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东来，独立发展的清代官方史学开始直接与西方文化遭遇，并由此开始了与西学拒斥和融合的过程。从思想层面看，官方史学坚持“西学中源说”和“华夏中心观”，对西学中的思想观念采取了拒斥的态度。从方法层面上看，官方史学又能积极借鉴和吸收西学的治史方法，大量用之于官方史书的修纂，取得了很大成就。官方史学这种接受西学的“用”，摒弃其意义价值的做法，与清代帝王“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的西学观完全一致。道咸以前，西学并未影响到包括官方史学和私家史学在内的清代学术所固有的传统文化品格和治学格调。道咸以后，私家史学在西学影响下撰写了大批有真知灼见的史学著作，显示出史学发展的新趋势，而官方史学依然故我，应对社会变化的能力不足，遂为时代所遗弃。
关键词：清代；官方史学；西学；清代学术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8)06－0101－06
考察清代官方修史活动在清代学术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不考察它与西学的关系。明清之际大量西方传教士的来华，成为“中西关系史上一段最令人陶醉的时期：这是中国和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高层知识界的第一次接触和对话”。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给长期以来相对独立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也与独立发展的清代官方史学遭遇。西学与清代官方史学的相容与相斥，颇能让人看出官方史学的一些特征。然而，长期以来，研究清代史学的专家多把关注的目光集中在晚清西学对私家治史的影响上，对于整个清代官方史学与西学的关系，尚鲜少有人进行研究。
与此同时，对于中西文化接触过程中西学对清代学术文化的影响程度，近今学者的认识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或强调西学对清代学术影响很大，认为清代主体学术形态——乾嘉考据学在学术方向、范围、方法甚至思想等方面都直接受到西学的影响。或认为西学对清代学术文化影响不大，甚至认为西学对中学没有什么启发作用。西学对清代学术文化的影响到底如何?考察清代官方修史活动与西学的关系，或许能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思想层面：官方史学对西学的拒斥
中国是一个重视修史的国家，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往往通过官方修史的形式，把他们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看法表达出来，清代亦不例外。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来华，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这在崇奉人伦道德的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西学与中学的碰撞、摩擦和融合，在清廷组织的官方修史活动中也得到充分体现。从思想层面来看，官方史学对西学采取的基本上是拒斥的态度，其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西学中源说。本来，中西文化各有其源，世界文化的发展是多样的。可是，由于长期以来的自我封闭以及自身文化的发达，当中华文化受到异质文化冲击时，本位文化的虚骄心理便显现出来，“西学本于中学”的观点在清代官方组织编纂的书籍中随处可见。《数理精蕴》云：“粤稽古圣，尧之钦明，舜之浚哲，历象授时，闰余定岁，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推步之学，孰大于是?至于三代盛时，声教四讫，重译向风，则书籍流传于海外者，殆不一矣。周末，畴人子弟失官分散，嗣经秦火，中原之典章既多缺佚，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传，此西学之所以有本也。”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官方史学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考察”，以历史学所特有的求实求真的品性，进一步强化这一观点。清代官修的《
