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宋民间学校教育传播的发展和兴起，是继春秋之后教育重心再次实现整体下移，推动教育传播主体转向平民化过渡，开创封建社会后期大众教化传播与“精英教育”传播互为层次、共同发展的教育转型时期。南宋民间学校教育传播系统在教育转型的过程中，承载时代变革继往开来的社会使命，其要素组成与社会化特征表现在高素质和职业化特色的教育传播者，教育传播信息开发的丰富多样化，印本书成为主要传播媒体以及受传者的普及化与公平性等几个方面。这些特征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民间学校教育传播高度灵活的发展自觉、丰富多彩的内在生机与引领时代教育潮流的创新形象。
关键词：南宋；教育重心；民间学校；教育传播系统；下移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8)04－0046－08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历史上某些大一统的朝代在被推翻后出现了一个“亡而不灭”的历史现象，如宋代的南宋、元代的北元、明代的南明，这些“亡而不灭”后继政权所存在的时间长短与所控制的疆域阔狭不一，其历史影响也大小迥异。后人在对这些具有延续性质的政权研究中，取得了一些明显的学术成果，如《北元史》、《
南明史》的出版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学术研究的空白，唯独《南宋史》至今仍付之阙如。近年来，学术界对宋代的研究从总体上看处于一种不均衡的发展状态，主要表现在重北宋轻南宋上。笔者2007年年底根据中国知识资源总库 CNCI系列数据库所提供的文章进行查询，结果表明，研究北宋的文章超过研究南宋的文章将近一半，这些数据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宋历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这与南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南宋史是整个宋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加大对南宋历史研究的力度，不仅是繁荣宋代学术研究的重要环节，而且也是拓展宋代学术研究的生长点和增长点，对于从整体上推进宋代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创新意义。
南宋时期教育重心的下移及民间学校的崛起对当时社会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目前对其特征和规律的研究较为薄弱。教育重心的下移是教育变迁极为关键的内在环节，民间社会是教育现象存在和发展的大舞台，民间学校也是与官学长期共存且推动教育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教育传播发展史上起着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教育传播学认为，任何教育传播活动都具有属于它自身的要素与系统，这是通过对教育传播现象本身结构所作技术性分析而得出的基本见解。依据这一见解，本文认为：第一，任何教育传播活动的发生、教育传播系统的运转同时也是社会内部运行模式下的文化传递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传播系统具有社会化功能的本质与特征，但这一特征需要通过教育传播活动个体的集约化及其社会化过程来体现；并不是所有的教育传播活动都能形成社会模式意义上的系统，一些零星分散的单纯教育传播活动个体，从行为上难以包容和透示其背后深刻蕴涵的社会功能特征，也难以形成社会模式意义上的传播系统。第二，教育传播系统同时又具有时代个性特征。教育传播社会功能的强弱、系统模式的隐匿或呈现，必然取决于教育传播活动个体集约化的规模及其要素集合的社会化整合程度。教育传播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和过程，不同历史阶段形态各异的社会化环境因素使教育传播形成了具有时代个性特征的传播系统。借助传播学理论，结合社会学视角，本文着重探讨南宋社会随时代潮流而动的教育重心之历史性下移，深入考察教育转型下民间学校教育传播系统的构成要素、运行轨迹、传播条件及时代创新特征。
