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明拟话本小说《型世言》以“树型今世”为编著目的，在题材选择、情境冲突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与同时期拟话本小说相比，其恪守礼教摒弃世俗人欲，重振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十分明显。小说采用叙事+议论的叙事模式，情节平铺直叙，固然朴实，却缺乏艺术性。作者注重小说的教化功能，忽视其娱乐功能，所以造成《型世言》的艺术价值与同时期拟话本小说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关键词］价值取向；教化至上；叙事模式；晚明文人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8—1763(２００７)０2—0135—06
《型世言》是一部刊行于明代崇桢年间的拟话本小说专集，全称《峥霄馆评定通俗演义型世言》，10卷，40回，陆人龙著。书名据书中第1回末评，即有“以为世型”之意。全书前5卷20回，皆述忠孝友悌，贞烈侠义之事。作者以劝忠劝孝为创作主旨，用传统伦理观念进行小说构思，使《型世言》的价值取向和叙事模式与同期的拟话本小说“三言”、“二拍”、《欢喜冤家》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一
话本小说的编著目的，全面反映着作家的价值观念。不同的编著目的、价值观念，必然体现在作品的题材选择上。《型世言》以“树型今世”为编著目的，选材上侧重忠孝节义，三纲五常，忽视回避爱情、商贾题材，与同时期拟话本小说相比取材范围狭窄，伦理教化倾向明显。
全书10卷，40回，其中有23回围绕忠孝节义展开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占全书篇幅的3/5，并塑造了大批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的形象，足见作者于乱世中树立道德典范以拯救世人的良苦用心。《型世言》中有5篇作品写忠臣，其中所写铁铉、程济、李时勉、项忠等皆史有其人，《
明史》有传。特别是铁铉，作者将其故事列为小说第1回，可见对“三纲五常”的重视。《型世言》里还塑造了不少节妇、寡母,书中共有17回涉及到寡妇寡母23人。其中第10回写陈烈妇殉夫，夜起自缢时，“咽喉间气不达，拥起来，吼吼作声”，其母听到，“却推做不听得，把被来狠狠的嚼！”作者竟赞其为“贤媪”。［１］另外孝子、孝女的典型在《型世言》中也有不少。如为父报仇，宁死不愿尸检的王世名（第2回），卖媳赎母的周于伦（第3回），远赴千里寻父的王原（第9回）等。
与《型世言》对忠孝节义题材的热衷相对应的是作者对爱情题材和商贾故事采取了忽视与回避的态度。书中虽然有部分反映夫妻关系的作品，但基本上没有爱情故事，略有涉及的也仅是奸情而非爱情。第5回“淫妇背夫遭诛，侠士蒙恩得宥”写耿埴与邓氏通奸，后反杀邓氏“自首”，作者赞他为“义举”，称他为“侠士”。第11回“毁新诗少年矢志，诉旧恨淫女还乡”，更是对自由爱情大唱反调，大胆追求个人幸福的芳卿沦入青楼，在作者眼中“才女”变成“淫女”。第38回：“妖狐巧合良缘，蒋郎终偕伉俪”，表面上看来是个难得的爱情故事，但作者的用意是“戒色”，所以写的只是男方，女方着墨甚少，更没有男女双方的感情交流，而且全篇的中心情节又是借狐妖成就的一段姻缘，所以它实际应算作灵怪故事。《型世言》中涉及到商人题材的作品也很少。只有4回涉及到商人，并将他们描绘成龌龊市侩，逐利鄙夫，好色之徒，人格备受贬损。如第6回中的朱寡妇与徽商汪涵宇。朱寡妇开“歇店”，却偷情养汉，气死儿子，逼媳再嫁，最后儿媳自尽，一副好财贪淫的恶婆婆形象。徽商汪涵宇更是好色无耻，以财谋色，逼人至死。第26回杭州盐商吴尔辉，“做人极是啬吝”，“外面恰又妆饰体面，惯去闯寡门、吃空茶，假耽风月”。这么一个商人终因贪图美色，被光棍设计骗去70两银子，落得人财两空的下场。此外还有弃农经商，因嫖染病，由男变女的李良雨（第37回）；好色被昧的粮贩蒋德休（第38回）等。
