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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荣：男，1969年生于浙江嘉兴。1997年开始写作小说。现为某中学地理教师。
       你知道吗”今年初我们米店镇所有的理发店都关了门，男人们留起了长发，女人们扎上了辫子，个别的头发还梳理得有点样子的，那他们肯定自己去买剃头推子、剪刀、吹风机等理发工具，自己给自己的家人理发。但这样的人家是很少的，主要是我们米店镇上很多夫妻的关系并不好，丈夫怕妻子拿着剃刀刮脸时，顺手也把他的鼻子刮掉。儿子嫌老爸的脑筋太旧，剃的头发样子太难看，太难看了的头发还不如不剃，父子俩你一嘴我一嘴地争吵，当爹的拿着剪刀的手直发抖，场面有点可怕，站在一旁准备热水的妈妈眼疾手快地一把抢下丈夫手里的利器，儿子从座上跳起来，站在他自己以为安全的地方喘着粗气，瞪大眼看着他的爸爸妈妈，身上吓出了冷汗。
       这样的局面都是我姐夫造成的。去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姐夫的理店生意还算很热闹的，除了姐夫手头正在做的这个，门边的长沙发椅上还坐着两个男的，正翻着差不多翻烂了的画报。姐夫的习惯是边干活边和店里的人说笑，说得来劲了，他那肥软的手掌还会在正剃着的头上拍打二下。那天姐夫一开始也是这副样子，他说天夜里我和王卫珍干了三次，这个骚女人我是有点吃不了，我看还不如把她送到屠宰场去当老母猪宰了算啦。王卫珍是我姐姐，正在理发店后边的小披间里炒菜。“这么骚的肉能吃吗?”坐在红色皮转椅上的朱永良说着话就睁开了眼睛，用眼角的余光扫视了一下店堂，却不见我的姐姐，一撮头发从他眼前落下，黑乎乎的，就跟有人跳楼了似的。朱永良动了动屁股，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一些。姐夫朝着店门口的大街上张望，一辆暗红色的桑塔纳轿车开过，之后又有两辆摩托车朝镇东方向开去，留一股汽油味，被风送到了店堂里。我姐夫的闲谈对象又转移到那两上等着的顾客身上，他跟这个说一句，又跟那个招呼一声，生怕冷落了谁，谁就站起身来走了。姐姐手持一把铲子站在后门瞧了瞧，又回转身放掉手里的家伙，脱下围裙，油腻腻的手拢了拢头好，腰肢一扭一扭地踩着楼梯上去陪儿子看动画片。姐夫给朱永良洗了头，又给他一条热毛巾擦了把脸，之后就放下椅子靠背，让他斜躺着修面。姐夫手里的剃刀是新买的，闪着寒光。等着的一个顾额又拉亮一只日光灯，他在手里已换了一张新的广播电视周报，正在看上面的节目预告。他读得太专心了，以至于我姐夫问他有什么好节目他也没有回音；另一个顾客已点着一根烟，正抽着那美妙的第一口。姐夫转过身，注意力集中到镜子里的人物上面。我们都不知道他那天在镜子里看见了什么妖魔鬼怪，反正过了半分钟，姐夫手起刀落，朱永良的耳朵掉到地上。
        朱永良手捂着伤口叫着逃出了理发店。那两个守着的顾客也扔下手里的东西往外逃，惟恐也让我姐夫揪住，耳朵或者鼻子全被割掉。我姐夫像梦游似的，摸索着把折好的剃刀放回原处，他的身子移了移，脚踩到了耳朵上，咕吱一声，我姐夫鞋子一移开，踩扁了的耳朵又恢复了原状，只是耳累上多了两道鞋印子，渗出的血就像鲜红的胶水，把耳朵粘贴在地砖上。旁边围着几小撮朱永良的头发，这耳朵就像从玫瑰色的地砖上刚长出来似的，支棱着，收听理发店里的动静。