一、中国古代教育重心在南宋时期的再次下移
中国古代教育发展曾先后经历过两次教育重心的历史性下移，虽然两次下移的指向方位相同，但两次下移的基本特征和背景及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有质的区别的。
第一次教育重心的下移发生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奴隶制度瓦解、社会制度面临根本变迁的大动荡时代。周“天子失官”而“学在四夷”，由于政治失控而导致教育重心转移至官学的相对立空间，私学便在民间社会扎根产生和恣意崛起。美国社会学家R．K．默顿认为，如果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发生脱节，就会出现社会失范状态，并导致越轨行为。春秋时期学术下移的“越轨行为”，就导致了一个新的文化结构系统的出现，并且在“社会失范”状态下，表现了新文化潜在的正功能，提供了社会进步与时代过渡的价值新取向。私学的出现如春风化雨，民间文化呈现出新气象。私学的传播一度活跃在春秋战国社会政治秩序探索重建的过渡时空之中，私学也企图寻找它所相应的政治基础。作为私学教育传播的象征性人物孔子，曾率众门徒周游列国以传播他的思想主张，而结果是四处碰壁，显示了这次下移所缺乏的政治基础及私学所承载的过渡性历史意义。私学的出现和兴盛是对中国古代早期教育形态“学术官守”、“学在官府”垄断格局模式的打破，其实质是进步的新生文化和教育力量对政治旧秩序的颠覆，它推动当时社会进入一个以文化探索、思想争鸣与政治过渡为特征的历史时代，直到秦政权结束了春秋战国的纷争，而在中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新型国家。然而，秦代新型的但却是封闭性的封建专制政体和“大一统”思想基础，与以往春秋时期那种突如其来的文化教育开放思潮在精神本质上是格格不入的，难以实现二者融合。在秦代继承西周“官师合一”的传统上，以法家思想为基础，采取严格的“吏师”教化制度的同时，私学被严禁传播，致使春秋以来教育重心下移趋势猝然中断。从历史文化发展趋势上看，秦代对私学绝对禁止而不是采取限制与调适相结合的态度，既背离私学长期存在的社会事实，又有悖于教育发展规律的客观趋势，因而是一种反历史的文化倒退。尽管从私学教育本身的来源进一步探究春秋时期教育下移的根源，其原初内因并非是原有主流教育系统自身变革所内生的趋势，而是“社会失范”状态下急剧发生的文化“越轨”，受到当时社会各种条件(包括传播技术手段)的根本制约，教育下移的范围也仅能波及到社会“士”的阶层，教育传播主体还远未面向一般平民，但这次教育传播重心的过渡性下移，却打破了夏、商、周三代垄断近2000年的“贵胄教育”格局，奠定了封建中央集权政体下“精英教育”的基础。汉、唐之后，封建学校教育制度得以确立和发展，民间私学也相应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
就中国封建化进程而言，一方面，“精英教育”作为封建政治统治的基础手段，从察举制到科举制指挥着封建教育在“精英教育”的轨道上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的进步，教育自身发展力量的惯性推动和传播技术手段的锐意革新，知识的开放与扩散，致使教育的平民化方向和教育传播范围的逐步扩大化趋势不可阻挡。
南宋政权重建后，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南宋社会发展在原有传统的格局上出现了新特征。商品经济有较快发展，封建政治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趋向，
