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曾国藩被认为是“一宗宋儒”，但他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内涵除了坚持宋儒的德性修养之外，还进一步拓展了其“周知庶物”的智性与刚直明强的血性方面。应该肯定，曾国藩的人格理念充分表达了他对丰富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兼容并蓄，也体现出明清以来价值观念变革的时代精神风貌。
［关键词］曾国藩；人格；德性；智性；血性
［中图分类号］B259.9［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8—1763(２００７)０2—0054—05
曾国藩的人格思想固然是他个人的人生目标，体现为他的人生理想。但是，这一人格理念的形成，却是几千年中国思想文化的凝聚与积淀，反映出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及其湖湘地域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也鲜明地体现出曾国藩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表达出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演变的趋势。所以，我们分析曾国藩的人格理想，不仅可以由此追溯他精神世界中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同时亦可以了解曾国藩所处的时代精神及对他心灵深处的影响。确实，曾国藩在学术思想方面向来就是以“一宗宋儒”著称，并且在史书上留下了“阐程朱之精蕴，学茂儒宗”的历史评价，所以，他所推崇的理想人格，首先鲜明地体现出宋儒的思想特征。程朱等宋儒所推动的理学思潮又被称之为“内圣之学”，因为他们总是将理想人格的“圣人”作为学习的榜样、奋斗的目标，即如当时有人概括的那样：“二程之学，以圣人为必可学而至，而己必欲学而至于圣人。”《外书》卷十二，《二程集》第42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程朱等人所向往的理想人格是一种能够实现“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的崇高道德境界的典范，他们称之为“圣贤气象”。要如何才能达到这个崇高的道德境界、成就为理想的圣人？理学家们从儒家经典中阐发了一系列修养心性的工夫，包括居敬、穷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道问学、尊德性等等。尤有特色的是，他们还以这些德性修身功夫作为历代圣人相传的“心法”、“道统”。程朱等人所推崇的圣人及其道统授受系统中的圣贤人物成为曾国藩所景仰的理想人格，“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圣哲画象论》，《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249页.，孔孟之上，另还包括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曾国藩不仅在道统序列上，而且在道德内涵上，完全沿袭了宋儒推崇的人格理想，无论是圣贤还是君子，他们均是那种能够实现诚、敬等各种涵养功夫的人，他说：“果有诚而不自欺，则圣学王道又有他哉？”《复贺长龄》，《曾国藩全集》第21册，《书信（一）》第4页.“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体不外‘敬’、‘恕’二字。”《谕纪泽》，《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收（一）》第407页.在曾国藩的遗著中，可以发现他立志追求的理想人格——圣贤、君子，都是直接继承宋儒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
但是，曾国藩坚守宋儒思想的同时，又对当时盛行的各种学术流派、文化知识均能兼收并蓄。他曾对儿子曾纪泽说：“学问之途，自汉至唐，风气略同；自宋至明，风气略同；国朝又自成一风气；……尔有志读书，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窥数君子之门径。”《谕纪泽》，《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收（一）》第477页.所以，他对宋明以来的各种学术思想及流派包括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明清经世实学、乾嘉汉学乃至道家、佛学、诸子学采取了一种兼容态度。这样，就使得他们推崇的人格理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内涵和特征。他已经将那种由宋儒所倡导的伦理—宗教型的理想人格发展为一种合圣贤和豪杰为一体，兼具德性、智性与血性的理想人格。所以说曾国藩所推崇、追求的理想人格不仅鲜明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多样性、丰富性，同时也具有很强的时代精神特色，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具体而言，曾国藩所推崇的圣贤、圣哲、君子的理想人格，体现出下述的几个重要思想文化特征。
其一，理想人格具有崇高的德性。
曾国藩完全秉承了宋代理学的圣人观念。由于宋儒所倡导的理学又被之为“内圣之学”，理学的根本宗旨就是通过个体修身而成就为道德完人，所以，曾国藩所追求的这种“圣贤”，正是儒家伦理塑造出来的道德完人，充分体现出宋儒的人格理想。他在谈到圣贤的特征时说：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第2期朱汉民等：曾国藩的人格理念及其思想文化意义圣人之异于众人者安在乎？耳、目、口、鼻、心、知，百体皆得其职而已矣。《送刘君椒云南归序》，《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194页.