值得注意的是，与《型世言》同时期的拟话本小说集如“三言”、“二拍”、《欢喜冤家》等在题材选择上都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对于“忠”这一题材，同时期的拟话本小说几乎没有涉及到。“二拍”中无一涉及，”三言”中唯有《
喻世明言》第40卷“沈小霞相会出师表”，讲述嘉靖年间，大臣沈炼父子与严嵩之间的斗争。整篇故事以忠奸之争为其主线，强调的是反奸，而非忠君，与《型世言》里所写的忠臣有所不同。而有关爱情题材的故事在“三言”中共有19篇。《型世言》第1回写的是“烈士不背君，贞女不辱父”，而《古今小说》第1回是“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故事里，商人蒋兴哥重情重义，妻子王三巧红杏出墙，妻降作妾，但最终完璧归赵，与夫团圆。此类例证，在“二拍”中也有不少。如借身还魂，一续前缘的吴兴娘（《初刻》23回）；私通情郎，宁死不从的罗惜惜（《初刻29回》）；女扮男妆，自订终身的闻俊卿（《二刻》17回）。而由西湖渔隐主人编撰的拟话本专集《欢喜冤家》，全书24回中有20回以两性关系为主题展开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三言”、“二拍”和《欢喜冤家》对爱情题材的重视可见其肯定情欲，强调感情，尊重感性生命，表现了市民阶层的爱情观和道德准则。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第2期李奕：《型世言》的价值取向和叙事模式以商人为主角或以经商之道为题材的故事在“三言”、“二拍”中也比比皆是。如《施润泽滩阙遇友》、《卖油郎独占花魁》、《刘小官雌雄兄弟》、《叠居奇程客得助》、《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徐老仆义愤成家》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晚明商人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不少儒士弃学经商，不再以经商为耻，反以为正业。这些在“三言”、“二拍”中都有所体现，不仅有“一品官，二品客”的“常言”（《
喻世明言》1回），更有“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弟反在次着”的“徽州风俗”（《二刻》37回）。冯梦龙在选材时，更多的关注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从多个侧面反映了市井生活的现实状况。而凌氵初更是从“耳目之内，日用起居”中“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纪者演而成说，聊舒胸中磊块”，将担夫走贩、娼妓、徽商、下围棋的、当小偷的等等上不得台盘的下层人物写成书中主角，焕发异彩。
《型世言》的选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现实生活，但由于作者创作时考虑更多的是伦理教化效果，而不是其素材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在坚持真实性原则的基础上，用传统伦理道德标准对题材进行了严格筛选，尽力从“目前可纪之事”中寻找符合自己价值标准的原始素材加以整理，所以造成取材范围较窄，且渗透着强烈伦理意识的结果。
二
