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章学诚通过反思乾嘉考据学风，对“六经皆史”观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以挽救日趋尖锐的汉宋之争和门户之见，力图将学术发展导向客观理性的经史合一、史学经世的道路，纠正当时经学研究沉溺于训诂考证，脱离社会的弊端，为经学和史学研究理论开创了新局面。
［关键词］章学诚；六经皆史；考据；
［中图分类号］B249.7［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8—1763(２００７)０2—0049—05
章学诚《
文史通义》首句就提出“六经皆史也”，《易教》、《书教》、《诗教》、《礼教》、《经解》、《原道》、《史释》诸篇，都是围绕这一观点展开的。他提出“六经皆史”，是因为乾嘉考据学过于琐碎，而“世之溺者不察”，反而盲目追逐这种风尚，导致学术研究中“道之不明”，因此力图挽救这种学风上的偏差；而针对宋明理学学风空疏，他在晚年又提出“言性命者必究于史”，从而完整的建立起自己学术思想体系。
章学诚主张治学应发扬求实精神，以“持世救偏”目标。具体的说，“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1］（P271）强调学术研究要与历史制度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验于人事。“六经皆史”观正是把《六经》还原为历史著述，用历史的眼光看待经学，这种平等、理性的学术观在近代学术史上的有着重大影响，它预示者笼罩在“六经”上的神圣光环开始褪色，作为政治学说和意识形态权威经典的地位开始动摇，为近代经学崩溃、儒学转型提供了理论素材。
一、“六经皆史”解析
我们要弄清楚章学诚的“六经皆史”，首先就要明白他对“六经”的定位。章学诚认为，“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1］（P1）《六经》都是先王的政典，夏商周三代的“政典”出自专掌文献典制的“史”之手，“易”掌于太卜,“书”藏于外史,“礼”归宗伯,“乐”隶司乐,“诗”在太师,“春秋”存乎国史。他通过探索《六经》产生的过程，从学术源头揭示出六经的本质为三代之史，而非圣人为万世立法，三代以后的人事变迁，应当求之于三代以后之史。“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1］（P77）六经只是“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历代“学者崇奉六经,以谓圣人立言以垂教”，却不知道三代时,六经皆为“专官之掌故,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章也”。［1］(P271)章学诚从六经的起源上来考察它的性质，指出不论后世给予六经何等的尊荣，其本来面目只是三代帝王的政教典章,也就是当时社会的制度典籍的残留。
其次，便是他所说的“史”究竟是指什么，这是“六经皆史”说引起争议最多的方面。胡适解释为“一切著作，都是史料”；［2］（P137）周予同、汤志钧则认为是指六经中蕴涵“史意"；［3］（P711）仓修良则进行了一下调和，认为虽是指史料，但“史料本身就包含有史义，决不会有脱离史料的抽象史义”。［4］（P114）《文史通义·史释》中说，虽然府史与所谓内史、外史、大史、小史等，官属等级、职守判若霄壤，“然而无异义者，则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所以，“古无私门著述，六经皆史也”［1］(P827)，“史”就是有关政教的事件、掌故等记载和典章制度残留，这是他“六经皆史”中的“史”所指的史料含义。“六经皆史”中的“史”还有另一层思想含义，就是他所特别提出的“史意”，也就是孔子说的“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的义。他指出，“史之大原本乎《
春秋》，《
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本末，文成规矩而已。”［1］(P252）“六经皆史”就是力图把六经的涵义导向这种“史义”，在这里史意和史义是相通的。所以，章学诚的本意是决不是把“六经”仅仅只当作史料或者史意，这里的“史”指史学，也就是说六经是史学著述，其中既保存了大量史料又阐发了史意，这种史意是对历史的主动诠释，而不是仅仅通过史料选择和笔法来实现。用他自己的话说，历史研究就是要做到“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1］（Ｐ252）因此，有学者把“史义”的概括为：一是明大道，二是主张通古今之变，三是重家学，四是贵独创。［5］（P616）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第2期李江辉：“六经皆史”与章学诚对乾嘉考据学风的反思历史绝不仅仅是对文献、典制、事件的记录，它还有着内在的含义，去发掘隐藏在历史变迁中的这种内在含义才是史学更为重要的任务，这也是历史真正魅力所在。