明史》，其修纂历时近百年，参与编纂者都是顺治、康熙、雍正时期的学界精英，书中对徐光启和利玛窦的交往以及西学的传播有所记载，但是在谈到西方科技时却这样说：“西洋人之来中土者，皆自称欧罗巴人。其历法与回回同，而加精密。尝考前代，远国之人言历法者多在西域，而东、南、北无闻。盖尧命羲、和仲叔分宅四方，羲仲、羲叔、和叔则以蜗夷、南交、朔方为限，独和仲但日‘宅西’，而不限以地，岂非当时声教之西被者远哉?至于周末，畴人子弟分散。西域、天方诸国，接壤西陲，非若东南有大海之阻，又无极北严寒之畏，则抱书器而西征，势固便也。欧罗巴在回回西，其风俗相类，而好奇喜新竞胜之习过之。故其历法与回回同源，而世世增修，遂非回回所及，亦其好胜之俗为之也。羲、和既失其守，古籍之可见者，仅有《周髀》。而西人浑盖通宪之器，寒热五带之说，地圆之理，正方之法，皆不能出《周髀》范围，亦可知其源流之所自矣。”这段看似严谨缜密的论述，实际上把上古历史上的一些传说或并没有多少文献支持的说法当作信史来看待，极尽绵密曲折，彰显出官方史学在对待西学问题上的无知与虚妄。
乾嘉时期，考据之学发达，人们又通过细密的考证，反复“证明”西学源于中国的观点是正确的。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一直在肯定“西学中源说”的正确。比如关于西方数学的“借根方”与中国数学中的“天元术”的关系，《四库全书总目》经过苦心考证，指出中国的“天元术”出自宋朝秦九韶的《数学九章》，后来元朝的郭守敬将其用之于弧矢，李冶将其用之于勾股方圆，而“欧逻巴新法易其名曰借根方，用之于九章八线，其源实开自九韶”。再如《周髀算经》，《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其本文之广大精微者，皆足以存古法之意，开西法之源”。实际上，这样的看法不仅来源于官方，私家持此种说法者亦不乏其人，戴震、阮元等都有此论。可以看到，自康熙以后，在清廷实施的禁教政策的影响下，西方传教士遭贬逐后传教活动也被迫停止，与之共生的中西文化交流活动也受到沉重打击。在这种政治文化形势之下，儒家正统地位借助于政治的力量更加巩固，异质文化受到批判和质疑，传统文化中的虚骄心理使得官私学术领域对西学产生各种不正确的看法，这些看法经过人们的苦心论证，被官方史学以钦定的姿态写进《
明史》等被人们认为昭垂后世的史书之中，并得到知识界的认同，成为风靡一时的主流观点。
明清以来西学的传人，乾隆以前见之于中国官方记载的较少。到晚清，这方面的官方记载渐渐增多，但这时中西文化的碰撞已经被置于侵略者的炮火之下。人们所关注的问题更加广泛。就史学领域来讲，由于中国惨遭帝国主义的入侵，天朝大国的美梦破灭，专制国家内忧频仍，外患日逼，刺激了史学研究主题的变更，在史学思想上，传统历史观中进步的变易观为一些人所重视；在历史研究内容上，一些与现实政治、经济、军事密切相关的历史课题成了人们注目的中心；特别是与当时边防及国势盛衰直接有关的西北史地、世界史地、当代史研究蔚然成风。但是，这样的史学研究转向主要表现在私家治史领域，官方史学虽然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予了注意，设馆编纂了《筹办夷务始末》等有关中外交涉的史书，但是，在思想上，这些官方修纂的史书依然停留在虚骄的唯我独尊的层面上，一点也看不出变革社会的迹象。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首说明编纂该书的目的时云：“我宣宗成皇帝如天之度丕昌海，
犯顺则赫濯有加，乞抚则羁縻弗绝，雷霆雨露，无非爱育黎元，终至化被，重洋苍生，胥登衽席，德威之盛，周浃寰区，而宵旰忧勤，柔远保民之念，洵足以昭垂万古矣。”道光以后，国家危机日益深重，面对时艰，在野学者高呼变法，痛心疾首，而官修史书还在宣扬皇帝的恩德，甚至是要化被重洋苍生，岂不是好笑?官修史书思想的贫乏和对社会变更反应的迟钝，由此可见一斑。
