变迁、分布的形态、院舍、行政及组织、经费、师生、课程与训导、书院制度在社会的地位、书院制度之没替、结论等十一章，述评广东书院的发展历史及其各种制度。是书实为作者1938年向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申请学士学位的论文，吴康在其序中称此书“虽以粤省为立论中心，而旁征博引、沿流溯源，两宋以来庠序教育成萃于是。方今海夷(指日本)入寇，中原板荡，宗国文物，日以陵夷。刘君此编，详述故制，寻两宋以来文教本原，示庠序沿革之要，励民族复兴之心，作新邦建设之助，倘亦为谈抗战教育所不可废者与?”
       值得注意的是，抗日战争前后，在如何战胜日本军国主义，摆脱民族危机，复兴民族文化的思考中，以新儒家学者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为代表的现代思想家创建了勉仁、复性、学海、民族、天目等一批新型书院。将抗日救国和弘扬民族精神连结在一起，将研究儒家学术为主体的国学与培养爱国情怀紧密结合，是这批新式书院的共同主题。如学海书院之创立，“是学者对于国家社会有一种抱负，藉着书院来讲明义理，共同去努力国家社会的事业”，为振兴民族文化，在战前创办起来的，它的宗旨是“振起民族文化，参以西学方法及其观点，以期于融会贯通之中重建新中国文化之基础”，“从民族复兴之需要上研究国故”。1949年，钱穆、唐君毅在英国殖民地香港创建新亚书院，将宋明书院传统和新的亚洲建设联系到一起，将人格教育、知识教育、文化教育融为一体，是现代社会实践儒家教育理念的典范。如何正确评价这些书院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也是我们研究书院历史的任务之一。
       三　坠而不绝：1950～1979年
       第二个阶段自1950年，至1979年，共30年。这个阶段，大陆、香港、台湾学者不相往来，学术隔绝。50年代，大陆基本照搬苏联的教育模式，书院史研究受到不应有的冷落，到1966年，除各地《文史资料》刊登17篇书院资料之外，只发表了三篇论文。文革十年，则完全是一段空白。至1979年，《华南师院学报》第一期发表杨荣春《中国古代书院的学风》，这是重新研究书院的初始工作。这一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是周力成的《漫话东林书院》。
       这个阶段，当大陆的研究停滞不前时，台湾、香港学者则于50、60、70年代分别发表16、11、15篇文章，并重印盛朗西、刘伯骥两书。所有这些努力，保有书院研究这一学术园地不致荒芜。最重要的成果是孙彦民的专著《宋代书院制度之研究》，曾被港台及海内学者广泛引用。陈道生《中国书院教育新论》、《书院建设之源流》，张胜彦《清代台湾书院制度初探(上、下)》，王镇华《台湾的书院建筑(上、中、下)》，何佑森《元代书院之地理分布》，严耕望《唐人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兼论书院制度起源》，丁肇怡《书院制度及其精神》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之作，说明台港研究不仅仍沿了三四十年代大陆的传统，而且开拓了不少新的领域，而教育史学家王凤喈指导韩国留学生金相根完成硕士学位论文《韩国书院制度之研究》，更将书院研究领域拓展至海外。这些皆成为八、九十代书院研究大发展的基础。
       四 勃然兴盛：1980～1999年
       统计数据表明，20世纪最后二十年，是中国书院研究的兴盛期。需要说明的是80、90年代各自有一个从初期向中后期攀升的轨迹，在1986～1988年、1996～1998年形成两个高峰期，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由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创立1010周年，1020周年庆典，举行学术研讨会造成的集约效应，初期的低落可以看作是中后期冲刺的准备，这是中国庆典式学术活动在书院研究领域的反映。
       1981年，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宋元明清书院的演变及其内容》、张正藩《中国书院制度考》三本著作在上海、北京、台北分别出版，这预示着中国书院研究第二个高潮的到来。1985年一年，全国发表书院论文60篇，首次超过二十年代以来任
       何一个十年的总和。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数据，从此，中国书院研究进入一个持续高涨期。之所以如此，与80年代的文化热不无关系。受其影响，文化史、教育史、思想史、学术史、社会史的学者皆涉足书院文化，使其研究进一步深化、细化、系统化，取得了长足进步。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书院研究，至少有四个特点。第一，成立专门研究机构或组织，开辟学术园地，形成比较稳定的专业研究队伍。1982年3月，随着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修复工作的进行，湖南大学成立岳麓书院研究室。1984年3月，该室扩大为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下设书院、理学等研究室。同年6月，该所邀请各地三十多位学者召开全国首次书院学术座谈会。