       上楼去的姐夫在楼梯上和我姐姐擦身而过。“出了什么事?”姐姐抓住姐夫顺着扶手往上移的手指又被他甩脱了。姐夫走进楼上自己的卧室，他脱了白色的工作服，又扯下毛衣和长裤，只穿身灰色的棉毛衫棉毛裤钻进了被窝。他整个身子反扑在床上，双手死死 地揪住压着他后脑勺的枕头，度图抵挡针对他头部的任何打击。
        姐姐双手捧着血肉模糊的耳朵的街上跑来跑去。她先到供销社楼上朱永户的家里，朱永良没回来过。他老婆问我姐姐找他有什么事，姐姐扬了扬手里的耳朵，几滴血落到了地板上，“你老公的。”姐姐本想把耳朵给他老婆算了，可这女人一脸的疑惑，姐姐就摔上门走了。姐姐在楼下的小店里打了个电话给派出所，派出所说朱永良没来过，也没有电话来报案。姐姐这才想起一个地方。在镇医院的急诊定，朱永良歪着头坐在椅上，手脚颤抖，一个医生拿着一大把卫生棉给他止血。
       朱永良坐在这把椅子跟一发店里的差不多，只不过这皮面是黑色的，而理发店里的是红色的。姐姐捧着耳朵围着椅子饶舌，“你问你老公去!”朱永良大吼一声，血又渗出来，这个男人一下了泪流面。医生叫我姐姐把耳朵放在一只白搪次盘里。“老李呢?”医生手时的镊子敲了敲搪瓷盘，问姐姐。姐姐突然想起自己的丈夫，他会不会也把自己的耳朵割下来了。“他真个是发疯了。”姐姐披头散发地跑回店里。
       墙上的镜子碎了，木头镜框像扇窗户在晃荡，摩丝和洗头膏的瓶子扔了一地，看来朱永良的老婆已经来过店里了。在这之前她和我姐姐在邮电局门口相遇，可谁也没答理谁。姐姐回到姐夫身边时他还睡在床上，头埋在枕头底下，楼下店里砸东西的声音沿着楼梯跑上来，冲到床边，摇摇晃晃的像风中的芦苇，可姐夫毫无反应，一动不动。我外甥坐在地上哭了一阵子了，这时正在于一只甲壳虫玩具，电动甲壳虫在墙壁和家具之间呜呜地叫着，往来穿梭，最后钻进床底下，我外甥也跟着玩钻进床底下去了。
       朱永良的老婆人医院出来后直接去了派出所。值班民警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姐夫还睡在床上，一声不吭。电话是姐姐接的，“他不起床我拿他有什么办法呀?”姐姐故意大声说话，好让姐夫听到，可姐夫哪怕是撅撅屁股的表示也没有，我姐姐急了，搁下话筒，人走到床边对准我姐夫的大腿踢了几脚，姐夫朝床的内侧移了移，好像是要让一隅的地方来好让我姐姐也在他身边向下。姐姐跑到楼下的店堂，搬了个小凳子坐在店门口，手捂着面孔冲着大街嚎啕大哭。
       民警的摩托车驮着朱永良的老婆开到店门口，迎接他们的是我姐姐的哭声。她也许认为哭可以减轻一点我姐夫的罪过，姐姐哭得很执着，以至声音都嘶哑了。“老李呢，快去叫他出来。”民警平时也是到这儿来剃头的，所以跟我姐姐还是有点认识。他扫了几眼砸得乱七八糟的店堂，然后注意力集中到楼梯口。我姐姐喊了几遍姐夫的名字，不见动静，接着民再喊，喊了几声之后，有轻微的脚步声响起，我外甥抱着间玩具熊走下楼上，他一见我姐姐就吵着要吃饭，姐姐一把抓住外甥的手，抱他到厨房间里，而后把门反锁了。民警到了楼上的卧室，站在我姐夫蒙头大睡的床前。“老李你还是起床吧，把这件事说说清楚。”民警和姐姐等着我姐夫的反应，没防备朱永良的老婆操起一只凳子朝姐夫头上砸去。登子砸在床板碎了个稀里哗啦。民警转过知来，满脸的不高兴。“你闹够了没有，你再这样我回去了。”民警说完话，竟真的嗵嗵嗵地走下楼梯，这时朱永良的婆可包了，她在门口追上民警，扯着袖子把民警拖回到店堂里。