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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水落石出和追忆逝水年华
作者:■车前子

《人民文学》 2001年 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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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落石出
       拉开抽屉,蔚蓝天空,上面坐满白色的椅子。乡村理发师在稻田里走着,他的下巴绿绿的,即使长出绿绿的胡子,我也不会奇怪。
       “理发师”是印在书页上的文字,像死去的蝌蚪漂浮池塘。池塘的四边草枝摇摇,这些草是经过冬天的,所以就有些蜡黄。一个人经过青年,到了中年,他的额头上也会有摇摇的草枝,那就是皱纹吧。有时候,皱纹里会跳出一只螳螂,碧玉般琢磨成的螳螂,这是以前的梦。池塘是椭圆形的,水浑浑,已映不出白云苍狗,但漂浮着的几丝死蝌蚪,反而给它增添了若干活气。死,也是生命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使生命更脆弱也更可爱了。
       生命的可爱正在于它的脆弱,脆弱仿佛一根丝,慢慢地缠绕起雪白的茧子。茧子内,是死,也是可能。这可能安详地睡眠着,梦幻着,已梦见了薄薄的翅膀。翅膀是淡黄色的,淡得好像醒来后对梦幻的记忆。这记忆简直和想象差不多了。生命绕着圈子,把死小心翼翼地置放在圈子当中,茧子是一根丝的散步,在一座屋子中的散步——他绕开了椅子,影子泼墨墙上,墨迹淡漠,淡漠得初春一样冷了。乡村理发师现在已走到稻田中央,他绿绿的下巴使他的整张脸怪异了,柔和了,整张脸也能一片稻叶似的,在我的手指上卷来卷去。
       我把这张脸拉长了,又细又长。
       稻田里的路,也是又细又长的,笨笨拙拙地延伸而来,但保持着一个笔挺的姿势。稻田里的路,颜色黑里透黄,我想起烧焦的门栓,木棍,树枝,我喜欢玩火。乡村理发师走出麦田,上桥了。我们从不喊他理发师,“理发师”是印在书页上的文字,或音乐谱中。这个理发师就很爱唱歌,他边走边唱:
       七点半,骑上毛驴子!
       表叔请他来给我理发,表叔叫他剃头师傅。我也叫他剃头师傅。他走在桥上,桥是石桥。在石桥的缝隙里,长着几棵无花果。无花果的纺线槌般的沉甸甸的果实,剖开,里面是一长条逶迤的紫缝,缝的四周嘘嘘着滴滴黑点。这是无花果的籽。几个与我三长两短的小孩把它剖开后,就笑。我一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觉得好笑,后来才知道它有点像女性,女性的私处,一片橄榄叶飘过天堂。也有人说这不是无花果,是鬼馒头。这两种果实有点像。所以至今我还分不清无花果和鬼馒头,圣女和妖姬。
       从无花果到鬼馒头——一条天堂直下地狱的路,只是圣女常常在地狱里。还有一个地狱就是红颜薄命。我第一次见到乡村理发师,就是董小宛和冒辟疆第一次相见的地方。如今虎丘塔是更斜了。乡村理发师的左侧,就是虎丘塔。
       夏夜与表叔在打谷场上吃粥,我把粥碗摆东摆西,想能不能照出塔影。有一次我大喊照出了照出了,照出的原来是表叔的大拇指——他正与宋大会计说话,说到得意处,翘了翘大拇指。乡村理发师的大拇指像下巴一样,也是绿绿的,如果他一直汉有从稻田里走出的话。表叔把一只蚊子摁死脚背上,用嘴嘬了一下大拇指,上面有他的血。我一个暑假在乡下,什么也没学到,就学了这个动作,回到城里,我还是如此,拍死蚊子后,会把手心上的血舔掉。自己的血——表叔这样说。蚊子嗡嗡飞来,蚊子很大,塔很小,小得像王进文的铅笔。王进文是我小学同学,常用铅笔头写字。
