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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皮尔士符号学对雅柯布森语言学思想具有极大影响。皮尔士符号学直接影响了雅柯布森在交际理论、失语症、语言索引性、语言像似性、翻译理论等领域的研究，他们间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而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皮尔士在世界语言学史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皮尔士；雅柯布森；符号三分法；释义理论；语言学史
       ［中图分类号］H0-0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8—1763(２００７)０2—0109—05
       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和科学家皮尔士（CharlesSandersPeirce，1839-1914）也是语言学史上一个光辉的名字，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根据Robin［１］的统计，皮尔士一生共写了不少于127篇关于语言和语言学的论文。Nth［２］概括了皮尔士在普通语言学、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上的成就，涉及语音学、词典学、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术语学、阿拉伯语法等方面，其语言涉及到希腊语、拉丁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巴斯克语和阿拉伯语等。皮尔士对普通语言学的贡献主要有配价语法、言语行为、语言像似性、指示词、模糊语言、词类、类型-标记（type-token）等。同时皮尔士又是语言学思想史上一个闪光的名字，这在于他对20世纪两位语言学领袖人物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一位是乔姆斯基，另一位是雅柯布森。20世纪这两位伟大的语言学家都对皮尔士推崇备至，都多次声明皮尔士的学说对他们有直接的影响。例如乔姆斯基在1976年一次采访中说：“我觉得最接近的哲学家是皮尔士，我几乎是用自己的话在转述他的思想。”［３］雅柯布森则称皮尔士为“语言科学的探路者”、“结构主义语言学真正的、大胆的先驱”［４］，是他“最有力的灵感源泉”［５］。关于皮尔士对乔姆斯基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乔姆斯基关于儿童语言习得的天赋论来源于皮尔士的溯因逻辑思想［６］。本文的目的在于探寻皮尔士对另一位语言学领袖人物雅柯布森的影响，追溯他们的渊源关系，梳理雅柯布森语言学思想中的皮尔士根源，从而确立皮尔士在世界语言学史中的地位。
       一、雅柯布森对皮尔士的发现和评价
       罗曼·雅柯布森（1896-1982）是20世纪语言学的领袖之一，是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发起人和结构主义布拉格学派的奠基人，欧洲传统语言学和美国语言学之间的重要桥梁。他对语言学的贡献是全方位的（普通语言学理论、音位学、语法学、词法、儿童语言、失语症、语言学思想史）。语言学今天普遍使用的概念例如区别性特征、二元对立、信息和语码、转因（shifter）、标记性和冗余特征等都来自他的思想。同时他的研究领域广泛，在斯拉夫语文学、诗学、节律学、符号学、民俗学、比较神话学、传播理论、文艺理论诸方面都有杰出成就。
       除此之外，雅柯布森对语言学的贡献还在于他最早发现了皮尔士及其符号学思想对语言学的意义。在雅柯布森之前，多数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的著作中未曾提及皮尔士的名字，如萨丕尔和布隆菲尔德，但惠特尼除外，因为他们是同时代人，并且一起编辑过词典（TheCenturyDictionaryandCyclopedia）。雅柯布森于1942年来到美国，1949年起担任哈佛大学的斯拉夫语言文学和普通语言学教授，1957年担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来到美国后，雅柯布森的学术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开始涉猎符号学和语言学思想史，致力于语言结构与功能的整合。