民警就是站在粘满苍黾屎的吊扇底下作的笔录。“老李跟朱永良有什么仇?”我姐姐说没有呀，永良是老李的常客，刚才剃头时我还听到两个人有说有笑的。民警低着头在一本硬抄本上记上了几个字，又把目光投向了永良的老婆。这女人一副昏头昏脑的模样，她想了好长一阵子，才说：“老李他在菜场里骂过永良猪猡，他还中他的绰号猪八戒。”民警皱紧了眉头，照她的话，是应该永良去割掉老李的耳朵的。民警的眉毛抖了抖，永良的老婆觉察到了他没有往本子上记什么，这才转过弯来，她说老李这个流氓真不是东西，永良说过老李想跟我睡觉……我姐姐的鼻子哼了哼，这一哼把那个女人后半句话哼掉了。我姐夫这个没正经的，没准他跟永良开过咱俩交换个老婆睡睡这样的玩笑的。两个女人站在民警两侧，脸红扑扑的，弄得民警有点心烦意乱，他摸出根烟来点着了，说反正沈永良的医药费用你是逃不了的，至另外的你们自己协商解决吧。他踢了脚边的摩丝瓶一脚，头也不回地开着摩托车回派出所了。
       朱永良夫妇一开始提了个很大的数目，我姐姐根本没答应，沈永良的老婆就把丈夫割下的耳朵穿了根线，吊在姐夫的理发店门口的路灯支架上。过了没多久，这血肉模糊的耳朵上栖满了从菜场门口的垃圾箱里飞出来的苍蝇，黑乎乎的，像个马蜂窝。整个米店镇的人都来看吊着的这一只耳朵。有人在路灯旁放了根竹竿，谁要是想看清楚耳朵只能用竹竿把苍蝇暂时赶开。几天之后，朱永良夫妇松了口，我姐姐付了他们一笔钱之后，头上缠满白色布的朱永良亲自抓上梯子把耳朵取了下来，镇上很多小孩，包括我外甥，跟在拎着自己耳朵的朱永良回到他家楼下。他拿了只砖红色的花盆，用松泥把耳朵埋了，又在盆里种了一片仙人掌。
       如此这般没头没脑的事情让人怎么谈论都觉得意犹未尽。整个米店镇的茶馆、饭店都在议论这件事。有一种说法一度在镇上流传颇广，他们说朱永良和我姐姐勾搭上了，我姐夫是因为报复而割掉了朱永良的耳朵，可要命的是我姐姐是个很正儿八经的女人。有多少人赞成这个说法，就有多少人反对。没过多久，这样的言论也从为店镇人的口头上消失了。他们还说姐夫的精神有毛病，老一辈的人记起了我姐夫的一个大伯在日本鬼子手里发了疯，人躺在沪杭铁路上让运军火的火车轧死了，可要命的是这种病有间歇性，有潜伏期，姐夫的这种毛病在平时是一点也看不出来的，别人吃喝他也吃喝，别人说笑话开黄色玩笑他也有这个爱好。“真险哪!”我姐夫理发店里的那些具常客手摸着自己的耳垂时不时的感叹。
       事情的变化总是悄然进行的。先说孩子们，他们都不再到理发店里去理发了，就拿我的外生来讲吧，我姐夫睡了三天三夜之后，神不知鬼不觉地背个造革背包到广西的北海打工去了，估计也是开个发廊什么的。原先的理发店必成了小超市，我姐姐守着这么个店铺带着我的外甥过日子，小家伙的头发长了，他妈妈要三块钱，想到阿六师傅的店里去剃头，我姐姐死活不答应，“你就不怕阿六头把你的耳朵割下来。”一句话，我外甥的哭闹给止住了。姐姐拿了把丈夫留下的剃头推子，给儿子推了个和尚头。我外甥电灯泡似的和尚间发出的光瓦照到了一些家长的心里去了，他们也去买了反剃头堆子给儿子剃了个和尚间。转眼间，整个米店镇的小男孩都跟少林寺小和尚似的，顶着一个亮光光的和尚头逛来逛去的。而小女孩就不同了，他们留起了长辫子，他们的姐姐自己也留起了长辫，但有时太忙，就用一根皮筋或发卡系紧了头发，垂挂在背后，难免给人的感觉乱蓬蓬的。那些个大老爷们儿的态度转变可没这么快，可也有胆小的，做事要求万无一失的，也开始不再到理发店去理发了，他们干脆叫妻子反头发胡乱地剪短，然后戴上顶帽子。