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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诃夫最有艺术魅力的小说是《带叭儿狗的女人》(有的选本并不选它)。最早读它觉得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体现社会上弥漫的一种迷惑、寂寞进而荀且偷欢的气氛。过几年又读觉得它是一篇唯美主义的小说，以白描法写出爱情和忧伤像水一样匀称而无处不到。以后我又读觉得它是一篇颓废主义小说，只不过颓废得很优雅。
       类似音乐方面的颓废是柴科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他正是在完成此曲不久而故意饮用不洁之水(当时彼得堡正流行霍乱)而死亡的，稍前他也因同性恋被一个民间法庭审判。我认为这第六交响曲，基本是一曲同性恋交响乐，叫颓废交响乐也行，而所谓“悲怆”只是一个小角度、甚至可能是柴科夫斯基故意为人掩人耳目、转移视线而起的。
       再举一个颓废诗人的例子——叶赛宁。从他《伤心的小咖啡馆》中，我们读到了落魄中的美丽，忧郁中的天真以及放荡中的纯洁。
       天才者的颓废值得注意，第一他们有颓废的资格(没错，平庸的人谈何颓废，就如同没有辉煌过的人无法堕落一样)，第二他们没有严肃认真积极向上的大段历史。
       我是50年代出生的，我们这一次受俄苏文化影响也不小。
       在我重新检点多年前大量阅读过的俄苏作品时，在以追索艺术性和追索生活本质的两条标准衡量下，我发现不少优秀的俄苏作家及其作品都含有颓废的成分。比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阿赫玛托娃的大量诗歌，甚至我认为托尔斯泰的暮年出走、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布尔加科夫的荒诞写作等等都属颓废的范畴。
       生活总有迷惑之时，当积极进取却方向莫辩，堕落又不符合心性和情操，无聊中的放松与温和的颓废便不失为一个中间地带。倒正是这个地带，更多地显示出了美。到现在，在我读过的繁丰的俄苏文学作品中，我更容易想起和琢磨的正是这些有颓废因素的作家和作品，再有个百八十年也不会过时吧。我觉得颓废这词愈发不是贬义了。
       叶甫根尼奥涅金是颓废的，当代英雄皮却林也是。陀斯妥耶夫斯基是颓废的，屠格涅夫也是。俄苏文化的传统里，本身就有一股颓废的潜流。那种颓废，有忧伤之美、变态之美、绝望之美，那是为了寻找真善美而不得的一种异化，那是一种不得已的、优雅的革命。
       多年前我还不能概括出这些体会，而文学史上总结的“多余的人”、“大革命时期的迷惘”、“精神分析法的文学实践”等说法都不能让我过瘾。那时我就去问自己，俄苏文化对我这样的中国文学青年和诗人，影响我们的魅力到底是什么呢?从中苏蜜月期，到解体后现在又叫俄罗斯的时期，俄苏文学对我们的魅力却没过时。现在，我对俄苏作品读得少了，也绝不会再去重读俄苏的大部分作品，但我会常反对头来分析以往读过的最优秀作品。
       在两国交恶(60年代)时期，在苏军侵犯我珍宝岛时期，我们仍觉俄苏的文化艺术是亲人、甚至是情人，我们冒着危险读“黄书”(如《安娜·卡列尼娜》、《白痴》、《卡拉玛佐夫兄弟》)，唱“黄歌”。
       暑假之夜。我们聚在楼顶/一把吉他，伴唱山楂树/那时我们还没长出胡子/唱得却像失过无数次恋/当唱到那车窗里灯光辉煌/我们齐望天上的串星星/那就算列车的无数窗灯/才明白那样的节奏叫四三拍/一强两弱，我们的心也这样跳/我们唱惯了进行曲，嗓子很直/乍一听这山楂树心就先拐弯了/觉得人家苏联的歌曲/比中国的又难又容易学会/那山楂树让我们越唱越茂密/虽然平台顶只有好几支烟囱/后来这歌成了黄歌不许唱了/我们轻轻边找边唱，黄在哪里/的确一唱这歌浑身就酸甜/就想看星星和树林就想坐下/想快点长大去山楂林下/有点山楂树的优愁活着挺有味/那时我们又傻又快乐似缺点哈/只好偷偷唱它，觉得这歌是黄/大白天的一唱，眼前也是黄昏。
