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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念大牲口
       城市的街头，偶有一队拉着炭车的骡子敲打过午夜，总令我如陷梦境。
       ——题记
       大牲口不惟指体形而言，更要说体态，仿佛相人。在与牲口同食同住同样劳累的过去的农民眼里，大牲口的定义是挑剔的：马是当然的大牲口，骡子也是，而同样体形庞大的牛和驴子就不配这个称呼。骡子除了耳朵比马大一些，体形体态均相差无几，好样的骡子比马还要高大剽悍，是当然的大牲口；而牛则过于呆笨和臃肿，还有两只恶狠狠的犄角，鼻孔里穿根棍子，蹄子也是裂开的，基本上算是破了相，顶多算羊的变种，毫无可审美之处，与大牲口的优雅相去甚远。驴子虽然有时在人的恶作剧里做一次马的丈夫或妻子，是哪一匹骡子的父亲或者母亲，但长相滑稽寒碜，尤其鸣叫不堪入耳，或有高大者也不过高脚的小丑，难入大牲口之流。据作家王小波的朋友刘晓阳说，草原上不能有驴子，因为马群见了驴子如同人见了鬼，大惊之下争相逃命，而驴子则视马为表亲，紧追不舍，结果就会把马的肺都跑得“炸”掉。看来，在拥有自由权利的马那里驴不但不可以是配偶，简直是可怕的异类。但在华北的黄土高坡上就不是这样，除了长犄角的家伙，拉车一族基本上是可以通婚的。在这里，劳累程度不下于牲口的过去的农民，基本上是丧失了审美观念的，他们或许能够感受到优雅，但他们对一切赞美的表达只浓缩为一个干脆的字眼：好!在我的感觉里，它们对大牲口的定义是比体态更深层次上的“灵性”，他们相信一切马通人性的传说，而对牛的麻木和驴的尖滑的成见根深蒂固。我曾想，农民们像牛一样呆滞麻木的外表下，其实包藏着一颗柔软和挑剔的心。他们对牛的瞧不起很大程度上由于它们映射着他们的生存方式，而对驴的近乎鄙夷的不屑，则说明农民对好逸恶劳的深恶痛绝。——但似乎也没有这么严重，驴的偶尔使脾气只是令农民们哭笑不得，他们抽打它，火冒三丈地喝骂它，最后干脆也坐在一旁跟它怄气，但车最终还是要拉走的；牛也不是绝对麻木的，偶尔在紧要关头也会像驴一赖在地上不起来，农民们就编了“老牛上坡，屎尿怪多”的顺口溜来嘲笑它。与驴子不同的是，牛的耍赖是在努力之后才放弃，而驴干脆见困难就卧倒了。
       无论如何，牛和驴的这些特点使它们无缘大牲口的称呼——也不仅仅是称呼，还有更实际的——称呼不同待遇就不同，牛和驴子吃的的草，而大牲口是拌着豆类的草料，所谓“马不吃夜草不肥”，大牲口半夜里还要吃一顿夜宵，而主人三更半夜披衣起床拌料也毫无怨言——事实上，牛和驴子干的活计并不比大牲口少。农民极少单独称呼马或骡子，他们把它们统称为大牲口，对着它们说话、打手势，生了气也像打自己的儿子一样打它们，但对它们还是相当敬重的，下雨天耕作时总不忘把自家的炕单给它们当雨披，我想这种敬重情结不仅仅来自于传说，马的确是很娇贵的动物，但它们从不娇宠自己，它们卖力地拉车、卖力地耕地，有时候竟会因劳累筋疲力尽而死。这种足以使作为合作伙伴的农民们肃然起敬。听惯了古战场上义马救主、驿马奔跑而死的农民们，看见自己的马竟然也会为耕地大汗淋漓，怎能不心生感激。二十年前，华北农村所有的牲口棚都叫马房，其他牲口的名字则被以一代之，忽略不计——只有马才拥有与人对等的“户口本”。