茶馆店里的老板专门在墙上敲上一长排钩子，好让这些人挂帽子，由于老婆的手艺实在太差，这些男人的头发东缺一把，西少一撮，乱糟糟的，彼此看着这么糟的发型，他们就想起我姐夫来，“这么老实的人，真看不出来啊。”我那失踪的姐夫在他们心里几乎等同于杀人狂，朱永良在这个事情上付出了一只耳朵的代价，但他一走进茶馆就成了众人闲谈的中心。米店镇的人对理发匠的戒备跟朱永良的大肆渲染很有关系。“事前一点异常都没有，他就这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舞动手里的剃刀，手指在你的鼻梁、眉毛上摸来摸去，然后，喀嚓——”朱永良朝着桌面一劈，在听众的想象中，他的耳朵和桌子角一起飞落到了地上去了。他捧起茶壶，嘴对嘴咕嘟咕嘟地喝了几口热茶。“我是今生今世再也不去找那些理发人了。”他的手伸到后脑勺那儿，手指压了压翘直的头发。他的头发已经很艺术家似的披散到了领口上，由于第一次留长发，他还没有习惯过来，没过几分钟他就援援头发，他特别把左耳边的长发修剪掉一些，好让别人看清楚他耳朵割掉后，留下来的那一些紫红的伤痕。
       过了几个月，就有理发店关门了，特别是跷脚阿辨认，他那间店刚刚花了五千块钱请人装修过，白天他都坐在自己的沙发椅上看电视，难得有个把人进来理个发的，到了餐桌他就着一碟花生一碟凉拦黄瓜，把自己灌了个醉，醉了的阿六脸红脖子粗地拍着桌子大骂我姐夫。他这样骂了个把月，米店镇的人都吓坏了，他们称他是李大海第二。李大海是我姐夫的名字。阿六关店离开米店镇的那一在晚上，他醉醺醺地到了我姐的小超市里，他说王耻珍，你老公可把我害苦了，我店里装修的钱还是借的，他倒是走了拉倒，可扔下我们怎么办?这家伙说着说着，手就朝我姐姐的胸口摸了过去。我姐姐板着脸，听任他揉捏了几把。“你够了没有!”阿六的手朝下面去了，姐姐突然大叫一声，随手拿起一把剃刀，跷脚阿六连滚带爬地逃出了小超市。
        跷脚阿六在离开米店镇的这几天一直疯疯癫癫的。他动不动拖着一个人，说别人还欠他两次理发的钱。别人一否认，这家伙就在大街上痛哭流涕起来。他的这副样子更加证实了米店镇的一些有识之士对理发匠的看法，这引进手抚着你的脖了挥舞弟刀的人确实都有点不正常。米店镇的人更加不敢到理发店里去理发了，连最胆大的几户人家也到嘉兴去买了理发工具。“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他们在米店镇入嘉兴的公交车里说，又把新的剃头推子拿出来给别人看。就是刚到米店镇来的外地民工也不敢到理发店里去拿自己的耳朵、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虽然理发的价钱一降再降，在米店镇剃一个间现在只要大人一元，小孩五毛。
       但还是有一些我行我素的小伙子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老爸、老妈一个拿着弟头推子，一个举着块蓝布围裙追着他们，要他们坐下来剃头，可小伙子们总是有办法逃的，不过他们还是和爸爸做了一定妥协，他们不到乘下的两三家理发店里去了。他们去的是美容院，那儿理发的都是一些外地来的女孩子，都很娇嫩，手无缚鸡之力，他们根本不会用剃头推子和剃刀，他们惟一用的是剪子，喀嚓咯嚓了好几下，也没有多少头发掉下来。他们剪头发都很吃力，更不用说剪耳朵了。她们还会给你做个头部按摩，或者敲敲背什么的，在这时候，你尽管伸进她们的裙子乱摸，如果你还有兴趣的话可以跟她们到楼上的小包间里，你让他们躺在席梦思上，双腿像剪刀一样的叉开他们也是心甘情愿的。
