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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沈阳城“文革”宗派之间的“大辩论”声嘶力竭，“批判的武器”逐渐被“武器的批判”取代，口沫横飞换作了刀光剑影。初夏的日子里，我们这些停课在家的孩子正在街头闲逛，忽然发现了大批大批的游行队伍，清一色的壮汉，清一色的工装，清一色的柳条帽。他们人手一副标语牌，全是一人多长的粗木棒，根部削得溜尖。
       柳条是那个时代的重要特征：工人戴着用它编织的帽子抓革命促生产，家庭条件好些的知青带着用它编织的箱子上山下乡。也正是这样的历史时刻，八个样板戏中惟一一部“工业题材”的革命现代京剧《海港》，戴着颜色微黄的柳条帽，走入我们的视界。上海港码头工人将装装卸卸、搬搬运运的劳动当做反对帝国主义、支授世界革命的特殊战斗，他们挥动拳头，做着弓箭步，昂首高歌：“万船齐发上海港，通往五洲三大洋。站在码头放眼望，反帝怒火燃四方!”
       早期的《海港》并不非常的“革命”，1964年它刚刚出现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舞台上时，还是一出教育青年工人敬业爱岗的戏剧。主人公是一个男性青年装卸工，读了点书，因此就不安心码头上的体力劳动。后来，他经过组织上和大家的帮助，终于改正了错误，成为一名热爱集体也热爱本职工作的好工人。所有和我一样熟悉《海港》的朋友都知道，这个人物就是后来的高中毕业生韩小强，穿着漂亮的海魂衫和小白鞋，高唱着漂亮的西皮流水：“下班好似马脱缰，海鸥展翅要飞翔。电影票勾起我航海理想，我要去乘风破浪远涉重洋!”但是最初，他并不叫韩小强，却叫了个小康色彩很浓的“余宝昌”，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中国人里，叫“宝昌”这种名字的人准能有个万八千人。江青同志不喜欢这个名字，更不喜欢这个“中间人物”，由这样的受教育对象来做主人公成何体统?非常有趣的是，当年那个一号人物“余宝昌”是由后来我们非常熟悉的京剧《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的扮演者童祥苓扮演的。江青同志说，这么好的演员来演这出戏，就是美化了“中间人物”。不行，戏必须重写，要突出装卸队的女支部书记，而且要突出码头工人“立足码头，胸怀全球”的“国际主义精神”。后来，童详苓就换上了虎皮坎肩，说着黑话打虎上山去了，我们这些喜欢他的观众只好凭借想象力，让他退回到当年，戴上码头工人的柳条帽，用二黄或反二黄的成套唱腔来表示自己的悔过心情。
       “文革”初期的《海港》中，老工人马洪亮还不是韩小强的“舅舅”呢，后者管前者叫“老马师傅”。老马师傅处处事事以管教好这个后进青年为己任，韩小强想当海员，周游民办，他要管；韩小强学旧职员钱守维的话说码头工人是“臭苦力”，他要管；韩小强摔了工作证，并请求调转工作，他更要管，而且怒火万丈，装投卸队女支书方海珍劝他不要发火儿，他大叫着“我不发火儿”向阶级斗争纪念馆跑去，准备再对韩小强进行新的一轮教育。1972年以后，定了稿并加上交响乐队的《海港》里，老马师傅摇身一变，忽然成了韩小强“舅舅”，这让当时的观众们吃了一惊，因为还没有哪一出“十年磨一戏”的样板戏人物关系是这样改动的，李玉和还是李奶奶的义子，猎户老常还是小常宝她爹，沙七龙虽然已经叫沙四龙(沙奶奶的儿子也不再是七个)，但娘儿俩还是娘儿俩。可是您瞧，老马师傅居然变成了韩小强的“舅舅”!但是很快的我们就明白了，这样的改动“匠心独运”。你老马师傅再苦大仇深，觉悟再高，出发点再好，也没有权利缠着人家小青年不放啊，你以为你是谁呀?己所欲，也勿施于人啊。而一旦两个人成了舅甥关系，思想教育披上了家族和亲情的外衣，一切便顺理成章了。中国传统社会里，舅舅可以作为母系的代表，对外甥们发号施令，甚至行使监护权，这是遥远的母系氏族社会“母舅优先权”的长久后遗症。1972年以后的京剧《海港》里，做了舅舅的马洪亮在教育外甥不果的情况下，也一再要动用家法，行使他的“母舅优先权”，对方海珍说：“这还得了?我非教训教训他!”早年的许多阶级教教育的戏剧和电影里，常有些声泪俱下的老工人老农民对某个年轻人说：“孩子，你忘本了!”现在，既然小强的爸爸已不在了，这种一字千钧的话就要由亲娘舅来说了。
