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天地]1980年以来国内革命根据地金融史研究综述
作者:黄正林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 第01期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革命根据地金融史研究取得的成就包括对根据地金融机构的建立、金融政策、货币发行、银行的业务、货币斗争、金融的作用、通货膨胀和物价问题、根据地人物与金融的研究等几个方面。
关键词:革命根据地;金融史;综述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8)01-0168-07
收稿日期:2007-08-15
作者简介:黄正林(1964-),男,甘肃环县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金融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方面整理出版了大量的资料,另一方面发表了大量的论著,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突破。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金融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笔者对《全国报刊索引》、《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张海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论著索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997年联合增刊)和中国学术期刊网的搜寻和统计,1980年至2006年发表的关于革命根据地金融史的学术论文近百篇,资料整理和专著近40部。以此为基础,笔者对1980—2006年间国内研究革命根据地金融史所取得的成果进行综述。
一
1980年代以来,银行、财政、高校、地方党史部门着力搜寻、整理出版了一批革命根据地金融史资料,为根据地金融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些资料主要有:《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金融》(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魏宏运主编的《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4编《财政金融》(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等编的《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全4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1988年陆续出版),魏协武主编的《黄亚光文稿和日记摘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陕甘宁边区金融报道史料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银行编年纪事》(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的《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编的《朱理治金融论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编的《回忆晋察冀边区银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武博山主编的《回忆冀南银行九年》(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等。
另外,一些财政经济史料都涉及到了金融史的资料,如《华中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江苏部分》(档案出版社1984—1986年陆续出版),《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原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辑》(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山东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山东省档案馆合编的《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刘欣主编的《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共山西省党史研究室等编的《太岳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等。
20多年来,出版的金融史专著近30部,其中杨希天等主持编写的《陕甘宁边区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是一部全面论述了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的专著,比较详细地勾画出1934年到1949年陕甘宁边区金融发展的脉络。戴启斌主编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金融史略》(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论述了从1927年2月诞生的“黄冈县农民信用合作社”到1949年“中州农民银行改组”20多年根据地金融发展的历史。章书范编著的《淮南抗日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年版)论述了抗战时期淮南银行的建立、货币的发行与流通、货币政策和货币斗争等问题。江苏省钱币学会编的《华中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第1分册(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论述了江淮、淮海、盐埠、苏南抗日根据地和江苏解放区的货币发行、流通和与敌斗争诸问题。安徽省钱币学会编的《华中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第2分册(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主要论述了安徽、淮南、淮北、皖江抗日根据地和安徽解放区的货币发行、流通和货币斗争的情况。袁远福、巴家云主编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以川陕省工农银行为脉络,结合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斗争,对川陕根据地银行的货币政策、种类、发行、流通等问题进行了论述。