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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我国，对英国现实主义作家贝内特的研究仍处于“尘封”阶段。以贝内特的“受虐者”心理为切入点，从女性主义角度审视他的三个主要文本《五城的安娜》、《老妇谭》和《克雷亨格》，其作品隐含的男权话语的矛盾：既同情女性，批评或质疑至高无上的父权；又推崇顺从的“家庭天使”，呈现出对男权中心的无意识建构。
       关键词：英国作家；贝内特；女性；弱者；父权；男权中心；话语矛盾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5—0081—04
       阿诺德·贝内特(Arnold Bennett，1867—1931)与威尔斯(H.G.Wells，1866—1946)和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1867—1933)并称20世纪初英国现实主义“三杰”。他一生勤于笔耕，创作了30多部小说，还写过大量书评和剧评。他成功的作品大多以英国北部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生产瓷器的五个小镇为背景，同时融进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既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又善于以照相机式的笔触详尽地记录“瓷都五城”几十年间的风雨变迁，反映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经济、社会结构、思想道德的发展变化；既见证历史，又描摹人生的诸多无奈。在我国，对贝内特的研究似乎仍处于“尘封”阶段。笔者查阅了中国论文期刊网，在1994—2003年间，只有一篇研究贝内特的论文，发表在《深圳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题目是《温和的法国型写实主义者阿诺德·贝内特》。国外的学者也把目光聚焦在他的创作手法上，而对主题的研究很少，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几乎是空白。本文拟以分析贝内特的“受虐者”心理为切入、点，以《五城的安娜》(Anna of the Five Towns，1902)、《老妇谭》(The Old Wives" Tale，1908)和《克雷亨格》(Clayhanger，1910)为主要文本，分析其作品所隐含的男权话语矛盾：既同情女性，批评或质疑至高无上的父权；又推崇顺从的“家庭天使”，呈现出对男权中心的无意识建构。
       一、恶父的原型
       
       文学即人学，那么，作为人学的主角——男人和女人自然是具有现实主义情怀的贝内特所关注的焦点。贝内特对女性的研究集中在他的两部以女性为主角的作品《五城的安娜》和《老妇谭》里；而在《克雷亨格》中，作者把一个生活在工业化、商品化和世俗化的社会里苦苦追寻个人生命意义的男性刻画得淋漓尽致。认真阅读的读者都会发现这些作品存在一个共性：所有的父亲都是大恶人，要么奸诈吝啬，要么贪婪霸道，对子女或冷若冰霜，或不择手段，或强人所难，为父不“仁”，逼子女做他们不愿做的事，最终导致他们不能获得本该属于他们的那份幸福。身为父权文化占主流的爱德华时代的男性作者，贝内特所为似乎离经叛道。那么，我们一起审视一下贝内特忧郁、不幸的童年就会从中找到答案。
       贝内特出生在维多利亚时代一个以父权为中心、不太富裕的家庭，他是6兄妹中的老大。他的家乡在英国北部小镇Hanley，18世纪前仍名不见经传。18世纪末，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以生产煤、铁和瓷器著称的小镇拥有了巨大的工业财富和名声。伴随财富而来的是滚滚的烟尘和灰暗的天空，以及世人道德的沦丧。五城的生活既“野蛮愚蠢，又自给自足充满生气”。贝内特在这样一个沉闷、令人窒息的环境中成长。其家族是正统的卫斯理教徒，表面上粗鲁、清心寡欲，内心却多愁善感、唯利是图。
       贝内特的父亲是一位不拘言笑的长者，生活清贫但意志坚强，当过制陶工人、教师，做过典当生意，对他来说，经济上的成功似乎到来得晚了些，34岁才发奋当了律师，终于有了养家糊口并赖以炫耀的稳定职业。小贝内特在灰色和郁闷中度过r童年。他的父亲不允许他夜晚走出家门，也不允许他与居住区以外的孩子有任何联系，他生活在孤独中。他曾这样回忆：