选士观念又有新变化，社会政治身份的转换和社会流动空前加快。封建社会由上半期进而向下半期转折过渡。国学大师钱穆认为：“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洲异族入主，为特权阶层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乃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钱穆之论虽显得简略，但据史证，宋代已进入到皇帝依靠布衣官僚与之共同主宰日常政治的后封建政体时代，确是一种迹象。社会的深刻变革必然引起教育随之而变。从南宋整体教育而言，虽然官学僵化没落，徒有形式，缺乏生机，但民间教育传播则承载时代教育转型使命。首先是教育传播主体重心的下移，从教育传播者的视角来看，虽然没有办法精确统计出南宋官学教师和民间教育传播者的具体比率数据，但民间教育传播师资要高出官学师资数倍，而且民间师资层次丰富多样，能够满足社会各层受传者的不同需要，则是不争的事实。尤其众多著名学者、教育家的加盟，从南宋初的杨时，到张拭、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陈亮、叶适，再到真德秀、王应麟……他们既是闪烁在南宋民间教育传播舞台的文化明星，同时也是教育重心下移民间社会的一个个鲜明的形象标志。南宋一代接一代的众多学者、教育家们的一致性趋向，其本身就显示了时代教育重心下移的重大意义。从受传者来看，南宋教育传播的受传主体已覆盖士、农、工、商社会各阶层子弟，甚至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也有不同程度的覆盖，其次是教育传播信息重心的下移，仅从一个侧面就能说明，南宋民间教育不仅对普通基础知识的传播具有相当完整的信息系统，而且时代文化创新的硕果多出自民间学校，包括理学思想文化创新、事功学思想文化创新、各种教育实践探索活动的创新等，这些都是官学教育所不可比拟的。还有教育传播媒体、通道等也都是当时官学教育远远不及的。南宋民间学校教育传播系统汇集起时代文化力量对当时社会“生活世界”进行了文化生产再创造，从而创造了一种被哈贝马斯称作“公共领域”的社会沟通新环境。
南宋民间学校教育传播在教育重心下移和重建中，吸取了官学教育改革的成果，形成了独立的社会传播模式，促进中国古代教育在宋代逐步走上了教化与学校教育结构整合的文教一体多元化道路。南宋民间教育传播系统是对中国古代教育基本特征发生变迁的社会性自觉外化与实践，它开启了中国古代教育传播社会化的新层次和新格局，不仅推动中国古代教育传播发展的重心继春秋之后再次实现整体下移，而且促使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向平民化发展方向大步地迈进，以至于民间教育传播无可置疑地成为南宋教育传播的重心与支撑点所在。南宋民间学校教育传播系统在宋代教育转型中，铸就了承前启后的历史转折性与时代开拓性的新特征。
二、高素质和职业化特色的南宋民间学校教育传播者
教育传播是人类传播历史和传播活动中一种特殊的传播现象和传播活动，在教育传播的过程中，教师是最主要的传播者和教育信息的发送者，同时也是教育信息传播链条上选择、加工以及对信息过滤和通过的把关者，传播什么样的教育信息内容，教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教师素质的高低影响着教育传播的水平和质量，而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强弱则是推动教育传播事业与规模在教育转型中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之一。
关于南宋民间学校的师资状况，现存史料缺乏详细明确的文献记载，但从不同侧面也能推测其概况。南宋孝宗时期，东南一带民间学校延聘乡先生、拜师礼已成为每年度最重要的乡礼活动之一，塾师先生的月俸、教规、教习内容等，也有具体详细的规章要求：
每岁节既五日，各遣子弟入学，或须卜，则以寅、申、巳亥吉，亦不过三二日止。凡乡里，各有书社。岁前一二月，父兄相与议。求众所誉学识高、行艺全、可以师表后进者某人。即一、二有力者，自号为“纠首”，以学生姓名若干人，具“关子”敬以谒请，曰：“敢屈某人先生，来岁为子弟矜式，幸甚。”既肯可，乃以是日备礼延致，诸弟子迎谒再拜惟恐后。远近闻之，挈箧就舍，多至数百人，少亦数十人，间有年四五十不以老为耻。月率米，钱若干，送为司计，为掌膳，给瞻饮食。先生升堂，揭立规矩，有轻、重罚，至屏斥，凡五等，曰：“不率者，视此!”诸生欲授何《经》，乃日就讲席唱解敷说。旬遇九日，覆问之。常以岁通一经。若三日、八日，则习诗赋。若“经义”与“论策”讲题命意有未达，点、削、涂、改，俾自入绳墨，风俗如是，盖旧矣。
由上述史料可知，尊师与重教的互动传播已在东南地区达到了化民成俗的地步，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塾师先生作为教育传播者自觉地投入民间兴学办教，以儒家经书为载体传播知识，其教学方法也不拘一格。