其二，华夏中心观。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在远古社会，各文明国家都相对隔绝、独立的发展，并都把自己活动的区域看作世界的中心，古希腊、罗马、阿拉伯以及中国，都是如此。中国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自身先进的文明，并把自己生活的中原地区视之为世界的中心，即“夏”，把周边文化落后的诸族称之为“夷”。中原地区声乐礼教、典章制度独具，而周边诸族则缺乏教化礼仪，这就是早期的“华夏中心论”和“华夷之辨”的观念。但是随着世界交往的频繁，自我中心主义的思想在很多文明区域内大都有所淡化，唯有中国，这一思想还在不断加强。这其中的原因颇为复杂，强盛的国家政权、辽阔的疆域国土、丰饶的物产、先进的文化、灿烂的文明等等，都使中国特出于周围各国之上，长期以来周边没有第二个文明可以与之抗衡，很容易养成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和封闭自大的心理，始终把其他国家和民族看作落后的野蛮的夷狄。这样的民族心理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史学在内，尊夏贬夷成了论述历史问题时经常被提起的概念。由于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当西学传人中国，向中国人打开一个观察世界的窗口时，官方史学对此的反应不是积极迎接、分析这些学说，更不是积极地去认识外部世界，而是固守传统史学思想中“华夷之辨”的观念，天朝上国的文化优越感显露无遗。
最明显的，就是官方史学缺乏应有的世界观念，据利玛窦讲述，明朝人的世界观念“仅限于他们的十五个省，在它四周所绘出的海中，他们放置上几个小岛，取的是他们所曾听说的各个国家的名字。所有的这些岛屿都加在一起还不如一个最小的中国省大。因为知识有限，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整个世界，并把它叫做天下，意思是天底下的一切”。这样的观念在清代并没有多少改变，清三通馆所修《
清朝文献通考》在谈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这样说：“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对于当时的世界地理知识以及各国情势，《
清朝文献通考》这样认为：“所称天下为五大洲，盖沿于战国邹衍裨海之说。第敢以中土为五洲之一，又名之日亚细(亚)洲，而据其所称第五洲日墨瓦蜡泥加洲者，乃以其臣墨瓦兰辗转经年，忽得海峡亘千余里，因首开此区，故名之日墨瓦蜡泥加洲。夫以千余里之地名之为一洲，而以中国数万里之地为一洲，以矛刺盾，妄谬不攻自破矣。又其所自述彼国风土物情政教，反有非中华所及者，虽荒远狉獉，水土奇异，人性质朴，似或有之，而即彼所称五洲之说，语涉诞诓，则诸如此类，亦疑为剿说踅言，故其语之太过者，今俱刊而不纪云。”这样的世界观念和历史观念，与18世纪西方学术界的认知水平相比，其落后程度就不用多言了。就连当时聚集了一大批学界精英的四库馆，对南怀仁《坤舆图说》中所讲的世界地理知识，也疑信参半，所谓“疑其东来以后，得见中国古书，因依仿而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然核以诸书所记，贾舶之所传闻，亦有历历不诬者，盖虽有所粉饰，而不尽虚构，存广异闻，固亦无不可也”。对待西学的态度不是认真研究和虚心接纳，而是以“存广异闻”的探奇心态来对待，这种官方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匮乏和史学思想的偏颇，必然要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付出沉重的代价。
到了晚清，随着中外交往的加深，中西双方的了解也在加深，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官方修史在史学思想上依然故我，表现出极其保守落后的一面，《筹办夷务始末》对中外交涉进行了记载，但在史学思想上却不知变通，依然认为清廷乃天朝上国，把清廷与西方各国的外交说成是万国来朝，对积贫积弱、亡国在即的现实视而不见，所谓清廷“仁义兼施，恩威并用，体天地好生之德，扩乾坤无外之模，率俾遍于苍生，泽流于华裔。较之汉家盛德，呼韩向化而款关；唐室中兴，回纥输诚而助顺，有其过之，无不及焉”。在晚清国破家亡的时代，官方史学还沉浸在“华夏中心观”的美梦之中，并毫无愧色地与汉、唐鼎盛王朝相比，以这样的思想和心态应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岂能有正确的策略?