       伟人毛泽东不喜欢韩小强。70年代初，中南海，毛泽东由一个姓韩的女服务员陪同，在电视上观看了现代京剧《海港》。看罢戏，这位女小韩搀扶着老人家回办公室，毛泽东走着走着忽然对她说：“他是韩小强，你就应该当个韩小弱，不要当韩小强。”回到办公室后，毛泽东又对她说：“像韩小强那样的强，还不如弱点好。”并当即撕下一张纸，挥笔为她题了五个字：“韩小弱同志”。一年后，这位进步很快的女小韩入党了，她在党旗下这样宣誓：“不当韩小强，要当韩小弱，要为真理而斗争，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海港》中除了老工人马洪亮外，还有个重要人物也对韩小强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就是调度员钱守维。早期的《海港》里，钱守维只是个“从旧社会走来”的思想有问题的留用人员，他怂恿韩小强弃掉这份“见人矮三分”的“臭苦力”工作，去当周游世界的海员，还赠送韩小强一张反映海员生活的电影票。小强后来思想上发生的一切不良的变化，都可以在这个旧职员身上找到逻辑前提。这位老钱肯定是个问题人物，不过也仅此而已。但是后来，伴随着《海港》调门的升级——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两大主题的强化，钱守维也升格为十恶不郝的阶级敌人了。散包小麦里混进了“人吃了就有那生命危险”的玻璃纤维，从前的版本里本是小强散包后，慌乱中用戳子连同散包麦偶然带进麦包里的，但是定稿本的这一关键情节却改成了钱守维趁小强走开时，蓄意将地上的玻璃纤维硬装进麦包，并扎好了口袋。这个阶级敌人早年间就曾搅乱运输线，破坏过抗美援朝，现在又不遗余力地同方海珍们“争夺下一代”，并在革命势力支援亚非拉的斗争中制造了种种的麻烦，最后甚至揣上“美国大班的聘书、国民党的委任状”和凶器“畏罪潜逃”。
       这一系列重大的改动当然也是“斗争的需要”，《海港》剧本酝酿重大修改的时候，窗外的大上海已被“文革”的狂热点燃起冲天烈焰，造反者愤怒地将静安区、长宁区更名为“延安区”、“战斗区”、南京路、淮海路更名为“五洲大街”、“反修大街”，肇嘉浜路也更名为“忆苦思甜路”。而和平饭店被改作“人民战争饭店”，大世界也有了两个十分革命的名字：“东方红大化宫”和“工农兵友谊剧场”，两个更名方案的倡导者并为此争吵不休。西式点心、八宝饭、口红、指甲油、大包头、尖皮鞋昼夜之间便无影无踪了。
       《海港》的女一号人物方海珍几乎男性化了，穿着味同嚼蜡的素色工装，永远是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派头，永远一副教育者、拯救者、战斗者的姿态，出现在舞台的每个角落，都会“发现问题”，令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她远离任何世俗生活，是个更为彻底的独身主义者。《沙家浜》里的女英雄阿庆嫂好歹还有个在外面“跑单帮”的丈夫，《杜鹃山》里的女英雄柯湘好歹还有个“结婚三载的贴心人”，虽然那个男人在来杜鹃山途中“遭遇敌人，英勇就义”了。在样板戏里惟一能同方海珍做伴的只有《龙江颂》里的女一号江水英，但独身主义战友江水英至少还有个田园怀抱中的家，还穿着彩色的服装，给李志田热饭，管富裕中农叫“常富叔”，这使这个人物好歹沾了些人气儿，沾了些女人味。方海珍则彻底地与这些人间烟火决裂了，人生意义完全体现在斗争上：“这是一场政治战”，“暴风雨更增添战斗豪情”，“老赵，我发现你近来的阶级斗争观念淡薄了”，“任凭他诡计多瞬息万变，我这里早已经壁垒森严!”离开这些，她一无所有。她是样板戏年代政治教义和斗争哲学的集大成者。我们原来不喜欢她还以为是这个人物不真实，其实就那个年代来讲，方海珍有着充分的现实依据，她一直活在我们的房前屋后和我们的呼吸里。