性不虚悬，丽乎吾身而有宰；命非外铄，原乎太极以成名。是故皇降之变，有物斯以有则；圣贤之学，惟危惕以惟微。《顺性命之理论》，《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133页.
无欲而为善，无畏而不为不善者，此圣贤之徒，中有所得而不惑者也。《纪氏嘉言序》，《曾国藩全集》第册，《诗文》第171页.
曾国藩坚持理想人格是一种能够达到崇高道德境界的圣贤。他认为任何人在面临各种人生处境中，均应该像宋儒所讲的那样，通过“正心诚意的德性修养，最终达“民胞物与”的崇高道德境界。这种内圣人格的修身方法和道德境界，是宋儒反复强调、而曾国藩严格恪守的。所以，尽管曾国藩也有十分强烈的立功、立言的追求，但他从来就是将“尊德性”的立德置于最高地位，并以具有崇高德性作为理想人格的根本标志。
圣人为什么具有崇高的德性？曾国藩以为这来之于人生而具有的“性命之理”，每个人均可成就为“圣贤”，因为每个人均可通过道德修养而恢复自己的德性。他说：“学者何？复性而已矣；所以学者何？格物诚意而已矣。格物则剖仁义之差等而缕晰之，诚意则举好恶之当于仁义者而力卒之，兹其所以难也。”《答刘蓉》，《曾国藩全集》第21册，《书集（一）》第21页.在曾国藩看来，无论是格物致知，还是正心诚意，其目的均是为了恢复人性中本有的仁义礼智的“性命之理”。他曾经提出“复性知命”的功夫是普通的“中人”所必须做的，但他又认为正是这种“中人”的功夫完全可以达到理想的圣人境界，他在谈到“圣人”与“中人”二者的关系时说：“此圣人尽性立命之极，亦即中人复性知命之功也夫！”《顺性命之理论》，《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134页.可见，无论是“圣人”还是“中人”，其成就为理想人格的依据均是人先天本有的德性，故而“尽性立命”与“复性知命”均是为了成为圣贤。由此可见，在有关理想人格的德性方面，曾国藩所承传的正是宋儒的“义理之学”，曾国藩坚持将义理之学列入首要的学问，因为“义理之学”就是一门通过正心诚意的道德修身而成就为“圣贤”的学问，曾国藩说：“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为义理之学者，盖将使耳、目、口、体、心思，各敬其职，而五伦各尽其分，又将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无憾于伦纪。”《劝学篇示直隶士子》，《
曾国藩文集》第14册，《诗文》第442-443页.通过义理之学的学习与实践，正是为了完善自己的人格，恢复本有的德性，最终使自己成为圣贤。
其次，理想人格具有“周知庶物”的智性。
宋儒所推崇的内圣人格主要是一种德性人格，故而他们总是将人格中的德性修养作为根本的目标，向往一种超凡入圣的理想境界，通过所谓居敬、存诚、惩忿、窒欲、存心、养性等各种修身工夫，以存养自己能够成圣的先天德性，最终达到“圣贤气象”、“孔颜乐处”的理想人生境界。当然，宋儒也讲格物致知，特别是朱熹还将道问学、格物致知等认知活动放在成圣的重要步骤，他甚至将智性因素也列为圣贤的条件，提出“非智则无以圣”《答张敬夫》，《朱文公文集》第58卷.，表现出对理想人格的智性因素的特别重视。但是，在朱熹那里，智性并没有独立的意义，它是为德性的认知服务的，余英时在《朱熹哲学体系中的道德与知识》一文说：“他也将‘尊德性’作为首要的根本的目标，所有的‘问学’都必须指向于此。道德不仅仅是居先的，而且赋予知识以意义。”余英时：《朱熹哲学体系中的道德与知识》，《余英时文集》第10卷，第6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曾国藩一方面确实继承了朱熹之学关于道问学、格物致知的思想观念，强调智性是圣人人格中的重要特质。所以，他也从德性完善的意义上讲智性，讲格物穷理，他说：“盖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则当明凡物万殊之等；欲悉万殊之等，则莫若即物而穷理。即物穷理云者，古昔贤圣共由之轨，非朱子一家之创解也。”《书学案小识后》，《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165页.他也认为，穷理的知识追求是为了修身的道德完善。但是，在他的心目中，智性的拓展、知识的追求，不仅是道德附庸，它还具有自己独立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他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致澄弟温弟沅弟香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第35页.无论是个人的修业谋生，还是社会的治国平天下，智性的拓展与知识的追求均有其不依赖德性修养的独立价值。所以，曾国藩心目中的圣人同时也是具有聪明智慧等智性特质的人格，这种理想人格必须具有“智”的重要因素，他说：
圣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时措而咸宜。然不敢纵心以自用，必求权度而挈之。《书学案小识后》，《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165页.