《六经》皆是经典的史学著述，“六经皆史”观所指的“史”具有六经所代表的最完善史学形式体例和思想意义两层含义，力图去掉笼罩在经典之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性，剥除任何覆盖其上的抽象的非理性外衣，把“经”还原为“感性”和“具体性”的“历史”，这也意味着让失去“本来面目”的“经典”，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最后，要正确认识经与史的关系。章学诚认为，“经史者，古人所以求道之资”［1］（P709），学术根柢在于经史，并用“道”将经、史联系起来。“且古人之于经史，何尝有彼疆此界，妄分孰轻孰重哉！……《通义》所争，但求古人大体，初不知有经史门户之见也。”［1］（P759）认为而经史密不可分，“经史之不可判也，如道器之必不可分也。”［1］（P300）如章学诚说，“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1］（Ｐ104）但是，“六经”是“器”，而“道”恰恰就在蕴涵在“器”中，而且，道、器都是随着时代变化的，二者相互依存，根本没有离开“器”的“道”，但是“器”本身绝不是“道”。
所谓的“道在器中”，更具体言之，就是说“道”蕴涵在“典章制度”、“掌故"和"人伦日用"之中。“道因器而显，不因人而名也。自人有谓道者，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矣。”［1］（Ｐ１０２）因此，“求道于器"也就是首先要关心社会政治和日常生活，关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而不知六经皆器也。……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夫子自述《
春秋》之所以作，则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则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1］（P100）在这一理论支撑下，他批评了两种错误的学术倾向。一种是错误的以天人、道德、性命之学为“道”，认为“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见有所谓道矣。”［1］（Ｐ822）这种对道的误解，使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儒学研究严重脱离现实，“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为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1］（P101）其实，“道非必袭天人、性命、诚正、治平，如宋人之别以道学为名，始谓之道。”［1］（Ｐ708）另外一种是乾嘉考据学为代表，“又坐宋学太不讲耳”［1］（P822），像这种纯粹学术研究，也脱离现实，为考证而考证，沉溺章句训诂之中。“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1］（P271）
可见，“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于五史之义者也。”［1］(P271)空谈性命或者纯粹考据都不是章学诚认为的真正学术，都是不知“史意”，也就无法“究明大道”。
二、“六经皆史”与“著述”观
任何思想理论若要泽被学林，传诸后世，都必须笔之于书，历史更是这样。如何作史，作怎样的史，是每个史学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六经皆史”是章学诚对经学的本质和历史的意义思考的结晶，这一理论的现实表现就是他的史学著述观，即方法论。在《报孙渊如书》中，章学诚指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1］(P721)此书作于1788年，余英时认为这是章学诚首次发表关于“六经皆史”的见解。那么可以说章学诚从一开始就把“六经皆史”与著述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六经》视为圣人的著作。在这种史学思想的指导下，他主张史学家在作史时不可空谈性命，必须切近人事，“即器求道”，对“史意”进行探讨和诠释，撰写出“别出心裁”、“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成一家之言”的专家著述。
他指出，史学著述从风格特点上可以分为三种，“主义理者，著述之立德者也；主考订者，著述之立功者也；主文辞者，著述之立言者也。”［1］(P714)虽然著述的风格不同，但都是学者成就不朽功业的途径。他同时把所有史学著作从体例、形式上分为撰述和记注两种类型，“《
