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根据《毛泽东自传》《湖南商业专门学校沿革》和民国初年教育文献及湖南大学校史等材料，结合当年的报纸广告及遗址的现场踏勘，分析、驳议和论证了“湖南公立高等商业学校”是否即为后来的“湖南公立商业专门学校”，从而引出毛泽东曾入读的“高商”确实是湖南大学商科的前身的结论。
［关键词］毛泽东；湖南公立高等商业学校；湖南公立商业专门学校；湖南大学；商科
［中图分类号］A753［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8—1763(２００７)０2—0095—06
青年毛泽东进入“湖南全省师范学校”（按：不久后奉令“按各校开办顺序”改名第四师范，一年后并入“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以前，在长沙还选择过几所学校“试读”。这一史实凡看过斯诺记述的《毛泽东自传》［1］或全本《
西行漫记》者无不清楚。长沙市第一中学的《校史》已明确宣称毛泽东为其校友，即因毛泽东曾在该校“普通科”读过一个学期。［2］（Ｐ333）本文第一作者早在1949年就知道这些情况，因为当时在长沙买到了一本《毛泽东自传》，封面是一幅毛泽东戴着解放帽的画像,介于木刻与素描之间，印刷和纸张质量都较粗糙。高小学生看懂这本引人入胜的薄书毫无困难。
如众所知，斯诺记述的这本书，以后有几十年没有在国内再版，教育史界似也无人细绎原文试图从中对青少年毛泽东的求学经历有哪些新的解读。
一、毛泽东进入商业学校的过程
本文关心的是他读过的另一所学校，流行的毛泽东传记的中译本一般译为“高等商业公立学校”（见该书第二章），即“湖南公立高等商业学校”。另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称，校名为“湖南公立高级商业学校”。［3］（Ｐ５）
此前，毛泽东的学历是湘乡“东山学堂”，不少书刊或称其为“东山小学”、“东山高等小学”等，然后毛泽东在1911年初到长沙，进入“湘乡驻省中学”（有的书称“驻省湘乡中学”）,读了一期，发生辛亥革命，辍学投军。解甲之后，他如何能一步跳入“高等”学校，其后又自动降入“中等”师范？粗知中国近代教育史的人不至于感到奇怪，因为1905年才废除科举制度，全国虽大办新式学堂，但合格的师资、生源大成问题，不得不有大批人留学日本之举，多数人采取“速成科”的途径，一两年便回国办学任教。办的小学中学固然如雨后春笋，学生们取得毕业资格又得七八年时间。所以毛泽东1912年在长沙继续“考学”，考生中基础知识全面超过他的人不会很多，何况他的天资加上“东山”那样的模范新式高小（按：“东山”开办于戊戌变法时期，舒新城编的权威性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4］即将该校作为全国最早新式小学的标本，收入了该校有关史料）毕业的程度，加上半年中学的学历，以及18岁的年龄，在当年的入学报名和考试时经常可以用（相当于中学毕业的）“同等学力”上下驰聘，左右逢源。他说，他先被法政学校吸引，但“……另一个朋友劝我，以为国家正在作经济战争，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能够建立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理论得胜了，我再花一元到商业中学报名。我真的去注册而且录取了。不过，这时我还继续留心广告，有一天看到广告，描写一个高等商业公立学校的优美。它是政府开办的，课程繁多，听说里面教员都是极能干的人。我断定还是到那里学成商业专家比较好，出了一块钱去报名，随后将我的意思写信告诉父亲。他很高兴。父亲很知道有了商业智慧的好处。我进了这个学校而且留在那里——有一个月。我发现在这新学校中的困难就是一大半课程都是用英文教的，而我和一般同学一样，英文程度很坏，简直只认识字母。此外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校中没有英文教员。我讨厌这种情形，就在月底退学，并继续阅读广告”。［1］（《毛泽东自传》第二章在动乱中成长起来）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第2期许康等：毛泽东是湖南大学（商科）的校友本文的兴趣集中在，这所“高等商业学校”是否即是1926年合并为湖南大学的三所专门学校（工专、商专、法专）之一，即湖南大学定名时的三个嫡亲（按：这里“亲”字作“父母亲”解）之一的“湖南商业专门学校”？