       在我农村中学的文艺队里曾有一位带队的女教师，她就孤身一人，在履历表“婚否”一栏始终要填上后面那个字，中学时代的文艺队是浪漫主义的天堂，在没有爱情的革命时代，只有文艺队里的亚当夏娃们可以以革命的名义眉目传情，悄悄潜入“准情爱”阶段。但是这位女独身把我们这一切都给搅了，每到晚间排练我们见到那张门板一样的面孔时，心里就咯噔一下，像《白毛女》里的喜儿在积善堂里见到了黄世仁他妈。我们那位带队女教师身材和相貌一点意思都没有，而比这些更没意思的是她的严厉、冷峻、指手画脚。是的，她是刚刚从沈阳市的一个什么学习班荣归故里，并且一再被一些披着草绿色军大衣的家伙“亲切接见”，但并不等于说，她就成了我们必须搭个板供起来的祖宗。我们每个人都有一肚子难听话，可那又怎么样?我们敢怒不敢言啊。这位女教师浑身上下没一个地方装着“文艺细胞”，但她动不动就摆出一副见多识广的派头，张口闭口“我在沈阳和市革委会首长一块看演出时如何如何……”有一个贫下中农热爱解放军的女声表演唱里缺少一个合适的集体动作，大家正在想辙，她却当仁不让了，说她在学习班时看过一台演出，有一个集体动作特别好，接着便让女孩子们照她说的样子做。天哪!那些妙龄的少女呀，一下子都被这个女巫变成了笨重的企鹅，背着一只手，另一只手在胳肢窝下掏来掏去，脚下还一惊一乍地向后踢着。这肯定是我们一生中见到的最愚蠢的舞台动作，可那又怎么样?我们敢笑不敢言啊。还有一次，我产正在吹拉弹唱地紧张排练着，坐在一旁监视我们的女教师忽然打了个嗝儿，声音真是古怪得闻所未闻，男孩子们憋不住都笑起来。女教师大发雷霆，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决不是偶然的”，她可不打算“孤立地看这件事情”。并且咬文嚼字地说：“我请问你们喜从何来?”
       这位女教师就十分崇拜方海珍，她的几乎男人化了的发型即是从方海珍那里抄袭来的。她也总是比别人更能“发现问题”，喜欢背剪着双手踱步、沉思。革命女士方海珍在《海港》里偶尔还笑一笑，我们那可敬的女教师可从来没给过我们好脸儿。除了她，我还认识一大串现实生活中的方海珍，比如在大忙季节的晚间会议上厉声训斥打盹的老社员的女工作队长、喜欢干涉年轻部下恋爱婚姻及全部私生活的女处长、以革命的名义捉了一辈子“奸”的城市街道办事处的女主任等等。如果诸位感兴趣，我可以一口气给你们讲个几天几宿。
       同多数样板戏相比，《海港》的工业化和阶级斗争观念影响了它在民间的普及，只有工厂里文艺活动中，才偶尔可以听到它的声音。“复课闹革命”以后，我所在的沈阳二十中学在铁西区一家工厂“下厂实践”，孩子们每天上午在车间和工人师傅一块劳动，下午在简陋的工棚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一个闷热乏味、东倒西歪的下午，我们的男班主任正做着手势痛斥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分子考茨基呢，忽然隔壁响起了尖厉的京胡声，一个女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唱道：“全世界闹革命风起云涌，觉醒的人民仰望着北京……”(几年后，第二句改作“觉醒的人民心连着心”。)那当儿，我不知好歹地从屁股底下的苇席中抽出几条苇片，做了个京胡的形状，左右开弓起来。学习结束时班主任总结说：“有的同学思想溜号，听到人家唱戏，他在底下做起了拉琴的动作。我先不点你的名，希望你下次不要再犯类似错误。”闻听此言我就如常言所说，“脸羞得跟红布似的”，好多男生女生都把目光抛向了我，班主任那叫“不点名的点名”啊。那一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厂门外的马路上正在开过去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忽然从厂里跑出一个穿工装的男人，抢先把脑袋送到了车轱辘(好像是后车轱辘)底下。能将“提前量”设计得如此精确的人应该是个搞技术的，他惊人的快动作也如常言所说，“飞也似的”。