       有个未婚的小伙子就此染上了性病。他又把这种脏病传给了自己的女朋友，女朋友们又通过毛巾、浴巾把病传给了母亲，母亲又传染给了父亲。事情总是由这些父亲们出 面才解决。他们一齐拥到派出所，要所长取缔这些“害人店”。取名为“米店镇风暴”的扫黄打非行动在凌晨一时开始，到了早上，最后一批给老百姓洗个头理个发的年轻师傅就这样坐着警车从米店镇上消失了。
       事情还没完，事情从来就是这么没完没了的。林秀儿，为民陶瓷店的老板娘，在家里给丈夫胡小手剃头的时候把丈夫的两根眉毛剃掉了，做丈夫的剃头时可能睡着了，眉毛剃掉了，他都没有察觉，只是一走到茶馆店的麻将桌边上，一桌子的人笑得瘫倒在椅子上。胡小手拿了块镜子一照，顿时怒火冲天，他开着摩托车回到陶瓷店里，一个耳光就把林秀儿打倒在墙角，一排塑料扣板倒下来，压在她身上。就算他老婆不说他也知道为什么老婆把他的眉毛剃掉了。他每天都要去赌一把，每次总是输个三十五十的。他老婆跟他闹过一次，还请她娘家人来向他施压。胡小手当着舅佬面曾说过我再去赌就把我的手指剁了。林秀儿胆子虽小，却把他的两条眉毛剃掉了，搞得他就像片中的白痴色情狂。胡小手越想越气，他往老婆的手里塞了把剃刀，说你不是还想剁我的手指吗?你不是还想割我的耳朵吗?我叫你割我叫你割。他俩吵架的声音似一群鸽子在米店的镇上空飞着，他们的店就开在我姐姐的小超市边上，我姐姐也赶去劝架，我姐姐和林秀儿还算是小姐妹，林秀儿说我是想剁掉他的手指割掉他的耳朵的，这头猪我是受够了，大不了他死我也死!林秀儿摸着眼眶处的乌青块恨得咬牙切齿，她的话都是真的。赶来劝架的男人们把胡小手拖回到茶馆，让他坐在牌桌朝南的位置。这这些个大老爷们儿点着了香烟，望着桌上的麻将牌，就当它是一堆碎砖烂瓦似的，谁也没心思去碰它，胡小手的小手摸着自己一根不剩的眉毛，额头上的汗都渗了出来了。“得记着她们一点!”这句话不知是谁说的。说的人肯定是想到了自己和老婆也有某种宿怨，不是他赌输家里的过年钱，就是他和美容院里的野鸡胡闹老婆还挂在心上，或者是他喝醉了酒，劈着盖脸地恶揍过这婆娘。丈夫们想到了自己的头就温顺地掌握在这些喜怒无常的、快到了更年期的妇女手里，她们的另一只手上拿着光闪闪的剃刀，摆弄来摆弄去的，心就抖个不停 。“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又有一个人发言，黑暗中也看不清他的脸，可怎么个警惕法呢，老婆毕竟是老婆，大伙儿也想不出个法子来，有人关照茶馆店内的老板准备几副铺盖，如果和老婆闹矛盾了。或者因赌博而吵了架，麻将又叉到了半夜，还不如干脆几张桌子一拼，睡在茶馆店里算了。
       “你还敢让你的老婆剃头吗?”胡小手摇了摇头，摆了摆手。“你呢?”另一个他是这样的动用。
       先是爱好赌博的、私生活不检点的男人们留起了长发，之后三四十岁的大丈夫们留长发几乎在米店镇成了一种时尚。“老婆，我爱你。”有人哈巴狗似的向老婆表示忠心， 可关于留长发即立场坚定。不管你情愿还是不情愿，长头发总得留起来的，否则在镇上就好像你不是个男人，你已到了“妻管严”的晚期似的。