       所谓的“黄”，其实就是一种迷惑的味道，也类似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的“怎么办”。它不是直来直去的政治说教，俄苏的不少歌曲里都有一种迷惑之美，忧伤得有点无聊，有些颓废(相对于积极进取而言)。这种内容与风格，与我们生活中的真实成分相吻合。而那时中国的歌曲，是想把人唱成钢铁、唱成螺丝钉、唱成中性人。可人家苏联，连革命歌曲都那么亲切，有人情味。
       我们也爱唱《海港之夜》，它是一首反法西斯战争时的前线歌曲，唱的是离别：再见吧亲爱的朋友，明天将远航，当天刚发亮，在那船尾上，只见蓝头巾在飘扬。这歌也唱得人浑身发软、心迷如醉，似乎进入一种美丽颓废的情境中。可事实上这歌却激励了前方将士。中国人和苏联人的音乐刺激系统可真不一样，我们的战士须听《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若听俄苏风格的还不就涣散了军心。
       即便是苏联政治歌曲或个人崇拜歌曲，也躲不开强大的俄罗斯音乐传统的影响，比如歌颂斯大林的歌也有比中国类似歌曲优美得多的旋律。六七十年代的我们，已会辨别好听不好听了，政治概念、革命禁令阻挡不住艺术发出的力量。被学校批评或批判为听“靡靡之音”的人往往是我们佩服的音乐专家，是我们私下要切磋的对象。长期的逆反心理使我们一听说“黄歌”、“靡靡之音”这词时，就有一种兴奋，欲一听为快。记得《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其中唱到“夜色”时有个半音，唱准了较美，用我们当时的反语是“用半音把夜色唱好了简直太反动了”。
       60年代末，我还不太清楚柴科夫斯基，但我会哼《天鹅湖》中的“四小天鹅舞曲”，是我连看了若干遍《列宁在十月》后学会的。虽然在电影中那是白匪军官和资本家欣赏的，虽然也认为四小天鹅的白大腿和那音乐是有点太资产阶级了，但太美了。
       小时第一次听到天鹅湖音乐时/只觉那音乐从天上的湖畔传来/我们社会主义的歌都地地上的/后来大人说它是资产阶级天鹅/因为无产阶级鸟非雄鹰即海燕/但柔软的天鹅音乐赖在我心里/我连续看了三遍列宁在十月/为了其中天鹅湖的片断/后来中国排了红色娘子军/里面有段舞乐竟像天鹅湖的/我就把那娘子军看成了红天鹅/革命的红天鹅都跷着脚尖飞着/比白天鹅瘦，像羽毛没长全。
       当然那时我也会哼《红色娘子军》中的一段快速舞曲，但我觉得里面最好听的音乐是老四(南霸天的狗腿子)的伴舞乐，特有个性，但我不能露出赞赏，因为那是地主阶级的。那时有大些的孩子告我：《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就是学《天鹅湖》的，我不太信。毕竟还是《天鹅尖》更好听，尤其“四小天鹅舞”的旋律。
       我后来学会了那段舞乐/也哼着让小女孩们模仿娘子军/却讲起天鹅湖，她们不懂/我说天鹅湖是世上最美的湖/她们说那就共产主义湖吧/她们提着脚跟跳着，我吹口哨/把天鹅湖和娘子军都吹串了/算是天鹅湖上的红色娘子军/路过的大人问你在干啥/我说正排演红色娘子军呢/大人问那她们干吗撩着小裙子。
       一般小女孩的裙子哪有裙撑儿?裙裙老耷拉着，当然得用双手撩着小裙子才像小天鹅，其实当时我基本没有不健康的心态，纯属为了艺术。当然，院里有些大一点的女孩骂我是流氓，我还质问：我怎么流了——傻×。
       1978年上大学时，已经可以敝开地读俄苏的小说、听柴科夫斯基及强力集团的音乐(那时肖斯塔科维奇等的带子还少)了。我们班上还真有好几个俄苏文化爱好者，大多都是有过插队或工厂经历的。这帮人在班里有点狂和痞，把年轻一些的同学玩得一愣一愣的。记得一个小同学下课后仍津津乐道拉赫美托夫(《怎么办》中的革命者)为练毅力睡钉床的情节，我们就表示不屑，与那小同学争执起，言受点皮肉苦不算啥、夏天睡钉床还凉快云云。小同学嫌我们吹牛，说要比试比试忍痛的能力。于是两个刚灌满开水的暖壶盖就打开了，看谁能把手掌盖在暖过来口的时间更长。一边出一个人，在中间人喊开始后同时将手掌压上壶口，颤抖着坚持着，也就四五秒吧。我们这边赢了，对方及其同伙输了我们一顿啤酒。当然事后我们告诉那帮后生，下次别用掌心压住壶口，掌心太嫩，易烫出泡，要偏一点，用皮较厚的地方压壶口。