迄今全国、全省还没有一部《商学教育史（志）》书，也没有任何探讨商学教育源流的文章（按：笔者手头有几篇文稿，待发）论证过这方面的问题。最直接解说湖南大学商科传承演变具体关系的，乃是《湖南大学校史（976-2000）》中的第十章。［5］（Ｐ170－183）然而《湖南大学校史》和《毛泽东自传》两书中“商业学校”校名、史实都未完全吻合卯榫。
据前述舒新城“史料”和《中华民国教育史》［6］（Ｐ24-35）,民国初年教育部新订“壬子（1912）癸丑（1913）学制”，其中关于“专门学校”（学制3-4年）名称和规定颁布于1912年10月22日，在全国普遍执行当在1913年或更迟。
毛泽东入读“高等商业学校”应是1912年春末，因为他在辛亥革命时大约当了半年兵，退伍准备升学已到仲春。而又不能再迟于4月，因为他从“高商”退学必须马上考入“一中”，未在社会上再待一个学期。既然长沙市一中校史肯定他是1912年入校，而且《湖南省长沙一中大事记》明确记载“1912年4月，学校开办，定名为湖南全省公立中等学校。5月12日正式开课”。［2］（Ｐ333）可以佐证换校必在5月。据他自述，“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六个月后，我离开学校。”然则1912年就过去了，接着到定王台湖南图书馆自学了一年（1913），1914年春考入师范学校，1918年6月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7］（Ｐ94）
这样，基本可以确定，毛泽东入读商校时间：1912年3月-1912年4月；校名：“湖南公立高等商业学校”（按：当时尚无“商业专门学校"之名）；毛泽东报考前的信息来源：（1）报纸上的招生广告，（2）“听说”（该校教员好）。
我们只须同样查阅一下那几个月长沙地区出版的报纸的广告，岂不就可解决这个疑难。
二、唯一“公立高等商业学校”招生广告
由于事隔九十五年，湖南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特别是多次战乱和大火，当年的报纸已经只存有寥寥几种，而且都是断简残篇。笔者努力查阅，1912年春夏商科学校的招生广告仅见《长沙日报》有如下几条：
1）“明德学校中等商业甲乙丙三班学生鉴”（1912.3.3，第8版，内容是告知现在“开办高等专门部”，原该校在辛亥革命前几年设立的“中等商业（科）即时停办”、其“甲乙两班……自可提升高等”，但丙班学生只得转读中学）；
2）“明德学校添银行专修科招学广告”（1912.4.12，第1版）；
3）“湖南公立第一中等商业体育专修学校广告”（1912.4.28，第8版），该校因辛亥革命停顿，现还没有恢复，只是向老同学发个公告，未有具体安排。
由于办学的延续性和招生的周期性，再查下一年《长沙日报》的广告：
1）“湖南公立高等商业学校续招学生广告”（1913.3.9,第5版）；
2）“湖南公立高等商业学校续招学生试期通告”（1913.3.18—3.21，连续刊登，公告考试日期为21—23日三天）；
3）“明德大学添招预科广告”（1913.3.18，内容是该校已在北京开办，本科有文、法、商三科，此次招收一班预科生）。
反之，我们想查1911年春夏的商业学校招生广告，一无所获。
从这些残留报纸片断的招生（或通告）信息可知，民国初年长沙确实有这样的“高等商业学校”，而且“公立”的仅此一家（按：明德学校创办于1903年，一直是私立）。要知道，那个年代社会剧烈动荡，经年兵荒马乱，政府财力万分紧张，各级“公立”学校少而又少，区区湖南长沙何能容下几所“公立高等商业学校”（或译名“高等商业公立学校”）？