       镇上的菜场里、茶馆里到处是晃着一头长头发的男人们。谁理了个精致的平头出现在镇上倒会引起大伙的围观，除非你是镇政府大院里出来的。镇政府的人大多数在十五公里外的嘉兴市里有房子，人们每天上下班由几辆轿车面包车接送。他们是从来不在小镇上剃头的，但小镇上的男人们留长发的事情还是引起了镇长的注意，他问手下的人，手下的人向他讲了我姐夫的事，以及由此而引出的一系列的事件。镇长听了之后手捧茶杯笑得合不拢嘴。“亏他们想出来，真是疯了。”头发毕竟是头发，它太轻了，镇长心头常挂着的是一天亏损三万的水泥厂，这个厂经营状况和还货压力差点要了我们镇长的命。办法是没有了，厂长去吃官司，水泥厂关门了。镇政府的工作重心又转移到了一年一度的梅花节上。我们镇东面有一个几百亩的梅林，这时候雪白的、粉红的、鹅黄色的梅花都开了。米店镇上的梅花节暨经贸洽谈会又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来，为了镇上的一些公司店铺出来赞助，镇长的办公室里有很多长发披肩手夹皮包的老板出出进进。“你这副样子怎么谈生意呢?别人会当你连理发的钱都拿不出的!”镇长揪住胡小手的长发问他。本来已走到了走廊上的老板们又回来了，他们围着镇长七嘴八舌地诉说我们虽然有梅花，可我们连个可靠点的理发店也没有了，美容美发屋之类的也让派出所赶光了。很多人说着说着，就激动了，手指夹着烟灰长长的香烟，脸上却是一副要抽泣了的样子，这在镇长看来小老板们真是非常的娘娘腔。
       也为改善投资环境吧，镇长指示梅花节期间，镇精神文明办公室的许主任专抓理发的事。许主任以暂免税收为条件，去动员修鞋匠老俞重操旧业。“我即使饿死，也不会去拿剃刀了，就好像我是杀人似的。”说话间他挥起手里的锤子狠命地敲一女式高跟鞋的后跟。许主任连着碰了好几个钉子，这使他为难，他曾经主动过去请那些发廊女回米店镇，让她们把美容美发店重新开出来，可派也所不答应。梅花节一天天临近了，许主任急得实在没办法，他只好去向机场警卫营的解放军求援。米店镇和机场是军民共建单位，虽说许主任提出的要求荒唐可笑，可机场的首长还是答应帮米店镇一把。那一天机场警卫营开来了五辆军车，来了差不多一个排的解放军战士，他们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一副理发工具。镇政府还派出了一辆装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在镇上兜圈子喊话，动员米店镇的人都到镇政府门口，我们的亲人解放军今天要义务给全镇的男女老少理发。其实即使不派出宣传车，整个米店镇也轰动了。等待理发的人在镇政府门口排起了长队。如此盛大的场面持续了三天，镇政府传达室门口的白发黑发堆成了一座小山。连胡小手的长发也剃了，有人问他怕不怕，“我怎么会怕呢，他们可是解放军啊!”剃了平头的胡小手容光焕发、精神抖擞、气宇轩昂。整个梅花节的节日气氛其实从解放军来镇上义务理发的这一天就掀起了高潮，一直到结束，整个米店镇的人一扫往日的忧郁和压抑，个个都喜气洋洋的。等到梅花节结束了，梅花也凋谢了，人们的头发又长了起来，还有人到镇政府去找许主任，要求他再去把解放军请来。“你当解放军同志不伺候飞机天天来伺候你的头发?”许主任对米店镇上的头发都怕了，一提到这个他就烦得不得了。时间一天一天地流逝，头发一毫米一毫米地长长，又过了两三个月，米店镇人的头发重又回复到原来的样子。人们又过起了以往那种披头散发的日子。这是件没办法的事。还是那些老人们急中生智，想想自己七老八十了，这么副样子怎么看也不舒服，于是就找到了我们米店镇上惟一一个还在理发的人，天宁寺的小和尚慧能。
