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对媒介的阅读，历来就存在着数字阅读与文字阅读两种方式。中国古老的“八卦”与“河图洛书”的阅读，中世纪西方“塔木德”学派对《圣经·创世纪》的阅读，都含有数字与图像相互推演的理路，可以视为传统文本阅读中潜隐的某种原始形态的数字阅读。如今作为数字阅读对象的数字化媒介，部分地装备了传统阅读中缺乏的象数思维工具，使文本阅读比率相对于数字阅读比率逐年下降，传统的文本出版也相对萎缩。但是，数字出版对文本出版来说，只能是一种补救而不是一种取代。创造和使用多种多样的媒介是编辑出版人创造本质的全面发挥，当代的数字智能阅读器只能方便和丰富人类既有的阅读和出版方式，无法完全取代人类传统的文本阅读与出版模式。编辑出版学专业应当教育学生既能从事数字阅读又能从事文字阅读，并且培养出掌握两种出版技能的新型编辑出版人才。为了数字媒介的快速普及，也为了文本出版的持续发展，我们有必要全面加强编辑出版学的专业教育。
关键词：文本阅读；数字阅读；出版；媒介；编辑出版教育
中图分类号：G20；G23；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8)06－0173－10
阅读研究、出版研究、教育研究各有专门著述。但把这三个专题放在一起，着重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综合研究，尚未见到前例。这个命题是韩国出版学会会长、韩国中央大学教授李正春先生提出的，前提是从数字阅读与文本阅读的比较研究谈起，兼谈出版与教育如何为阅读服务。这个第13届国际出版学学术研讨会“主题发言”的任务，2007年8月由中国编辑学会落实到我的头上。仿佛面前是个“山门式”的又古老又新奇的宫殿，我不知道该怎么进去，更不知道能不能登堂入室，探出几卷经藏或几件宝物来。只好先找几本专史研读。中国有关如何读书的记述文字很多，但零碎得很，散见于经史子集种种著作的凡例、序跋和笔记杂著以及现代报刊之中，不胜剔抉。只好找来一部加拿大Alberto Man－guel著的《阅读史》(A History Of Reading)研读，编辑史和出版史读了复旦大学姚福申先生著的《中国编辑史》、武汉大学曹之先生著的《中国古籍编撰史》和北京出版科研所原所长叶再生先生著的《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钱存训先生著的《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等。教育史方面，着重研读了几种中国古代的“书院史”和“学堂史”。“书院”教育实际上就是古代的出版教育。在研读这些古籍的过程中，忽然发现古人对“八卦”、“河图洛书”的阅读，实际上是一种原始的图像数字阅读，而且与西方“塔木德”学派对古本《圣经》中的图像的阅读十分相似，都是运用“象数逻辑”的思维方式来领悟古籍中的事理、感情和意义的。而现代对电子读物的数字化阅读，则是靠专门的电子阅读器对文字、图像和声音等作全息式阅读并同时参与再创造的精神文化交互性活动。现代的媒介教育也与古代的认字读书、编书出版教育大有不同，已经发展到基于人的社会文化关系而形成的媒介素质、知识智能与新型科技三者紧密结合的复合式教育。本文顺着这种思路，走进“山门”，沿着三条回廊曲径通幽，探讨了有关传媒的阅读接受、编辑出版与教育教学的一些学理。因为第13届国际出版学术研讨会对主题发言时间有限，作者特别作了课件，以图配文，直观易懂，效果尚好。今将全文修订发表，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阅读是人类沿着媒介的阶梯，攀登文明高峰的自我修炼，是人文精神发展的内在需求
“阅读洞穿书山路，走出现代文明人”，这是一幅图书广告的题词。广告的设计图样是：一大排山脉似的书籍，蜿蜓若巨大的长龙。书山那头是长发、赤脚、裸体、腰围树叶的蒙昧人，书山这头则是肩背书包的现代大学生装束的年轻人，就像中国播映的电视连续剧《五星大饭店》中韩国女孩金志爱和中国男生潘玉龙协同旅游的模样。广告的创意正如题词所说——人类是通过阅读，穿越书山隧道，走到现代文明社会的。我们当今的编辑出版教育就是培养人们学会并熟练掌握纸印出版媒介和数字化网络传播媒介的创构与解构方法，促进人们互动交流的文化智能传授，目的是开发人的文化创造力。