在这段话中，曾国藩强调了圣人之“智”的重要特质，而且，这一智性因素的意义并不完全依赖于德性涵养，它有着自身的特点和内在的精神意义，并且有着独立的社会功利价值。
关于圣贤人格具有的独立精神价值与社会功利价值的智性，曾国藩主要从“知”与“行”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智”是指观察庶物、理解事务的认知能力，这种认知能力的智性既可称之为“智”，又可称之为“明”，它们均可看作是认知外在事物时表现出来的聪明与智慧，从精神价值上看，它确有不同于德性涵养的意义。曾国藩对此解释说：“三达德之道曰智。智即明也。古来豪杰，动称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高明者，比如室中所见有限，登楼则所见远矣，登山则所见更远矣。精明者，比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书赠仲弟六则·明》，《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页.无论是“高明”，还是“精明”，都体现出一种认知方面的智慧与能力，这正是人格的智性特质，它本身就具有独立的精神意义。另一方面，从“行”的方面看，人格的智性还体现为一种驾驭事物、行动得宜的实践能力，曾国藩在谈到圣人的智性特征时，将其表述为“时措而咸宜”、“必求权度而挈之”，这正是智性因素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征。曾国藩往往更为关注、重视圣贤在生活实践、经世活动表现出的智慧与能力，因为这种智慧能力是有志于创建内圣外王之业者必须具备的素质和条件。
其三，理想人格应具有刚强的血性。
这也是关于“圣贤”的理想人格方面曾国藩和宋儒的重大区别之所在。以程朱为代表的宋儒所推崇的人格理想，主要是强调应成为德性涵养的“圣贤”，所以，这种类型的理想人格在实践中往往表现出恭敬、柔靡、内敛、戒慎等人格特质。明清以来由于发生巨大变革与社会转型，儒家士大夫的人格理想也在逐渐发生变化，许多具有开拓精神的士大夫们努力倡导一种具有血性意志、豪迈气慨的豪杰精神，呼唤“天生豪杰，必有所任”《病起与蓟门当事书》，《亭林文集》卷三.的英雄气概。曾国藩所向往的合圣贤与豪杰为一体的人格理想就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与此同时，湖湘地域中盛行一种强悍刚勇的文化性格也对他产生很深的影响。湖湘之地因崇山峻岭、舟车不便，在地质刚劲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一种倔强民性，加之三苗、南蛮的遗传所保留的蛮族之血统，故而湖南地方志描述湘人性格普遍提到“劲直”、“刚烈”、“强悍”、“尚气”的特质。后来人还将这些特质称之为“特别独立之根性”，亦有人称之为“骡子脾气”。曾国藩从小生活在这一地域，亦使得他在人格理想中注入了这种地域性文化性格的独特要素。
所以，曾国藩在自己推崇的理想人格中，加入了宋儒从不提倡的刚强、质直的血性内涵。他追求的圣贤人格理想一方面具有宋儒那种戒慎、恭敬的人格特质，另一方面又明显具有刚勇、豪迈的人格特质。他十分推崇明清之际的孙夏峰、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皆秉刚直之性”《陈仲鸾同年父母之七十寿序》，《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213页.的人格精神，曾国藩说：
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致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家书（二）》第837页.