       天宁寺在米店镇的西北角，长水塘的边上。这是一座千年古寺，梅花节前刚刚修缮一新。寺里住着一个老和尚，一个小和尚，这两个和尚几乎整天呆在寺里念佛吃素，和镇上的人不大来往。老人们到寺里烧香的时候，看见小和尚慧能正在院子里的银杏树下给老和尚剃头，红塑料边框的镜子就挂在树枝上，老人们围了上去，七嘴八舌地说：“行行好行行好吧，也给我们把头发剃剃短吧，你看看我们人都不像人样了。”这里的人指的是老和尚，老和尚了然垂下眼皮念了声阿弥陀佛，冲着徒弟点了点头。于是慧能就开始在天宁寺的院子里给米店镇的老头老太太理发了。
       到天宁寺去的人，男男女女，络绎不绝。寺庙大殿里的功德箱过了个把星期就塞满了钱。理发的慧能是个脸皮白净的嫩小伙子，十七八岁了样子，见了生人就有点脸红。那么多的人拥到寺里来找他理发他也没办法，他每次拿起剃产推子就念一声阿弥陀佛，这一声佛号让坐着理发的人打消了恐惧，安下心来。他从天亮开始理发，一直做到天黑，累得手指都伸不直了。了然和尚又从外地请了三个小和尚过来，也在寺里做起理发这门行当。这些个小和尚都是些嫩小伙子，都有点女里女气的，说话像蚊子叫，不过我们米店镇的人就喜欢这样身披袈裟的理发匠。我们米镇上的人从寺里出来，手摸着新剃的头说天宁寺发财了天宁寺发财了。老和尚的门槛还是很精的，他已不再要人们剃好头后，随便向功德箱里塞个一元两元的。他开出了价目表，大人四元，小孩三元，这可是我们米店镇以前的收费标准。这四个小和尚沿一字排开，在两棵遮天蔽日的银杏树下给人理发的时候，老和尚盘腿坐在大殿门口的草蒲团上，手敲着木鱼念佛，就跟过去的理发店里常放流行歌曲似的。你不要忘了这是在米店镇，其实理发的人心里还是需要这些声音的。
       四个会理发的小和尚当中，就数慧能的手艺最好。这话是我姐姐说的。我姐姐带着我外甥也至寺里去，找慧能理过一次头发，时间在中午，我姐姐看见慧能的午餐只是一大碗稀粥再加上一小碟青菜。有一片被风吹落的银杏树叶在在空中划了几条弧线，轻柔地飘落到慧能的粥碗里，又被热气包围了，慧能头也不抬地喝着稀粥，粥喝完了，可叶子还留在碗底。这叶子让姐姐的心抖了抖。
       他俩开始像熟人一样的随意交谈是在我姐姐要剪掉她的长辫子，换成清汤挂面式的发型之后。“我见得多了，其实我是可以教教怎么理发的。”小伙子笑了笑，他现在的兴趣肯定已不是佛经而是理发了。另外，我姐姐教给慧能的不仅仅是怎样给女人做头发。她计算出来每个月老和尚了然进账的理发钱有多少，而起早摸黑死命做的慧能得多少。
       慧能垂手面立，念了声阿弥陀佛。我姐姐脖子上围着蓝布披巾，坐在银杏树的树阴里，斜视的目光点着火。
       米店镇的人都说是我姐姐姐教唆慧能还了俗的。他租下我姐姐楼下的门面，重新开出了理发店。店堂里点着香火，朝西的墙上挂着个佛家的条幅，一台破音响也一天到 晚地放着慧能念佛的录音。这家伙给顾客理发时的工作服，仍旧是他在天宁寺里穿的那件袈裟。他凡事都念阿弥陀佛的习惯一时也改不了。改不了也好。慧能理发店的生意非常的闹忙，就连独耳龙朱永良也每月光顾一次这儿，我姐姐关照慧能别收他钱，慧能宽宥地笑了笑，说我知道。朱永良教会了慧能抽烟，慧能的烟瘾很快就到了一天两包的地步。朱永良还把家里的一大盆仙人掌搬到了理发店里，难得还有人记得这花盆里曾埋过点什么东西。
       ［责任编辑　程　绍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