伴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职业呈现出进一步分化的态势。职业观念的形成和职业的分化，必然要建立在各行业领域自身独立和发展壮大的基础之上。宋人袁采在《袁氏世范》中指出：“士大夫之子弟，苟无世禄可守，无常产可依，而欲为仰事俯育之资，莫如为儒。其才质之美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贵；次可以开门教授，以受束惰之奉。其不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事笔札、代笺简之役；次可以习点读，为童蒙之师。如不能为儒，则医卜、星相、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由此可知，宋代儒者的出路一般包括四种情况：一是人仕途做官；二是开办学馆，教授生徒；三是进入衙门为职业吏人；四是做童蒙之师。其中前两种情况一般要高中科第，而后两种则为科举落第者。这一现象透露出的信息表明，无论是开门教授以受束惰之俸，还是为童蒙之师，从教者已如同仕、农、工、商一样成为了常规的社会谋生职业。特别是其中的第二种开办学馆教授生徒和第四种做童蒙之师，已成为宋代民间学校教育传播者的主要来源。从当时这一种被作为现实生活中常规谋生职业选择的社会现象背后，不难预见它所折射出的南宋教育传播事业发展壮大与现实影响的历史缩影。
到南宋后期，民间学校的教育传播者尤其是童蒙之师，其职业化程度已非常高了。陆游在诗中曾描写乡村教师说：“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诗中通过对村学中一动一静人物形象的对比描述，虽意在鲜明地展现学童天真烂漫的热闹场景以及教书先生不与时俗交流往来而脱离生产劳动、自视清高的一面，但同时也表现出当时教师的职业地位还是相当稳固和专业化的，这对民间学校教育传播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南宋时期，民间学校教育传播者的组成和来源，已远不再是以往传统中那种单由几个能识文断字的乡下先生来点缀而寥若晨星的局面了。如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所指出的，一种秩序得以结构化而趋于均衡的系统，需要从环境不断地寻求以满足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潜在模式维系等基本功能条件的实现。南宋民间教育传播系统发生了功能要素的
结构性整合。随着南宋民间学校教育传播机构形式多样又自成系统的自主建设，冬学、村塾、家塾、义塾、义学、精舍、书院等，包含了社会上各种文化层次的教育传播者，甚至一些著名的理学大家、事功学大家也都热衷于教育传播活动，如杨时、张栻、朱熹、吕氏兄弟、陆氏兄弟、陈傅良、陈亮、叶适、陈淳、真德秀、王应麟等，都积极开办私学和书院来传播文化知识，他们的加盟无疑提升了民间学校教育传播的质量和办学效益，他们的人格就是一种媒介，其足迹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形成一个教育传播的中心。南宋时代思想家们的躬行实践，全面地提升了民间办学的层次，引领民间学校教育传播向活泼生动、规范的层次推进。
三、南宋民间学校教育传播信息的开发丰富多样
教育信息是教育传播过程中传者向被传者传递认识现实、改造现实的基本知识技能工具和从事该项活动的重要依据。教育信息的开发与利用程度，标示着教育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能力。南宋民间学校教育传播的信息内容比以往任何时期都丰富，自上而下成系统，且有体系，既包容着封建文化的核心理念，叉与时俱进地具有反映时代社会现实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需要的内容。宋代民间学校的教育传播信息内容实际上包括了识字及书、画、医、算、工、商、武、讼等多个学科门类的丰富内容。
首先，在封建文化伦理方面，大学阶段以传统的《五经》和《九经》等国子监书为基础。朱熹等人博采众长、海纳百川集注编订《四书》和《五经》，创立以理学思想为核心的旨在发扬儒家传统的封建文化伦理新体系，以民间学校为传播的基地，逐渐取代北宋王安石有意越过孔孟身后直取古礼而阐发改革思想的《字说》和《三经新义》；小学阶段新编订的《三字经》、《