       我的确获得了统筹每天时光的习惯，我是不得已而为之，否则生活中任何乐趣都没有……我从不喜欢上学，也从来没有从家庭教育中获得什么乐趣。直到将近40岁我才突然发现获取知识本身还是挺有意思的。
       生活的烦闷造成了儿子的厌学症。虽然聪颖的儿子在当地报纸的写作比赛中拿了大奖，表现出对文学创作的天赋，但父亲认为写作不能安身立命，仍然希望子承父业，可儿子却与律师无缘。在父亲的感召下，贝内特16岁退学，不得不在父亲的事务所里帮工。也许是父亲的强权让天生严重口吃的儿子忍无可忍，6年之后，贝内特“逃”到伦敦当了律师事务所的一般职员，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乡。26岁时，贝内特开始尝试写作，时任《妇女》杂志的副主编，3年之后晋升主编，31岁时发表处女作《北方来的年轻人》(A Man from the North，1898)。1900年，33岁的贝内特才得以梦想成真，真正开始写作生涯。虽然强权的父亲最终没有断送儿子的“写作天命”，但对于自己的大器晚成，儿子总是耿耿于怀。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作品就是作家的白日梦：“一篇作品就像一场白日梦一样。是幼年时曾做过的游戏的继续，也是它的代替物。”因此，贝内特对生父的怨恨被移植在了他的作品里，父亲的阴影始终像个幽灵挥之不去：无论是《五城的安娜》中安娜富有、吝啬的父亲，还是骗取钱财、制造假钞的老普拉斯；无论是《克雷亨格》中埃德温的专制老爹，还是《老妇谭》中令苏菲娅窒息的老巴内斯，父亲就是一个大“恶”人——贪婪、狡诈、强权。
       父亲的“恶”在《克雷亨格》中表现突出，有评论家说这部小说有自传性质。埃德温是一个有抱负的年轻人，一心要做建筑师，而父亲一定要他参与自己的印刷生意，儿子几欲挣脱，还是逃不出父亲的如来佛掌心，最终郁郁寡欢，只能把对幸福和成功的希冀深藏于心，其做人的主体性完全被社会性所淹没。老克雷亨格就是老贝内特的影子，所幸的是，现实中的小贝内特成功地走出了老贝内特的势力范围，为后人创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如果说父权社会的“父”方(指儿子)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父权的压制和摧残，那么，父权社会的“他者”(指妻子或女儿)就更难幸免了。安娜的父亲不仅霸占了女儿的财产，而且无视女儿的幸福，执意把女儿推向有产者的怀抱。
       贝内特小说中这一个个“恶父”形象，不能不说是对唯我独尊的父亲的嘲弄。既然父“恶”不“仁”，为什么我们要对他顶礼膜拜?贝内特在描摹这些父亲的众生相时，虽然不动声色、极尽客观之能事，但流露出对至高无上的父权的质疑和批评。
       二、弱者的声音
       作为一个在浓重父权制氛围中长大的“受虐者”，虽然心理上依然认同和依附父权制，贝内特却在潜意识中成功塑造了一些鲜活的“恶父”形象，借以批评那个养育他的父权文化传统，表现出了对深受父权和夫权双重压迫的女性的关注和同情。我们不仅可以看
       到一个楚楚可怜的安娜，虽然安娜的母亲留下了大笔遗产，但在父亲的操纵下，她仍要接受没有爱的婚姻，最终逃脱不了“女人的一生或多或少是一种牺牲”的命运；我们还可以聆听西尔达有情人不能成眷属、成了眷属又不能成有情人的哀婉倾诉。作者想要传达的是：女性值得同情，因为她们是弱者。正如他自己表白的那样：“本书(《五城的安娜》)自始至终充满了感情……对每个人物都赋予强烈的同情心。”
       安娜的弱首先来自父亲的强。父亲要她向穷困潦倒的小普拉斯追债，尽管她心存不忍，也无济于事；父亲要她与出身高贵的麦诺斯订婚，尽管她知道麦诺斯不可能爱她胜过爱她的钱，她仍然要欣然接受。处于失语状态的安娜不仅受到父亲的强权压制，而且在未婚夫的强光照射下倍显苍白。当安娜告诉麦诺斯自己有5万英镑的遗产时，他的反应不禁令人怀疑其结婚的动机：
       这个生意人大吃一惊，兴奋得难以言表，因为兴奋而红光满面……他现在认为自己就是五城的主宰。
       在他看来，婚姻只是男性之间有关财产和继承产权的一项交易，与个人情感毫不相干。因此，试图通过婚姻寻找幸福的安娜不可能从麦诺斯那里得到所谓的幸福，也不可能与破产的小普扎斯结合。婚姻幸福只能是一种憧憬罢了；安娜也只能在心里永远怀念那个“本应成为爱人和丈夫却像她一样被五城打败的小普拉斯”。
       如果说嫁不好是女人的不幸，嫁不了就是不幸中的不幸。当家道败落、家庭成员各自飞时，儿子们可以远走高飞到城里或他乡追逐理想，留在乡下照顾心理和身体都每况愈下的父母就成了女儿的使命，即使一直陪伴他们到坟墓也要在所不惜，即使搭上一辈子不嫁也要心甘情愿。这便是《克雷亨格》中Janet Or-greaves的命运。无独有偶，《五城的发娜》中的Dickinson小姐也有类似的命运：