自50年代开始，雅柯布森发现了皮尔士以及他完全不同于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及释义理论（interpretanttheory），称之为“可能是所有美国思想家中最具有创造性和最多才多艺的一位”［７］、“伟大的美国语言理论家”［８］、“开辟新领域的拓荒者和隐士”［９］、“语言科学的探路者”［4］。随后他的论文多次引用皮尔士。在一次演讲中，雅柯布森把皮尔士与惠特尼、鲍阿斯、萨丕尔、沃尔夫、布隆菲尔德一起并列为“美国语言科学产生的几位著名的、杰出的、具有国际影响的思想家”［10］。1977年雅柯布森［4］在81高龄时还专门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名为“对皮尔士的评论：语言科学的探路者”，称皮尔士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真正的、大胆的先驱”。
       二、雅柯布森语言理论的皮尔士符号学根源
       在雅柯布森后期学术生涯中，对他影响最大、他引用最多的美国思想家就是皮尔士。皮尔士对雅柯布森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是他最有力的灵感源泉。而这个灵感源泉就是皮尔士符号学思想：释义理论和符号三分法。和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二分法不同，皮尔士认为一个符号包括三元一组的三个实体：符号、所指和符号释义（interpretant）。皮尔士三分法中的关键是符号释义，它并非指人（解读者），而是指符号的符号，是解读者对该符号的概念。对皮尔士来说，意义的产生是符号化（semiosis）过程，符号永不休止地指涉到其它符号，任何符号行为都不能看作静态系统的结果，而是动态过程，符号意义是转换成另一符号的翻译。雅柯布森高度评价皮尔士的意义理论，说“普通语言学和符号学从皮尔士获得的最恰切、最灿烂的思想是皮尔士意义是一个符号转换成另一符号系统的翻译，如果人们从翻译的角度分析意义问题可以避免多少心灵主义和反心灵主义的无谓争吵”［4］，“是严格意义上语言语义学的唯一可靠基础”［１1］。例如雅柯布森语言交际理论就和皮尔士动态意义说非常相似，认为意义不是一个从发送者传递到接受者的稳定不变的实体，意义存在于全部交际行为中，受六种因素制约，是动态的意义获得过程［１2］。另外雅柯布森的语言符号意义观还接受了皮尔士类型-标记（type-token）的分类，认为类型（type）意义不能表示特殊事情，而是表示一类事情，因为任何符号只有通过它的标记（token）才能具有符号意义，语言符号的意义必定是一般的，不是具体的。Lion只能泛指一般意义上的狮子，只有语境才能确定具体的狮子，即使是专名也只有它的标记才有意义［8］。
       皮尔士把符号分为三类：像似符（icon）、索引符（index）和纯符号（symbol）。其中像似符又分为三种亚像似符，即图像（image）、图表（diagram）和隐喻（metaphor）。图像是最简单的，形式和意义在物理上有相似，是一般意义上的模仿，如拟声词和语音象征词；图表比较复杂，它是符号的系统排列，其中没有一个符号和它所指的东西相似，但是符号之间的关系必须表现它们所指事物之间的关系，如技术图案、无线电线路等。语言符号具有符号性（symbolicity）、索引性（indexicality）和像似性（iconicity）。皮尔士的符号释义理论和符号三分法理论体现在雅柯布森对失语症、标记理论、语言索引性、像似性、翻译理论等领域的研究中。
       (一)失语症研究
       雅柯布森是失语症研究的早期开拓者，他认为语言符号有组合/语境（contexture）和选择/替代（substitution）两种操作，它们是一个符号的两种可能意义或符号释义（interpretant），“这两种操作为每个语言符号提供了两类符号释义”［12］，一种意义涉及到代码，如hammer就会使人产生一系列像似想法，使得该词有可能的替代词；另一种意义由语境产生，通过借代联系其他信息，如“Thishammerisheavy”。雅柯布森把失语症分为相似性紊乱（similaritydisorders）和相邻性紊乱（contiguitydisorders），前者选择词汇有困难，只能依靠相邻和语境（contiguityandcontexture）,如说pencil-sharpener而不是knife。这种不能命名的病人是因为“他们不能从一个索引符或像似符转换成相应的语言符号（verbalsymbol）”［12］
       
       (二)标记理论
