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诩是曹操集团的重要谋士，时人称他“有良、平之奇”。陈寿将他与著名的颍川士族领袖苟或、荀攸合写一卷，居于非常显赫的位置。然而，后世史学家从东晋袁宏开始，就对贾诩的为人提出了不同甚至是否定性意见。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贾诩甚少关注，本文拟对贾诩其人作些初步探讨。
一
贾诩(147－223)，字文和，东汉武威人。武威贾氏乃贾谊之后。祖父贾衍，东汉兖州刺史。父龚，轻骑将军，徙居武威，生二子：缲、诩。
贾诩天资聪颖，年甫弱冠，被地方举为孝廉，入朝为官。汉阳(今甘肃天水市)名士阎忠非常赏识，认为他“有良、平之奇”。他的机智权变从一件事上充分显示出来。汉灵帝光和二年(179)，他因病辞归故里，行至汧(今陕西省汧阳县)境，被反叛的氐人俘虏。贾诩对其首领说：“我段公外孙也，汝别埋我，我家必厚赎之。”太尉段颎久为边将，威震西土。诩本非颎外孙，只是急中生智，借段颎威名以骇唬对方。氐人果然不敢杀害，礼送之，而同伴数十人全部遇害。
灵帝末，复入京。凉州军阀董卓擅权乱政，因同为凉州人，贾诩受到董卓信任，以太尉掾出任平津都尉，又迁讨虏校尉，担任董卓女婿牛辅的军师。初平三年(192)初，董卓被杀后，长安大乱，牛辅部将李催、郭汜等求赦不得，欲解兵逃归乡里。贾诩对他们说：“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幸而事济，奉国家以征天下；若不济，走末后也。”李催、郭汜等人从之，乃一路收兵，回攻长安，杀王允等文武大臣，控制了东汉小朝廷。李、郭二人为感谢贾诩，欲给他封侯升官，他坚辞不受，最后拜为尚书。在他任尚书典选期间，“多选旧名以为令仆，论者以此多诩”。李催、郭汜混战长安，他被李催任为宣义将军。这期间，他往来于李、郭两大军阀之间，在劝说双方停战、放汉献帝离开长安、保护大臣等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汉献帝逃出长安后，他上还印绶，建安元年(196)初，辗转投奔到南阳张绣处做军师。
凉州军阀张绣在南阳立脚未稳，又夹在曹操和刘表之间，形势极为险恶，军中缺少谋士，所以对贾诩的到来非常高兴，以长辈待他，恭谨执子孙礼。贾诩为张绣谋划了三件大事，改变了张绣一生的政治命运。一是说服张绣和荆州牧刘表连和，二是帮助张绣打败了曹操的多次进攻，三是审时度势，公开拒绝袁绍拉拢，劝说张绣归顺曹操。时在袁、曹官渡大战前夕，张绣归顺，解除了曹操的后顾之忧，故曹操非常高兴，表拜张绣为扬武将军，并结为儿女亲家以固之。并对贾诩说：“使我信重于天下者，子也。”表诩为执金吾，封都亭侯，任司空参军事。53岁的贾诩归曹，是其后半生政治生命的重大转折。他的才略智谋，在为曹操实现北方统一、建立霸权政治和实现汉魏禅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在官渡之战中帮助曹操坚定战胜袁绍的必胜信心。建安五年(200)秋冬之际，在大军粮乏不继、曹操有退兵之意而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分析道：“公明胜绍，勇胜绍，用人胜绍，决机胜绍。有此四胜而半年不定者，但顾万全故也。必决其机，须臾可定也!”贾诩的“四胜论”对袁、曹双方统帅政治军事才能的对比分析，准确精辟，大大坚定了曹操取胜的信心。战后，贾诩升任太中大夫。
二是劝谏曹操南征孙吴。他认为曹军在不长时间内，连年用兵灭袁绍、征乌丸，夺荆州，需要稳固内部，壮大力量，对孙吴集团造成威慑之势，则用不了多少年即可不征自服。但曹操对其建议未予采纳。
三是献“离间计”打败韩遂、马超。建安十六年(211)，西凉地区韩遂、马超军事集团被逼而反，曹操率大军亲征。曹操问计于贾诩，他说“离之而已”。曹操心领神会，很快征服了韩遂、马超，平定关中。