出生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加拿大作家兼编辑家Alberto Manguel写的一部《阅读史》从一个博学的读者视角，系统地论证了这个观点：阅读总是伴随着文化教育——穿越书籍——通过媒介这个时空交叉的隧道，曲曲折折地与前人进行思想交流与感应生发。自幼在北京攻读中国古典文学的才女叶嘉莹教授，在美国和加拿大教了一辈子书，她的阅读经验就是“感应生发”，后来成为她的一种治学方法，将不同的阅读对象，例如中国和西方的同类媒介作品进行比较，找出差异，感而应之，生出新意，进而创造发明，跃升到新的境界。可见，这种阅读方法，能够使蒙昧人成为文明人，并时时看着“后视镜”快速地走向未来。其深刻的意义在于它阐述了阅读的历史实质上是人类文化教育的进步和文明发展的历史，出版媒介则是这种进步和发展过程的阶梯式标志。阅读仿佛踏着媒介这个阶梯向文化的高峰攀登，不论是数字阅读还是文本阅读，都是人类文化生活方式中不可或缺的相辅相成的内在驱动力。阅读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内需，常常以内心欲望与精神需求的冲动表现出来。编辑出版则是为满足阅读欲求的冲动，而创构书刊媒介的回应性活动。日本朋友称之为“好奇心”和“编辑力”，中国传统谓之“求知欲”和“启智力”。人类总是期望沿着一层一层媒介的阶梯——这个通向理想天国的巴别塔，进入灵魂的终极家园。
接受美学认为：阅读是人通过媒介交换信息、增长知识和提高智能的内在驱动力与创造开发力。人们总是在接受既有之美的过程中，期待和追求创新之美。孔子所说的“温故而知新”，是指阅读既有的文化典籍，能够获得未有的新知并演练出新的智能，增强人的创造力。“学而时习之”指的是学会一种本领或道理，还要时时演习贯彻下去，形成习惯，结出成果。但是，阅读习惯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后天教育培养起来的智能行为。从识别语言文字图画等符号开始，人类才走进真正的文化历史。“人生识字教育始，阅读启蒙智开先”。编辑创造的媒介出版物就是开启阅读智慧的伊甸园中的“智慧果”。吃了这种“智慧果”，人才能够耳聪目明，心灵手巧，不仅学会生产，学会生活，而且学会以文化人，学会为阅读而编辑出版，创造文化媒介。学习阅读，正是人类教育活动长久延续和不断发展的根因之所在。传统的教育主要就是教人形成阅读习惯。既要读前人编辑出版的书，又要根据自己所处时代条件的需要实地演练，这种“学而时习之”的读书习惯，形成了一种教育传统。中国历代既有“学堂教育”，也有“书院教育”。书院教育就是一面刻印书籍读本，引领学生读书，一面指导学生去实践、历练，即所谓“校学”和“游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才能成为尊重古人，厚爱今人，既善继承，又能创新的文明人。韩国、日本
古代也都有这两种教育方式，久而久之成为传统，发而展之，演变成现代学校的阅读教育与出国留学和带着某种实习训练性质的阅览教育或实践教育。传统的教育方式长期培养着人们的文字阅读习惯。
在中国古代的教育中，有些学派只重言传身教，不注重文字阅读教育。孔子就明确指出，“言而不文，行而不远”，教育不能仅仅只是面对面的口耳讲授或言传身教，还要使用符号写成文字，著书立说，出版典范性的作品，通过阅读背诵，才能传于后，播于外，形成文脉。通过出版媒介如书刊等载体，长久地以文字教化世人，正是孔子的编辑出版主张。他身体力行，不仅聚徒讲学，教授弟子三千，还研读三代文献，编辑《
诗》、《
书》、《礼》、《乐》、《
易》、《
春秋》等“六经”，而且配弦歌诗，列国演礼，校定版本，供学生们阅读练习。随着版刻、书写，特别是造纸和印刷技术的发展，这种阅读文化迅速发达，流传至今。鲁迅曾在《阿Q正传》的序中，思考过一个问题：“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他讲的这个人文相传，其实就是创造文本与阅读文本的问题，就是通过媒介进行传播而达到人文相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看，创作与传播本是基于阅读接受的需求而引起的。倘使压根儿就没有阅读的需要，也就不会有创作产生，也不需要编辑出版创造媒介了。
阅读的需要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人文相化而生成的媒介，特别是书、报、刊等传统媒体的编辑出版和发行，而且使媒介的生命力薪火相传，不断地更新和发展。不论是图书史、期刊史或报纸发展的历史，都证明，正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阅读中，文化媒介才生生不息地发展着。正是阅读对传播提出了根本要求，文化媒介才应运而生。如果没有阅读，不论多么优秀的经典名著和精美报刊，也不能进发出生命的活力，并产生做功的能量。所以，知识的生命，媒介的生命，创造媒介的编辑出版产业的生命，并不在于知识媒介及其产业自身，而在于社会广大读者的阅读需要。