       当时的外国文学课，我们几个老泡不怎么上，比如与其听老师以批判现实的概念讲解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斯妥耶夫斯基，还不如我们在啤酒馆里用心理分析谈梅思金，用遗传法谈卡拉玛佐夫兄弟，用情欲主义分析普希金。按着教学大纲，俄苏文学那一段，课堂上讲的比较狭隘简陋。我们跟任课老师、跟不任课的俄语系老师聊过，发现他们知道的比我们多，但观点陈旧，不令我们过瘾。好在班上颇有几个俄苏文化情结者，可以讨论而共进。可以说那时我们对俄苏文化的认识已有更开阔的角度。比如，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在十月革命以后就下坡了，也就是自杀还为自己挽回些东西；契诃夫早年的小说是挺好玩但很无聊，包括《变色龙》，与其中晚期的小说判若两人；大贵族托尔斯泰是有一点做作，那也是因其要实践自己的主义，怪难为他的；叶赛宁最好的诗还就是那些颓废风格的。有些话题的讨论是在学校后门外的澡堂子进行的。在热池子里泡得洋洋洒洒，谈完“顿河”中的阿克西尼娅、《复活》中的马斯洛娃、《樱桃园》中的姐妹们等俄苏性感活题，就该说点真格的了。比如辩论过：高尔基是无产阶级的伟大作家，但是不是后来就没意思了；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俄国的“未来主义”能否在世界掀起诗歌大潮；契诃夫远行萨哈林岛是为了探索黑暗还是故意选择的一次抑郁旋行；东正教传统下的俄苏文化与英法文化谁更是欧洲的主导；如果替斯大林或日尔丹诺夫考虑一下，你将怎么对待那些旧知识分子，等等。那个澡堂很便宜，半天只放入一池子水。我们把水都泡凉了，也没解决一两个问题，甚至争得彼此不快。
       80年代初期，我们已从内部刊物上读到了奥威尔的《1984》以及同学翻译的《动物农场》。不过，我们是把政治与文学区分开的，那我们也觉得奥威尔写得太狠了，还有点像意大利的安东尼奥把中国拍(摄影)得太惨了。我们在小说艺术上读研的是1917年以前的东西，但在社会主义思想方面，我们也大读了艾特马托夫、拉斯普京、小托尔斯泰、邦达列夫等不少苏联当代作家的作品。描写社会主义的情形或反法西斯战争的情形，的确很感人，比如那时我们班上有几个艾特马托夫迷——他们说艾特马托夫写得就像中国的故事。我们和他们有过一场论战，我们的武器除了《1984》还有索尔仁尼琴的《潘斯索维奇的一天》、《古拉格群岛》。其实心里，我们是含泪向苏式社会主义及其作品告别的，我们由《古拉格群岛》想到更宽的范围。
       90年代以来，有更多的当代苏联作品介绍到中国来。这令我豁然开朗，觉得俄罗斯的文学和艺术传统毕竟是一脉大山而绵绵不绝——没有因为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而中断。我们读到了布尔加科夫、布洛茨基、巴赫金的作品，更方便地就能听到肖斯塔科维奇。我感叹：当代的苏俄文化艺术，仍然优秀伟大。比如一阵一阵的，北京写诗的人偶尔也会侃一侃“拉二”(拉赫马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搞美学的会提起巴赫金，小说家有的会讲一讲肖斯塔科维奇。
       正好我也喜欢听音乐，已经从歌到曲了。也可从音乐的角度感受俄罗斯精神甚至历史。每一种时间地点都有即在的良心，在斯大林时期，同是俄罗斯的良心，更多的知识分子被流放甚至枪毙了，而肖虽受过批判，但后来又获了一连串政府授予的殊荣，即一堆国家级的奖章奖金。这种反差令肖经历着内心更复杂的折磨，那是能令人发疯的一种矛盾。肖不可能上街游行或起草革命纲领，他只能写音乐，就像酗酒一样。我们在他的音乐中听出了恣意的痛泣和尖锐的抗争。