出于“树型今世”教化人心的创作目的，《型世言》在进行小说构思和人物形象塑造时，有意将故事情节放置于传统伦理道德的内部冲突中展开，让故事的主人公在传统理性原则之间进行两难选择，从而寄寓了作者捍卫传统道德理念的价值取向。
本书第2回：“千金不易父仇，一死曲伸国法”，写孝子王世名为父报仇，不惜以身犯法手刃仇人。王世名因此被视为孝子，得到广泛同情和赞赏；官府也千方百计地要保全他的性命。但他不愿为了求生而使父亲尸骨再遭尸检，因此自杀身亡。
王世名之死，表面上死于孝，但实际上使他自觉走上死路的却是“孝”与“忠”的伦理冲突。故事末尾“两县尊商议，要自见司道面讲，免他验尸，以延他生，再为题请，以免他死”。这在常人看来，既可免去尸检，成全尽孝，又可留住性命，实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可王孝子道：“这也非法，非法无君。我只办了一死，便不消这两县尊为我周旋委婉。”王世名之所以拒绝县尊的好意，是因为在他心目中，为父报仇是尽了孝，可若不尸检而免死，岂不违了国法，国法即君。在父子关系与君臣之道的矛盾冲突下，他既不愿尸检失孝，又不想违法抗君，最终只能选择“俯首而逝。”
如果说王世名在忠孝不能两全时选择了放弃生命，小说第3回中的孝子周于伦则在夫妻情分与母子天性中毅然选择了后者。小说讲述小商人周于伦事母极孝，其妻掌珠与婆婆不和，乘丈夫不在家，串通他人将婆婆拐卖他乡。周于伦查明真相后，暗中用计卖妻赎母。在这里媳妇拐卖婆婆，作者称为“悍妇”；丈夫拐卖妻子，却被誉为“孝子”！而且掌珠之父虽恨他“薄情”，但作者看来“终是没理，却也不敢来说”。可怜掌珠一年后备受凌辱而死。至于周于伦，作者虽然也承认他“不是义夫”，却仍然给了他一个“纳三考，做府经历，得孝子美名”的美满结局。
类似如此的选择在书中还有很多。这恰恰说明，作者在进行小说构思时，将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传统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上，所以故事情节的展开，不在情理冲突，而是理与理的冲突。小说的主人公则变成宣扬传统道德的传声筒。
《型世言》中有涉及夫妻关系的故事8篇，在数目上来讲是最多的。从作者对夫妻关系故事的敷衍，可以看到纵使在当时较为宽松的社会大环境中，面临敏感的两性关系，作者的贞节观和爱情观中仍充满了酸腐的说教和浓浓的血腥气。
贞节观：《型世言》里有不少涉及到女性贞节观的作品。其中塑造了众多形形色色守身如玉的忠贞烈女形象,而对于“贪淫好色”的失节妇人则是大加贬斥，下笔绝不手软,反复宣扬了宋儒“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伦理教条。书中第5回，讲叙邓氏与情夫耿埴相好最终死于其手的故事。平心而论，在这桩急剧变化的通奸事件中，邓氏纵淫并企图谋害亲夫固然令人可恨，但就如书中所言：“只是与他断绝往来也就够了。”作者出于遏止“淫风”之目的，不仅让她死于非命，而且杀她的竟然是她心里爱得紧的情人耿埴！杀人凶手、奸夫耿埴则“得蒙圣恩”，逃脱法律制裁。一个好色杀人的恶汉最后竟西山出家，活至八十二岁，成了得道高僧！［２］（Ｐ１６８）然而在同时期拟话本小说中，不少作品对所谓妇人“失节”采取了宽容甚至漠视的态度。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古今小说》卷1）”里的王三巧虽然“不守妇道”，但作者却只对她略施惩罚，最终机缘巧合，由妻降为妾。又如私奔再嫁的姚滴珠（《初刻》卷2），不但作者对她的行为并无半点谴责，连她那“弃儒从商”的丈夫也不以为忤。如果说“三言”、“二拍”中对妇女失节行为还有一些轻微责罚的话，那么在《欢喜冤家》中，作者西湖渔隐主人对“失节”女性不仅不加指责，反而深切同情她们的不幸遭遇，有时甚至不加掩饰的大加赞赏。如第1回中的花二娘，因丈夫酗酒赌博，“不在温柔乡里着脚”，遂与“年青俊雅，举止风流”的书生任龙相好。后来二娘为避免奸情败露，不惜舍身与无耻小人李二白发生关系，既躲过了杀身之祸，又严惩了居心不良的捉奸者。在该回故事里，花二娘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对传统礼教的悖逆，然而作者渔隐主人不仅认定花二娘的性放纵无可非议，而且对她的机智勇敢大为钦佩，称之为“出奇制胜，智者不及”。［３］将邓氏的悲惨结局与王三巧、姚滴珠、花二娘相比，我们可以发现陆人龙对理性原则的坚持和对感性生命的漠视。