赵丙乾主编的《淮北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论述了1938年到1948年淮北、豫皖苏解放区银行的建立、货币发行以及种类、货币流通与对敌货币斗争等问题。蒋九如主编的《福建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年版),论述了土地革命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福建革命根据地货币发行的情况。王流海等编写的《豫皖苏革命根据地货币史》(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年版),全面反映了豫皖苏根据地货币、金融和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历史。章均立主编的《浙东革命根据地货币史》(宁波出版社2002年版),对浙东根据地货币发行的种类、流通以及其他涉及金融的问题进行了论述。李实主编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全面论述了从第二次国内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根据地货币产生、发展、演变和各个时期货币的作用。江西省钱币学会主编的《湘赣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系统论述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货币制度和政策、货币购买力等问题。周逢民、初本德主编的《东北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全面论述了东北根据地货币发行、流通以及相关的金融问题。各根据地货币史论著还有河北省金融研究所编的《晋察冀边区银行》(中国金融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人民银行河北分行编的《冀南银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赵宁夫主编的《中原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杨世源主编的《晋绥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版)、罗华素、廖平之主编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胡菊莲主编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汤勤福的《闽浙赣根据地的金融》(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张书成、许炳南主编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版)、张转芳主编的《晋冀鲁豫边区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版)、丁国良、张运才
主编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等。
不少研究根据地经济史的专著均有专门章节研究根据地的金融问题。姜宏业主编的《中国地方银行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篇对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所设立的革命政权银行作了介绍。许毅主编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朱建华主编的《东jE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星光、张杨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魏宏运主编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戎子和编的《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简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朱玉湘主编的《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稿》(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赵秀山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黄正林的《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年)》(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著作,都辟有专章研究了根据地的金融问题。
二
20余年来,中国革命根据地金融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成就。
1.关于根据地金融机构的建立。姜宏业对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的银行进行了统计和介绍。认为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根据地“为了支援战争,筹集资金,调剂金融,活跃市场,保存现金,打破封锁,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在耒阳、井冈山、海陆丰、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川陕、陕甘根据地,建立了50多个苏维埃银行,发行了200余种苏维埃货币”。他还研究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银行业,据作者统计,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成立了35家银行,发行46种货币。在此基础上,作者在《中国地方银行史》一书中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银行做了介绍。一些学者对根据地金融进行论述时也涉及到了根据地的金融机构,许毅主编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中对东固银行、闽西工农银行、江西工农银行、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湘赣省工农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创建、组织机构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刘国昆论述了土地革命时期在江西瑞金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缪明扬认为川陕省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与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是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政策制定实施的主体。徐爱华认为苏维埃银行的建立和货币的发行,是鄂豫皖苏区独立地进行币制建设,逐步形成和发展苏维埃金融体系的重要标志。黄少坚论述了湘赣革命根据地金融建设的问题。连琳论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建设。