三、“高等商业学校”被校史
误为“中等商业学校”然则《湖南大学校史》第10章的湖南大学商科“前史”（该书第171页第2-10-1图所示“演变”情形），为何是始自“湖南商业教员养成所”（1911-1912，荷花池），经历“湖南中等商业学校”（1912-1913，三公祠）、“湖南商业专科学校”（1913-1914，三公祠）、“湖南省立甲种商业学校”（1913-1917，荷花池）演进成“湖南公立商业专门学校”（1914-1926；荷花池1916-1917，落星田1917-1926）？显然这里的时间、校址有几处不衔接。（按：据校史该章第170页正文，可订正为“甲种”1914-1916，“商专”1916-1926，方才衔接。但始终未出现“湖南公立高等商业学校”之名。）
据查，该章原始材料采自“湖南公立商业专门学校”学生左宗濂（已故，湖南省参事室参事；最近经我们请教省参事室人事处，知：他的生卒年为1900-1985，长沙人，1919-1923年间在湖南商专学习，后任省财政厅科长、县银行行长、县长、国军少将高参等）的一篇回忆文章《湖南商业专门学校沿革》［8］（Ｐ48-51）。这类孤证不能尽信，因为他写回忆录时手头未必握有权威的全部原始史料，而我们从毛泽东口述且经报纸广告查对的校名，应是可靠的。左宗濂原文的可贵之处，在于将湖南的公立(官立,即省立)“商校－商专”串连成一条线（按：据《湖南大学校史》该章第170页正文，经订正，只此一条，别无分枝），一直到与工专、法专合为湖南大学。最初的“商业教员养成所”是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办的，如全国一样，采用“速成”教学形式，加之发生辛亥革命，当即结束。民国元年“旋又改办湖南中等商业学校”，“政府又以名义之未当也，改名为湖南商业专科学校”，“1914年始定名为湖南省立甲种商业学校”。不过，这又是他的一面之词，所述商科校史时间跨度为1911-1926，不可能都是他亲见亲历，记忆难免有误，而《湖南大学校史》综合这篇史料时，对文句的理解和综述图示行文（含笔误）有点偏差（衔接不准确）。
我们认为他说的“旋又”和“名称未当”之后的各半句话,很值得玩味，《湖南大学校史》分别照录了,即“改办湖南中等商业学校”和“改名为湖南商业专科学校”这两个关键校名和这两段重要“史实”。但后面这个“湖南商业专科学校”校名，照他所说，是“政府又以名义之未当也”而特别指令改正的,怎么仍不符合规范(详本文下面两段)?以及我们查到的报纸,1912-1913年间长沙也未见这个学校名。所以合理的解释，应是:第一步(1912年)“旋又改办湖南公立高等商业学校”(即毛泽东所述的且符合我们查对报纸广告的校名)，而不是左宗濂原文的“旋又改办湖南中等商业学校”，两者仅有“高”误为“中”这一字之差，与其断言左宗濂“记错”，莫如怀疑他“写错”(笔误)或“印错”(排版校对出错)；第二步(1913年下半年或更后)，省政府(教育司)认为“高等(商业)学校”之名不妥，指令“改名为湖南商业专科学校”；第三步，过了一段时间，严格对照教育部新学制，“专科学校”之名也不准存在了，衡量实际办学招生水平(程度)，又达不到“商业专门学校”的标准，(省教育司再指令)“1914年始定名为湖南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按：另一重要原因是，当时汤 铭荼毒湖南，摧残教育，造成经费、师资不继，难以维系“高等商校”，参见本文下面第二段文字)。
这是因为：“壬子-癸丑学制”将学程分为三大段，即小学（初小4年，高小3年）、中学（4年）、大学（预科3年不分科，本科4年分科，其上还有大学院即研究生3年）。与中学平行的有师范学校和实业学校（如甲种商业学校），与大学平行的有高等师范学校本科和（实业类的）专门学校本科；另有专修科与选科，只相当于大学预科。请注意：“高等”一词只能用于“师范学校”。