应当说明，这里讲的阅读，是包括书、报刊阅读和影屏视听、网络浏览以及博客、播客阅读等现代数字化阅读在内的广大读者普遍的阅读概念。编辑活动就是为人们的阅读，包括观赏、谛听、解读而缔构多种媒介的文化活动。
当前，处于社会大转型、经济大发展、技术大革命、以光电为动力的数字化传播媒介高速激增状态下的现代人，还需不需要阅读了呢?还需不需要传统的文字版本阅读了呢?传统的大量供应阅读的纸印媒介是不是要被新兴的光电媒介取而代之呢?我们应当怎样认识数字媒介与文字媒介之间的变化、转换与发展呢?事情涉及到人们阅读方式的转变、教育和媒介发展变化的规律问题。
当前的数字技术教育培养出数字阅读的新生代，而且硬生生地把文化媒介的历史推进到光电技术控制的今天。我们似乎还没有看清数字阅读究竟是什么样的“怪物”，却感到数字媒介好像玩弄马赛克网点式的魔术，随意遮避、剪碎或拼接组构出来各种各样十分抢眼的彩色图像，加上缭绕其间节奏多变的音响旋律和对主题的语言与文字解说，同时攫住人的全部感官和神经中枢，让你随它而思、随它而乐、随它而动，跟着感觉走。人们甚至疑惑，耳闻目睹的这种数字媒介施行的魔法是不是也叫阅读?五花八门的时髦广告大叫着：“拍也数码，印也数码，视听写读都数码!”连编辑出版也在争先恐后地实现数码化。比起语言这种“妖精之花”和能使“天雨粟，鬼神泣”的文字来，数字媒介的阅读大大不同于三千年以来文字阅读的方式了。超强大的数字媒介好像不再是把玩于掌中借以陶冶性情、展卷有益的书物，而是控制人们思想感情的异化物。它对感官的强烈刺激，使人感到数字媒介仿佛不再是得心应手的文化生活中的伴侣，倒像强迫小孩用冷水淋浴似的“醍醐灌顶”。如果我们一面阅读着韩国记者兼编辑的吴延浩(或译作吴连镐)，创办的“公民新闻”，一面再看看庆州附近海音寺长老神情专注地阅读大藏经版本的照片，对两种阅读的感觉一定会别有所思。
人，作为读者、观者与听者的人，好像全被外在于自我的现代媒介所电解、所重塑、所改造了似的。原本是人体延伸出来的数字化媒介机器，俨然反客为主，取代了人的自我感觉和自主思考。在前面提到的海岩的小说和同名电视剧《五星大饭店》中，那个被公司高官们之间争权夺利的搏杀拼斗，吓得惊恐不安的韩国大小姐金志爱，曾发自内心地请求管家给她买些书本和画册来，安抚自己几近崩溃的心灵。
“潘，我太闷了，你可以给我找些轻松的书或者画册来吗?”于是，潘玉龙到书店为她挑了好几本介绍中国风光、佛教和文物的书籍和画册，还买了杂志给她看。在卧室里，金志爱边说边翻看画册，画册上贡阿雪山的雄奇和澎河激流的瑰丽，令她叹为观止。读书、读杂志、观赏画册，这是多么静谧而让人欣慰的阅读啊!金志爱被庞大遗产继承官司折磨得万分疼痛的心，似乎在传统的书画阅读中被熨平，轻松舒坦了许多。她刚刚进入阅读的惬意中，“突然，房间里传真机发出呜响，金志爱吓了一跳，疑神疑鬼地过去探看，发现传真机里竟然慢慢吐出一张纸来。金志爱盯着那嗞嗞作响的传真机，像盯着一个即将引爆的炸弹，她心惊胆战地拿起那张传真纸，看到上面只有两行短短的英文，她嘴里控制不住地念出声来：‘请离开饭店，你的敌人要把你作为精神病者送回韩国。’金志爱像被电击一般，浑身打抖，她把目光移到下面，扫过纸上的第二行小字：‘请别用手机，他们会通过手机测出你在哪里。’”“这个不速而来的神秘警告，让金志爱陷入极度恐慌……她惊恐万状地……把手机扔在地上，拿起旁边一个葡萄酒瓶拼命砸去，直到手机被彻底砸烂。”
当然，这是处于现代社会权力和财富漩涡中心的富人小姐所经历的两种阅读心态与阅读情境，是她面对的一场纸印图书阅读与数字传输阅读的典型冲突。对她来说，传统纸印媒介上的文图，一行行一帧帧就像清风拂面；而数字媒介上吐出的字条，却像毒蛇缠身。然而，在平民百姓中，在远离权力和财富漩涡中心的边缘上，芸芸众生们，有了温饱的生存空间，也就快活得“安居乐业”了。数字媒介能给他们提供多样化的声色娱乐，也就可以使社会安定、秩序井然、天下大治了。热闹的媒介就是让那些天生的“超女”和另类的“快男”们“娱乐至死”，也死而无怨了。这与二千五百多年前，孔子阅读“诗经”时所说的“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还“可以多识草木鸟兽之名”，是多么不同的两种效果啊!比起韩国海音寺那幅《读书图》中所描绘的700年前的一位长老精心阅读木刻版《大藏经》的静穆境界来，感觉上不知道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反差!