贾秉文论述了晋察冀边区的金融事业,认为边区的金融事业是在坚持对敌斗争与支持工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李祥瑞认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银行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黄正林论述了陕甘宁边区金融机构的建立与发展。马文和论述了抗战时期安徽根据地的淮南银行、淮北地方银号、大江银行银行建立的情况。张晓辉、秦洪芳论述了解放战争时期广东革命根据地金融体系建立的问题,认为革命根据地民主政府为废除国民党腐败的金融政策,解决财政困难,稳定市场,保护群众利益,陆续建立起了裕民银行、新陆银行、南方人民银行,并分别发行“裕民券”、“新陆券”和“人民券”,建立了全新的金融体系。东北银行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决定成立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所建立的一家以东北根据地为基础的大区级银行,南海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信用合作社是抗战时期根据地农村的主要金融机构,文月琴、黄正林论述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信用合作社建立与业务开展情况。
2.关于根据地的金融政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在不同时期执行了不同的金融政策,这是学者论述根据地金融的一个主要话题。马洪范论述了革命根据地实行的独立自主的金融发展政策、审慎的货币发行政策和严格的金融管理政策。缪明扬论述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政策涉及确定货币政策目标、重建根据地金融、巩固根据地金融诸方面,认为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政策绩效可从川陕革命根据地集中经济与树立苏币信用、兑换银元的变通措施几方面得到说明。梁杰认为苏维埃中央银行具有国家银行的性质,它的成立不仅对土地革命时期各苏维埃区域货币政策的制定有着指导作用,其实行统一货币,独立而有计划地发行货币、打击制贩假币、实行金融现管的成功经验,对当今金融工作依然有着重要作用。徐爱华对鄂豫皖根据地的金融作了研究,认为鄂豫皖银行建立后的金融政策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废除伪国民政府的各类货币;第二,在苏维埃商店、合作社或市场交易中,一律使用苏维埃银行发行的货币;第三,任何团体和个人不得私用苏维埃的资本,以保证银行有一定数额的基金。”
《中国金融家》发表未署名文章认为抗日根据地的金融政策突出了三大特征:一是由国家银行办理低息贷款,支持生产事业和商品流通的发展;二是有计划地与敌人发行的伪币和假币作斗争;三是设立敌后银行,发行地方货币。田霖霞认为抗日根据地的金融政策的主要特点:一是为抗战服务;二是把扶持农业生产发展放在首位;三是因地制宜,具有灵活性。
3.关于根据地的货币发行。陈安丽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发行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分散发行时期(1927年冬—1931年底)、统一发行时期(1932年初—1933年8月)、货币逐步退出流通领域时期(1933年9月—1935年11月)。关于苏区货币发行,研究者关注比较多的是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发行的问题,如巴家云考证了川陕苏区货币发行的时间和数量,认为川陕苏区的布币、纸币开始发行的时间应在1933年3—5月,银元、铜元的发行时间应在1933年底以后。作者通过大量的资料考证,认为川陕苏区的钞票印量最多在70—80万元,银币20万元,铜元15万元左右。项定才对川陕根据地货币发行的时间、银币的比价等问题进行了考证。缪明扬论述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流通、兑换,认为川陕革命根据地流通行使的货币是可兑换货币,兑换中有一定的兑换比价,兑换中有一些变通措施。唐文论述川陕苏区的货币发行与反伪币斗争,认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发展苏区经济,发行了一整套由川陕省工农银行制造的货币,对巩固苏区,发展苏区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刘敏论述了川陕苏区银币的有关问题,认为川陕苏区铸造银币的资源一是没收地主土豪的财物,二是缴获军阀的战利品,三是苏区人民的支援。银币流通的范围分为内部流通(根据地)和外部(白区)流通。其他根据地的货币发行与流通也有论述,如土地革命时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行了银、铜、纸各种货币,王跃飞对此进行了论述并认
为货币的发行统一了苏区金融,发展了苏区经济,并强调湘鄂西根据地发行的货币具有鲜明的革命属性。杨枫等从发行机构与沿革、纸币印刷与种类、纸币流通与管理三个方面论述了湘西根据地的纸币。“钟纯华论述了井冈山根据地货币发行与流通的问题。”
魏宏运认为晋察冀边区的货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边币为根据地的本位币,独立发行,边区内部贸易一律使用边币;二是法币及各种杂币在一定时期内允许使用,在使用中逐步加以清理,以保证根据地货币统一;三是绝对禁止法币外流,使其不为敌人吸收;四是严禁伪钞入境。黄正林对边区边钞发行的背景,光华券、边币和券币的发行过程和数量,边钞发行中存在的问题,边区银行业务和边钞发行的作用进行了论述。认为平衡贸易、稳定金融、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边区货币发行过程中最基本的方针。姚会元认为陕甘宁边区货币发行的方针是:(1)坚决遵循和紧紧围绕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2)实行独立自主,独占货币发行;(3)坚持了对敌经济斗争需要的发行原则。任学岭对陕甘宁边区“光华代价券”、“边币”和“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的发行情况作了论述。张常勇、王向英论述抗战时期冀钞的发行问题,认为抗战时期冀钞的发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39年10月到1942年底为第一阶段,该阶段发行执行紧缩政策,由于军政开支庞大,财政透支占发行总额的一半以上。紧缩发行政策反映了根据地政府对战时通货膨胀的顾忌,导致了开拓冀钞市场力量不足,延缓了货币一元化进程;从1943年到抗战胜利为第二阶段,该阶段发行政策上比较放手,多采取经济发行的方式,注重发展生产。此外还采取分散发行的办法适应农村经济季节性和区域性的特点。孙守源考察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地方流通券发行的种类,主要有掖县北海银行券、莱芜农民合作社券、益寿临广流通辅币、长山金融流通券、临剡费峄流通券、鱼台县地方流通券、泰西银行长清分行券,并对这些流通券的发行、使用、流通等进行了考察。