爱情观：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男女两性的婚姻必须听从“父母之命，媒灼之言”。这种形式的婚姻建立在门弟、等级基础上，对于男女之间的真情及婚前性行为是严加防范，且绝对禁止的。《型世言》中无一篇歌颂自由爱情的作品。全书唯有第11回涉及到男女爱情，但却被作者处理成拒色守正之作，令人读来寡然无味。
第11回《毁新诗少年矢志，诉旧恨淫女还乡》中，才女谢芳卿大胆执着追求秀才陆仲含，却多次遭到严词拒绝，后受薄生蛊惑与之私奔，被负心贼卖入娼家。就故事所设置人物的外形而言，谢芳卿与陆仲含二人都堪称“才子佳人”中的模范人物。只可惜，在这里作者有意颠覆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模式，佳人芳卿对才子陆仲含虽然一见钟情，可陆仲含却是名披着“才子”外衣的真道学，认为“儒生只可用心在八股头上”，对于谢芳卿的百般示好，皆置之不理。无奈之下，谢芳卿只好“上门求欢”：“原借片时，少罄款曲，即异日作妾，亦所不惜！”在当时通俗小说家那里，虽然未必全然赞同她大胆直露的追求方式，但多少能理解她对爱情的追求，设置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满结局。［２］（Ｐ１６９）然而陆仲含却认为“节义二字不可亏”毅然拒绝了谢芳卿的求爱，甚至辞去教职。故事在后半部分有意的给谢芳卿安排了一个空有才子外表的浪荡子，两人一拍即合，幽期密约，即而私奔。最后佳人被卖入妓院“倚门卖笑”追悔莫及。在这里佳人与妓女仅一墙之隔，才女与淫女仅一念之差。陆仲含反而入了进士，后又为谢芳卿赎身，并对她片指不染，完璧归父。作者在篇首更号召“天下大英雄”“剑扫情魔”，“不偷一时之欢娱，坏自己与他的行止。”
就在陆人龙对男女真情大加斥责的同时，受晚明时期主情人文思潮的影响，“三言”、“二拍”中有不少写情颂情之作，肯定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大胆追求。如《张舜美灯宵得丽女》中的张舜美与刘素香这对情人通过由外貌吸引到传诗递柬，私订终身，最后私奔达到结合目的。男女私奔在宋明理学中被斥为“人道废而入于禽兽”。在《型世言》中谢芳卿虽与人私奔，但终得沦落青楼的悲剧结局。然而冯梦龙对男女私奔，大胆追求爱情的行为是赞赏支持的，最终安排了张舜美与刘素香私奔过程中失而复聚的大团圆结局。《型世言》与同时期拟话本小说在情节设计和人物塑造上所存在的诸多不同主要是由其宣扬传统道德的价值观念决定的。小说中对感性生命的宽容与理解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脸谱化的人物形象和恳切却陈腐的说教。
三
通俗小说具有娱乐和教化两大功能。《型世言》重视通俗小说“移风易俗”的教化功能，对其娱乐功能却认识不足。或者说，《型世言》的作者对通俗小说的娱乐功能并非认识不足，但由于他拯救人心，维护、宣扬传统道德的信念过于强烈与迫切，才导致他在具体创作实践中，无意于用心经营作品的娱乐性，将《型世言》几乎变成了一本伦理教科书。作者这种“教化至上”的创作理念在小说的叙事节奏，叙事手法和叙事模式上都有所体现，也正是这种“重教化，轻娱乐”的创作理念造成《型世言》在艺术价值上逊色于“三言”、“二拍”。