       Dickinson小姐供养母亲……她可爱，但从未被爱过。她本来可以成为令人羡慕的妻子和母亲，但是命中注定这些素质将被浪费。于是她采用散布无辜而轻率的流言蜚语来弥补命运的苛刻。
       贝内特对女性的同情并非仅仅处于对“恶父”的无意以嘲弄，这也反映了他一贯的创作思想，他曾在《日志》中说：“一个真正伟大的小说家的根本特征，在于他基督一般无所不包的同情心。”《五城的安娜》中普拉斯父子相继死亡之后，他家善良和忠诚的女管家也要随之而去，其死亡场景可以说是贝内特同情心的极致表现：
       第二天她死了——她一辈子都生活在被奴役和狂热之中。50年不停的劳作终于赢得了一个人的爱，并且终于攒够了自己葬礼的钱。
       一个女人辛勤劳动，在孤独和压抑中失去青春，50年后只能得到一份埋葬自己的钱，何等可怜和可悲!维多利亚时期，妇女“在法律上是二等公民，不管她们的社会地位如何”，她们自始至终陷于父权社会的权利话语中，处于“他者”的地位，不论贵贱贫富都被更高的准则统摄：女性终归要服从男性的需要。贝内特真实记录了这段历史中弱者的困境：特定的社会环境所致，她们所受到的不仅是情感的拘禁，还有伦理的束缚。她们天生便是怯弱的一方，没有反抗，只有屈从，她们所受的是维多利亚式的“三从四德”教育——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在她们的思想中，无怨无悔地接受夫权和父权便是德。正是这无处不在的男权意识剥夺了无数女性的幸福，使她们成为“空洞的能指”和“男权文化镜城中的美丽囚徒”。透过字里行间。读者可以体会到贝内特对这些“美丽囚徒”所寄予的深深同情和人道主义关怀。
       三、夏娃的面容
       贝内特在《小说在倒退吗》一文中宣称：优秀小说的基础是塑造人物，别无他求。但具有戏剧性意味的是，女性主义批评的先驱伍尔夫曾撰文激烈批评贝内特人物刻画之不足，说他是“只能描写外部世界和生活表象的物质主义者”。侯维瑞先生也认为安娜“缺乏性格上的发展与升华”。仅就人物塑造而言，这种批评对身处男权话语羁绊而对男权“疑而不弃”的贝内特来说似乎过于苛刻，因为他不叫能去有意识地解构男权中心或塑造有血有肉、有张有弛的新女性。相反，“扁型”人物的塑造正是角色的要求，也是作者建构男权话语中心的无意识表现。作者流露出对女性的同情和对男权的质疑，这是现实主义作家用现实的眼光看现实的必然结果。身为爱德华时代的男性，深受男性话语言统治地位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影响，贝内特无法也不可能摆脱父权社会的传统意识：女人注定要被男人打倒，最终顺从地做“高尚淑女”或“家庭天使”。
       贝内特的女性人物可以归纳为三种模式：一是“顺从”天使，毫无异议地接受父亲和夫君的旨意，安娜便是典型；二是“殉葬”天使，为了家庭可以无怨无悔地终身不嫁，Janet Orgreaves是这类天使的缩影；三是“浪子回头”天使，《老妇谭》里的苏菲娅在叛逆了几十年后，又回到了原来的落脚点，其美学价值远远超出前两者，因为她的“回归”显示出男权文化话语霸权的巨大张力：女人反抗和颠覆男性权威的主动出击的最终结果是走向事物的反面，更加有力地建构男权的神圣不可侵犯。这些被漫画了的女性不再是有血有肉的完整个人，而是“在父权意识形态的作用下被类型化的文化图景”，是典型的男性中心话语的产物，其本质是对女人独立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否定。
       从女性主义阅读策略的维度来审视和观照这些女性人物，就会发现：她们所具备的年轻貌美、聪慧纯洁、忠贞痴情等共同的看似天经地义的外在形象与内在品德，实质上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男权文化所规范的女性性别角色的内容。这些被男性塑造出来的女性往往“拥有双重而欺骗性的形象……她从善到恶，被赋予了所有道德品格及其它们的对立面……他将自己渴望和畏惧的、爱的和恨的所有东西，都加诸于她的身上”。在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男性美学价值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体系中，她们表现了男人对女人的希冀，并直接服务于男性中心文化。德·波娃在《第二性》里曾经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成的，是传统的习俗和男权社会的需要造就了女人。”那么，贝内特又是如何构建男性霸权话语的呢?
