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8-04-16
作者简介：李金善(1962～)，男，河北文安人，河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崔志博(1981～)，男，河北平山人，河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国风》“淫诗”之说，源于宋代，欧阳修《诗本义》说《静女》，“此乃述卫风俗男女淫奔之诗”。解《野有死麕》“吉士诱之”为“吉士遂诱而污以非礼”，并说“其卒章遂道其淫奔之状”。说《东门之扮》“陈俗男女善淫风……男女淫奔多在国之郊野，所谓南方之原，犹东门之埤也”。“这样直指某诗为淫诗，也可以说是欧阳修启其端。”此后，朱熹认为《国风》中一些谈情说爱的诗不合礼义，称这些诗乃“淫奔之诗”。如说《萚兮》“此淫女之词”；说《采葛》“盖淫奔者托以行也”；说《郑风·扬之水》是“淫者相谓”等等。《
诗经》中被朱熹划为“淫奔之诗”的多达二十余篇。马端临《
文献通考》列出了其中的24篇。马端临说：
今以文公《诗传》考之，其指以为男女淫泱奔诱，而自作诗以叙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东门之珲》、《溱洧》、《东方之日》、《东门之池》、《东门之杨》、《月出》，则序以为刺淫，而文公以为淫者所自作也；如《静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箨兮》、《狡童》、《褰裳》、《丰》、《风雨》、《子衿》、《扬之水》、《出其东门》、《野有蔓草》，则序本别指他事，而文公亦以为淫者所自作也。
将爱情诗从汉儒教化解说中解脱出来，还爱情诗以民间歌谣之本来面目，这是朱熹乃至《
诗经》宋学研究者对《
诗经》研究的重大贡献。但是理学思想的束缚，使朱熹等并没有沿着文学研究的道路走下去，而是戴着理学家的有色眼镜，指责这些爱情诗是“恶为可戒”的“淫奔”之诗。“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四书集注》)《
诗经》由汉学家的政治教科书变成了宋学家的“理学教科书”，这是朱熹理学卫道思想的体现。朱熹之后，朱熹的三传弟子王柏撰《诗疑》，对“淫诗”的痛恶之意更甚于朱熹，他将自己认定为“淫诗”的32首诗从《
诗经》中尽数删去，自诩为替夫子删诗。尽管如此，《
诗经》研究毕竟向着文学研究的道路回归。有元一代《
诗经》学基本上亦步亦趋，成为宋学的延续。面对着《
诗经》宋学繁荣的时代潮流，敢于逆流而动的似只有马端临一家。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五《诗序》条下，对“淫诗”问题进行了分析，驳斥了朱熹“淫诗”观，其基本观点如下：
首先，马端临认为所谓“淫诗”属“变风”“变雅”，“变风”“变雅”为刺上之作，不害温柔敦厚，汉儒的观点不错。朱熹关于“淫诗”轻薄、有害温柔敦厚的说法不对。马端临曰：
文公谓：序者之于《
诗》不得其说，则一举而归之刺其君。愚亦谓文公之于《
诗》不得其说，则一举而归之淫谑。如《静女》、《木瓜》以下诸篇是也。文公又以为序者之意，必以为《
诗》无一篇不为刺时君国政而作，轻浮险薄，有害于温柔敦厚之教。愚谓古者庶人谤，商旅议，亦王政之所许，况变风、变雅之世，实无可美者，而礼义消亡，淫风大行，亦不可谓非其君之过。纵使讥讪之辞太过，如《狡童》诸篇之刺忽，亦不害其为爱君爱国，不能自己之意，今必欲使其避讽讪之名，而自处于淫谑之地，则夫身为淫乱，而复自作诗以赞之，正孟子所谓无羞恶之心者，不可以人类目之，其罪浮于讪上矣，反得为温柔敦厚乎?
《静女》、《木瓜》、《狡童》显系情诗，朱熹看得不错，但马端临并不理解，执意维护汉儒“美刺”之说，认为古时王政允许谤议达上，变风变雅之作乃刺上而已，并不有害于温柔敦厚，更谈不上“淫”。在这一点上，马端临并没有脱出汉学的窠臼，与朱熹的说法相比，也是一种退步。
其次，所谓“淫诗”乃刺“奔”之作，非淫者自作。朱熹认为“淫诗”乃是“淫者”自作，有失偏颇。马端临日：
则序本别指他事，而文公亦以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检之人，发而为放荡无耻之辞，而其诗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犹存之，则不知所删何等一篇也。
马端临认为如果《
诗经》中有如此多的“淫者”自作之诗，不符合孔子删诗之旨：
或曰：序者之序《
诗》，与文公之释《
诗》，俱非得于作诗之人亲传面命也。序求《
诗》意于辞之外，文公求《
诗》意于辞之中，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说，而妄议先儒也。盖尝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说《
诗》者读《
诗》，而后知序说之不缪，而文公之说多可疑也。
马端临认为朱熹之所以找出了这么多的“淫诗”，其根源在于朱熹求《
诗》意于辞之中，是犯了“以辞害志”的毛病。
孔子之说曰：“诵《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孟子之说曰：“说《
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盖知诗人之意者莫如孔、孟，虑学者读《
诗》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无邪之训焉，则以其辞之不能不邻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则奚邪之可闲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则以其辞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庙》、《臣工》，则奚意之难明乎!以是观之，则知刺奔果出于作诗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删者，其诗决非淫浃之人所自赋也。夫子曰：“思无邪。”如序者之说，则虽诗辞之邪者，亦必以正视之。如《桑中》之刺奔，《溱洧》之刺乱之类是也。如文公之说，则虽诗辞之正者，亦必以邪视之，如不以《木瓜》为美齐桓公，不以《采葛》为惧谗，不以《遵大路》、《风雨》为思君子，不以《褰裳》为思见正，不以《子衿》为刺学校废，不以《扬之水》为闵无臣，而俱指为淫奔谑浪，要约赠答之辞是也。且此诸篇者，虽疑其辞之欠庄重，然首尾无一字及妇人，而谓之淫邪者乎?