所以，严格按这个学制，法定的学校名称既无“(商业)专科学校”,又无“高等(商业)学校”（“高等师范学校”例外）。不过，由于全国是逐渐推行的，“湖南商业专门学校”到1916年才达到部颁那个程度（相当于现在的大学专科乃至本科水平），才有那个（“专门学校”）名义。何况,毛泽东是“壬子”(1912)春入学，而教育部的新学制到“癸丑”(1913)秋才完全定下来，此前社会上各种“高等学校”名称，尚不违法，但有鱼目混珠（钻空子，打擦边球）之嫌：似乎比“中等学校”高，实际上有的只比“（高等）小学校”高，即“中等学校”水平。因而开初湖南省教育司才令其“改名为湖南商业专科学校”,因为该校最早(清末,1911)是有“高等”程度的(速成培养中等“商业教员”),比那些冒牌高等学校不可同日而语。但教育部关于商科先后有《专门学校令》（1912.10）和《实业学校令》（1913.8），内中无“高等(商业)学校”一说,也无“专科”之称。以至一度（1914-1916）降为“甲种商业学校”(与中学平行)。据左宗濂文，降级当时该校还有专科生，可见原来确是“高等”。后来才续招两个年级（中等？）四个班，值袁世凯派汤芗铭祸湘，“学校被汤之爪牙施文尧摧残，仅存一息”。到1916年袁死汤逃，便又升格为“专门学校”。
如果有人问,毛泽东进入“高商”前不是还有“我再花一元到商业中学报名。我真的去注册而且录取了”之事吗？我们说，这是另一个有力的旁证，说明我们坐实的“高商”（湖大前身之一）绝非他去注册了又不读的“中商”。试想，按左宗濂所言，一所本来培养中等商业教员的学校（“商业教员养成所”，即湖南大学商科的最早形态），当然在“中等学校”之上，在湖南商业教育界肯定是最高层次了，怎么会放着“老大”（“高等”）不当去当“小弟”（“中等”）呢？
进一步的证据还有，毛的自传强调“高商”是“政府开办的”；而对“商业中学”，却无“公立”和“政府开办的”之说。但湖南大学商科前身，按左宗濂文或湖南大学校史，一直都是“官立”、“公立”学校，故可排除“商业中学”。
我们这样分析一番,便清楚了，左宗濂自己是1919-1923年在商校就读，他比毛泽东小七岁，入学也恰好迟七年（1919），让他讲述12-13岁(1912-1913)时尚未进入的湖南公立“高等”商科学校的事，误为“中等”商校,可以原谅。何况据他的履历，毕业后也并无从事商科教学或其他教育行政工作的经过，在湖南教育界只算得局外人。但《湖南大学校史》信以为真，以讹传讹(“中等”商校),既不合逻辑,更不合史实，我们应加以纠正。
四、再提五条旁证
第一，民国将“学堂”改称“学校”；“实业学堂”改称“工业学校”（或“商业学校”）。我们在那两年的《长沙日报》上多次看到“湖南公立高等工业学校”校名，该校在清末是“湖南省官立高等实业学堂”，1914-1926年叫“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简称“工专”），即湖大工科的前身。那末作为它的兄弟院校的“商专”，其校名变化应当基本同步、相互对称（“高工”对“高商”，然后“工专”对“商专”。）但“高等实业学堂”建校早、水平高，故比“商专”（1916）早两年改“工专”（1914）。这也旁证“高商”确为“商专”前身。
第二，当年很多学校是“三学期制”（按：据教育部1912年的《学校学年学期及修业日期规程》，十分明确，三个学期时段划分是8月1日－12月31日；1月1日－3月31日；4月1日－7月31日），所以毛泽东得以在一年内既当兵，又试读了两所学校(高商和一中)“热身”。而且那时一个学年并不是都从秋季始业（按：《湖南第一师范校史》记载，毛泽东考入第四师范学校，便是春季始业［7］（Ｐ93）)。因此毛泽东进入这些学校并非插班或中途转学，乃是正常地考入和开学。特别地，当年湖南公立高等商业学校若是4月1日开学，毛泽东读书一个月，退出来，正好从容进入一中（5月12日开课），没有任何不便之处。
请参看本文后的附件1和2，虽然是毛泽东入学该校一年后对下一届新生的招生广告，由于办学的周期性，完全吻合我们考证的上一年毛泽东的活动日程：3月份看到报纸（广告），去报名，20几号考试，连考三天，大约4月1日开课（按：广告原文为“三月内开学”,又说“四月”“开学时缴齐学费”）……