       雅柯布森的标记理论就是一种符号释义（interpretant）的理论［１3］。Battistella［14］认为雅柯布森对标记概念的研究集中在词法方面，以这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影响最为深远。雅柯布森对标记概念的研究工作有5个互相联系的主题：（1）意义和语音特性与价值的关系；（2）非对称性作为范畴化的一条组织原则所具有的作用；（3）语言各个层次之间具有同型性（isomorphism）的可能性；（4）价值和以价值为依据的变化的可能性；（5）在分析符号系统、美学系统、交际系统的信息结构的时候，标记概念可能发挥的作用。对于雅柯布森思想的继承人如何在结构主义的理论框架内运用标记/无标记的对立进行语言学或者符号学的分析，主要有3种理论：（1）价值像似性（iconismofvalues），（2）意义不变量（invarianceofmeaning），（3）语言共项（universals）。价值像似性的观点以H.Andersen和M.Shapiro为代表。他们认为，标记是一种手段，表现形式与内容的等同性（isomorphism）。而雅柯布森认为形式与意义的关系不是完全任意的，而是部分像似的。标记值的布局反映的是符号学的普遍现象,而这些普遍现象当中最根本的与价值像似性有关。与此观点有关的3条原则是标记同化（markednessassimilation），标记颠倒（markednessreversal），标记互补（markednesscomplementarity）。
       (三)语言索引性
       皮尔士［15］指出有的语言符号是索引符，并且列出了代词、时空副词等。雅柯布森在此基础上发展了皮尔士的语言索引性理论，论证了同属于索引符的其他类型语法范畴。雅柯布森［16］借用皮尔士对语言索引符的论述和叶斯泊森的术语转因(shifter)定义了一个普遍的语法形式，它们的意义必须指向信息才能体现，在言语交际中属于语码指向信息，如人称代词、情态、时态和存在态，它们的变化因语境条件和信息内容的变化而变化；而性、数、体等范畴不属于转因范畴［16］。雅柯布森认为，转因范畴，特别是人称代词是语码与信息重叠的复杂范畴，体现在儿童语言习得中，这类词较慢习得而在失语症中较快失去。这正是雅柯布森在吸取皮尔士理论的基础上对普通语言学作出的重要贡献。他关于人称代词、情态、时态等范畴具有索引性的观点成为形式派和功能派共同认可的原则。
       (四)语言像似性
       皮尔士在19世纪末期研究各种符号分类时曾断言“在每一种语言的句法中，有某种受到常规法则辅助的逻辑图象”［15］［17］。这一观点在当时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一统天下的时代显得十分离经叛道，长期以来无人回应，直到约70年后的1966年雅柯布森发表著名论文《语言本质探索》［7］，才第一次把皮尔士语言像似性学说介绍给语言学界，从而开创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成为日后认知语言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动机［18］。
       雅柯布森［7］对皮尔士关于语言具有像似性这一思想给予了很高评价：“皮尔士关于一个像征符可能具有像似性和/或索引性的观点给语言科学开启了一个崭新、紧迫而又意义深远的前景。符号学这一隐士的箴言为语言学理论和实践带来了至关重要的后果。口头语言符号的像似性和索引性成分常常被低估或忽视；另一方面，语言主要是纯符号的特征和它与符号像似性和索引性的区别有待于现代语言学方法论上的应有关注。”雅柯布森的预言已经被Haiman（1980）、Nth（1999）等学者的研究所证实。这里雅柯布森所指的像似性不是指符号与所指之间的类似，如拟声词和语音象征词，而是指符号的外在表现形式反映其内容的程度。雅柯布森认为尽管所有语言符号本质上是规约性的，但它们也具有像似性，“三种符号类型的差别只是相对层级的差别。最完美的符号具有像似性、索引性和规约性”，像似性存在于词法和句法层面［7］。他举例说，词根与词缀的语义差别和它们在词中不同位置有图表像似性关系。词缀，特别是屈折词缀，它们的音素有更大限制［7］；有的语言复数形式和单数形式区分是增加另外的词素。
       (五)翻译的符号学解释
       雅柯布森［19］的翻译理论也是直接受惠于皮尔士符号三分法。雅柯布森反对罗素“奶酪”的说法，从皮尔士的“意义是一个符号所具有的转变成其他符号的可翻译性”获得灵感，认为“任何语言符号的意义是翻译成另外的符号，一种更加充分发达的符号，正如皮尔士这位对符号本质研究最深刻的研究者所一贯主张的一样”。一个语言符号可以得到不同方式的解释：同一种语言，另外的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雅柯布森提出翻译就是符号化过程，翻译可分为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三种。这三种翻译分类方法看似简单，其实包含了皮尔士的符号三分法思想，非常深刻。语内翻译代表了规约性，语际翻译代表了索引性，符际翻译代表了像似性，由此而来的翻译结果就是：语内翻译的是象征符，语际翻译的是索引符，而符际翻译的是像似符。雅柯布森翻译理论强调的是一个语言符号和其释义之间的关系，并且一种翻译往往需要另外的翻译，这也体现了皮尔士三种符号特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如语际翻译可能需要语内翻译。雅柯布森利用皮尔士符号学思想来解释翻译还促发了当代翻译理论的发展，即认为翻译是开放的和无限的符号阐释过程［20］，从而开创了翻译的符号学研究。