4.关于根据地银行的业务。姚会元认为陕甘宁边区银行的业务范围是多方面的,并不只局限于金融,除了从事金融业外,还兼管商业和贸易。黄正林认为陕甘宁边区银行业务主要包括吸收存款、开展汇兑、代理金库、管理外汇和金银、发放贷款和建立信用合作社等六个方面。发放农业贷款,扶助农业发展是根据地金融业的主要内容,一些学者就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的讨论。李金铮认为1938—1949年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政府、银行非常重视农贷工作,为此颁布了许多办法和条令;农贷的组织系统是以银行为中心,党、政、民、合作社相互配合的贷放网络;以贫苦农民为主要对象,以扶助生产为主要用途,是农贷的基本原则之一,并基本上得到了贯彻和实施;低利率是农贷工作的另一重要方针,大部分年度的名义货币利率是很低的,如与货币发行、物价波动因素联系起来考察,则多为亏本利率;回收农贷是农贷工作的又一重要环节,在清偿办法上较多地照顾了农民的利益;限于财力,农贷舰模较为有限,但对于农业、手工业、副业的发展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些地区发生的错误和偏向,也不容忽视,如贷款平均分散、贫苦农民贷款少甚至未贷上,干部徇私舞弊、贷款未用于生产、贷款不及时、有贷无还等,这些都影响了农贷的效果,反映了农贷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阎庆生论述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贷,认为边区农贷的特征一是贫困而勤于农业生产的农民是边区农贷发放的主要对象,体现了农贷支持贫困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原则;二是政府发放农贷与农民自筹资金相结合;三是采取了实物贷款的方法。
5.关于根据地的货币斗争。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与国统区和沦陷区的货币斗争是对敌斗争的主要形式,也是根据地金融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许多学者就这一同题进行了论述。汪澄清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在法币与外币、本币与伪币、本币与法币、本币与杂钞和土币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为根据地金融的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秩序,有力地保障了民族解放战争的顺利开展和最终胜利。樊建莹、郭晓平论述了抗战期间抗币与法币、伪币斗争的问题,认为抗日根据地在同日、伪、顽等反动势力进行军事、政治斗争的同时,还在经济领域同其进行着激烈的金融货币斗争。抗币在这场斗争中诞生、成长、壮大,逐步建立起了良好的信誉并占据了市场,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立自主的抗区货币体系,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的全面胜利发挥了积极而又重要的作用。郭晓平认为金融货币斗争是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太行根据地初创之际,敌人实行一面封锁、一面掠夺的政策,封锁根据地军民的必需物资,掠夺和破坏一切财产,并不断地进行“蚕食”和“扫荡”,其目的在于“毁灭抗战生存力”。因此组织群众发展生产,搞活金融市场,保证军需民食,成为支持长期抗战的一项基本任务。魏宏运认为货币战的主要形式是阵地战与比价战。黄存林从生产环节的各个方面总结了华北抗日根据地货币斗争的经验。唐致卿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将山东抗日根据地对敌货币斗争分为两个阶段,并分析了边币与法币同时流通及后期边币脱离法币的主客观条件。任学岭分析了边区政府在边、法币斗争中所采取的措施,总结了边、法币斗争的历史经验。姜立邦论述了新四军在盐城的货币斗争。张励声从打击伪钞、清除杂钞、脱离法币和反对假钞等几个方面论述了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对敌斗争中的货币战。杨家良论述抗战时期盐阜区对敌货币斗争。吴占权论述晋察冀根据地假币的来源和反假币的措施。李小玲对1940年至1944年晋冀鲁豫根据地的金融斗争作了论述。
6.关于根据地金融的作用。徐爱华通过对鄂豫皖根据地金融的论述,认为苏区银行和经济公社的建立,发行自己的货币,通过汇兑、投资和扶持信用、消费、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对于苏区物资交流,工农业生产以及文教事业都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欧大军对苏维埃时期东江革命根据地的财政金融作了论述,认为根据地银行信用的建立不仅促进了商品流通,而且盘活了农村金融,遏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孔路原认为川陕苏维埃金融机构的建立和金融货币政策的制定,稳定了根据地的金融,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为支持革命战争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张常勇、王向英认为冀钞的发行在积累货币发行经验、抵御日本金融侵略、支援抗日战争、恢复发展根据地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黄正林认为陕甘宁边区货币的发行,解决了边区的财政困难,巩固了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扶持了边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使边区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在政治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李祥瑞认为边区银行事业的发展,对于打破外部封锁,发展边区经济,支持财政,稳定金融,平抑物价,夺取抗战的胜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郝建贵、郝品认为西北农民银行通过发行货币,占领市场,有效地开展货币斗争,以及发放贷款