       会后，江西教育学院书院史研究室也宣告成立。这是全国高校中成立最早也最著名的书院研究机构。1986年6月，湖南省书院研究会在岳麓书院成立。7年之后的1993年，江西省书院研究会成立于庐山白鹿洞书院。这是全国两个省级书院研究的学术团体。
       最早的书院学术园地是《岳麓书院通讯》，创刊于1982年，1986年底停办，共出11期。《白鹿洞书院通讯》创于1989年，1993年改名《白鹿洞书院学报》，1998年停刊，共出14期。1988年、1989年湖南省书院研究会集结三次年会论文，出版两集《书院研究》。1997年岳麓书院刊印中(陆、港、台)、美、日、韩学者组成编委会的国际学术丛刊《中国书院》，至今已出版七辑，每辑35～40万字不等。受其影响，白鹿洞书院和江西省书院研究会于2000年开始刊印《中国书院论坛》，已出版四辑，每辑30万字左右。除了以上专刊之外，一些综合刊物还开辟书院专栏，如《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自80年代设“岳麓书院与传统文化”专栏，坚持至今，已经入选教育部全国高校学报首届16个社科“名栏工程”。其他经常不定期刊载书院研究文章的刊物就更多了，涉及教育、史学、哲学、政治、建筑、图书情报、文献、档案、文物等各学科，举不胜举。
       举办学术活动，开展学术交流，是书院研究机构和组织推进学术事业的又一有力手段。常见的做法是定期召开年会，或开展重要的纪念性活动。如湘、赣两省书院研究会就曾召开过十余次学术年会。1986年正值自鹿洞、岳麓两大书院创立1010周年大典，湘赣两省相关单位分别组织了盛大的学术讨论会，尤其是岳麓庆典有全国20个省市及美国、日本学者147人参加，收到论文139篇，除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和湖南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文集外，《岳麓书院通讯》、《湖南大学学报》亦各出一期专辑，有力地推动了全国书院研究工作的开展。1994年东林书院召开东林党学术研讨会，纪念东林书院重建390周年，收到全国各地学者20篇论文。1995年，湖南书院研究会举办“湖湘文化与书院学术研讨会”。1996年岳麓书院1020周年庆典，邀请百余名学者举办“儒家教育理念与人类文明国际研讨会”，收到论文80余篇。1999年开始，岳麓书院和湖南电视台举办“千年学府学术讲座”，邀请杜维明、余秋雨、余光中、黄永玉、傅聪、张朝阳、许智宏、李学勤、金庸等名流登坛讲学，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同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以“中国文化的检讨与前瞻”为题，举办金禧纪念国际学术会议，有来自美国、加拿大、丹麦、韩国、澳大利亚及大陆港台的29位学者发表论文。
       上述这些机构与组织，成为书院研究的中坚力量，而通过其学术活动，将分散于各地各学科的研究人员逐步联系团结到一起，从而形成了一支比较广泛而稳定的专门研究队伍，有利于书院研究向纵深领域发展。
       第二，深化原有议题，开拓新的领域。书院作为读书人经营的文化教育组织，和宋元以来的教育、文化、学术、思想、政治，乃至军事、经济等密切相关，是当时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年的研究注意到了这种联系，除了深化、拓展原有的教育、文化、学术、思想、宗教、图书馆、建筑等议题之外，还新辟自然科学、语言文字、军事、经济、出版等诸多新的领域。
       原有课题的深化是多方面的。如宗教的议题，历来认为书院受佛、道二教的影响，但却没有真正具体而充分的论证，只是泛泛而言。程舜英《佛教对中国教育和书院制度的影响》、刘国梁《道教对宋明时期书院教育的影响》、胡青《家族经济、道教与华林书院》，为弥补这一缺憾作了有益的尝试。与此相关联，由天主教、基督教等外国传教士而涉及到教会书院，出现了邓洪波的《教会书院及其文化功效》，黄新宪的《教会书院演变的阶段性特征》等讨论教会书院的文章，由宗教议题转化深入，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又如书院与政治、学术的关系，过去注意的目标是理学、心学、宋学、汉学、伪学案与东林党等，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学人的眼光已盯向社会大变革时代的清末书院，对其社会政治功用进行探究，涉及到新学、西学、洋务自强、托古改制、变法维新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丁平一的《试论湖南书院对西学的融合与吸收》、徐启丹《近代吴地书院的新学化趋向》、徐静玉《近代江苏书院的新学化倾向》、李志军《格致书院与实学教育》、熊月之《格致书院与西学传播》、刘世龙《清末上海格致书院与早期改良思潮》、武占江、赵建强《味经书院与陕西的近代化》等，都是这方面有影响的论文。