二、两种阅读方式与两种传播媒介
两种阅读方式，两种阅读效果，标志着两种文化媒介之间的斗争，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现代化的传媒竞争与互动平衡阶段。
其实，追溯起来，人类在对媒介的阅读中，历来就存在着数字阅读与文字阅读两种方式，或两种吸
纳信息与传播信息的方式。只是由于媒介技术条件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局限，特别是教育的制约，使这两种阅读方式很难得到平衡的发展，甚至在很长的时期中，教育促使一种阅读方式潜隐起来，而推动另一种阅读方式奇特地发展，以致使人类的文化交流陷入严重的失衡状态，甚至是单向传播状态。如同俄罗斯一位伟大人物所讲的作者只管写作——出版商只管印刷发行——读者只管阅读——编辑调控严重缺失的半商业式的半封建的状态。
传播学的一种理论认为：人类最早接受和传播信息的方式是部落式的。主要是靠触觉和听觉去吸纳信息并向视听感官有效范围内的人传递，速度缓慢，范围狭小。随后，文字被广泛使用，视觉接着听觉大大发达起来，能借阅读文字符号，大量收受信息。此时，传播媒介逐渐成为文化交流的主要工具。岩壁、泥版、甲骨片、竹木版、金石版、缣帛、纸张、刻写或印刷上特别编定的文字，就成为可以运载和传播信息的文图媒介，供人阅读接受并作出反馈和应对。人们通过视觉——按约定俗成的符号契约，编辑出版简牍、册典和书籍，提供给通过识字教育而练习出来的能够阅读的眼睛，形成了更好的文化交流方式。随着造纸与印刷技术的进步，这种以视觉为主的出版阅读文化，仅仅经过四千多年，便发展到近乎完美的地步。多种多样的书、报、杂志可供个人舒心惬意地自由阅读，也可供集体性的正襟端坐、严肃认真地有目的阅读。或默读，或朗读，或校读，或解读，或审读，或赏读……阅读教育也渐渐成为世人文化生活的传统和习惯。苦在阅读中，不怕其苦；乐在阅读中，享不尽其乐。阅读的眼睛早已变成通向心灵的窗口，在阅读中，视觉引起的已不单是视神经反应，而是引起五官的通感——联觉的综合反应，成为人整个的心灵感应与大脑生发的思考，乃至五官四肢的跃动。如同中国明代于谦的《读书》诗所说：“书卷多情似帮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
但是，就在这种视觉——心灵的通感式阅读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原始形态的数字阅读。例如对中国古老的“河图洛书”的阅读，常常离不开数字推演的理路。伏羲氏画八卦，周文王演“易”法，孔夫子读《易经》的背后，都隐含着数字推理演算的阅读方法。至于对后来出版的数学、物理、天文、地理等图书的阅读，不用说也包含着某些数字阅读的象数逻辑方法。中世纪西方的“塔木德”学派，也曾借用数字读法解释《圣经》。他们发明了一套称之为gema－tria的系统：
用来将圣典的字母转译成等值的数字。史上《塔木德》法典最著名的注释者之一，11世纪的拉西(Rashi)，即西罗摩·意茨哈克拉比，以此法解读《创世纪》17章经文。在这一章中，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他的年老妻子莎拉将生下一子，名叫以撒。在希伯来文里，‘以撤’被写成y·tz·h·q。拉西将每个字母与一个数字搭配，得出以下结果：
Y：10，亚伯拉罕和莎拉试了10次要生小孩都没成功。
Tz：90，莎拉在生下以撒时，已经90岁。
H：8，第8天，小孩将接受割礼。
Q：100，亚伯拉罕在以撒出生时，已整整100岁。
“译码，一个被阅读的文本，透显出亚伯拉罕对上帝回答的层次之一：我们要再等待10年之后生下小孩吗?什么!她90岁了!一个必须在8天之后接受割礼的小孩?我，已经100岁了?”
虽然，这与现代电子媒介特别是手机或网络荧屏上的数字阅读、即时对话大不相同，但它也超越了版刻、抄写与印刷媒介的线性阅读常态，并不完全是文字游戏。不妨视为传统文字阅读中潜隐的某种原始形态的数字阅读，或者视作数字阅读的一种基因。中国古代的河图洛书、甲骨文的对联式阅读、五行、八卦、九宫图的阅读，也当以同理视之。它们都对以二进制为算学基础的现代电子计算机数码操作，提供了历史根据。现代人们可以近乎光速的转换技术，把文字、图像、音响、色彩等符号系统，随心所欲地制造成多种媒介并综合使用，才使数字阅读从几千年的潜伏状态，突然显示出强大的力量来，而且不容分说地将读者推到现代化的传播交流舞台上。年轻人尚无所谓，他们尽可蹦蹦跳跳、欢欢乐乐、吵吵闹闹地在一生下来就遇上的媒介环境中生活成长，“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没有阅读习惯的包袱和曾经的触摸书香的审美体验，甚至不考虑书、报、刊应该怎么编，如何读。但是，大量地习惯地享受着传统阅读乐趣的中老年读者却突然陷入两种甚至更多种传播媒介交互冲撞所造成的眩晕之中。他们在对昔日阅读的留恋和怀念中，提出数字化新媒介是否要取代传统的纸印媒介，传统的人性阅读方式是否要被现代电子阅读器具代替等许多问题，并惴惴不安地猜度着问题该如何解决。