       其一，直接塑身。把女性量身订做成集众多美德于一身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理想女性：青春美丽，充满同情心，自制、性压抑、清心寡欲。安娜恪守那个时代的生活准则，深信不疑地接受父亲的见解，对强权父亲和未婚火的顺从体现了当时一名好妻子和好女儿的特征。对待小普拉斯的追求，内心充满矛盾，但不敢越雷池一步，三角关系完全符合维多利亚时代的行为规范。安娜也就成了美德的一种符号——纯洁无知，性格苍白而空洞。《老妇谭》里的姐姐康斯坦斯温存、憨厚、善良，安分守己，从没离开过家乡，是终日与夫、与父为伴的小女人。而叛逆的妹妹苏菲娅虽被赋予了强烈的自我意识，阔别30年后却孤身回到故里，先康斯坦斯而亡，这多少隐含着“叛逆失败”的潜台词，其形象的美学价值决不止于此。
       其二，镜子反射。通过女性的言行反衬男人的伟大，“通过女性的意识来传达男性的信息”和对男性的崇拜，从而完成“一个关于男性的神话”。安娜没有母亲，自小就在“异质性”相伴的父权文化中浸泡，深受侵蚀和压抑，她要形成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女性性格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可怜的安娜羡慕并嫉妒未婚夫，因为男人“除了在宗教事务上可以不像女人那样受约束，而且可以自由地犯伟大的罪过”。对于高高在上的父亲，作者这样描述：
       家里的女人理所当然是男主人的受害者：在他的经历里一直如此……他属于家庭独裁的集大成者，大不列颠的栋梁，他对个人所得税的意见会使收税机关发抖。
       在此，作者通过安娜这面镜子美化男人的作用，使父亲和未婚夫所代表的父权文化更具有权威，而夏娃的真实面容被覆上了一层温柔的面纱。
       处在绝对“阳盛阴衰”的时代，贝内特能够赋予女性在作品中的中心地位，真诚地关心妇女、同情妇女已经算是一种“壮举”了。他所塑造的“恶父”或确立的顺从及充满爱心的女性，最终都跳不过男权中心的藩篱。从文本中可以看出，贝内特一方面借助“恶父”和“弱女子”表达对父权制婚姻家庭的批判与反抗；另一方面使用男权中心话语美化“贤女人”和强化“强男人”，进而建构男权中心意识。也就是说，贝内特的小说并存着两种意识：反男权中心意识和无意中流露的男权中心意识。贝内特不是性别歧视者，但他未能摆脱维多利亚时代男权话语的影响。小说在质疑男权中心的同时，也流露出当时全球范围的性别歧视的集体无意识。同时，这种男权话语矛盾也反映了世纪之交普遍存在的一种焦虑：既维护传统，捍卫父权；又渴望打破传统，支持新生事物。当时，女权运动已经暗潮涌动，贝内特嗅到了新纪元的气息，他对女性的暧昧态度表明他对女性的同情只是一种人文关怀罢了，而不是对女性平等地位的呼唤和努力。
       [责任编辑　刘剑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