百家姓》、《续千字文》、《
名贤集》等普及读物与之相互配合，形成知识信息的互动传播。
其次，在蒙学教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不仅有《
千家诗》、《
唐诗三百首》、《
古文观止》、《
唐宋八大家文钞》、《神童诗》、《笠翁对韵》等诗文传播教材，还有王应麟《小学绀珠》、王日休《训蒙法》以及适合一般农人、手工业者和商人需要的《四言杂字》等民间重要的识字教材读物。甚至有些地方还将识字教材编成讼语进行传播，如“江西州县百姓好讼，教儿童之书有如《四言杂字》之类，皆词诉语”；“江西人好讼，是以有‘簪笔’之讥。往往有开讼学以教人者，如《金科之法》，出甲乙对答，及哗讦之语，盖专门于此。从之者常数百人。”史学方面，有黄继善《史学提要》、王令《
十七史蒙求》、胡炳文《纯正蒙求》、胡宏《叙古蒙求》、胡寅《叙古千文》等历史知识方面的传播教材。在教规教约方面，有朱熹编订的《童蒙须知》、吕祖谦编的《少仪外传》、陈淳编的《小学诗礼》、吕本中编的《童蒙训》、邵万洲编的《孝悌蒙求》、彭止堂编的《止堂训蒙》。另外，真德秀编的《文章正宗》、谢枋得编的《文章轨范》、吕祖谦编的《古文关键》、《东莱博议》等教材，则是专门为了民间学校具有中等文化基础的人学习而编写的；吕祖谦编著《历代制度详说》、陈傅良编订《永嘉八面锋》“盖采辑事类以备答策，本家塾私课之本。其后转相传录，遂以付梓”、“皆预拟程试答策之用”，则又是当时流行的科考优秀教材，在民间教育传播中因受众面广，也广为流传。
其三，南宋各学派都把民间学校作为宣扬和传播不同学术思想主张的重要舞台。正如理学家袁燮所说：“今长沙之岳麓、衡阳之石鼓、武夷之精舍、星渚之白鹿，群居丽泽，服膺古训，皆足以佐学校之不及……儒者相与讲习，有志于斯，以养其心，立其身，而宏大其器业。”各家学术流派还注重学术思想的相互传播、影响和争鸣，如乾道三年(1167年)张栻和朱熹会讲于岳麓书院，淳熙二年(1175)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会讲于鹅湖书院，对推动学术交流与活跃民间书院的教学传播活动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对此，朱嶷赞叹道：“相与讲明其所未闻，日有问学之益，至幸至幸!”许多时代大思想家广开师门，以讲台为传播的场地，通过语言媒介和教科书媒体宣扬并传播自己治学的思想和主张，“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永康陈亮求实理实学，讲“其说皆今人所未讲”，“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可谓百家纷呈，各显千秋，极大地卜富了民间学校教育传播信息的内涵，并提升了民间教育传播的活力。尤其理学思想的传播信息在民间学校教育传播实践中，实现了对传统儒学的历史性改造而大步地走向了世俗化的传播状态，南宋理学著作多是理学家们在民间讲学过程中的阐发和结晶。更有朱熹为规范民间大学、小学编订的课程和专为书院所订的《白鹿洞揭示》、吕祖谦所订的《规约》等，这些反映理学教育思想的重要文献，最先都曾出自民间并被民间学校施行与广泛传播，它们足理学思想制度化、社会化在民间学校教育传播过程中的具体体现与反映。理学“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的世俗化教育思想旨趣，成为维系和引领宋代民间学校教育传播系统要素持续整合的内在纽带和传播动力。而系统自身的维系和存在，不能缺少这些“潜在模式维系”的基本功能条件。
四、印本书成为南宋民间学校教育传播系统的主要传播媒体
教育传播媒体是传递以教育教学为目的的信息载体，它具有传递教育信息、储存教育信息和控制教育信息的功能。教育媒体的革新对教育传播事业的发展具有强烈的推动作用。宋代，中国出版传播业伴随着传播科技的进步已进入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印本书成为了教育传播的强有力工具和重要载体，监本、学宫本、学舍本、州学本、郡府学本、县学本、书院本、家刻本等各种版本应有尽有，民间坊肆刻书的传播机构更是遍地开花。南宋文教传播领域的传播载体(传播媒介)由先进的印本书完全取代了落后的写本书，从而推动文化和教育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高峰发展阶段，南宋民间学校教育传播事业的兴起，正是处于新兴教育媒体向全社会广泛覆盖的这个高峰时期。