首先《型世言》的叙事节奏单一，平铺直叙，作者往往是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一个首尾完整的简单故事，缺乏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
如书中第1回“烈士不背君，贞女不辱父”中讲述铁铉因抗战失利被押入京就义，儿子发配边疆，女儿流入教坊；义士高贤宁因感铁铉知遇之恩，巧救小公子，后营救小姐。铁氏二女感其恩义，三人成婚，合家团圆。从故事的叙事节奏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设计情节时平淡无奇，完全按照事件发展的内部逻辑一一道来，并且大多数情节是单线发展，叙述技巧粗劣，既没有铺垫，也少有高潮，实在难以吸引读者，达到“说忠而忠，说孝而孝，说弟义而弟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的教育效果。
第7回，作者叙述了一个名妓跳水自尽的故事。故事前半部分讲叙王翠翘为解父难被卖与张望桥为妾，后又被转卖妓院，所幸嫖客华棣卿搭救赎身。故事后半部王翠翘被海贼徐明山抢为压寨夫人，又因劝徐明山归降督府，而导致徐明山被杀。徐明山死后，因督府要将之许配给彭宣慰，王翠翘在出嫁之时，盛妆抚琴，悲歌一曲，大呼：“明山，明山，我负尔！”跳江自尽。整篇故事节奏冗长、拖沓，因为作者要将王翠翘塑造成一位孝忠烈三全的奇女子，所以叙事线索颇显芜杂枝蔓。“世间唯有情动人”，偏偏王翠翘无论对首任丈夫张望桥，还是赎身恩人华棣卿，甚至将她占为宠妾，最后她为之守节的匪首“明山”都谈不上什么感情。这些男人都是命运强塞给她的，而不是她的自主选择。让读者更难理解的是王翠翘为徐明山投江自尽的行为。事实上，王翠翘若为节妇，当初被卖入妓院时即可寻死，何必等到今日。再说她与徐明山并非明媒正娶，顶多只能算是强占民女，徐明山不过是迷恋于她的美色，王翠翘为他自尽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在文中作者将王翠翘之死归于义，说：“娥死孝，翘死义”，赞她为一“奇女子”。然而这只是作者创作时的主观意愿，带给读者的感受却是矫情做作，难以接受。
与《型世言》不同的是，冯梦龙和凌氵初深刻的认识到娱乐性是读者接受教化的前提条件，所以在“三言”、“二拍”的创作实践中，他们充分运用自己的叙事技巧创作出引人入胜的作品，最大限度地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使之在真切的情感体验中受到强烈的心理震撼。以“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警世通言》第32卷）为例。故事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开篇从公子与京城名妓相识相恋讲起，进而讲到李甲因嫖用尽银两，穷困潦倒。常言道：“婊子无情”，哪知杜十娘竟赠150两碎银资助他，此是故事的第一折。紧接着情节发展到杜十娘身无分文与李甲被鸨母赶出院门，众姐妹为其送行，并招了一描金文具送与十娘。在这里小说埋下伏笔，勾起读者对箱子的兴趣。后李甲受徽商孙富挑拔唆使决定将十娘出卖，这里是故事的第二折。却说李甲回船将此事与十娘商议，读者们原料想十娘必痛哭欲绝，断不肯让。但十娘先是“不悦”继而“大惊”，“冷笑一声”竟应允了，而且还挑灯梳洗盛妆打扮。这里是故事的第三折。故事的高潮出现在第二日杜十娘开启百宝箱的时刻，整个场面极具戏剧性。“十娘叫公子抽第一层来看，只见翠羽明王，“约值数百金。十娘遽投之江中。”“又命公子再抽一箱，乃玉箫金管，又抽一箱，尽古玉紫金玩器，约起值数千金。十娘尽投之于大江中。”“最后又抽一箱，……莫能定其价之多少”作者在此细笔白描，将前面的悬念伏笔借李甲之手一一解开，正在众人为百宝且惊且羡之时，十娘将之全投于水，让人顿觉可惜。此刻可想李甲之懊悔，孙富之窃喜，而十娘之大悲，整个场面惊心动魄，扣人心弦。最后十娘痛骂孙富无耻，李甲薄情，“抱宝匣向江心一跳，波涛滚滚，杳无踪影。”故事的高潮亦达到了顶点，“围观之人，皆咬牙切齿，争欲拳殴李甲和那孙富。”故事到此嘎然而止。整个故事节奏有缓有急，有轻有重，既有前期铺垫，中期伏笔，而后期高潮的设置更是极为精彩，颇富戏剧性，让读者不禁随着杜十娘的悲惨遭遇而痛心不已，确实达到了立竿见影的教化效果。