       三、雅柯布森误读了皮尔士？
       雅柯布森在后期美国学术生涯中对语言学作出了许多开拓性贡献，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如语言索引性、像似性和翻译的符号学研究，它们直接受益于皮尔士符号学。雅柯布森从皮尔士那里得到了“最有力的灵感源泉”。尽管如此，有学者［13］［21］［22］表示雅柯布森和皮尔士有重大差别，雅柯布森的学说并没有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从皮尔士那里获得灵感，雅柯布森误读了皮尔士的符号学思想。例如Shapiro［13］认为雅柯布森为语言学所作的一个贡献只是他发现了皮尔士而已，雅柯布森只是把皮尔士当作一个历史角色，并不是一个提供远见和灵感潜力的源泉。Shapiro说雅柯布森的重要音系学成就就没有体现皮尔士的符号理论，雅柯布森只是窥见了皮尔士的重要但从来没有完全理解皮尔士，自1952到他去世时雅柯布森并没有实质上受益于皮尔士。Shapiro进一步从音系符号、目的论和语言结构、隐喻和转喻论述雅柯布森仍然利用索绪尔符号二分来研究的。Short［22］从符号的实质/关系定义、语言符号的非任意性和语言变化论述了雅柯布森误读了皮尔士。Deledalle［23］也认为雅柯布森并没有深入理解皮尔士的符号学，雅柯布森是从文学和诗学角度，而不是从语言学角度解释皮尔士符号学说的。不过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如Shapiro［13］承认“如果雅柯布森早30年发现了皮尔士的话，那么雅柯布森将会改变他的很多观点，包括他一直坚持的二元对立……如果雅柯布森利用了皮尔士的三分法，那么他的分析会更加完美”。Bruss［21］也把这些归于雅柯布森知道皮尔士太晚了，雅柯布森之所以声称他从皮尔士那里获得灵感是因为他想能够更好地在这个新大陆合法化，而当时美国学者对欧洲学者是有敌意的。毫无疑问，雅柯布森在许多领域上明显受到皮尔士符号学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他对语言索引性、像似性、翻译、失语症、交际理论的研究。至于他的音系学研究，在他移居美国之前就已经奠定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例如标记理论早于30年代就已提出，区别性特征理论也于1942年前就有了其雏型，而且1952年发表了他和C.Gunnar、M.Fant、M.Halle等人合著的论文《语音分析初探》［24］。而雅可布森最早提及皮尔士是在1952年印第安纳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联合大会上所作的闭幕词，他称皮尔士为“结构主义语言分析伟大的先驱者之一”［25］。因此，Shapiro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况且对于一个研究领域如此广博的语言学大师来说，不可能要求他在每一个领域都体现皮尔士思想和彻底改变自己成熟的理论。
       四、余论
       语言学应该感谢雅柯布森，是他首先发现了皮尔士那丰富的符号学理论，把皮尔士介绍给语言学界，从皮尔士那里获得启迪并且开拓了新研究领域。雅柯布森不仅身体力行，自己挖掘皮尔士，而且还培养了众多的皮尔士学者。受雅柯布森的影响，他的很多学生也致力于皮尔士研究，例如Andersen,Sebeok,Shapiro,Stankiewicz等人。语言学也应该感谢皮尔士，正是他博大精深的思想使得语言学受益匪浅。乔姆斯基首次发现了皮尔士的溯因逻辑而提出语言习得天赋观，雅柯布森发现了皮尔士的符号学说而使得语言学与符号学的结合大放异彩。两位语言学领袖从皮尔士那里吸取了不同的思想，从而给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正如雅柯布森［４３］所说：“皮尔士半个世纪的符号学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果皮尔士大部分手稿不是直到30年代才发表，如果语言学家至少读过他已出版的作品，那么这将会给语言学理论的国际性发展产生无可比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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