在关于“河图洛书”、“八卦”和甲骨文的阅读研究中，赵国华先生揭示出古代数字化阅读的“密码”。那就是他“推演出来已经得到验证的八卦符号的原始‘数字义’”。即在数字与图像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逻辑关系及其相对组合、结构分层，多项包含、演绎变化的数象规则。他的结论是：1.乾、2.兑、3.离、4.震、5.巽、6.坎、7.艮、8.坤。这“八卦”的顺序，只是图像表面的一种演化序列，“八卦时空图”中标注于阴阳爻符下面作为序号。其八卦符号所代表的内在原始‘数字义’，实际上是乾九，兑二，离八，震四，巽六，坎七，艮三，坤一。这里标注于“八卦时空图”的外切圆上。恰与《洛书》九宫图形相像，奇偶数字亦相对称，同时也解读了今传“河图”、“洛书”与“八卦阵”等。八卦在运行的时空中呈分层交叉旋转模式，因而变化无穷。
正是这8个原始数字义，与卦象符号隐秘而稳定的结合，使“河图”、“洛书”能在文字阅读之外，遵循一定的方位和次序相对、相连、相邻、相间而又演变运行，从而使人们能够从中解读出各种各样的形象和意义。这与宋代大儒朱熹的《易学启蒙》演绎出来的八卦原始数字义相同，“也都是以坤为一，以兑为二，以艮为三，以震为四，以巽为六，以坎为七，以离为八，以乾为九”，这也算参与了对八卦的一种创造性的数字阅读。更有趣的是中国农业银行长春干部管理学院一位计算机专家尹奈先生根据“周易”中“大衍之数”建立了一个数学方程SF=48-(3×4)-X／4，称之为“智能逻辑”，用于计算生物链中遗传密码。尽管他没有成功，但这说明数字阅读很有开发思维力的功能。对传统经典的数字化阅读，启示我们重新认识当今数字媒介环境中阅读方式大变革的文化历史渊源和逻辑思维依据。数字化阅读必将引起人们精神文化创造力的更大爆发。
应该说，这属于媒介技术处于蒙昧状态的数字阅读，但它也是把读图观象、认识形与数的内在结构关系考察清楚，并参与其中作出新的应对性解释的创造性思维模式，有人称之为“象数逻辑”。只是，在几千年以来的文字印刷读物充斥读书市场的文化背景下，直向的或环曲的线性思维得到了突出发展，多向的网状的散发思维则发展不足，导致阅读思维出
现分化现象，因而在传媒活动中作者、编者与读者也被分割开来。随着现代电子技术的高度发达，多种媒体能够互相联动，网络荧屏制式的“电子读物”就像印刷出版的书、刊、报纸一样，可以放在读者手掌中即时随意地取读，批注，增删，编辑，评论，参与创作。1992年6月21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罗伯特·库弗写的一篇文章《书的终结》，明确指出读者在数字化阅读活动中的创造力。他认为，数字化图书“是开放给读者去建构的，就像一盒乐高玩具。劳伦思·斯特恩与尤立欧·考塔札的《跳房子》，一部由可互换的章节建构出来的小说——即‘超文本’——的出现。这个术语(我们的作者告诉我们)是1970年代由一位电脑专家泰德·奈尔逊所发明的，用以形容电脑所实现出来的非连续性叙事空间。在这些‘无顶’亦‘无底’的网络中是没有层级之分的”。超文本小说的“段落、章节与其他传统文本的正文节段，被力量均分且同样短暂的视窗大小的正文格式和图表所取代。每一个超正文系统的读者，能够在几乎任何时候插入正文，改变叙事过程，添加，更正，扩充或删除。这些正文也没有终结。因为读者(或作者)总是可以继续下去或再叙正文。‘假如每件事都是中间，你如何知道什么时候算是完成，不管是作为读者或作者?’”库弗如此问道，“假如作家有自由，可如其所愿把故事带到任何时空，走向任何方向。这么做不就变成是一种义务了吗?”其实，任何读者或编辑不也都可以这样做吗?
这样的数字化阅读，让我们想起《阅读史》的末尾一段话：“阅读的历史没有终结。作者已经留下许多空白的页，让读者去续写对阅读的进一步的想法，明显漏谈的主题，适切相关的引言……”。
根据前面的论述，我们不妨做出这样的结论：数字化阅读原则上不同于对传统刻印文本的接受式阅读，它是对数字媒体的编创式阅读。这种新的阅读方式是通过数字化阅读器对荧屏文本进行渗透性、解构性和编辑创构性的阅读。它可以随着自我的主体创意，即时打乱、瓦解文本，改变原作，重构增生原本的价值，进而编构出新的作品。这是由作者、编辑、读者共同参与的一个没有止境的文化创造过程，因而也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文本，或者每人每次阅读的文本都是一个永远播放着的影视片的一个又一个镜头。是Writer、Reader、Editor三个主体或三种角色通力协作的文化交流的进程，是Writing、Reading、Editing三种活动或三重奏式的创造、编辑与阅读互相结合的永久进行时。