       我见过的大牲口最威风的时候，是八匹高头大马拉着轮船似的胶皮轮大车从村中大道上隆隆而过，车把式的长鞭在半空中荡漾。驾辕的其实常常是一匹大青骡，气宇轩昂，状如天神。那个时候，马也是集体生活集体劳动，从未见过它们垂头丧气的时候，劳作时精神抖擞、热气腾腾，吃料时神情安闲、细嚼慢咽。农民们常常忍不住伸出手去抚摸它们潮湿光骨的头颈。我家曾有过一匹从部队退役下来的老骡子，它大概以前从未拉过车，往地里送粪时，每到路拐弯的地方，总是先站住转过方向，才继续往前拉，因此把前胛蹭破又生了老茧。但它始终温和如老人，我曾经出神地盯着它硕大的脑袋和俊俏黑亮的大眼睛看，心中充满了敬畏。而当尚不及它的肚皮高的我伸出一枝绿叶去，它又亲切地垂下头来叼住它，宽大的唇温柔地衔住，用整齐的大板牙噌噌地嚼。它感激地看着我，神色平静，我伸出手去，它就凑近来让我抚摸，送我一个又大又长的脑袋抱个满怀，带着浓浓的牲口的汗息。
       我们的伙伴中有一位的父亲是配种能手，因此我见过并无法讳言大牲口交配时的触目惊心。我们常常偷偷地趴在马房的墙头，看他双手端着大种马那湿淋淋的硕大物件准确地传送，他那个时候更像一个出色的修理工，对机器的零件和性能了如指掌，把握得游刃有余。而大种马则凶相毕露，咬着母马的后脖颈盲目热情。配种能手的本领主要体现在对催情药物的配制和对大牲口做爱的节奏的掌握。对我们来说，假如看到的是马配马、驴配驴都见怪不怪，假如是马跟驴交配，则会生出莫名的感慨，忍不住大叫起来：骡子骡子!马跟驴配的结果的确要生骡子，这种性别不明的家伙常常被人用来互相辱骂。但假如忘记配种场，我们对高大的骡子同样还是敬重的。补充一点：我们那里把种马叫“儿马”，把种驴叫“吊驴”，而骡子的确是“阴阳同体”的怪物。
       大牲口指的是耕地拉车的马和骡子，我不知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对它们是否适用。二十年前的长辈们对不拉车的马和骡子直呼其名，十分生分。
       常有小马驹跟上大牲口远途拉炭，不幸被公路上的汽车把蹄子压折了，就被用石膏包扎起来，每天三只脚站在木桩前沉默。它每顿喝上好的米汤，但如果骨头恢复得不好，最终是要被送去屠宰场的——出世不久的它，无缘劳动，便从此无缘生命。那个时候，汽车已经多了起来，胶轮大车渐渐被闲置，大牲口也被分配到各家各户的名下，就是周立波小说《暴风骤雨》里描术的，虽然还在一座马房里养着，但已经属于私人财产了。后来，马房渐渐空寂，喜爱大牲口的拉回家去自己养了；喜欢农机的，就把大牲口转手，或者干脆送去屠宰场。大牲口渐渐被手扶拖拉机替代。许多年后，农村的牲口依然很多，但都是曾被瞧不起的牛和驴子，而大牲口几近绝迹——它们过于娇贵，动不动就掉膘，已经没人有心情和工夫费心照料它们了。我常常想，或许有一天，大牲口也会成为珍稀动物吧。
       现在，我在回忆中越来越逼近乡村，然而我知道它们离我越来越远了，曾经是它们的王国的乡标，而今，它们已经绝迹。