在教育传播媒体方面，首先引领和普遍采用雕版印刷术的是教育传播领域。南宋是印刷媒体大发展的时期，包括地方学校在内，大量地刊刻复制书籍教材，使得早期书(手抄本)完全向印刷书(印本书)转变和平而印刷传播媒体在教育传播业被广泛的应用。印刷书和早期书的不同主要表现在：“早期书是手抄的、成卷的、制作难、成本高；印刷书足印制的、成册的、制作易、成本低。”所以，印刷书比任何较早的传播工具更具影响力，它具有四大特点：“表达力强——包罗广阔的观念与感情；记录持久——克服了时间上的阻碍；传递迅速——克服了宅问上的阻碍；扩散面广——多阶层的人都可使用。印刷书的出现和普遍使用，引发了教育上的巨大变革，它大大地扩大了教育的对象，使知识传播的速度与广度大大增加，把知识传播得更久更远。”教育传播就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目的要求并选择适当的信息内
容，“通过有效的媒体通道，把知识、技能、思想、观念等传送给特定的教育对象的一种活动。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在教育传播实践中，教育媒体尤其媒体的创新对于教育传播活动效能的发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雕版印书技术的发明与广泛应用，大大促进了宋代文化知识的传播、思想观念的更新、社会意识的进步与流动，促使社会身份性歧视在南宋教育传播中得到进一步消除，“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媒体变革催生了社会观念的更新。
在教育传播语言载体方面，两宋时期，汉语俗字滋生最为繁衍，各种文本话语的世俗化进程迅速。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活跃发展和城市、乡村的进一步分化，使宋代社会生活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新时尚和新画卷，“表示新事物的名词，表示新活动的动词，描写新现象的形容词，以及谚语、成语、行业语等，纷纷涌入汉语词汇宝库”。宋代诗词歌赋的创作和审美意识，百姓语言和世俗情趣登堂入室，“寻常占语口头话，便是诗家绝妙词”，街谈市语皆可入涛，从中可见语言传播世俗化方向的变革趋势。据清人钱大听考证：“(农家子弟)所读《杂字》、《
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今乡村小儿所习《
百家姓》一书，盖犹宋人所习，以赵为首，尊国姓也。”像各种《杂字》、《
百家姓》、《蒙求》、《千字文》、《三字经》等通俗教材在民间的流行，进一步表明南宋文本话语深入社会大众的世俗化趋势，从而为民间教育传播的兴起提供了语言传播载体的世俗化前提。
五、南宋民间学校教育传播系统受传者的普及化与公平性
在教育传播过程中，受传者是基本主体，既是传播信息的终极接收者、储存者、加工者，也是信息反馈者。实际上，一切传播活动都是围绕着受传者这一基本主体来进行的。任何教育传播活动，如果缺少足够规模和数量的主体参与，那么即便这些传播活动是活跃的，但由于其零星、孤立或分散，也形不成可观可感、有影响力的社会传播模式或系统。丰富的媒体资源和大众化的传播主体规模是教育传播系统充分运行的必要条件。南宋民间教育传播之所以在中国民间教育传播的历史长河中具有特殊地位，具有转型和转折性特征，其基本原因正是由于它是围绕着受传者的大众化而展开的。
南宋民间教育传播的受传者所达到的开放程度与直指大众化的总体推进，是对教育主体传统藩篱的一次历史性突破，教育主体是教育传播的核心，教育主体的开放和下移是教育重心整体下移的基本前提和标示。基于时代教育发展的大众化需求，南宋朱熹等教育思想家们与时代同行，依据理学教育思想的内在逻辑和受教育者年龄、心理特点，首先把小学和大学作为一个统一的教育过程来考虑，分别提出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基本任务及其之间的衔接。朱熹编写《童蒙须知》、《小学》，与吕伯恭合编《近思录》等小学教材，编订《四书集注》作为大学阶段的基础教材，使得自童蒙至成年、从小学到大学自有次序，彼此相互衔接。朱熹站在时代变革的高度以托古的婉转语调指出：“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当世之人无不学”。朱熹的呼吁和倡议不仅提出教育的大众化和社会性公平原则，而且指明基础教育的社会化普及任务与精英教育的衔接与分类。南宋民间教育传播这种大众化主体性特征的趋向，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背景。