二、方法层面：官方史学对西学的借鉴
如果说史馆修史在思想上对西学拒斥，表现出不知变通的僵化的特点的话，在治史方法上却借鉴了西学的方法，有得益于西学的地方。
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主要是利用历史文献，进行比勘、分析、考证等，然后编纂成书，多数走的是从文献到文献的路子。至于亲身的调查、寻访等方法，虽有应用者，一则用者不多，二则多属随机调查和零星寻访，缺乏系统性。但是，在清代的官修史书中，由于受到西学的影响，在治史方法上运用了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体现出科学的方法与态度。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东来，带来了近代的地理学知识，特别是新的科学的测绘地图的方法以及先进的测量工具，引起了清廷的极大的兴趣，并导致了清廷大规模测绘全国疆域地理工作的展开。康熙年间，组织传教士以及中国学者分赴全国各地实地勘测当地疆域地理等情形，白晋、雷孝思、杜德美、费隐、麦大成、潘如、汤尚贤等传教士与中国学者何国宗、明安图等都先后参与其事。康熙五十六年(1717)，将各地测量结果制成地图，五十七年(1718)进呈，是为《皇舆全览图》。这是我国首次利用近代科学方法，即以三角测量为主，辅以天文测量而制成的地图。其后，雍正朝绘制了十排《皇舆图》，乾隆朝绘制了《乾隆内府舆图》，运用的都是西方传教士传人的西方近代测量、绘图的方法。这种绘制地图的近代的测量、勘察方法，被运用到官方修史中，成为官方史学治史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乾隆年间修纂《皇舆西域图志》，在官修史地著作中率先运用了这种科学的测量、考察的方法。乾隆二十年(1755)至二十四年(1759)，清高宗数次对西北地区叛乱分子用兵，在平叛的过程中，清高宗两次派人进入西北地区进行疆域测绘，为修纂《皇舆西域图志》作准备。乾隆二十年，谕令何国宗、明安图带领两名西洋人进入西北地区进行地理测绘。何国宗率领钦天监西洋人傅作霖、高慎思等进入新疆，与驻守巴里坤军营的刘统勋会合，踏遍天山以北各地，足迹远至巴尔喀什湖以西的塔拉斯河，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的系统的实地考察资料。乾隆二十四年，清高宗再次派员进入新疆测绘地理，人员有明安图、傅作霖、高慎思、刘松龄等，这次不仅对前次测量进行校对，而且测绘了天山以南的地区。这两次测绘，采用了西方先进的仪器和技术，掌握了相对准确的地理状况，使《皇舆西域图志》
的纂修有了一个较为科学的方法基础。
编纂《皇舆西域图志》所进行的实地勘察，有着明确的目的、严密的组织和先进的仪器，这和以前史地著作编纂主要依靠文献而甚少实地考察的情况很不相同，显示出一种严密的科学精神。诚如乾隆皇帝所言：“所有山川、地名，按其疆域、方隅，考古验今，汇为一集。咨询睹记，得自身所亲历，自非沿袭故纸者可比，数千年来疑误，悉为是正，良称快事，比当成于此时，亦千载会也。”显然，在史地著作的编纂中，历史记载和实地勘察都不能忽视，而实地勘察更值得重视。这样的治史方法，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这种由西方传人中国的实地勘察的方法，还对中国传统的“分野”的史地观念产生了冲击。所谓“分野”之说，始于《周礼》，即以天空的星区比附各个地区，包含统合天地、宇宙一体、天人相应的思想意识。但是，近代地理测量重视的是“晷度”，何国宗等人在新疆实地勘察时，就已经得出各地方位、北极高度、东西偏度、距京师的里程、夏至、冬至的昼夜长短等等数据，精确而严谨，有极为清晰的地理概念。正因为此，当《皇舆西域图志》被编进《四库全书》时，进行了修订，摒弃“分野”，设立“晷度”二卷，使之更为科学。对此，史官有言：“若分野之法，始于《周礼》，以星分辨九州之地，而不及九州以外。其在四裔外藩，即以附近分野之星牵连统属……今西域拓地二万余里，欲以秦属井鬼之说统之，则井鬼之次，晰之至于无可晰，非通论也……因灼然于古来分野之说之不可信，既数有所穷，亦理原难据，未敢因仍傅会，致滋歧误。爰举极度、晷景、高卑、赢缩之数著于篇。”又说：“惟测晷影，定北极高度，距京师定偏西度，斯为准确，兹编所载高、偏度，皆命使遄往，随处测量，高下远近，略无爽漏……至分野之说，空虚揣测，依据为难，故不赘及。”这种由“分野”向“晷度”的转变，是清代官方史学科学态度的一次闪光，值得格外关注。
这种源于西学的实地勘测方法，在清代官方史学中被屡次使用，比如设馆修纂《河源纪略》，即组织实地考察，然后将“所有两汉迄今，自正史以及各家河源辩证诸书”，“通行校阅，订是正讹”，把实地调查与文献记载结合起来。其他如官修的《热河志》、《日下旧闻考》等，都采取了立足实地调查，参订历代记载的治史方法，究其所自，与西学的传人关系密切。