       60年代末的沈阳八一公园里，时常有一些够水准的票友们在夏日的傍晚聚集在一起，由“三大件”伴奏，演唱那时候还没有大面积流行开的现代京剧的唱腔。拉京胡的老头儿白净斯文，头发跟银丝似的，十分优雅地跷着二郎腿，一段一段地为大家伴奏。那时候京胡还使用丝弦呢，外弦叫子弦，里弦叫老弦。配合拉克胡老头儿的还有另外两个老头儿，也许那时候他们也就是五十多岁，但在我们看热闹的孩子眼中，他们足够做“老头儿”的了。拉京二胡的老头儿我已记不得模样，弹月琴的老头儿好像有些驼背，身板不像拉京胡的老头儿那样挺得倍儿直，也许是月琴这种圆圆的乐器把他搞成了这副样子。这老头儿不但驼背，好像还是独目将军，更绝的是，他的月琴只有一根弦。三位老人配合得那叫天衣无缝，烘云托月，我至今见到过的多少拨公园里的京剧乐队，还从来没有过那样的水准。虽然没有锣鼓家什儿，但拉京胡的老头儿用嘴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在“导板”与“回龙”之间，老爷子先歇了京胡，有板有眼地念道：“仓才、仓才、顷仓——仓!”然后大家再往下继续进行。老爷子把最后一个“仓”字念成了“长”，而这个字也确实比其他字念得长些。我一直认为，他们一定都是从京剧院里退役的专业乐手，或许由于成分不好，都是些“历史反革命”什么的，因此被剥夺了为“革命现代京剧”伴奏的权利，只好跑到八一公园过戏瘾来了。他们伴奏时有个规矩，就是先二黄，后西皮，你唱什么都成，你来者不拒，但你不能在二黄和西皮之间跳来跳去。唱戏的票友们也一个比一个够水准，他们很少唱短段子，动不动就是大段成套唱腔。唱之前，先对拉京胡的老头儿说唱段的间三个字或四个字：“朔风吹”，“披荆棘”，“听对岸”，“一石击起”……二黄唱得差不多了，拉京胡的老头儿又对众票友说：“唱西皮吧。”然后果重新调弦。那样清脆的调弦声穿透了沈阳的夜雾，传得很远很远。对于热爱京剧的人来说，听到那样的声音骨头都要酥了，大家就是循着那种声音大老远跑来的。
       在所有够水准的票友中间，一个清瘦的中年男子出现了。此人面孔黧黑，却穿着一尘不染的白衬衫，袖子挽到肘部，下摆掖到深色裤子里，在渐渐深重的夜色中泛着银朗朗的光。他从不与票友们说笑，唱戏之前和唱戏之后我们都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个人是位男旦，但他专唱《海港》。唱之前，他要客客气气地向众票友点头示意，然后客客气气以拉京胡的老头儿说“午夜里”，或是“进这楼房”。这两段二黄和反二黄是装卸队女支书方海珍的重要唱腔，行家说里面有程派的意思。男怕西皮，女怕二黄。这个人倒是男的，但他唱的是女的，他应当既怕二黄又不怕二黄吧。巧的是，每次唱这两段唱腔时，八一公园都已入夜，游人越来越少，四下里静起来，因此这位男旦的唱腔凄清如水。“午夜里钟声响，江风更紧，同志们翻麦仓心潮难平……”“进这楼房常想起当年景象，这走廊上敌人曾架起机枪……”虽然夜色迷茫，谁也看不清谁的脸，可大家分明觉出了他的悲怆神情。我们不明白一出豪迈的革命现代戏里面，如何藏着这样大的悲凉?我们一面用手轰着蚊虫，一面死死盯着他，却只见一件雪白的衬衫在闪闪烁烁。那时候，我的父亲已经在单位接受审查了许多时日，这个大人呜呜咽咽的唱腔让我心里不是个滋味。尤其听他唱到“到天明”这三个字时，我真想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文革”的公园夜晚实在是世外桃源，但是他妈的迟早又会“到天明”啊。我不喜欢一个男人捏着假嗓唱这么让人难过的东西，他后来即使用明快的花腔唱“长风送我们冲破千顷浪，明灯给我们照亮了万里航程”、唱“解疑难需依靠码头工人，他们能山头踩出平坦路，他们能海底捞出绣花针”时，我还是觉得心里头酸酸的。
       那大约是1968年夏季，中央已经严令“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知青就要大批大批地上山下乡了，我13岁。就是那时起，我慢慢地走进了这出不打仗的现代京剧《海港》。可惜那样的夜晚并不多见，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八一公园的京剧票友们正唱到酣畅之处，天还没黑透呢，忽然十几米外疾驶过去一辆吉普车，下来几个人，围住一只石凳，用贼亮的手电照来照去。这边的一伙票友们遂偃旗息鼓，过一会儿就散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几天后我们才听说，那只石凳上出现了“反动标语”。写的什么不知道。但从此后，八一公园里再也不见了那些够水准的票友。我们丧荡游魂地在公园里闲走，耳朵像驴子一样高高竖起，可哪里还有那尖尖的琴声哦?