首先，宋代的农业、冶炼业、手工业、交通运输等有了较大发展和进步，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到了南宋初年，为提高和普及农业生产技术，陈旉在总结两浙等地先进地区耕作经验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农书》，使得先进的农业经验、农业知识和农业技术在民间社会得到广泛的传播。农家教育子弟识字读书的迫切目的也正是基于这种新的社会生产形势的迫切需要。南宋时期，像印刷业、制造业这些新兴的行业生产也都需要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佣工，而民间学校专为工商子弟开设的《杂字》等课程内容，就充分反映了学校教育适应和满足当时社会经济生产客观需要的现实特征。社会经济发展对教育的一个最直接的刺激就是对知识和人才需求的猛增，这是引发南宋民间教育传播兴起和发展的社会根源。
其次，两宋“民本”思想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政治统治秩序的建设。“民本”思想对宋代社会生活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立君者，天也；养民者，君也。非天命之私一人，为亿万人也”，“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等时代呼声，高度地反映了当时“人本”社会思潮的涌动，但这些闪烁着政治文明光芒的“民本”或“人本”思想的落实，最终要具体地体现在有关法律的制定、政策的实施和解读等实际过程中，才能真正产生应有的社会作用。宋代即以社会最底层的“奴仆”和“佃户”为典型，对变革中的社会构成主体予以新的政治解读：“奴仆，小人就役于人者。”宋真宗诏日：“今之僮使，本佣雇良民。”罗愿对此解读说：“今世所云奴婢一概本出良家。”袁采说：“以人之妻为婢，年满而送还其夫”，“以人之女为婢，年满而送还其父母”，“以他乡之人为婢，年满而送归其多，此风俗最近厚者，浙东士大夫多行之”。宋代的“佃农”已成为了自由人，佃户也被纳入编户齐民之列。而在唐代，“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奴婢、部曲，身系于主”。宋代对社会人的理解同唐代相比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归根到底是人类自身的解放，而人的普遍性与天赋人权的尊严，在中国则始于公元11世纪的宋代得以从法律上确立。现实生活告诉我们，社会大众只有充分拥有了生命人权这一基本的前提，才有可能去真正谋求经济与文化上的需求和发展，这是教育传播事业之所以在两宋发生飞跃性和转型性发展的社会主体性政治基础保障。
其三，在封建政府机构主体社会构成方面，宋朝将政府机构人员组成的基础面扩大到社会最底层。宋太祖下诏日：“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自宋以降，读书做官、科举和太学，不因门第，不论孤寒，渐成定制。甚至向来被仕途排除在外的工商杂类子弟也在宋代允许入仕，太宗淳化三年(992)三月二十一日，朝廷明确规定：“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到南宋时期，政府机构主体的社会构成进一步面向平民阶层，同时，政权的开放性程度也随之连带增强。如当时中书主民，日常行政已出现“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的执政局面。南宋日常行政权力的庶民化流向，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政治观念所发生的微妙变化。这一政治进步现象折射出的曙光，刺激着南宋民间教育传播事业自主发展的时代趋向。
其四，两宋以文治国，长期推行“崇文”、“右文”的文教政策。“右文”政策主要表现在：确立儒学的