光绪年间修纂《大清会典》，为使图例准确，命令各省重新绘制舆图，限期呈交会典馆，以备修史之用。为此，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勘察测量。由于这次实地勘测的任务巨大，各省又缺乏掌握近代测量技术的人才，所谓“非平日留心舆地、谙悉中西算法之人，不能措手”。故而会典馆不得不从接受新式教育的人中调取修史之人，如从同文馆、天津水师学堂、广方言馆等新式学堂中调取教习、学生等，并给予相应待遇。这些新式人才，接受的很多都是西学的教育，他们被征调为史官参与史馆修史，必然会把西方近代科学、严谨的治史方法带入史馆，从而影响史馆修史的面貌。
总之，西学的传入对官方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思想层面上，官方史学表现出极其保守落后的一面，固守传统史学中的一些糟粕而不知变通，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缺乏对对方的深入考察与分析。这是在中西文化汇合的大背景下官方史学必然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方法层面上，官方史学受西方科学技术影响较大，在治史方法上增添了新的手段，使不少官修史书的科学性增强。
三、从官方史学角度看西学对清代学术的影响
上面讨论了清代官方史学与西学的关系，下面就要把这一问题放在清代整体学术状况中进行剖析，从清代官方史学的角度分析一下西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清代学术。
其一，在清代，官方修史活动都要仰承“圣裁”、“钦定”，举凡修史的各个环节，大到修史项目的确定、修史指导思想的确立，小到史书体例的安排、字词的推敲，再到史馆的管理，都要听从皇帝的安排，所谓“夫章程一秉夫鉴裁，即字体一遵夫指示”。在这种情况下，帝王对待西学的看法和态度势必会影响着官方史学对西学的看法和态度。不仅如此，在皇权至上、君主支配一切的东方社会里，皇帝的西学观实际上就决定了某一时期西学传播的取向。因此，考察西学对清代学术的影响，不能忽视帝王的作用。
在清代，康熙皇帝的西学观是最有代表性的，影响了康、雍、乾、嘉四朝官方和私家对西学的看法。康熙的西学观，是在治理国家的实践中，在学习、反思和批判地吸收西学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康熙的西学观有两个特点，其一，康熙始终把西学作为有用的器物来看待，他对西学的价值取向首先是实用。其二，康熙提倡“西学中源”。在康熙看来，西学的实用性可以“补益王化”，有利于政治统治和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但是，西学在意义层面上的内容，诸如天主教教义、哲学思想、世界观念等，与中国道统国体不合，必须反对。他的这一思想对官方修史活动影响很大，前面提到的官修史书注重吸收西方实地测量的方法，实际上就来源于康熙的提倡，比如关于长江源头问题，康熙在征讨噶尔丹进军西藏时，就注意做实地考察，证明长江发源于巴颜哈拉岭东南麓，纠正了中国传统的“岷山导江”之说，并且指出之所以有“岷山导江”之说，是因为“未得其真，惑于载籍，以意悬揣而失之”。皇帝的倡导使得官修史书纷纷采用西方实测技术来确定山川河流之位置。西学实用性的一面在官方史学中屡被应用，取得很好的效果。与之相应，官方史学对于西学著述中具有思想意义的一面，完全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们“剽窃释氏”，“尊信天主”，所谓“西学所长在于测算，其短则在于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所谓自天地之大以至蠕动之细，无一非天主所手造，悠谬姑不深辨，即欲人舍其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执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哉”!这些思想“悖乱纲常”，必须完全摒弃。要取其长而弃其短，最好的做法就是“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事实也正是如此，道咸以前的官方史学和私家史学都是在这样的标准下从事史书修纂的。
其次，晚清，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对待西学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西学在官私学术领域有不同的影响，反映了历史大变革下官方史学的保守和私家史学的敏感。
