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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造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唯物史观是他们合作形成的具有标志意义的成果。经过1848年欧洲革命的洗礼，唯物史观遵循内在逻辑分别向具体和抽象两个方向拓展：前者深化了与社会实践的直接联系，主要由马克思发展成为剩余价值理论；后者回应了理论界的挑战并予以升华，主要由恩格斯发展成为辩证唯物主义。
       关键词：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的解释范围，需要通过其现代化予以包容并推动该实践进一步发展。这首先需要科学判断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结构内容。在学术界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把马克思主义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这种观点虽一度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客观上肢解了其内在联系，使马克思主义无法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面对新时代的要求。目前，已有学者开始着手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但这种研究还尚未深入，主要表现出两个缺陷：一是在研究目标上没能正确处理“推进基础理论发展”和“推动现有理论宣传”的关系；二是在研究内容上没能准确判断、重新梳理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切入点。笔者认为，只有从三个层次认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才能厘清其内在的自我更新的动力机制，实现发展马克思主义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相统一的目的。笔者拟依据相关信息对此问题提出探索性意见。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了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彼此都“发现”了对方与自己志同道合，于是他们走到了一起，共同写作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到了40年代末，他们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形成。它主要肯定了：
       1、判断社会关系的性质要看生产力的水平
       任何个人都是在社会关系中生活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生活质量，但是人们却无法任意选择自己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说：“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
       生产力是判断人们生活状况，进而判断人们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
       2、人类所拥有的生产力水平具有客观性质
       一方面，生产力的水平决定着社会关系的性质；另一方面，“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
       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说：“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
       3、生产资料在生产力中具有决定性意义
       一方面，需要把社会发展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还需要把生产力的发展归结为生产资料的发展。生产资料技术水平的变化，就是马克思所依据的“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只有找到生产资料技术的尺度，才能对生产力的水平做出性质上的判断。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4、大机器生产资料为建立理想社会提供了物质基础
       一方面，是肯定一般生产资料技术水平在决定生产力性质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是确定现实存在的生产资料将如何通过决定生产力而进一步决定社会关系的性质。马克思认为，大机器生产资料对社会关系的作用是：“总之，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简化了作坊内部工人的职能，集结了资本，使人进一步被分割。”
       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和恩格斯指出：“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越少，换句话说，现代工业越发达，男工也就越受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挤。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
       正是在上述认识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对理想社会的期待，通过大机器的生产方式展示出来了：
       第一，“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意味着劳动者将因此取得同等的经济地位。这一事实意义重大。大机器生产本身意味着高效的劳动生产率；一旦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在不影响生产效率的前提下，劳动者将可以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以此达到消费权利的平等。
       第二，“自动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意味着人们因此将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自动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它展示着人类理想社会的方向。
       第三，大机器生产方式将消灭三大差别。马克思认为，大机器生产方式本身就会消灭人们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进而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分工，最终将营造每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平等局面。马克思引证说：“亚当·斯密比蒲鲁东先生所想象的要看得远些。他很清楚地看到：‘个人之间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远没有我们所设想的那么大；这些十分不同的、看来是使从事各种职
       业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区别的才赋，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从根本上说，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
       至此，所有的基本问题都已经找到了答案：大机器生产方式不仅使推翻资本主义成为需要，而且使建设社会主义成为可能。剩下的只是如何把理论转变为行动的问题了。唯物史观的逻辑证明至此已基本完成。虽然，在此后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理论仍然继续做出了若干重要的补充和完善，但其主要架构始终未变。
       可以断言，唯物史观所形成的逻辑理论，既强调了人类社会发展存在着客观规律，又强调了通过人们的物质生活去认识其精神生活是解读这一规律的基本途径。这意味着，唯物史观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论的标志。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内容，属于该思想体系的中坚层次。
       二、唯物史观向实践领域发展形成了剩余价值理论
       1847年，新的经济危机再度发生，整个欧洲山雨欲来风满楼，《共产党宣言》就在这种气氛中问世了。它的问世不仅表达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一场改变旧世界的大革命的信心，也寄托了他们验证自己理论的期待。
       《共产党宣言》所张扬的大气磅礴的革命精神，没有给1848年的欧洲革命带来成功。尽管如此，但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不仅没有因此放弃他们关于唯物史观的理论主张，而且他们都认为需要把这一理论继续推向前进。
       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时说：“在这些失败中灭亡的并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是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即革命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它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他认为，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是革命者还没有接受正确的理论；然而革命的失败提供了让无产阶级重新选择革命道路的条件。
       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说：“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保证立即获得成功……研究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他表达了与马克思相同的对革命失败的总结，即认为必须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才能取得革命的成功。
       马克思号召自己的战友“回到书房里去”。在19世纪整个50年代，马克思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如果说唯物史观是研究人类一切生产方式的话，那么这个时期研究的则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即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运用于特定的生产方式。马克思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在《资本论》中，它完整地展现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内容。
       马克思这个时期的理论研究取得了三个方面的成果：
       1、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性
       马克思分析了资本积累过程：“一旦这一转化过程(指原始积累过程——本文作者注)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地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在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在上述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被归结成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