四是帮助曹丕稳固继承人地位。建安十八年(213)以后，曹操代汉自立的步伐加快。但在选立继承人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定。曹丕和曹植各自树党结派，斗争非常激烈。曹丕暗中问计于贾诩，他建议应低调做人，恭谨处事，以孝为先，不违子道。特别是曹操向他征求意见时，贾诩以袁绍和刘表废长立幼的失败教训，希望曹操不要步其后尘。正因如此，在曹丕继任魏王后不到一个月，马上将贾诩升为太尉，进爵魏寿乡侯，以报答他对自己的支持。
五是劝谏文帝南征。曹丕即位后，颇具雄心，想短时间内一统天下，征求贾诩意见。贾诩对三国形势作了透彻分析后，认为时机不成熟，反对匆忙对吴、蜀用兵，结论是：“臣以为当今宜先文后武。”文帝不予采纳，结果导致多次南征失败。
魏黄初四年(223)六月甲申，贾诩病死，终年77岁，谥为肃侯。
二
贾诩一生，可谓以智谋始以智谋终。纵观其一生行事，有以下几个特点。
权变机警，料事如神。贾诩凭借智慧，随机应变，化险为夷，度过了一个个险关。其谋略突出体现在军事方面。一是他善于从战役全局形势进行分析而作出正确判断。他刚到南阳不久，就遇到曹操来征。张绣不听贾诩的反对而率军追击，结果大败而归。这时，他却建议张绣整兵再追，而且预料必能大胜，果然不出所料。当张绣问他为何先败后胜的原因时，他解释说：曹操足智多谋，在双方还没有大战情况下主动退兵，曹操必然亲自断后。曹操兵多将勇，我军肯定不是他的对手。在摧破我军有生力量后，曹操必然轻军速进，急于回去处理变故，即使留诸将断后，亦非将军对手，所以，必能取得胜利。二是善于对领兵将帅进行性格与能力分析。官渡之战时他对曹操总结的“四胜论”充分体现了他这方面的才能。三是善于使用攻心战术，分化瓦解对方。如在征韩遂、马超时，他生长边地，对凉州兵团的战斗力和其首领能力特点非常了解，所以，他向曹操建议对韩、马实行“离间计”，很快智破韩、马，平定关中。
深研兵法，不专儒学。东汉时期，独尊的儒学思想虽然也波及到边远地区，但不占主要地位。贾诩出生在僻处西凉的武威，仁义礼教的道德规范本就淡化，与游牧民族激烈斗争和杂处的生活体验、严峻的生存环境的考验，导致贾诩更不会去在意那些已经变得虚无缥缈的道德礼教，对东汉政府所竭力提倡的名节观念更为淡薄。贾诩一生对兵法权谋之学有很深入的研究。根据《
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三》记载，经过魏晋南北朝400多年的战乱，直到唐初，还残留有他钞写的《孙子兵法》一卷，和他所写的《吴起兵法注》一卷。从他深谙军事谋略来看，他确实对兵法权谋之学情有独钟，造诣颇深。
深谙人性，以术济身。贾诩能在军阀丛中纵横捭阖，没有特殊的智慧是做不到的。他对人性格心理的分析十分透彻，对形势的把握也比较准确。他假冒段颎外孙以脱大难，就是摸透了氐人畏惧段颎的特殊心理。贾诩从华阴军阀段煨处转投南阳张绣，很多人对此不理解，他说：“煨性多疑，有忌诩意，礼虽厚，不可恃，久将为所图。我去必喜，又望吾结
大援于外，必厚吾妻子。绣无谋主，亦愿得诩，则家与身必俱全矣。”他走后，段煨的作为果如他所料。在曹丕、曹植兄弟结党相争时，彻底摸透曹氏父子心理与各方形势的贾诩，表面上冷眼旁观，暗中支持曹丕，为赢得生荣死哀与最大的家族利益铺平了道路。
超然事外，明哲保身。贾诩投靠曹操后，自以不是曹操集团旧人，“而策谋深长，惧见猜疑”，唯恐招来不测之祸，便故意韬晦示拙，从不主动向曹操投策献计。而曹操集团内部连绵不断的政治纷争，更使深于权谋的贾诩极度小心，只能政治上不求进取、处事上明哲保身。晚年的贾诩“阖门自守，退无私交，男女嫁娶，不结高门”。官渡战后，他始终未得到曹操重用。他担任太中大夫长达20年而未升迁，便是最好的证明。
贾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他的智谋才华得到举世公认，但在三个方面却最受后人訾议：一是他归曹前的投身非所；二是他反对东征孙、刘；三是他的个人品德。
先说他的投身非所。贾诩出身武威，很自然地和凉州人有种特别的亲近感。而胸怀“良、平之奇”的贾诩，在凉州人圈子里很有名气，自然成为董卓拉拢的重点对象，贾诩对董卓似乎也深怀知遇之恩。问题不在于他投靠董卓本身，而在于他的作为。当时许多名士大臣如蔡邕、黄琬、苟爽、杨彪等人虽也附和董卓，但后人却并没有苛责他们，因为他们是不得已，而贾诩却几乎是真心投靠。他因母丧去官，本可以借此脱离虎狼之地，但他回来后却仍然投身于军阀怀抱。身为汉官，本可借护佑汉献帝之机洗刷政治污迹，但他却上还印绶，复投于凉州军阀段煨营中。特别是他打着为董卓报仇的旗号，鼓动凉州军阀回攻长安，“相攻击连月，死者万数”。给关中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无怪乎裴松之斥责他片言只计即导致“邦国遘殄悴之哀，黎民婴周余之酷……诩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