按照马端临的理解，知诗意者，莫过于圣人，孔子称《
诗经》“思无邪”，如果这些诗篇是“淫诗”的话，孔子必定会删去。孔子之所以不删这些诗，是因为这些诗并非“淫者自作”，更不是“淫昏不检之人”的“放荡无耻之辞”，而是为“刺”、为“美”而作。朱熹称这些诗为“淫诗”，是因为他就诗论诗，没有“求《
诗》意于辞之外”。理解诗歌，不在于是否写了邪恶的内容，而关键是研究者的立场，研究者从正面去理解，才能真正探求“诗”之本旨，朱熹立场站得不对，才在《
诗经》里找出了那么多的“淫者自作”之诗。朱熹解《
诗》不依《诗序》，马端临处处回护《诗序》，可以看出两个人在对待《诗序》问题上的鲜明态度。
再次，马端临认为论诗当求意之指归，不可求之管弦。而朱熹对于“淫诗”，不仅从内容上给予否定，还从音乐方面对“淫诗”作了批评。《
文献通考》引朱熹的观点说：
文公尝言：“雅者，二《雅》是也；《郑》者，《缁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卫》者，《邶》、《鄘》、《卫》三十九篇是也。《桑间》，《卫》之一篇《桑
中》是也。二《南》、《雅》、《颂》，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郑》、《卫》、《桑》、《濮》，里巷狭邪之所作也。夫子于《郑》、《卫》，盖深绝其声于乐，以为法，而严立其词于《
诗》，以为戒。今乃欲为之讳其《郑》、《卫》、《桑》、《濮》之实，而文以雅乐之名，又欲从而奏之宗庙之中，朝廷之上，则未知其将以荐之于何等之鬼神，用之于何等之宾客乎?”
朱熹认为郑卫之声淫，故郑卫之诗不可用于宗庙朝廷，不可用于祭祀，宴飨。马端临则以为不然：
愚又以为未然。夫《左传》言季札来聘，请观周乐，而所歌者，《邶》、《鄘》、《卫》、《郑》皆在焉，则诸诗固雅乐矣。使其为里巷狭邪所用，则周乐安得有之?而鲁之乐工亦安能歌异国淫邪之诗乎?
马端临认为郑卫之诗在季札来鲁观乐之时已经存在，鲁国乐师断无歌他国“淫邪之诗”的道理。他又进一步举例说：
《左传》载列国聘享赋诗，固多断章取义，然其太不伦者，亦以来讥诮，如郑伯有赋“鹑之奔奔”，楚令尹子围赋《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类是也。然郑伯如晋，子展赋《将仲子》；郑伯享赵孟，子太叔赋《野有蔓草》；郑六卿饯韩宣子，善齿赋《野有蔓草》，子太叔赋《褰裳》，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箨兮》。此六诗，皆文公所斥以为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赋皆见善于叔向、赵武、韩起，不闻被讥。乃知《郑》、《卫》之诗，未尝不施之于燕享，而此六诗之旨意训诂，当如序者之说，不当如文公之说也。
通过举例论证，马端临认为郑卫之诗，并不是不能用来宴飨祭祀，朱熹之论并不正确。马端临批驳朱熹的同时表明了自己对音乐与诗歌的看法，他说：
然愚之所论，不过求其文意之指归，而知其得于情性之正耳。至于被之弦歌，合之音乐，则《
仪礼》、《左传》所载古人歌诗合乐之意，盖有不可晓者。夫《关雎》、《鹊巢》，闺门之事，后妃夫人之诗也，而乡饮酒、燕礼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诗也，而射礼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庙配天之诗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绵》。文王兴周之诗也，而两君相见歌之。以是观之，其歌诗之用，与诗人作诗之本意，盖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强通也，则鸟知《郑》、《卫》诸诗不可用之于燕享之际乎。
马端临认为，诗的意旨与所配之音乐，未必全合，不能以诗歌所配的音乐来论定诗歌的意旨。因此，郑卫之诗，并不能因为其音乐而划入“淫诗”范围之内。
客观而论，朱熹对《
诗经》淫诗之论，虽未能免除“理学”之说教，但已引领着《
诗经》研究向文学的本体回归，是《
诗经》学的一大进步。倒是马端临的理解显得有些保守，处处回护《诗序》，表现的仍是《
诗经》汉学的立场。
[责任编辑 姬建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