易》曰：‘筮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1］(P36)因此，在三代以前，“圆而神"的撰述“无定名”，“方以智"的记注则“有成法”，二者各有优劣。“圆神方智，自有载籍以还，二者不偏废。”［1］(P36)这是对史料和史学进行区别，史料重“例”，史学重“义”。记注有成法，则在史料选择上须遵循原则，不能随意去取；撰述无定名，故随能时移世变，人事变化，推明大道。但是，在当时考据盛行学术背景下，“史家著述之道，其可不求义意所归乎！自（司马）迁、（班）固而后，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1］(P250)，著作大多不知“史意”，不明大道。“而世之溺者不察也。太史公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当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与论作述之旨哉！”［1］(P253)《六经》体现了“史意”，这种“史意”便是“道”的表现，明白这一点就成为“知意之人，便是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者”。因此，他专门对以往的史书加以批判，“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也。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人所为史学，则未之闻矣。”［1］(P767)这些史纂、史考等便属于不知“意”，因此在章学诚看来不是真正的史学，也算不上是著述。
章学诚列举王应麟为例，“王氏诸书，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则不可也；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家之学术则未可也。”［1］(P117)“功力之与学问，实相似而不同。”［1］（P807）王应麟被清代考据学者视为鼻祖，章学诚却否认他的书为著作，无疑是对这些人的当头棒喝。当时的学者们大都喜作笔记、札记，均为“比类之书”，徒似王应麟的纂辑之书庞杂，而不能得顾炎武《
日知录》呕心沥血之深意，与专家著述有根本的差异。所谓“综核前代，纂辑比类，以存一代之旧物，是则所谓整齐故事之业也。”［1］（Ｐ253）这固然是“藏往似智”，但是如果仅仅做到这样，就不可能在死的文献中取得活的知识，也就谈不上更加重要的“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
据所处时代的学术风气而言，章学诚自己也说，“鄙则以为风气所尚，有利即有其弊，著书宗旨，自当因弊以救其偏，但不可矫枉而生于过尔。”［1］（P653）明末顾、黄、王倡经、史之学以救理学空疏，其后来者则矫枉过正，反溺于风气。钱穆就曾指出，清代学者“比类纂辑，拾遗搜隐，正所谓藏往似智也。即名物训诂，典章考订，究其极，亦藏往似智也。此皆记注纂类之事，不得即以是为著作。纂辑记注之不得为著作，正即是功力之不得为学问也。学问不能无籍乎功力，正犹著述不能无籍乎纂类记注。”［6］（P438）
章学诚要求的史学家通过著作展现对历史的独到见解，著作的撰写义例和独到见解来源于史家的学术修养，前辈史家成就虽高但还不够完美。“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
文史通义》所为作也。”［1］（P887）在他看来，史家的才学只是基本的能力，“史识”是史家的具体论断，“史意”则是史家的思想。优秀史家之所以必须具备才、学、识，是因为非此无以明“史意”，“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1］（P265）由此可见，虽然“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籍人力以成之。”［1］（P266）所以“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则史事之宗旨也。”［1］（P202）实际上是主张进一步发掘文献和事件具有的历史涵义，并加以重新诠释，著作要反映作者思想观点、逻辑方法、价值标准和学术素养的史学诠释思想。
他自信和以刘知几为代表的史学家的不同，“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1］（P817）可知，这种自信源于他对“史意”的创见。史学的本质完全体现在《
春秋》一书中，所以史学家要体会孔子“笔削《
春秋》”的“史意"，就是要求“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家，“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1］（Ｐ252）在著作中渗透自己的历史理念，体现、阐明“所以然”的原因，坚持“持世救偏"、“独断于一心”的理论立场，体现“道"的涵义。
三、“六经皆史”与史学风气反思
章学诚指出，由于“三代以还，官师政教不能合而为一，学业不得不随一时盛衰而为风气。”结果导致“服、郑训诂，韩、欧文辞，周、程义理，出奴入主，不胜纷纷，君子观之，此皆道中之一事耳。未窥道之全量，而各趋一节以相主奴，是大道不可见，而学士所矜为见者，特其风气之著于循环者也。”［1］(P712)所以，史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经世，以拯救时代学术风气之偏颇，学者但凡有所著述就应当是有所为而作，不能流于空谈。