再说赤壁之战。曹操征服荆州后，决定一鼓作气彻底消灭孙、刘集团，曹操没有采纳贾诩的反对意见，结果大败而归。贾诩反对的理由是：“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对贾诩的见解，后世提出反对的人不少，如裴松之认为：一则荆州地区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为孙、刘两家所必争。而“荆人服刘主之雄姿，惮孙权之武略”，非靠怀柔所能达到征服之目的。二则曹操既得荆州后，正可以“资刘表水战之具，藉荆楚械榷之手”，一举完成统一大业。若“不乘此取吴，将安俟哉?”三则退一步说，要想保住荆州，也必须征服或削弱孙、刘势力。因此，东征孙、刘乃当日时势之必然，既有必征之理由，又有可征之条件。至于赤壁之战失败的责任不能归诸曹操决策的失误。揆诸当时情势，裴松之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史载曹操谋士中除孔融、贾诩外，不见有其他反对者，说明东征非曹操的一意孤行。贾诩的反对理由既苍白无力，对形势的判断也昧于大势。
最受后人訾议的是贾诩的政治名节与个人品行。贾诩一生以智谋闻名，发言指踪，确乎超出常伦。然而，他却将自己所有的智慧都用于如何保持身家性命与政治地位方面，无论在政治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还是在对待朋友同事的品德方面，贾诩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而置原则、道义于不顾。为了个体生存的需求，他可以将一切社会道德约束、政治名节等抛掷一边。他对董卓的感情与对汉献帝的态度恰成鲜明对比，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他对政治名节的态度。在遇到劫匪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自己活命，至于其他人，则根本不予考虑。他与凉州军阀张绣是老乡，也是世交，张绣对他执子孙之礼。可是在张绣受到曹丕羞辱而自杀时，未见他出一言相救。诚如史学家王鸣盛所论：“智计之士见利忘义，不可保信。以此始者，必以此终。”陈寿说他“权以济事，咸此类也”。恰恰说明他一生都在“诈术”中度过。当孙权听说他升任太尉后，感到非常可笑，可见他在时人心目中所处的地位。如果将贾诩和他同时共事的著名谋士如荀或、荀攸、程昱、郭嘉、刘晔、崔琰、毛玠等人稍作对比，其对名节的重视程度与人品之高下，便立见分晓。陈寿说他“算无遗策，经达权变，其良、平之亚”，就智谋而言，诚为笃论，但如果从品行名节等方面来衡量，确乎难以和张良、陈平等量齐观。
总之，贾诩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智谋超群，“算无遗策”，汉末群雄谁都不能轻视他，然而却“谋”有余而“识”不足，善于谋身而不善体国，其智谋才华不免流于权术诡诈；他“经达权变”，纵横权术，生荣死哀，子孙昌盛，成为武威贾氏望门的始祖；他轻忽名节，德行有阙，又成为当时与后世訾议的对象。但是，贾诩生活在汉末乱世，不得不仰仗权术以济身。而他的鄙夷名节，重谋轻德，不仅因他出身凉州深染胡风所使然，也是汉魏之际儒学衰落、名教废弛，“尚通悦”、慕通达社会思潮与风尚变化在他身上的反映。要之，“孔雀有毒，不掩文章”，是者自是，非者自非。我们不能完全用今天的价值标准去衡量一千多年前的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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