       怀念大土炕
       铺被子 二十年前，睡的是大土炕。我们兄妹仨跟奶奶挤到一个炕上睡，冬天，为了省一炉子火，爸爸妈妈也跟我们挤在一块儿。
       那年头，经常停电，正如晚饭，忽然一下全黑了；半夜睡得正香，眼皮子突然烤得发红，电灯又亮了，照得人睁不开眼睛。所以晚饭后铺被子，经常点油灯。早就发黄的粉墙上人影巨大，摇晃着，像魔鬼。妈妈铺被子了，厚厚的被子简提起一头来，遮暗了半壁墙，呼通一声铺下去，灯苗子忽闪忽闪，很快又站正了。我们蹿上去，争着压被窝，被窝白天刚晒过，飞出香甜的尘土来，那是太阳的好味道。奶奶铺被子了，一头压枕头上，驼着背膝行到窗根下，把另一头折回一点来，为了脚暖和。
       我们在被子上滚来滚去，柔软的棉花下，是厚实坚硬的土炕，好不舒坦，好不踏实。妈妈说，压着被子别动，要不压不暖和。我们就不动了，弓着身子笑，像三条快乐的虫子。妈妈凑到油灯下去纳鞋底，等着去大队部开会的爸爸回来。弟弟开始哼哼了，想哭。妈妈问怎么了，不听说，困了就睡吧。弟弟说屁股眼痒痒，拿手指头去抠。妈妈说肯定是肚子长蛔虫了，就拿火柴棍缠了一缕棉花，蘸了香汕，叫弟弟撅起屁股凑到油灯下，把香油火柴棍伸到屁眼里去钓蛔虫。钓来钓去，没钓出来，弟弟嘻嘻地笑，我们也嘻嘻地笑。后来弟弟说不痒痒了，要睡，妈妈就让他趴到被子上先睡一会儿，别让火柴棍儿掉到屁眼里去。没有人说话了，我瞅着炉子里的火出神，胡思乱想一些神神鬼鬼的事。妹妹早就睡着了。
       半夜里要尿尿，伸出手去觉得有点冷，才发现已经光光地钻进自个儿的被窝里了。炉子里的火照得屋子红通通的，一家老小的鼻息此坡彼伏。远处有狗在叫，模模糊糊，邻家屋檐下的鸽子咕咕地在窝里乱动。懒得再喊奶奶取尿盆了，趴在枕头上又睡了过去。
       后来家里盖了新房子，大土炕不时兴了，个人睡个人的床，得站在地下铺被子，早忘了在土炕上跟被子摔跤的滋味。如今离家在外，租别人的房子住，床也是人家的，偶有一次坐在床上铺被子，倏忽间时光倒转二十年，冷寂已久的心被回忆化成了水，含着泪坐在那里，想起刚刚盖新房时，奶奶还在抱怨着：怎么不盘座炕呢?唉，叫人睡不踏实。
       黄油布 桌面大小的一块黄油布，方方正正地铺在炕中间，穿开裆裤的弟弟妹妹在油布上爬来爬去，像两只蛤蟆在水洼里游泳。黄油布有点神奇，色调和质地都像百货商店里卖的果丹皮，光胳膊光腿刚沾上有点凉，转眼就暖和了。弟弟妹妹尿来尿去，总是一擦就没了尿渍。家里吃饭，各有各的位置，妈妈在灶前，就坐在柴火槽上，围裙还系在腰里，为了方便饭后洗涮；爸爸拉把椅子趴在灶台上吃，奶奶就率领着我们兄妹仨坐在黄油布上吃。我们把咸菜和蒸白萝卜条掉到了油布上，奶奶就捡起来吃了，也不在乎小家伙们天天在上面尿尿。黄油布，是我们童年的水洼和饭桌。
       逢年过节，奶奶生日，亲戚们来了一群，黄油布就遭了罪。总是把比它小一圈的饭桌摆上去，四条腿把黄油布踩出四个凹来。后来我看到城里人把油布铺到桌子上面，感到奇怪，仔细一推敲，也不能把油布铺在桌子腿下，他们的桌子底下是地板，不是大土炕。