第三，“湖南公立高等商业学校”的校址,据附件1广告词,在“戥子桥”（小街名）；而左宗濂文及湖大校史写的是“三公祠”及“荷花池”，这矛盾如何解决？不难,“三公祠”旁即“三公里”（按：“里”是“里巷”之意，不是“长度单位”；原是今长沙市立第一医院旁边的小街，现已被东拓的营盘路“覆盖”）,三公里拐弯即“戥子桥”，都是很短的小道，约100－200米。左宗濂称“祠”（建筑群、院落），不着重“街名”，而是强调“地点”，它周围有“三公里”和“戥子桥”等街巷，随便用哪个街名都对。至于“荷花池”,那是前后学校搬迁的地址（按：当时很多学校规模小、办学时间短，还没有永久性校址，“赁民宅开学”，随该年招生数、租金、合同等原因而变动租赁的房舍，所以广告中有“暂定”一语），无关本文讨论毛泽东入学那年的事；何况，“池”也是地点（按：荷花池在现在的湖南日报大院与原长沙师范学校一带），现在的“荷花池”已没有“池”，而是指其南边的一条“街”，与前两条小街（“三公里”和“戥子桥”）相距稍远一点（约200－300米）。
以上地名分析，还可从清末陈运钅小吴门之右（按：门之西），第二横街（任继甫注：即古旧书店前之蔡锷北路）
水风井(按：今存)
司马桥(按：今有司马里)
三公祠（祀骆文忠公秉章〈骆秉章〉、潘忠毅公铎〈潘铎〉、张大中丞亮基〈张亮基〉）（任继甫按：骆秉章等人在太平军攻长沙八十余日中，力守长沙有功，死后祀于三公祠，原营盘路中原有“三公里”地名，即由三公祠而名）。
这里我们补充说明一下，任继甫是http://www.lishou.com/（“长沙里手网站”）的坛主，上段所引陈运钅原文（楷体字所示）及任氏的注和按语（宋体字所示），均见他在2004/05/1705:53pm“第4次编辑后”上挂的帖子。其余三条按语(也是宋体字)是我们添加的。可知任氏对“三公里”和“三公祠”的解说与我们的完全一致。
第四，1921年起，工专、商专、法专三校学生中都有早期的共产党员（如何孟雄、袁任远、龚饮冰等），但以商专的易礼容、彭璜、谢觉哉等与毛泽东的关系更密切（尽管他们与毛的年龄上下相差几岁），似也反映毛泽东创建新民学会及建党时因以往与该校有渊源而比较容易联络。
第五，《毛泽东自传》对民国初年他在长沙读过的三所学校的评价：
1“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太少而规则繁琐。”
2“（第一师范）新校中有许多规则，只有极少几条我是同意的。”
3“（高商）这新学校中的困难就是一大半课程都是用英文教的（按：我们认为，此语斯诺理解记述有误，似应指“一大半课程都采用英文教材”。因为当年还很少有留学欧美的教师回国，例如清华庚款留美刚刚启动两年，哪会有学成回国的？故该校多数教师应属于留日速成的学历，未必能自如地用英语教学。即使教师真有这种水平，多数学生也听不懂，毛泽东更不可能在此坚持听课一个月之久），……此外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校中没有英文教员。”
毛泽东考一中取第一，考四师一顶三（同场帮另两人写文章，三人都录取），考高商无夸词；又，对“高商”并非“不喜欢”或“不同意”，而是感到“困难”。这都说明“湖南公立高等商业学校”水平最高，像个“准大学”的样子，毛泽东一时受困于英文教材而退出。试问：当年除了只好办到北京（1919年搬到汉口）的“（私立）明德大学”，长沙究竟容得下几所具有这种水平的“高等商业学校”（而且是“公立”）？
回答是：“没有了”！
五、结论
于是,我们最后的结论是：毛泽东1912年第一次学业上的“冒险”，确实是入读“湖南公立高等商业学校”,该校几经改名,1916-1926定名为“湖南商业专门学校”，1926年与“工专”、“法专”合并组成“湖南大学”，所以，毛泽东真正是湖南大学（前身湖南商专）的校友，尽管在校只有短短的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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