数字化阅读，要靠数字化写作、数字化编辑、数字化出版技术共同创造一个整体系统的马赛克式的网络思维所构成的人文传播图景来完成。从媒介学角度来看，这个图景是既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缘，既没有时限也没有终极的人文相化的交互过程。这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革时代。新一代更高级的数字化图书、数字化报刊、数字化声频和视频读物，向我们表明数字化出版产业已经达到现实应用的水平。我们应当加强数字化出版与数字化阅读的教育，才能适应新的社会文化发展的需求。
三、纸印出版媒介的传统优势与屏幕影视媒介的现代新宠
东方和西方的媒介统计学家们已经发布了不少有关传统文字阅读比率逐年下降，新型数字阅读比率递进上升的数据。印刷出版业吃惊地计算着心爱的书、报、刊媒介的利润蛋糕如何日甚一日地被电影、电视、电脑、网络等媒介切分。数字媒介像一群饿狼似的吞吃着出版业的蛋糕，一块，几块，一小半，一半，一大半。两千多年来的出版牛市，竟被荧屏群狼撕咬肢解得破碎不堪，文化大师们感叹：堆积如山的真善美的文化宝藏，年轻人竟不知道珍惜、品读和欣赏。
2004年以来，中国的文化市场上，一方面销售着日本的《出版大崩溃》、《出版大冒险》；另一方面，流行着韩国的影视大片《冬季恋歌》、《星梦奇缘》、《中天》、《大长今》、《伤城》、《商道》、《医道之许浚》和歌曲、舞蹈等。而在中国播放的光盘、网络视频中，日本的动漫与游戏软件制品却到处可见。据韩国中央大学文燕姝教授的统计，日本编辑出版的原创小说，却以每年大约50部的数量(平均每月4部)被译介到韩国，其中不少是作为影视制品的文学底本被读者阅读的。前面所说中国人原创出版的小说《五星大饭店》差不多同时播映着中韩两国演员联袂出演的数字化电视连续剧。而韩国在2007年11月还在报业市场萎缩的忧虑声中，特地创办了一家中文报纸《亚洲日报》。有报道说：“在媒体发展已经处于饱和状态的韩国，报业竞争日趋激烈，而且还面临网络乃至3G通讯技术催生出的各种视频新闻、手机新闻和手机报刊的严峻挑战，中文版的《亚洲日报》在这样的竞争中面世，而且以日报的形式每天出24个版，确实需要很大的魄力。”这魄力来自何处?来自该报出版人郭永吉先生和总编辑崔弼圭先生对中韩文化交流与商业交往中600多万中文阅读者的信任和期特。中国当前出现的“百家讲坛书”“家有妙招书”等为数不少的“影视后出版物”的繁荣，也生动说明数字媒介不是为取代传统的出版媒体而产生的，它甚至是一位推动传统出版媒体继续发展的“数字新娘”。例如韩国电视连续剧《大长今》热播之后，编剧者金英贤又创作了小说文本《大长今》。出版后，又连带推出了漫画《大长今》。中国也翻译出版了中文版的小说《大长今》，并且还出版了《大长今宫廷御膳》、《大长今励志启示》等畅销书。这种“影视后出版物现象”，说明多种媒体互动互补的规律已经越来越显现在人们面前了。
由此可见，在当前亚洲乃至世界传媒文化大变革时期，新的由光电技术支持的数字媒介与老的由纸质印刷技术支持的出版媒介，竞争多么激烈。但这种媒介竞争，却不是对抗性的，不是你死我活完全替代性的竞争，而是“补救”性的，是互动性的，是多元性或多样性的竞争，或者说是充满个性特色、多向度、多线路的文化竞赛，硬性的对立式传播，转变为软性的互动交流。加拿大传播学家M.麦克卢汉在其《理解媒介》等著作中，已经揭示出：新媒介增生，补救老媒介，会形成新老媒介各自不断改进，互补相生，综合发展这样一条规律。看来，文化媒介的生产和消费与物质商品的生产和消费确实有不同的特点和规律。最主要的就是媒介的内容和价值，与普通商品有本质的不同。中国的编辑学研究与教育，之所以特别关注媒介内容的质量和总体构成，原因也在这里。在对待新老媒介的态度上，我们既不能喜新厌旧，也不能守旧拒新。在数字和审美共同进入我们生活的现代，我们应当教育自己具备调适这种双重阅读生活方式的文化智能。
事实上，出版技术的改进，已从极端困难的少量复制，经过机械化大批量复制，达到新的个性化复制，即按需随意定量复制的现代化技术水平。即使在网络荧屏上进行数字阅读，也可以随手打印到纸页上，持于手中，在多种环境中，出于各个人的需要，以任何的姿势阅读。2007年11月，哥伦比亚一家
周刊《一周》发表了一篇题为《图书革命》的报道。文章说，“在苹果公司向市场推出首款ipod数码多媒体播放器后，6年间数码音乐已经改变了音乐制作的方式，音乐产品的销售和人们听音乐的方式也随之改变。上周，类似于ipod的故事再度上演，但这一次却是发生在文学产业中。全球第一大网络书店亚马逊公司推出了名为‘kindle’的新一代数码阅读器。这将是使人类最伟大发明之一——图书——被抛弃的第一步。”
据说，这个“图书阅读器”，大小、轻重都很像一本适合于手持阅读的纸印书。但它却是一部小图书馆似的电子数码书，能装下200本纸印书的内容。它的电子墨水技术使其显示屏上不会发光。它还带有一部可以检索词汇、标记页数和重点段落的工具系统。而且无需与电脑连线，可以像手机一样随身携带。Kindle书店准备有随时为这个数码阅读器提供大约9万本书籍的数据库，既有经典书，也有畅销书，可供下载。其费用除了手持阅读器本身需要399美元外，从亚马逊网下载一本书到阅读机上，还需2－9美元。这比起建立一个个人书房的价格要便宜不少。当然，它还可以用来阅读报刊。