       有关书院与自然科学是一个新的议题。一般认为，古代书院以研习儒家经学为务，在自然科学教育方面几无足观。但许康、劳汉牛《书院的自然科学教育初探》，白莉民《论书院与自然科学教育》，史贵全《略论上海格致书院的科技教育》，张惠民《清末陕西的味经、崇实书院及其科技教育活动》、《味经、崇实书院及其在传播西方科技中的历史作用》却表明，宋代开始就有书院教授近代意义的自然科学教育，且历金、元、明、清九百余年代不乏院。到清末，正是这种教育使古老的书院经由“格致书院”而发展到新式学校。
       书院与语言文字，也是这一时期才开始关注的问题。邓洪波《清代的推广官话运动考析》、《正音书院与清代的官话运动》，讨论清代书院推广“普通话”(官话)的贡献，潘建《书院与湖南最初的外语教育事业》，则已推及外国语言文字。军事问题，由邓洪波《书院的军事教育与肄武书院》首开讨论。以上皆属书院的专科教育，《中国书院制度研究》辟有专章纪述，可以参阅。
       经济独立与讲学自由，在1925年曾作为“书院的精神”被提出来过。但对以学田为主的书院经济问题的研究一直是个空白，到1985年邓洪波《岳麓书院学田简述》发表以后，才引起重视，已有近：二十篇论文发表。高烽煜《历代书院若干经济问题述评》、李才栋《清代书院经济来源变化及其意义》是两篇有影响的论文，《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一书辟有专章，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讨论。与此关联的商人、商业资本与书院的问题，近年也引起了注意。
       史有“书院本”的记载，但书院刻书到80年代才
       引起注意，刘实《漫谈书院的教育与刻书》之后，刘佐之的研究值得重视，《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也有专章论述，可资参考。一般认为书院刻书是其教学与学术活动的需要，所刻为教学的基础教材、书院学术特点的著作、学生学习成果、书院历史资料等图书，既能反映书院的研究成果，又能丰富教学内容，有着活跃学术气氛、提高治学水平、扩大书院影响的作用。
       第三，开始与外界的学术交往。书院学术自由，讲究师生之间、不同地域与学派之间的切磋论辩，但自20年代开始的书院研究却没有注意开展同域外学术界的联系，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东邻的韩国、日：本差不多与中国同时开始对中国书院的研究，几十年来发表了很多论文，出版了一些专著，尤其是当我们自50年代起中断工作近三十年的时候，他们则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以至有人发出了书院在中国，书院研究在国外的警声。国门开放之后，中外书院研究同仁有了交往。大久保英子《明清时代书院之研究》、丁淳睦《中国书院制度》等已为中国学人熟知。金相根先生《韩国书院制度之研究》已被很多学术论文引用，而金先生本人则在韩国著文介绍中国书院研究的成果。韩、日学者的有关论文也间常见于报刊。邓洪波的《朱熹与朝鲜的书院》，说明中国学人已注意到书院这一文化组织远输域外的现象。李弘祺在日本发表中国书院研究综述的文章，有利于学术信息的交流。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保定莲池书院等与日本同仁实现了互访交流。而随着李弘祺“Chu His，Academies and thre Tra-dit on of Priuat，Chang-hsuch”(《朱熹、书院与私人讲学的传统》)的翻译与发表，我们对英语世界的中国书院研究也不再完全陌生。与此同时，1982年，对书院多有研究的张正藩从台湾返居江苏故里，在《岳麓书院通讯》发表几篇旧作，江苏人民出版社也再版了他的《中国书院制度考略》。从此，久久隔绝的台湾学者之声也开始传于大陆书院研究者之中。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书院研究已打破闭门造车之局，外界信息开始了有意义的输入。大陆与港台学者之间的切磋，中国与外国同行的交流，必将提升书院研究的整体水平。