       乡村理发师在桥上停下,一只船慢慢撑来,他们说着话。在乡村,没有不认识乡村理发师的人,也没有乡村理发师不认识的人。他走家串户,见多识广,他的一把剃刀,就是这个乡村的村史,青色的民谣,灰色所谣,稻田的民谣,鬼馒头的民谣,大拇指与虎丘塔上的民谣。
       虎丘塔下曾咆哮过一只白虎,想挖取吴王殉葬在塔下的宝剑的秦始皇见到了,就放弃了这个念头,转身走了。这也是虎丘的由来。乡村理发师朝船上丢了支烟,船上有人往桥上扔着火柴,乡村理发师点着了烟,把火柴扔回船头。他抽的是“飞马”,又叫“四脚奔”——为了押韵——“公社社员‘大跃进’/小队干部‘四脚 ’/大队书记到‘前门’/县委领导‘月月红’”——这是麦田的民谣,鬼馒头的民谣。地位不同,抽烟的档次也不一样。“大跃进”是当时最便宜的香烟,“月月红”指“牡丹”烟。乡村理发师抽“飞马”,也就是说他相当于小队干部。
       一匹褐色的马飞下石桥,飞到我面前。
       我压抑不住内心的狂喜,因为我还没让走家串户的理发师剃过头。我姑祖母把他们叫做剃头匠。
       常到我们小巷里来的,是一位扬州师傅,一手夹着个白包袱,一手拿着个小板凳。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小板凳。给小孩剃头,我把小板凳往靠背椅子上一放,然后把小孩抱到上面,他就不用弯腰曲背地咔嚓咔嚓剪刀了;给大人剃头,他把小板凳往骨牌凳下一放,让大人搁脚。没生意的时候,他自己往小板凳上一坐,在小巷的井边、电线杆下、暗绿的苔藓上、惨淡的雨漏痕里,逮着谁就与谁吹牛。吴方言里吹牛还有聊天这一层意思。“吹吹牛,开心”,意思就是“聊聊天,高兴”。
       小巷的墙壁上,黄昏最先暗了下来,像玻璃杯口浊厚的唇痕、茶渍。涂着口红的嘴唇,轻触玻璃杯口的时候,金鱼的扇尾被水藻合上了,清风突然挂在树梢。梧桐树的树梢。梧桐树的树干敷着霜霜的白粉,灯罩里的光掩衣而立。梧桐树的树干有着冬瓜皮一样的肤色,它们是水波脉脉的。扬州师傅看看闲人不闲,都去吃晚饭了,只得很无奈地一手夹着个白抱袱一手拿着个小板凳,朝小巷的浓阴深处,走去。
       扬州师傅在一棵梧桐树下,给“小辫子”剃头。“小辫子”家以前生下的男孩,都活不过七八岁,生“小辫子”的时候,有人讲给他扎个小辫子,当女儿养,成活率就高。“小辫子”现在已十一二岁了,早不在脑后扎小辫子了。但巷里的大大小小们是喊他“小辫子。这一根小辫子即使剪掉了,也拖拉在他脑后,拖拖拉拉着一生。我们脑后都有根小辫子,辜鸿铭的这句话,没什么深刻,但说得很机智。“小辫子”直接坐在椅子上,他的个头已很高了,就不需要再垫上那只小板凳。扬州师傅在一棵梧桐树下给“小辫子”剃头,周围或坐或蹲或立着七八个闲人。扬州师傅见人多,就高兴,口若悬河,剃刀咔嚓,嘴巴嘀嗒,“小辫子”的爹就着急了,喊了句:“别把‘小辫子’的耳朵给剃了。”扬州师傅忙回答:“剃掉‘小辫子’的鼻子倒有可能,剃‘小辫子’的耳朵,我还舍不得呢。你们看看,这招风耳,比“噜噜”的还大。”大家就笑,“小辫子”的爹也笑。“噜噜”就是猪的“乳名”。扬州师傅用手指抹抹刀刃,对闲人们说:“我有一个对子,你们能对上吗?”大家就让他说,他说:
       童子打桐子桐子不落童子不乐
       大家就嘘他,这对子太老了。弄个新鲜点的。杨州师傅又说了一个: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吃水水落石出
       大家搔头摸耳朵了一番,都叹叹气,说难对难对。扬州师傅就说这是个绝对,唐伯虎都没有对上。大家说不信不信,你别卖关子了,就给我们说说吧。扬州师傅做了个鬼脸,说:“真要我说?”“说!说!”扬州师傅假装很为难似的一张嘴,疾疾地说了出来:
       男人压女人女人压床床压地地动山摇
       听清的人就笑,没听清的就让扬州师傅再说一遍,扬州师傅摆摆手:“不说了不说了。”
       我看着“小辫子”,心里很羡慕。因为我从没让这个扬州师傅剃过头。让这个扬州师傅剃头,几乎是我童年的梦想。姑祖母宁愿多花点钱,带我到店里去理发。姑祖母是有偏见的,认为梳头娘姨、媒婆、剃头师傅什么的,都不能进门,认为小孩和走家串户的剃头师傅熟悉,小孩是会学坏的。