看来，这个数字阅读器，好像真的要取代传统的图书和报刊的阅读方式了，它已经个性化到如此地步。据说它还在筹划进一步的改进，让显示屏散发出纸墨香味，增加电池的使用时间，提供更好的网络服务以及更低廉的价格。它要变成一个博学多能的妖精，变成一个无奇不有的文化魔盒，把人类几千年来积累的图书报刊以及百代养成的阅读习惯和思接千载、心游万仞、浮想联翩的感觉与思维方式完全改变!即使这一切缓慢地发生，譬如说经过100年时间的电子技术教育和阅读器操作训练，多数人的脑和手都习惯了数字化媒介，那么，个人头脑的思考与推理，身心的感触与情绪，怎么同别人共用统一的规范的语言符号和文字书写方式呢?它们之间怎么能死死地连接起来永恒互动而不被断开呢?未来的人即使是用干细胞克隆出来的，仍然是血肉之躯，而不是机器人。机器人在某种设置的竞技比赛中可以战胜人类，但它终究不能取代人类。归根结底，机器人是人创造的，包括数字阅读机或电脑写作器都是被人控制的。文化，媒介，也都是人创造的，被人控制的，它是人类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人的本质发展到现代的文化表征，是人的本体功能包括脑、五官和四肢的升华性延伸。无论延伸得怎么魔幻和神奇，终不能取代人类。而创造性地使用语言、文字，写刻或印制文字于版上，互相展示交流，是人通过教育所习得的最主要的文化智能。智能阅读器的魔盒只能丰富、增加和充分发挥人类既有的阅读智能，而无法完全取代人类从幼年就开始的长达20年之久的语言教育、阅读学习、识字演练、创造性写作和编辑组合的能力。从这个基本点来看，人对语言文字版本的编辑与阅读所共同遵守的规则，就像与上帝签订的契约，那词语，那文法，那公用媒介的编排法和阅读法，并不能因光电技术的数字化而有根本的彻底改变。所以，专门的教育不可能被取代，甚至还要加强，特别是编辑出版专业教育，还要增加数字化出版教育。因为数字媒介的通行也要有教育来作培训。文本阅读也不可能被取代，阅读排印文字的版本作为人类最基本的原创性文化模式，决定出版永远会与人类同在，并伴随着人类发展。人的数字化生存方式，只能改变出版的某些方法方式，但不能改变出版的本质特性。因而文本出版，基本上还是影视网屏显现声像的底版——作品的底本。没有东医学家许浚编著的《东医宝鉴》(现有25卷本，中韩两种文字印刷的纸质版本，河南安阳有藏。)就不可能有韩剧《医道之许浚》。没有《
红楼梦》原创小说的文字版本，就不可能产生“红楼梦”的戏曲和影视作品。媒介就是媒介，它是人创造的，但它不是人，本质上也不能代替人。任何让人着魔的“阅读器”也永远取代不了人对创作文本的阅读。规模空前、数字化水平最高的韩国“波州出版城”的建立和开业经营，向世界证明：老式的出版市场可以被数字化媒体切分，甚至掠走大半，但不可能消失，不可能灭亡。曾经沧桑的出版业，完全可以像一位圣诞老人，守护着自己那片文本出版的基地，为一代代文本阅读者们，提供最神圣、最宝贵、最精美的人文版本。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的新闻学教授菲利普·梅尔预言：“到2044年，确切地说，是2044年10月，最后一位日报读者将结账走人。”即使如此，就像河南报业集团总编辑朱夏炎所说，“死的仅是印刷纸，活的仍是文图报”。人们只需把在纸页上阅读变为在荧屏界面上阅读就是了。机械印纸出版被数字化荧屏显示技术取而代之，丝毫也没有消灭编辑文字于版面这个人文传播的媒介特质。从阅读角度看，只不过改变了阅读介质的形态，并没有改变阅读本身。就数字阅读而言，原初人们通过头脑中数字符号与图像符号的对接演算，来解释媒介的意义，改变为通过在头脑外的数字化阅读器上直接接受并参与创造其新的意义。自己头脑中由事先的教育预存的那种象数逻辑思维方式，独立形成了一种阅读方法，专供人们从数字媒体直接感受和领悟其符号中内存的信息和意义并立即做出反映，参与再创。
四、单一的阅读出版教育，正在演变为多元一体的创作、编辑、出版、阅读互相关联的多媒体链接式教育
在“人以文传，文以人传”这种人文相化的历史旋梯中，人们攀登旋梯的动力和能量从何而来?答曰：来自于教育。阅读离不开教育，出版也离不开教育。从源头说，阅读和出版都是由教育培养起来的文化智能。人就是凭借这种文化智能走进社会，走进精神消费与精神生产这一对供需矛盾大循环的领域，登上人文相化这个大旋梯的。
人类总是伴随着教育而成长和发展的。读书认字的过程，应该是人类掌握文化符号通过阅读以获取知识的过程。在中国古老的《
管子》一书中，就有“学士不息版”的记载。说的是人要学得知识成为“士”人，就不能停止读版。要不停地读版，就要不停地制版、刻版、写版或出版。这种版文化过滤，古文字写作“牍”，即供学习者读版的意思。
殷墟出土的三千年前的甲骨卜辞中记载着一个大规模训练刻契甲骨文的场面：如同教师出题考试那样，题目是一篇事先编好的卜辞，文体、字数、行数、排列格式都有特定的规范，同时由23个人在各自准备好的龟甲片上比赛刻契。看谁刻得快，看谁刻得好，看谁最后能被选中作为刻契者，以供主管占卜的巫师或史官们录用。大约这就是古老的出版教育的一个背影。后世文献中所载雕刻和印刷出版的情况，更是离不开事先的教育和培训。否则，倘使刻写的符号不规范或文体不对路，或校勘不严格，或媒体编排的方式方法不按照人们的阅读习惯约定俗成，那就会出现不合契约规定的刻版。不能被读者阅读的废版，就不成其为媒介载体了。因此，出版教育与阅读教育同等重要，都是为了人与人之间的文化交流能够顺利进行而开展的传道、授业、解惑等益善之举。