       后来，我们家就下乡了。乡村的有线广播里时或播放《海港》的唱腔，而在农人的眼睛里，遥远的大城市里一出搬搬运运故事，和他们毫无关系。在公社的舞台上，社员、知青和孩子们学唱过大部分样板戏的唱段，而惟独没有人学唱《海港》，就连马洪亮那段已经算是脍炙人口的“自从退休离上海”，也没有出现在公社的舞台上。70年代初我到沈阳去玩，工厂区的一家大影剧院里正在上演沈阳版的京剧《海港》，我兴高采烈地买了张票，晚上早早地到了剧场。一个穿红色背心地男演员正在院子里劈腿，他长得十分英俊，妆化得也帅气夺人。他身旁的铁栅栏门外就是大街，可是来来往往的路人并没有像早年间那样在门外围观，这让我有些惊讶。演出开始后，场内只坐了六七成的观众，每个人都很冷静，就像是些石头人。我按照自己一向的习惯，在二楼正对着乐队的地方选了个位置。我当时在农村正如醉如痴地学习京胡，因此每次进城里只要可能的话，我都要一面看演出，一面盯住拉京胡的不放。那天为《海港》拉京胡的是个中年男人，按照样板团的规矩，穿着白衬衫，草绿色军裤。这个人有些与众不同，他在左脚下面垫了块红砖头。样板戏年代，即使拉胡琴的仿佛也一块跟着革除了好些旧习惯，比如跷二郎腿。大家都把左腿老老实实地放到地上，但是我眼前的这一位，分明觉得位置太低，便把左脚垫起来。他拉得实在是太好了，清脆响亮，派头十足，让我崇拜得五体投地。我当时一直在想，他每到一个演出地点，临时选一块干干净净的砖头呢，还是一直用着这一块，用报纸包好，装在皮包里，走到哪儿就拎到哪儿?那天的演出我觉得非常之好，一点不比上海京剧团的逊色，演方海珍的演员年轻漂亮，声音也清清亮亮，没有上海方海珍那么多的战斗气和沦桑气。我那会儿正处于男孩子的特殊时期，差一点爱上这位比我大好多岁的革命阿姨，她唱每一段唱腔时，我都想为她鼓掌，但是剧场里始终冷冷清清，我就没敢轻举妄动。演出结束谢幕时，并未出现我预期的狂热场面，人们急匆匆地往外走，只有我和少数几个人用力拍巴掌。这样的时刻令人伤感，我像这出戏的主要演员的一个亲戚，为他们受到的冷落难过着。沈阳和东北许多城市才是正宗的工业重镇，可歌颂工人阶级的样板戏却选中了使用半两粮票的上海。只有在一些重大的节日里，在万人体育场的露天舞台上，几千名沈阳市产业工人才戴上柳条帽，扎上白手巾，齐声高唱：“真是个——装不完卸不尽的上海港，千轮万船进出忙。装卸工左手高举粮万担，右手托起千吨钢!”
       按我个人的记忆，《海港》的早期音乐中没有《国际歌》的旋律，1972年定稿以后，《海港》由原先教育青工安心码头工作的主题拔高成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这双重的“大主题”，交响乐队遂开始奏起激昂的《国际歌》，与此同时，音乐部分也把原来的《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旋律剔除得一干二净。天地广阔的上海港，高高的灯塔上写着“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戴着简陋的柳条帽的码头工人在同样简陋的劳动条件下热火朝天地干着体力活儿，这时期，在江浙民歌色彩的旋律中，《国际歌》以复调的形式出现了。2000年炎热的一天里，我在沈阳家中再次通过电脑看到这样的场面，听到立体声喇叭里《国际歌》曲调时，心中真如同中国百姓所说的，“打碎了五味瓶一样”。它的过高的调门今天已把自己逼进了“黑色幽默”情境，但它早年间的质朴和激情，“满怀豪情回海港……昨夜追舟江上闯，两岸灯火催快航。那时候惊涛骇浪扑胸上，狂风暴雨抽脊梁。向前方站稳脚跟眼发亮，驾汽艇，穿巨浪，举标灯，闪红光，挺直那腰杆头高昂，追上那驳船我们心花放……”依然让我们感慨地忆起中国工人阶级的奋斗历程。
       听说上海港今天已是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国际大港了，吞吐量中国第一，亚洲第二，世界第三，统统是集装箱运输和一流的装卸设备，内燃机吊车、越野吊车和龙门吊之类的设备都可以承载几十吨的重量，人力扛包和为散包而大动干戈的事情早已成为历史。今天的高中生们，还会为自己读过的十二年书抱怨码头工作么?而在劳动力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过渡的现代化大企业里，我们还会见到一贯正确的方书记、蓄意破坏的钱调度和为承载量仅仅“成吨”的大吊车激动得热泪盈眶的老马师傅么?〔责任编辑 杨 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