正宗地位，提倡儒、释、道并存而融合，构建理学思想新体系；举国兴起读书热潮，重视知识，对知识文化的文本载体进行大规模的编辑整理和发行传播；确立科举取士的人才选拔机制；兴办各级官学，建立经常化的国家养士制度体系等政治措施的一贯推行。由于宋政府对“右文”政策的大力推行，在宋代社会逐渐营造了一种宽松的文化创新环境，形成了宋代知识阶层“内省而广大”的思维品格特征。宋代知识分子一般具有自主、自断、自信、自豪的文化性格，这种反衬时代特征的文化心理旨趣，引领着南宋社会大众文化心理的价值取向。南宋民间教育传播主体心理必然受到这种成熟的时代文化性格的熏陶和影响，从而呈现出开放性的特征。这种时代精神的渗透波及到教育传播者，就是在教学传播过程中对传播内容和范围的自觉扩展与放大。南宋的时代教育家认为，时代教育不仅要“求理”、“求心”、“做儒”，还要教人如何“做人”，要创造出如陈亮所预见的“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那种时代气象，才够真精神。
南宋程师孟赋诗歌颂当时文教传播之盛说：“城里人家半读书”，“学校未尝虚里巷”。农工商家庭教子读书成为宋代民间教育传播主体社会化特征的历史写照。就两宋教育发展的总体轨迹而言，经过三次兴学和改革，北宋后期官学发展已从形式上达到“州郡建学，聚学粮，日不暇给”的空前状况。只是靖康之变后国难当头，官方教育传播急转直下，渐趋穷途末路。朱熹对此感触道：“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凑(辏)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义)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随着南宋政府的腐朽没落，不仅太学如生利之场，师生漠然如路人，地方官学也形同虚设。“大夫之贤而有意于教事者，乃能缩取他费之赢以供养士之费。其或有故而不能继，则诸生无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倾圮，斋馆庑废，率常更十数年乃一闻弦诵之声。然又不一二岁辄复罢去。”正如虞俦在《论郡县学札子》中所奏言：“窃怪夫近年州郡之学，往往多就废坏。士子游学非图铺啜以给朝夕，则假衣冠以诳流俗。而乡里之自好者，过其门而不入。为教授者，则自以为冷官而不事事。自一郡观之，若未甚害也，举天下皆然，则实关事体矣。”官学教育传播已无生机可言。虽然南宋官学教育传播系统时时处于半瘫痪状态，但时代变革经长期酝酿而成的教育发展大趋势不可逆转，南宋社会的乡村城市教育传播呈现了勃勃生机与活力，“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成为传承文明、传播文化的重要形式和载体。诚如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所言：“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南宋民间学校教育传播系统是一个具有良性循环的发展系统，它吸纳了大量知识分子读书人，这不仅解决了民间教育传播事业自身发展所必需的师资来源补充问题，而且为社会开辟了一条为当时广大读书人所需求的就业新出路，解决了南宋文化传播事业发展中的一个社会现实矛盾。它的这一强烈时代节奏感和社会适应性，确保了系统从环境中获得所需资源并在系统内加以合理分配，极大地促进了文明与知识信息的开发、传递、交流和承传，并能调动资源和引导社会成员去实现目标，为南宋学派林立、思想争鸣乃至文艺创作，开辟了新的领域和空间，造就了文化整合的恢弘气魄。
总而言之，南宋时期教育重心下移与南宋民间教育传播开辟了中国封建教育传播的新境界、新篇章，在扩大“精英教育”基础的旗帜下，自主地将封建教育的大众化趋势顺势推向主流渠道，以至于封建社会教育传播发展重心整体下移到民间社会。自南宋之后，历代的官学教育始终不能脱离民间社会教育传播大众化发展的教育基础，封建“精英教育”也牢牢依托在大众化教育的基础之上。南宋之后，元、明统治者开始高度重视民间社会学校教育的重要教化功能和作用，元代乡村社学、明代乡村社学以及各种各样的乡村城市私学、书院等构成封建社会后期民间社会教育传播的广阔画卷，形成了封建社会后期大众教化与“精英教育”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