       第三阶段的研究以900余篇论文、40余部著作蔚为大观，标志性成果很多。分而言之，在基础的资料方面，有陈谷嘉、邓洪波主编的《中国书院史资料(全三册)》。是书210余万字，取材于千余种地方志，近两百种书院志、课艺、日记、书目等书院文献，以及数百种正史、别史、类书、总集、文人别集等，并作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梳、标点整理，分书院的兴起、书院制度的确立、书院的推广与官学化、书院制度的再度辉煌、书院的普及、书院制度的近代化进程、书院制度的影响等七编，附有《四库全书》、《四部丛刊》集部著作书院文献篇目索引。由赵所生、薛正兴主编的《中国历代书院志》，影印明清书院文献百余种，凡16巨册，为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原始资料。邓洪波主编的《中国书院文化丛书》，分楹联、学规、章程、揽胜、诗词五册，110余万字，是分主题整理书院文献的有益尝试。朱瑞熙、孙家骅主持标点整理的《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开启了院别书院资料整理的先机。陈连生主编《鹅湖书院志》，则是新编书院志的第一部。孙家骅、李科友的《白鹿洞书院摩崖碑刻选集》，使我们的视野首次转向纸质文献之外。如此大规模的文献整理，为书院研究的繁盛提供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综合性研究方面，有三部标志性著作。李国钧主编的《中国书院史》，分五编二十二章三个附录，叙述书院从唐代至清代一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介绍书院藏书、刻书、考试情况以及历代书院名录，计有1190余页。本书以十四章约60％以上的篇幅讨论书院与宋元以来中国各主流思想学派的关系，独具匠心。对教育史研究而言，学派的引入使书院制度、教育流派可以上溯到渊源所自；对思想学术研究而言，书院的引入则使学术文化、思想流派可以下导于脉络所向，此所谓学派系于书院，正是学科交叉研究的魅力所在。季啸风主编、岳麓书院组织全国十余所高校学者完成的《中国书院辞典》，140余万字，是中国第一部书院学工具书，集当年书院研究之大成，具有权威性。全书共收词3683条，其中书院1565条、人物1083条、文献598条、制度及其他437条。所附书院名录，收书院7300余所。陈谷嘉、邓洪波的《中国书院制度研究》，分类型、等级差异、职事类别、藏书及其管理制度、刻书事业、经费及其管理、书院的教育特点、考试制度、专科教育、走向世界的中国书院等十章。它是在完成《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国书院辞典》的基础上撰写的，厚积薄发，从制度入手，运用大量史料，意在构建有着多种层次级差，涉及学术、文化事业，与官学、私学鼎足而三，具有积累、研究、创造、传播文化功能的中国书院制度体系，人称80年代以来的精品之作，已被国内外学术界认同、采信。另外，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大量采用地方志，统计成果远胜于当年的曹松叶，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引用。
       专题性研究方面，亦有不少佳作值得介绍。杨慎初、朱汉民、邓洪波的《岳麓书院史略》，是院别史研究的开山之作，随后出版的杨布生《岳麓书院山长考》、杨金鑫《朱熹与岳麓书院》、陈谷嘉《岳麓书院名人传》，使我们对这一世所罕见的千年学府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内容翔实，时有创获，是区域史研究的力作。
       1991年，朱汉民《岳麓书院与湖湘学派》、吴万居《宋代书院与宋代学术之关系》两书，分别在北京、台北出版，海峡两岸学者以不同的视角同时进入书院与学术问题的探讨。1992年，杨布生《中国书院与传统文化》及丁刚、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同时将文化要素引入书院研究。王镇华《书院教育与建筑——台湾书院实例之研究》、林文龙《台湾的书院与科举》，则是台湾学者拓展研究领域的可贵尝试。凡此种种，皆值得重视。
       五　新世纪的新动向：2000年～2005年
       跨世纪、新千年的热情也体现在书院研究上。2000年一年，就发表论文82篇，出版著作6本，表现强劲。随后持续走高，在2002年突破百篇大关，至今仍然居高不下，仅6年时间就有论文650篇，达到以往20年总和的三分之二以上，著作也有20余部，呈现出一片繁盛景象。纵观近六年的研究，有以下几个新的动向值得注意。
       第一，新生力量。大量研究生进入书院研究的队伍，其朝气与热情，带来了勃勃生机。近年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很多学校规定硕士、博士论文答辩前必须发表论文，年青学者在寻找合适的切入点，进入研究领域。而书院以其为古代读书人的文化教育组织，涉及各种事业，具有多种功能，今日教育、历史、哲学、文学，甚至管理、经济、传媒、新闻各院系学生，从其已有的知识结构出发，皆可从中找到合适的研究题目。而且，近二十年大规模整理书院文献的努
       力，也为年轻人快捷进入研究提供了不少便利。据统计，这个时期的论文有将近一半出自研究生之手，虽然硕士生的论文总体质量有待提高，但博士生的文章可圈可点者不少。近来出版的徐梓《元代书院研究》、陈雯怡《由官学到书院——从制度与理念的互动看宋代教育的演变》、刘少雪《书院改制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等四部专著，就是海峡两岸高质量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生的勇气，加上其导师的严谨，相信会推动书院研究更好更快地向前发展。