从中国历史上看，秦汉以后，特别是唐宋以后，
在文化分野中，由于教育日趋发达，科学技术加速进步，阅读者人数越来越多，出版者人数则在相对的历史比较中越来越少。阅读教育与出版教育逐渐分离，教育本身的发展也越来越不平衡。久而久之，以读书为主的学校教育越发展越快，越发展越大，而且走向官场事业方向。而以刻书、出书为主的书院教育则缓慢迟滞，最终走向工商企业方向。而中国历代封建社会长期重视文史，轻视工商，立国治世的思想意识出现偏差，科学技术教育跟不上时代步伐，工商业渐渐落伍于西方，农牧业也难以充分发展。于是西方的机械印刷术，取代了中国古老的雕版与活字印刷术，近代出版业也被西方抛在后面。近百年来，经过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中国人的思想意识逐步清醒起来，在进一步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也重新认识了自己，下决心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全面复兴和发展教育，促进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和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创新。在世界现代化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个以研究编辑学为特征的出版教育高潮。国家倡导，业界努力，教育部门于1984年具体部署在若干大学开办编辑学、出版学和图书发行学专业。至今20多年过去，编辑出版学专业已渐渐发展成一门学科。其中的专业方向，已有编辑、出版、发行、广告、新闻、传播、报刊、影视、网络、媒介经营等十多个。开办这些学科专业的高等学校已超过百所(不包括专科学校和职业培训性学校)，形成了一支可观的专业师资队伍。在培养学生的同时，对这些专业的科学研究也逐步开展起来，专业学术论文撑起了多达15种专业期刊，学术专著出版了大约500余种。积累起来的教育资源，能够批量培养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等高级编辑出版专业人才。学科建设日益发展，形成了基础理论、历史内容、现代应用技能等多方面、多向度、多层次的学科结构。这种我们称之为“编辑出版学”的高等专业教育，正在为当代世界培养着新型的既能从事数字阅读又能从事文字阅读，还能从事两种以上出版技能的媒介人才，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当前，数字媒介的迅速进步，更需要数字技术教育，因为数字化的现实环境正在快速改变着作者、编者与读者这三者之间传统的社会文化关系。这三种文化角色的地位和秩序也在迅速地转换。在绕地航海或绕月航天的时代，人类“取经”的道路上，无论是创作者、编辑者、阅读者，对于数字化媒介都必须具有既能阅读接受，又能编辑出版，还能参与创造的本领。人人都应当成为创造和使用文化媒介进行相互交流的主体。在社会转型、文化变革的历史过渡时期，尤其需要掌握全面的知识和技能，成为新老媒体共同的主人。我们即使率先掌握了新型的数字阅读、数字编辑和数字写作技能，也不能完全放弃传统的出版、阅读和文字写作，否则新媒体就会失去原创的基础，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何况当前世界大多数人群还没有进入数字化生存状态。读书看报，手写文稿，印刷出版与编剧导播、影视屏幕还都交错杂陈在人们面前。韩国去年年底才创办的中文报纸《亚洲日报》计划在今年2008北京奥运会前后于往返中韩的飞机上供应乘客们阅读。中国的杨利伟、聂海胜和费俊龙在航天飞行器上听着数码音乐，看着数码影像的时候，他们还要时不时地稍稍停下来，阅读一下随身携带的印着操作规程的书页，操作一下座舱中的仪表。他们需要牢牢记住数字操作的规范和程序，以便顺利回归他们从小就在这里认字读书的大地。有人曾经问到数字技术与宇宙航天飞行的关系问题，专家们说：那还要从学习阅读钱学森先生的《控制论》一书说起呢。
总而言之，数字技术并不废弃图书出版，科学发展尤需人文积淀。教育人们学会全面阅读，有助于人类走向明天。如果万一像霍金说的，地球上一旦被某个出轨的行星撞击而爆炸，或者极地冰山融化、海平面上升而陆地被淹没，前来拯救人类并帮助人类向别的星球转移的人，可能就是那些受过双重教育，既善于数字阅读又善于文字阅读而特别善于创造改革的新新人类——能够创造和驾驶媒介“方舟”的“挪亚”们。
责任编辑 姬建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