       2、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即无产阶级遭受剥削的秘密
       马克思指出，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其中，商品的价值取决于抽象劳动，使用价值取决于具体劳动。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在于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家通过支付工人劳动力的价值——即再生产该劳动力所需要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购买了工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要大于劳动力本身的价值。马克思举例说：“劳动力维持一天只费半个工作日，而劳动力却能发挥作用或劳动一整天，因此，劳动力使用一天所创造的价值比劳动力自身一天的价值大一倍。”资本家拿走了这个差额，雇佣工人被剥削了。这表明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合理性。
       3、进一步调整了关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表达方式，使其更加科学、鲜明、准确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
       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不难看出，唯物史观向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不仅进一步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提供了经济学的证明，而且具体说明了无产阶级遭受资产阶级剥削的各个环节。这为当时正在进行的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增强了信心，凝聚了力量，大大促进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可以断言，剩余价值理论所形成的策略理论，既强调了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合理性，又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变私有制为公有制的必要性。这意味着，剩余价值理论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行动原则，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论的标志。它接通了马克思主义与客观世界的联系，属于思想体系的外围层次。三、唯物史观向抽象领域发展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
       在19世纪60～70年代，马克思主义已演变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思想派别。它经历了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的实践斗争，其间运用自己的理论原则先后与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巴枯宁主义以及拉萨尔主义、杜林主义等进行论战。这些理论的交锋在从工人阶级斗争的策略、原则出发之后渐行渐远，越来越涉及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问题，迫使马克思恩格斯在更深的学理层次上予以应对。但此时，马克思急需整理他的庞大的经济学手稿；而在19世纪50～60年代，恩格斯为了资助马克思的研究，不得不把他的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经营企业。自1870年起，恩格斯终于从繁重的商务活动中解放出来，得以承担推动唯物史观向一般哲学方向发展的主要责任。
       恩格斯关注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一开始他就注意不时地把自己的研究心得与马克思分享。正是在提出从运动中观察物体，并把物质运动分为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有机体的观点之初，恩格斯就立即给马克思去信说：“由于你那里是自然科学的中心，所以你最有条件判断这里面哪些东西是正确的。”
       后来，恩格斯写了《反杜林论》，把相关理论作了系统化的梳理。他在序言中写道：“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由马克思写的……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恩格斯进一步解释说：“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可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可是对于自然科学，我们只能作零星的、时停时续的、片断的研究。因此，当我退出商界并移居伦敦，从而获得了研究时间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像李比希所说的——‘脱毛’，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
       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总结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方法理论。它可以被概括为三个基本结论：
       第一，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人类社会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同样是一种物质运动，同样存在着客观规律。“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本身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物质的运动不仅仅是粗糙的机械运动、单纯的位置移动，它也是热和光、电压和磁压、化学的化合和分解、生命乃至意识。”
       第二，物质运动规律体现为辩证法。恩格斯指出：“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阶段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它们实质上可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
       第三，人类对物质运动规律的认识能力本身同样是辩证的。“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作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但是，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学家中，休谟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可认识的物质的无限性，是由各种纯粹的有限性组成的，同样，绝对地认识着的思维的无限性，也是由无限多的有限的人脑所组成的，而人脑是彼此并立地和相继地从事这种无限的认识的，会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做蠢事，从偏斜的、片面的、错误的前提出发，循着错误的、弯曲的、不可靠的道路行进……因此，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受到双重困难的困扰，并且按其本性来说，只能通过一个无限的渐近的前进过程而实现。这已经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无限的东西既是可以认识的，又是不可以认识的，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人们指责恩格斯最多的是他的自然辩证法思想。主要是批评两点：一是自然辩证法是讲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自然界中无主体，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无主体；指认它的发展是辩证的发展，是没有道理的。二是确认自然界按照辩证法发展，是一种先验论断，会给人们正确认识自然界造成误导。
       但上述指责没有多少道理。首先，不管自然界有无人类存在，自然辩证法都是人类的思想成果，都只能是人类认识自然界的理性形式。其次，自然辩证法并没有封闭或停止人类对自然界规律的进一步认识，列宁就是这样认识唯物史观的，他说：“在我们还没有看见另一种科学地解释某种社会形态……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没有看见另一种像唯物主义那样能把‘有关事实’整理得井然有序，能对某一社会形态作出严格的科学解释并给以生动描绘的尝试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自然辩证法同样具有这种相对性。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不仅人类社会而且整个物质世界都存在着客观运动规律。它表明：任何一种物质形态的构成成分都是确定的，其固有属性的存在方式也将是确定的，因而其发生、发展、消失或转化的运动过程同样是确定的。这种物质及其运动的确定性就是客观规律性。这种客观规律性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从另一方面看，物质运动是物质之间的一种关系状态，它的基本存在形式就是时间和空间。其中，时间形式要求对物质存在做静态与动态关系的考察；空间形式要求对物质存在做局部与整体关系的考察。人们的所谓物质运动的规律，无非是这种考察的结果；由于人类永远都只能以具体主体的方式出现，而具体主体无法穷尽地把握物质对象所要求的时间和空间的条件，所以，人们对客观规律判读的任何具体内容，只能以相对真理存在。
       可以肯定，恩格斯把唯物史观引向了辩证唯物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被置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中。这样一来，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使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获得了升华：一方面，它承认规律的客观确定性，并让在实践检验中被证明正确的理论成为对规律的认识形式，从而大大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它承认规律的主观不确定性，并通过实践修正和调整了对规律认识的既定形式，从而避免了不同层面的思想僵化。因此，辩证唯物主义既是对唯物史观的超越，又是对唯物史观的回归。唯物史观这株智慧之树因辩证唯物主义而获得了丰厚的土壤。
       毫无疑问，辩证唯物主义是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共同思想成果，正如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思想成果一样。
       可以断言，辩证唯物主义所形成的方法理论，既强调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创理论的科学性，又强调了依据时代条件的变化予以修正的必然性。这意味着，辩证唯物主义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论的标志。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属于该思想体系的核心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