       第二，新的热点。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围绕热点问题进行研究的趋向。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教育事业的超常规发展，我们遇到了很多问题。除了取法西方、面向现代，回到传统、问计前贤，仍然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因此，谈论书院与教育的文章很多，仅2004年一年，就有46篇文章，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其中胡群鸽《私学、书院、民办高校》、杨炜长《书院的办学特色及对我国民办高校特色建设的启示》、王鹏《书院教学特色及其对研究生培养的启示》、《复修懿范、继美前贤——论我国古代书院教育的人文观念及现代启示》、熊先进《我国古代书院办学理念的现代意义》、谢慧盈、汤善芳《吸取书院教学精髓、深化我国高校教改》、杨果、赵治乐《也谈宋代书院与同时代的欧洲大学》、许志红《宋代书院与中世纪大学教学管理之比较》、慕景强《我国古代书院的教学法特色及现代启示》、吕晓英《书院传统及其对研究性学习的启示》、方彦寿《朱熹书院教学与远程函授教育》等，颇具代表性，涉及民办高校、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办学理念、教学法、学习法、教学管理、教育比较、远程教育等等问题，显示出人们希望从书院得到启导的强烈愿望。又如随着中国书院博物馆建设的推进，以及保护文化遗产的宣传，人们对书院文物的认识加深，如何保护书院文物也成为热点问题，2001～2003年，《中国文物报》、《文物天地》辟有专栏，发表江堤考察调查书院的系列文章近二十篇，《南方文物》也发表俞怡生、陈新民、刁山景、刘昌兵、王立斌的文章，介绍江西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书院。张曼西《元代浏阳文靖书院铜器浅识》、胡彬彬《书院文物定义界定初探》，则对实物和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第三，新视野与新方法。长期以来，书院研究的主力由教育、历史、哲学三大学科的学者组成，其研究方法和视野已成定式。近年由于其他学科学者的加入，新的视野和方法引入书院研究，带来了新的气象。如蒋建国《消费文化视野下的清代广州祠堂与书院》，引入消费经济的理论，认为书院、祠堂祭祀是一种宗教和仪式消费，祭祀活动演化成节日聚会和节庆消费，人们在获取信仰和精神动力的同时，通过其消费品(祭品)、颁胙、仪式等，即消费的多少来显示其社会身份的等级秩序，其意义在于能够给富人带来潜在的利益和社会声望，鼓励的是一种金钱文化，而不是传统的伦理秩序。如此诠释祭祀，令人眼界大开。其他如肖永明引入社会学理论，讨论商人、地方官员、家族力量各自推动书院建设的动机与功效；李兵引入统计学回归分析法，实证书院与科举的相关程度等，都是一种开拓性的有益尝试。
       第四，新成果。近六年，书院研究的新成果大量出现，由于时间尚短，有待考验，还不能以“标志性”来表示，但值得期待的仍然不少。杨慎初《中国建筑艺术全集10：书院建筑》、《中国书院文化与建筑》、《岳麓书院建筑与文化》，持续探讨书院建筑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李才栋《中国书院研究》，是其研究书院近四十年的论文选集。胡昭曦《四川书院史》探讨书院与巴蜀学术、文化的发展，是另一样的省域书院研究著作。
       以上是老一代学者从建筑、教育、历史学角度研究书院的力作，可敬可佩。朱汉民、邓洪波、高烽煜《长江流域的书院》，以“长江文化”的视野来考察书院与学术、文化、家族、社会的关系，颇具特色。钱茂伟《姚江书院派研究》，以整理清刊本《姚江书院志略》作资料篇，可见其研究篇必有功于人们对书院与浙东学派的认识。方彦寿《朱熹书院门人考》、《朱熹考亭书院源流考》，以考据见长。前述以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的四部专著，代表着充满朝气的学术追求，其见解和学风颇多可圈可点之处。朱汉民、邓洪波、陈和的大型学术画册《中国书院》，以历时六年田野调查的书院照片来诠释书院，81所书院，380余幅图片和10万文字，首次让读者在视觉的艺术享受中感知书院文化的优雅与醇厚。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展现书院的千年流变历程，既把握发展大势，又注意历代典型。此书在上海、台北推出简体、繁体两个版本，已经印刷四次，发行突破万册。在今天，学术著作有如此成绩，实属难能可贵，看来已经得到学术界认同。由此，或许也可预示书院研究的灿烂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