贷粮,支持根据地生产建设,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夺取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江旺龙论述了银行在华北抗日产业转化中的作用,认为根据地银行系统在创建初期侧重于执行政府职能,推行扩张性放贷政策,但后来出现了诸多问题。因此根据地银行在后期加强自身的组织社会化建设,力图转变成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这些反映了根据地银行运用市场规律的探索与成长历程。文月琴、黄正林认为边区信用合作社资金主要来源于社员股金、银行投资和存款。信用社的业务主要是吸收存款和借贷。边区信用社的建立在活跃农村金融、打击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稳定农村金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黄存林论述了冀南银行在抗战中的作用。肖茂盛和甘运标对解放前夕中共华南分局成立的南方人民银行作了论述,认为南方券作为华南解放区统一、稳定的本位货币,统一了华南解放区的货币市场,加快了华南根据地经济建设,为迎接华南全境解放,起到了积极作用,并为后来人民币统一广东货币市场以及解放初期广东货币金融业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7.根据地通货膨胀和物价问题研究。革命根据地货币发行由于准备金不足,货币贬值与物价上涨是影响根据地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一个突出问题,学者就根据地通货膨胀问题进行了探讨。冯都对中央苏区的通货膨胀进行了论述。高西莲论述了陕甘宁边区物价波动及原因,认为由于边区对国统区在经济上的依赖性和贸易上的关联性,使得边币、法币比价和物价问题从边币一开始发行,就成为困扰边区金融工作的首要问题。造成边币、法币比价和物价波动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外部原因是边区在经济上对国统区有很大的依赖性和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经济和军事封锁。内部原因是:(1)边区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与剧增的社会需求矛盾是导致比价与物价波动的根本原因;(2)商品流通量的减少与货币发行量的激增,是促发比价与物价波动的直接原因;(3)出入口贸易的不平衡是造成比价与物价波动的重要原因;(4)公商林立,市场混乱,对比价与物价的波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5)边币、法币同流,牌价政策死板,是影响比价与物价波动的重要因素。张秀芬也论述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物价问题。
8.根据地人物与金融的研究。革命根据地的银行家和革命领袖的金融思想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史蔓丽介绍了朱理治为中国金融事业奋斗的大半生。王东升介绍了鄂豫皖苏区工农银行行长郑义斋,认为他为红四方面军的给养和供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李建元论述了闽西根据地工农银行首任行长阮山对苏区金融的贡献,认为经过阮山等人的努力,闽西根据地银行事业得到迅猛发展,根据地内经济亦空前活跃。赵东阜介绍了何松亭在解放战争时期统一华北,东北和西北三大区的货币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薛云耀、梁正论述了刘少自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办了兴县农民银行,为解决晋绥抗日根据她的军政费用,支持晋绥抗日根据地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孙焕臻论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金融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内涵和特点。罗全道论述了抗战时期毛泽东的金融思想,认为抗战时期毛泽东针对当时的客观实际,卓有成效地领导了金融工作,形成了金融要为中心工作服务、根据地要组织货币发行、发行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的需求数量、应有适当的对外贸易政策作为货币政策的后盾,以及根据地货币应维持不低于其他货币的比价的金融思想,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后来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金融基础。
三
从上面的论述来看,1980年以来革命根据地金融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编辑出版了大量的根据地金融史的资料,为根据地金融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二是根据地金融史研究涉及的问题比较多,如上文所述的八个方面,都有一些成果问世。但毋庸讳言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注意的问题。第一,从总体上来看,根据地金融研究涉及到了许多问题,但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成果比较少。许多文章只是介绍性或史事叙述性的,缺乏对根据地金融深度的研究。第二,研究课题不平衡,一方面表现为对苏区和抗日根据地研究的比较多,而对解放战争时期研究的比较少;另一方面为研究的问题不平衡,如根据地从事金融的人物研究比较少,即使有关于根据地金融人物的文章发表,也多属介绍性的,而非学术性的研究。第三,研究成果的地域分布不平衡。苏维埃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建立了许多根据地,但在研究中注重了比较大的有影响的根据地,如苏维埃时期的中央苏区和川陕苏区,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根据地,而各个时期的其他根据地涉猎不够。因此,今后对根据地金融史的研究要注意这样几个问题:一是转换研究视角,借鉴经济学、银行货币学、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和方法,对根据地金融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二是不仅要利用好现有的资料,而且要挖掘新资料,如档案、口述资料等,以深化根据地金融史的研究。三是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一方面逐渐脱离政治对根据地金融史研究的影响,使根据地金融史的研究更加学术化;另一方面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扩大和深化根据地金融史的研究。
[责任编辑 阎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