晚清国门洞开，一大批触觉灵敏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国家危难、西学盛行的社会和学术背景下开始反思王朝危机，研究边疆史地和域外史地。而这一时期的官方史学，依然沿着旧的道路往下走，迎接新的政治变局和史学更新的能力不足。官方史学的纂修官主要来源于翰林院，而就整个翰林院群体而言，正统思想的长期灌输，决定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必然是保守的官僚。光绪年间，光绪帝曾针对翰林官思想保守的状况，要求他们“于古今政治，中西艺学，均应切实讲求，务令体用兼赅，通知时事而无习气”，可是，就叶昌炽所看到的情况，翰林官中除少数人之外，“大半皆腐头巾”，对中西政治、
军事、文化碰撞下中国的变局反应冷淡，再加上官方修史中帝王的干涉和陈陈相因的修史内容和手段，必然造成多数纂修官在政治上的保守和对待西学的迟钝。这一时期，西学影响最大的是私家史学和民间学术。随着晚清西方史学日益传人中国，私家纷纷响应，在西学影响下撰写了大批有真知灼见的史学著作，显示出具有晚清社会特点的史学发展新趋势。可是，官方史学对此没有反应，晚清关系清廷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除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方略”外，官方史学都很少进行记载，对中西交涉和西方史事的记载就更少。《筹办夷务始末》和《各国政艺通考》是当时仅见的最能体现晚清中西政治文化冲突的两部官方史学著作，前者按时间顺序汇集与西方各国外交事务有关的谕旨、奏议等资料，藏于宫禁，供皇帝等阅看。后者始纂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宣统元年(1909)告成，该书以国内已有译著为依据，将世界各主要国家政治、制度技艺等分农学、化学、法律、官制、地理、学校、兵政、财政、各国历史本末等九类汇纂，共775卷。这些汇纂而成的官修史籍虽然也注意到西方列国历史内容，但为时已属过于迟慢。可以说，晚清官方史学已远远落后于时代，无法有效地作用于社会，只能被时代所遗弃。
可见，明末清初西学的传人，确实对清代学术产生了影响，这从官方史学的发展上看得非常明显。那种认为西学对清代学术影响不大，甚至认为西学对中学没有什么启发作用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但同时，那种认为西学在学术范围、知识结构、方法论甚至世界观层面上都对清代学术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观点，也不免有夸大之嫌。就官方史学而言，在西学的刺激之下，接受西学的“用”，摒弃其意义层面的内容，将西学之“用”用之于修史，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由于帝王立场的作用和史官的保守，决定了西学对官方史学的影响是有限的。至少在道咸以前，西学并没有动摇和改变整个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西学的传人并未影响到包括官方史学以及私家史学在内的清代学术所固有的传统文化品格和治学格调，其核心价值体系依然是“中式”的。就像英国学者李约瑟所指出的，西学东渐虽然使中国接触到西学，但“这种接触从来没有多到足以影响它所特有的文化及科学的格调”。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谈到西方数学对中国的影响时也说：“西方的数学知识甚至在两个世纪中导致了有关中国数学史上的一场大运动，这些新鲜事物并没有动摇实质性的内容，即他们自己的世界观。”通过前面的考察，笔者认为这样的估价庶几符合历史事实。
然而，这种情况到晚清发生了变化。中国人真正重视西学、认识到西学的先进性并主动向西方学习，是在鸦片战争后国家面临亡国灭种的情况下出现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私家史学纷纷把目光投向域外，出现了一大批研究外国史的著作。不幸的是，官方史学由于自身的保守和迟钝，对当时的社会变化不能及时做出反应，依然走着“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的老路，最终不得不衰败下去，让位于私家史学。从此，中国史学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
责任编辑 阎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