曾国藩强调“自立自强”的刚勇精神，故而他坚持给理想的圣贤人格注入的一种新的内涵和特质。曾国藩坚持理想人格应是圣贤豪杰，他们均应“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如何能够实现这一点？仅靠内省、恭敬的道德涵养显然不够，他认为“倔强”、“明强”、“刚直”、“豪侠”应是成就为“圣贤豪杰”必须具备的人格特质，因为这是成就大事、创建功业者所必具的精神特质，他反复强调说：
天之生贤人也，大抵以刚直葆其本真。《陈仲鸾同年之父母七十寿序》，《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213页.
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家书（二）》第978页.
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家书（二）》第934页.
曾国藩屡屡强调“刚直”、“明强”的人格特质，是因为他坚信这是“圣贤”能够“担当大事”，成就功业的基本素质。所以他提出“豪侠之质，可与入圣人之道者”《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442页.就是认为儒学传统所推崇的“圣人”、“圣贤”应该能够具有开拓事功、创建伟业的阳刚之气，而决不是那种内敛、柔靡的懦弱无刚之人。他甚至一辈子都是“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他坚信“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家书（二）》第1139页.曾国藩的这一系列论述，正是希望给两宋以来盛行的“内圣之学”注入一种新的思想文化要素。
综上所述，曾国藩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圣人”、“圣贤”、“圣哲”、“贤人”、“豪杰”、“君子”，他们身上体现出一系列新的内涵与特质，既有崇高的德性，又具有聪慧的智性，还保持了刚强的血性。这样，曾国藩的理想人格并不因他“一宗宋儒”而仅仅是理学型德性人格，还是一种有着聪明才智的智性人格，一个有着刚强意志的血性人格，从而体现出中华思想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也体现明清以来思想文化的时代性。
曾国藩关于人格理想的新主张，非常鲜明地体现在他所推崇的具体的历史人物身上。曾国藩曾将自己所推崇的理想人格称之为“圣贤”、“圣哲”或者为“君子”，并且将他所推崇的古代历史人物列入到这个重要的“圣贤”、“圣哲”、“君子”的序列中来。咸丰九年，曾国藩撰写了《圣哲画像记》，列举了三十二位能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师法的楷模。这个“圣哲”的系列正好体现出曾国藩在理想人格内涵方面的丰富性与时代性，其中既有以德性人格为思想主导的义理类人物，他们是周敦颐、程颐、张载、朱熹等，又有以智性人格为主导的人物，其中词章类包括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考据类的包括有：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等人。此外，他还对历史上那些有经世之志、创建事功的历史人物表现出特别的尊崇。他将许多“经济类”见长的历史人物也列入“圣哲”之中。他还经常将一部分“立功”的历史人物作为效法的典范，并强调不能抹杀这些值得效法的人物，他说：
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最难，而亦最空，故自周、汉以后，罕见以德传者。立功如萧、曹、房、杜、部、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吾辈所可勉者，但求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遽希千古万难攀跻之人。《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家书（二）》第1159页.
此处，“立功”者萧何等八人均是历史上卓有政治业绩、军功的历史人物。应该说，这一部分历史人物能够成为效法的榜样，主要与他们人性内涵中的智性及血性要素相关。事实上，他们的经邦治国、建功立业既离不开“周知庶物”、“措而咸宜”的智性，也离不开“明强”、“刚强”的血性。
所以，如果我们将曾国藩尊崇的“圣哲”、“圣贤”、“君子”作一分析，就可以发现一个事实，他心目中的圣哲、圣贤已经和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一方面，曾国藩仍然将朱熹所推崇的理想人格代表，即那些能够纳入道统系列中的文王、周公、孔子、孟子以及周、程、张、朱等人物列入最为重要的圣人或“义理”类代表；另一方面，他又将历史上在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政治军事等领域卓有成就的人物统统列为自己应该学习、效法的典范，称他们为“三不朽”的“圣贤”、“圣哲”或“君子”，而这些人恰恰是宋儒朱熹完全不屑于谈论甚至经常指责批评的历史人物。从曾国藩所推崇的这批能够头顶“圣贤”、“圣哲”、“三不朽”桂冠的历史人物名录中，我们发现中国思想文化及其价值取向的包容性，另一方面，也充分展示了这位晚清时期一代大儒和中兴名臣身上所具有的时代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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