当然《型世言》中，也有在情节叙事上写的较好的作品。如第26回：“吴郎妄意院中花，奸棍巧施云里手”和第27回“贪花郎累及慈亲，利财奴祸贻至戚”两篇就写的曲折离奇，令人惊叹。有趣的是，书中作者欲“树为世型”的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的形象往往写的干瘪枯燥，千人一面；而许多反面角色，如光棍、骗子、帮闲、好色的和尚、贪淫的尼姑、霍乱官府的门子却写的惟妙惟肖，入木三分。这恰恰是作者主观创作目的与客观生活实际的矛盾在作品创作实践中的反映。虽然陆人龙煞费苦心的想在作品中树立传统道德的典范来感化世人，拯救世风，然而“好色好货”的世俗风尚使他亦不能不受影响，所以在创作作品时，现实生活中有的，且大量存在的东西他写的更加顺手，也更加具有感染力。
其次，《型世言》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缺乏心理描写，缺少过渡与铺垫。故事情节发展有时不按照其客观逻辑，而是以主观意愿强行插入，左右情节发展，使读者在阅读心理上难以接受。如小说第33回“八两银子杀二命，一声雷诛七凶”中，光棍花芳、鲍雷等七人，只为夺阮胜卖妻的八两银子就残忍的杀他母子二人，令他户绝的行径，固然罪不可赦，但作者并没有选择良吏断案，将他七人绑赴刑场的正常手段惩罚恶徒，而是构思了一个晴天大霹雳，将他们七人一顿打死，受到天谴。这个霹雳以其说是上天给予的惩罚，不如看作作者在盛怒之下，给予恶霸的奋然一击，实在是痛快得紧！
小说中类似如此突兀的情节还有第5回耿埴操刀杀情人一节。耿埴与邓氏刚刚还郎情妾意，只因几句闲话一时恼起，就“把刀在他喉下一勒，只听到跌上几跌，鲜血迸流。”这哪是耿埴杀妇，分明是作者在旁，出手除淫！陡然的转折，让读者几乎不能适应，怜香惜玉的耿郎，偷香盗玉的奸夫，怎么就一眨眼变成了充满正义感的侠士？
此外唐贵梅的上吊自尽，王翠翘的临波一跳，陆仲含对谢芳卿的百般拒绝，秦凤仪与美女同寝半日却只指不染……这些情节关键处，原是最好塑造人物形象，运用心理描写技巧的地方，但《型世言》中无不三言两语，简单带过，使整本小说在艺术技巧上大打折扣。
最后，为强化作品“惩创人心”的社会效果，《型世言》不仅照搬冯梦龙创建的叙事模式，四十回故事中无一例外地插入枯涩的道德议论，而且别出心裁地将之“发扬光大”，在正文前后分别附加自己与他人的“叙”和回目评点，真可谓“一篇之内，三致意焉。”
书中虽然采取“三言”叙事加议论的模式，但作者对于冯梦龙在“叙事”上所体现出的极高的操作技巧不仅没有学习、模仿，反而进行了削弱。陆氏之所以在创作实践中厚此薄彼，是担心过于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会分散读者的注意力，影响伦理教化的效果。换而言之，在娱乐功能与教化功能发生矛盾时，作者有意削弱了小说的娱乐功能。
正因为如此，《型世言》无论是前言的叙，末尾的评，还是间夹其间的议论，其主旨思想都与全文的叙事过程相契合。面对同一题材，作者的价值取向也十分明晰。如对邓氏（第5回）、寂如（第4回）、妙智、法明（第29回）等一干好色贪淫之徒，作者无不一一施以严惩；对秦凤仪（第20回）、陆仲含（第11回）、姚居仁、姚利仁（第13回）、李时勉（第12回）等一群重义守礼之人，作者也逐一褒奖，赞不绝口。《型世言》叙事模式中议论与叙事的高度一致，是由于作者在教化与娱乐之间的选择是明确的。他并不在意故事的娱乐性，只是以故事为载体进行传统道德的教化，改变世俗世态。
四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日益繁荣与发展对传统农业经济造成了强烈冲击。“好货、好色”成为时代风气，传统的价值体系已濒临崩溃。