        小公园附近有家理发店,玻璃门,玻璃墙,我一坐上软软的皮转椅,我就大哭。印象里只有一次没哭,我从面前的大镜子里,看着一位理发师把剃下的头发归归扰,和进一团黄色的城墙泥里去,城墙泥早被加了水,揉搓得烂烂的。他又往这一团黄色的城墙泥里加水,揉着,搓着,又和了点头发,这一团黄色的城墙泥变褐了。他蹲着,白大褂的下摆铺在地上,他像蹲在雪地里,他把这一团褐色举过头顶,又摔下去,举过头顶,又摔下去,举过头顶,又摔下去。一只红光满面的大白公鸡,勇敢地啄食着一条飞天蜈蚣。
       冬天了,理发师要用这泥塘炉子。
       走出稻田下了石桥的乡村理发师,他的下巴也就不绿了。也就不好玩了。
       但我还是压抑不住内心的狂喜,因为我还没让走家串户的理发师剃过头。
       风大,乡村理发师说,他让我把椅子搬到屋檐底下。檐角张罗着蜘蛛网,一个赤身裸体的女子,在网中挣扎着。她的乳头鲜红,像刚从河里洗浴出来,皮肤,胸口,水淋淋的。直到乡村理发师走进屋檐,我才看到他的胳肢窝下夹着个白包袱,与扬州师傅的差不多。天下理发师的包袱都是差不多的。一个赤身裸体的女子,在蜘蛛网里散步——生命的可爱正在于它的危险,危险仿佛一根丝,慢慢地缠绕起雪白的身体。身体内,是死,也是可能。这身体挣扎着,但可能却安详地睡眠,梦幻,已梦见了薄薄的翅膀。翅膀是淡黄色的,淡得好像醒来后对梦幻的记忆。蜘蛛网绕着圈子,把身体小心翼翼地置放在圈子当中——他绕到椅子背后,乡村理发师现在的整张脸也能一片稻叶似的,在我的手指上卷来卷去。他拿了剃刀。我等着咔嚓的声音。屋檐底下,叠放着几只箩筐。一只红光满面的大白公鸡,在我脚边绕着圈子,我踢了它一脚,大白公鸡飞走了。尘土,羽毛,此起彼伏。一柄锄头靠在墙上,像生下了根,浇它一点水的话,它也能青枝绿叶。乡村理发师又站到我面前,挡住了我,挡住上虎丘塔,石桥,稻田。但我听得见河的声音,船的声音。船让河发声音了。我从面前的大镜子里——乡村理发师也是一面镜子——看到扬州师傅在一棵梧桐树下,给“小辫子”剃头。乡村理发师也是扬州师傅,我也是“小辫子”。我们都是扬州师傅,我们都是“小辫子”。他把这一团褐色举过头顶,又摔下去,举过头顶,又摔下去,举过头顶,又摔下去。一只红光满面的大白公鸡,勇敢地啄食着一条飞天蜈蚣。在乡村,蜈蚣要比城里多。城里,人多。他给我理完发,拿出一把折刀,刮起我的鬓角。我叫道:“不,不!”妈妈说,刮了鬓角,会长络缌胡子,难看。而到了中学时代,青春期,我们几个要好的男生,凑在一起,就都想长出副络腮胡子来。我们用削铅笔刀在自己的腮帮子上刮来刮去,还真有效果,不一会儿就黑了。原来是铅笔刀上的铅笔灰。有一女同学的父亲是络缌胡子,不但是络缌胡子,身上也全是毛。我们请她吃冷饮,请她回去打听——这胡子和毛是怎么这么多的。女同学告诉我们,刀刮以后,再要用生姜抹。我们得了这秘方,觉得世界有救了。只是抹了一学期,也终悄无声息,但那一学期没有感冒,倒是真的。他蹲下身,把剃刀什么的收进包袱,我见他脑袋是粗枝大叶,面孔是杂草丛生——如果这个乡村,只有一个理发师,那么,谁给他理发呢?这是个问题,理完发,我会思考了。乡村理发师上桥了,我看到背影,乡村理发师的左侧,就是虎丘塔。乡村理发师在稻田里走着,他的屁股绿绿的,即使放出绿绿的臭屁,我也不会奇怪。
       小时候我一理发,我就大哭。那时我想让扬州师傅给我剃头——几乎是我童年的梦想。这哭,无非哭的是我童年的梦想不能实现吧。上小学时再理发,我就不哭了,但恐惧——我恐惧理发,我恐惧剃头了。这是怪一个人,那就是李贽。我在小学三四年级时学习他的事迹——那时正“评法批儒”——李贽被“钦定”为“法家”——1601年,也就是万历二十九年,李贽因“敢倡乱道,惑世诬民”被逮下狱——他趁狱中的理发师给他剃头之际,一把抢过剃刀,割断了自己的脖子。
       李贽说:
       “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