       表现前所未有的现实，最好有前所未有的音乐手段，于是独特的肖斯塔科维奇成为俄罗斯音乐高地上的新山峰。
       肖在逝世前4年，写出了最后一部交响曲，专家们说：比他70年代以前的交响曲都要从容明朗多了。他的经历太多，从列宁时期到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及至晚年的病榻，肖必有所看透吧。心累了，需要总结，然后休息，于是这第15交响曲也便有了种终极哲学的意味——人生与精神的无限相通。当然，肖在此前，他的第14交响曲已经想透了死亡的问题(思想和形式都丰富，比如人声为主要声部)。
       肖的死因是心力衰竭，的确他是用心过度地人，据说他死时比较平静，因为该做的他都做了，说得虚荣一点，他也是眼见着自己的音乐成就散播世界的人——前苏联的不算，国际上给他的荣誉就有十多项，他当然可以瞑目了，他一点不冤，比起那些英年被摧的人。
       俄苏文化的延续，是俄苏裔文学艺术家的直系。可能还是直系的后代更有出息吧。比如纳博科夫写出了具有新文学的《洛丽塔》、《黑暗中的笑声》，那是在形式和内容上已经超越俄苏地域的世界级小说。比如拉赫马尼诺夫，其钢琴曲显示的是比俄罗斯精神更宽大的东西。
       2000年，俄罗斯红星歌舞团又第若干次地来中国演出，观众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一辈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们。他们的怀苏情结体现了一种自珍理想、青春无悔的情操，这让后生们不太容易理解。像《青年近卫军》、《共青团员之歌》，鼓舞了多少中华儿女为埋葬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意志和行为，它们几乎算“小国际歌”了。像《铁匠》、《丰收之歌》、《喀秋莎》也都体现出了奉献中的甜美。观众中不乏老留苏的学生，以俄文跟唱，唱的岂止是社会主义，也是自己呀。俄苏歌曲的中文配译薛范说过：那时我们满怀热情地无私劳动，那个时代我们现在也觉得是美好的。
       无独有偶却又性质不同的，是体现歌剧世界级水平的《黑桃皇后》，在捷杰耶夫指挥下访华的演出。这一台歌剧，从指挥到器乐到演唱者，都是“大都会”或“斯卡拉”的级别。它的影响，是超越柴科夫斯基、超越苏俄的。它的中国观众多半不是“红星”歌舞团的观众，而是一些更纯粹追求艺术的年轻一代，他们把捷杰耶夫看成了像卡拉杨、祖宾梅塔那样的人，把演出当成现场的发烧享受。这种现象让我也很感慨：历史真是在向前，眼见着就跨过了一代；热爱俄苏社会主义时期歌曲的人们，令我心里为他们酸甜，而迷恋霍洛维滋拉赫马尼诺夫肖斯塔科维奇捷杰耶夫的人们，令我振奋。
       相对于改革，相对于走向世界，在现代思想的亮度面前，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俄苏文艺，对于不少五六十岁的中国人来说，那种俄苏文艺的阴影是温暖的、是有理想情操的。俄苏文化中，年富力强的接班人，是更正常更理智更具艺术含量的音乐诗歌小说。幸亏我年纪还不特大，思想上还有时间转型。我暂时是脚踩两只船，既因“红星”团的演唱几乎流泪，又为捷杰耶夫的《黑桃皇后》而欢欣；既因艾特马托夫的《查米丽亚》、《别了，古力萨雷》而忘食，也为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而不寐。
       真正的艺术是永恒的。更年轻一些的诗人小说家，他们在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古米寥夫、阿赫马托娃的著作中，也能直接找到对应当代有关心灵、生命、艺术、永恒等问题的启发。他们乃惟艺术是尊的一代，不像我们这拨在俄苏文化的作家作品中，同时也读出了人格、责任、牺牲、迷惑等味道。
       〔责任编辑 杨 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