       没必要保护炕单的时候，黄油布也会到院子里转一转。夏天的午后，奶奶把黄油布铺到院子里，把弟弟妹妹放到上头，叫我看着，她背了个布袋去大队菜园领大葱和黄瓜。院子里有八棵苹果树，树下长满了苔藓，屋子前面的这一块儿地凉爽而干燥，我们躺在那里看天，看云，看鸟，看蚊蝻乱舞。黄油布传递着大地的坚实和温和，我们滚来滚去，很舒服很快乐，累了，躺一躺，原来大地是个大土炕。
       讲故事 爸爸是个矮个子，往土炕上一躺，就成了个大个子，头靠在被子垛上，脚跟伸到炕沿外。这个姿势，对我最具吸引力，那说明他要开始讲故事了。爸爸有一肚子的故事，啥时候讲倒一倒就是，讲起来还有点神道道的。但也有例外，有一次爸爸指手画脚地给我讲“草船借箭”，诸葛亮刚叫开船，有人来找爸爸了，他们抽了一会儿烟，说着话。来人走后，我叫爸爸接着讲，他习惯地问：讲到哪里了?我赶紧说要开船了。爸爸皱着眉思考着说，船开了说什么呢?我说讲诸葛亮在船里干什么呢。爸爸哈哈一笑说，在船里跟干部们开会呢，没啥讲头。他对妈妈说：我也开会去呀。下炕去了大队部。我觉得有理，就自己去睡了。
       秋后的玉米棒子晾干后，用平底大箩装得冒了尖，抬到土炕上去，一家人围着脱粒。爸爸力气大，用一根铁刺把玉米棒子刺出一道道沟来，刺一道，像理发的推子在脑袋上削一道头发。奶奶和妈妈用手指刺过的棒子的粒全部拧下来，我们兄妹仨也插手帮忙。这个时候爸爸喜欢讲长篇侦破故事，弯弯绕绕，引人入迷。因为爸爸的故事讲得好，大伙儿干活儿都不觉得累，效率还挺高，一会儿一大箩，金黄晶莹的玉米粒溅得土炕上到处都是。
       我上初中后，才发现爸爸是个文学青年，偷偷地写小说，他的柜子里有一捆捆的退稿。爸爸讲的故事，有的是从书上看的，有的是他自己编的。
       听广播 土炕上除了我们经常尿尿，每天还要专门给墙根倒碗水。那里插着一根铁丝，铁丝连着窗户框上挂的广播。广播与后来的收音机不同，需要有一根铁丝做地线，播放效果不好，播音员嗓子里像有了痰，只要给地线上浇上一碗水，播音员的嗓子马上就下了火，声音变清晰了。
       我和爸爸妈妈都爱听广播里的评书和长篇小说连播。奶奶听不懂，每天中午十二点半，她做饭，其他人听广播。总觉得评书太短，还没听几句就且听下回分解了。不过爸爸还是很满足，从集市上买回一个外面有漂亮的木壳裱着花纹布的新广播，但我觉得效果不如旧广播好，说评书的人像感冒了。
       那时的广播其实就是个扬声器，把现在的收音机、录音机里的扬里器拿出来，放大几圈，就是广播了。它的节目来自镇上的总机，属于最早期的有线广播。后来就有了那种带木壳的，还有一个跟电灯上一样的开关，不想听了，拉拉绳子就没声了。不过开关很少用，因为广播总是中午才开播，下午就没节目了。
       评书之后是每周一歌，一个星期播七遍同一首歌。每周一歌时间我们吃午饭。坐在土炕的黄油布上，正午的阳光从窗户纸中间那一小方玻璃射进来，能看见有细尘在飞舞。妹妹只吃奶，妈妈就喂我和弟弟吃饭，萝卜炒面条，我们吃白面，大人吃玉米面。吃两口，站起来跑一圈，夏天土炕上就是一张篾席，上面铺着炕单，赤脚踩在上面，又滑又坚实。在土炕上跑，是永远找不回来的结实的乡愁了。
       〔责任编辑 杨 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