历观古今学术，循环盛衰，每个时代都会形成特有的学术风气，随社会历史的变化而改变，他在《原学》下篇中论述了“风气”的形成变化。“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一阴一阳之道，宜于调剂者然也。风气之开也，必有所以取，学问文辞与义理，所以不无偏重畸轻之故也；风气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趋时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而世之言学者，不知持风气，而惟知徇风气，且谓非是不足邀誉焉，则亦弗思而已矣！”［1］（P112）真正的学者可以做到“持风气”，等于是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和学术发展的趋势，除旧开新，超越了一般的俗儒。他要“逆于时趋"，挽救学术，走上一条孤独的叛逆之路。章学诚在致钱大昕的书札中说，“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智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可见，他认为挽救的关键在于明白学术风气“必有所偏”，但如果“不问天质之所近，不求心性之所安，惟逐风气所趋而徇当世之所尚，”［1］（P712）那么必然会产生这种对潮流、风气毫无主见、盲目追随的弊端。
为学的目的是求“道”，“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人可得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1］（P94）学术研究就是要“为所当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1］（P708）“道不远人，即万事万物之所以然也；道无定体，即如文之无难无易，惟其是也。人生难得全才，得于天者必有所近，学者不自知也。博览以验其趣之所入，习试以求其性之所安，旁通以究其量之所至，是亦足以求进乎道矣。”［1］（P712）道就在身边的人事日用之中，各人应当根据自己天性之所近，通过博览以求触类旁通，开辟出适合自己的求道之路，最终殊途同归。“学问之事，非以为名，经经史纬，出入百家，途辙不同，同期于明道也。”［1］（P708）基于对道的上述理解，章学诚指出：“夫考订、辞章、义理，虽曰三门，而大要有二，学与文也，理不虚立，则固行乎二者之中矣。学资博览，须兼阅历；文贵发明，亦期用世，斯可与进于道矣。”［1］(P714)这三者正是可以相互补充，义理与考证各有其长,不可以义理来菲薄考证，义理与考证之间不可人为的划分界限，正是“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实，将著作按特征划分为义理、辞章、考据，是由程颐发端，戴震正式提出，姚鼐和章学诚分别进行了发挥。章学诚把对著作进行这种划分，同学术风气的循环转移结合起来，“由风尚之所成言之，则曰考订、辞章、义理；由吾人之所具言之，则才、学、识也；由童蒙之初启言之，则记性、作性、悟性也。考订主于学，辞章主于才，义理主于识，人当自辨其所长矣。”［1］（P713）著作特点的最终形成取决于时代风气偏好与作者的个人学养、品性所向三大因素，清代学者“人人贾马，家家许郑”，突出考据而轻视义理与辞章，只是得道之一偏。“古人本学问而发为文章，其志将以明道，安有所谓考据与古文之分哉！……天下但有学问家数，考据者，乃学问所有事，本无考据家。”［1］（P643）究其原因，则是学者拘于风气，凡“风气所在，毁誉随之”，缺乏独立见解。“学问之途，有流有别。……必欲各分门户，交相讥议，则义理入于虚无，考证徒为糟粕，文章只为玩物。……考证即以实此义理，而文章乃所以达之之具。”［1］（P800）他认为最理想的史学著作是将三者完美结合，其中贯注“史意”，能够充分体现撰著者的才、学、识。
“六经皆史”并非章学诚首先提出，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唐代王通，但论述比较明确的则要从王阳明算起，“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
春秋》亦经，《五经》亦史。”又说“《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诫。”［7］（P177）关于这一渊源钱钟书在《
谈艺录》中作了细致的梳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学术观是到了章学诚这里才得以成熟，他不仅对以往的经史关系理论作出批判的总结和发展，促进了关于历史的涵义问题的探讨，更是在此基础上联系时代学术发展的特点，提出了自己一套比较完整地学术实践的方法论，也就是他的史学著述理论。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理论为晚清代以来经学向史学的过渡提供了思路，可以说对近代学术的转型也具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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