面对“如沉疴积痿”的社会现状，每一位有良知的文人都面临着艰难的价值选择。正在此时，王守仁继承和发展陆九渊的心学体系，提出“致良知”的道德修养方法论，并将之作为挽救世道人心的唯一途径。同时他还大胆提出一个全新的价值标准：“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严格说来，王守仁的“愚夫愚妇”理论，实质上是鼓励明代文人在注重个人人格自我完善的同时，采取简易通俗的方式，深入实际生活，去引导诱发隐藏在“愚夫愚妇”内心深处的“良知”，主动承担伦理道德教化的任务，帮助世俗社会“复其本性”，全面扭转“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传习录上》卷1）的局面。然而由于王守仁的心学体系以“心”为本体，将“理”纳入其中，唯求“简切明白”而不顾及其他，这样便很难保证动机与效果完全一致。对于王守仁所提出来的“做愚夫愚妇”的理论，在晚明文人中出现三种理解：以冯梦龙为代表的一批晚明文人在通俗小说领域内大胆实践，成功地将“寓教于乐”的道德教育原则移植到拟话本小说中，创作了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一系列拟话本小说，希望通过对感性故事的敷衍，以达到道德教化的效果。而以西湖渔隐主人为代表的另外一批晚明文人则干脆扮演了纯粹的“愚夫愚妇”，十分积极热情的参与到“好货好色”的世俗生活中，创作了《欢喜冤家》等作品，毅然告别传统价值体系，试图从一种新的角度去适应、理解现实生活，以期达到个体感性生命与群体理性原则和谐统一的局面。［２］（Ｐ７９）
《型世言》则代表了第三类晚明文人。以陆人龙兄弟为代表的这一群明末知识分子，以坚强的信念，紧紧跟随依附着传统文化，力图把从晚明以来普遍越出封建纲常规范的思想道德、社会风尚、文学观念，重新拉回到传统伦理轨道上，向程朱理学复归。正是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影响下，陆云龙兄弟撰写、评点并刊刻了《型世言》。根据《行笈必携》中征文启事可知，陆人龙是当时的一名小说作家和书商。由于资料的匮乏，使我们很难通过作者的生活经历去研究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但从其所撰写的拟话本小说集《型世言》中我们可以发现，陆人龙是一位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忠实守护者。无论是《型世言》“树型今世”的创作目的，还是全书题材的选择，忠臣义夫、孝子节妇形象的塑造，对“五伦”关系的深入剖析，乃至对拟话本这种小说叙事模式的采用，都无一不显示出他维护传统道德，对世人进行教化的良苦用心。据韩国学者金荣华在《<型世言>及<三刻拍案惊奇>等书考略》一文中指出，《型世言》的撰写时间是很长的。其中有些故事很早就已写成，因为陆人龙之兄陆云龙在书中第15回的题词上自署“万历癸巳春题。”如果这个纪年没有错，则万历二十一年（1593），距离可能是《型世言》全书刊行的崇桢五年（1632）有39年之久。而从开始撰写到成书刻印的时间，当然还不止这些年。［４］且据他自己在《辽海丹踪录》中曾有一大段对落魄书生的描写：“天下最苦是书生，两本残编，一枝枯管，已耗尽他心力，消尽他岁月，何暇治生，则穷所必至。”可知这其实是陆人龙兄弟自我写照。他们俩以四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么一本宣扬传统伦理道德的拟话本小说集，且科举不成，峥霄馆书坊最终因经营不善而倒闭，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实在很悲壮。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