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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纳撒尼尔·霍桑在他的多部长篇小说中创作出了一系列“自然人”的形象。霍桑笔下的“自然人”形象，都生活在远离尘嚣的自然世界里，他们蔑视清规戒律，热情地追求自由，与道德沦丧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罪恶格格不入，代表了和谐的精神和力量。他们虽有统一的性格特点，但其命运却不尽相同，而从这种差异上，可以明显地看出作家关于“自然人”的思想发展过程。
       关键词：霍桑；自然人；性本恶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5—0077—04
       “自然人”最早出现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促进了风俗的淳厚》、《爱弥尔》等论著中。卢梭认为“自然人”是“未被私有制和文明污染过的”，他们“处于自然状态”，“真正合乎人的本性”，“听从良心的指导和支配”，他们“不仅有自我保存的要求和自爱的本性，而且对同类具有同情心和怜悯心”。“他们就好像是一些独来独往的天生的个人主义者”，具有天然的绝对的自由。霍桑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的“自然人”形象。在他早期的不成熟之作、第一部长篇小说《范肖》中，纯洁的女主人公埃伦·郎顿身上就已有了后来这一系列人物的雏形。霍桑以后创作的长篇小说里，此类形象一直没有中断过：《红字》里的珠儿、《七个尖角顶的宅第》里的菲比·潘钦、《玉石人像》里的多纳泰罗等，他们构成了霍桑人物世界里的“自然人”家族。显然，霍桑笔下的这些人物形象具备了上述的特点。“自然人”构成了霍桑笔下人物群落中一道独特的景观。
       以往的霍桑研究，从宏观视角着眼较多，如马大康的《文学：对视觉权力的抗争——从霍桑的<红字>谈起》，方文开的《论霍桑的审美现代性》，张晶的《从宗教哲学视角解析霍桑作品中的清教主义观》和《红字中的“猩红色”烙印——纳撒尼尔·霍桑的女性观新探》。在分析其作品人物时，多着力于某一具体人物，而对某一类人物缺乏必要的归类研究。事实上，受作者世界观、人生观和生活阅历、环境的影响，其塑造的人物往往具有某种相似性，在霍桑的小说中，“自然人”就属于较为典型的一种，但在过去的霍桑及其作品研究中，对此却多有忽视。本文试图对霍桑笔下“自然人”形象的内涵嬗变做些探讨。
       一
       霍桑笔下的“自然人”都生活在远离尘嚣的自然世界里。《红字》里的珠儿和犯下通奸罪的母亲海斯特被社会所遗弃，这个尘世中的“罪孽”仿佛是自然所创造，“森林母亲以及养育的这些野兽，全都在这人类的孩子身上辨出了一种亲切的野味”，作家甚至认为“她就是自然”。《七个尖角顶的宅第》中的菲比虽然有潘钦家族的高贵血统，但她并不是作为一个潘钦家的人长大的，由于母亲出身贫贱，家庭穷困，她生在乡下，长于田间，大自然是她自由的天地。《玉石人像》中多纳泰罗的身世更富有传奇色彩，他的祖先是半人半神半兽的农牧神，他生活的贝尼山老城堡犹如世外桃源，远离人世的喧嚣和纷杂；他流连于山水泉林之间，于是有了自然界的灵气，甚至能与动物交流思想感情。这些人物独特的身世和人生经历使他们生活在自然状态里，从而不自觉地将他们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罪恶隔离开来。
       霍桑笔下“自然人”蔑视清规戒律，热情地追求自由。由于这些人物较少受到资本主义罪恶的熏染，他们都没有循规蹈矩的卑琐。在珠儿的气质中，只有把法律破坏得支离破碎的自由，而根本没有对法律或权威的敬重。菲比“视任何清规戒律于不顾，独善其身令人钦佩，又从不与周围环境相左”。与这两位同类相比，多纳泰罗的自然天性表现得更为突出，他“有一种不确切的特性，使他不受拘束”，像个不懂规矩的孩子似的漠视礼法习俗，而仅凭感觉、冲动、本能判断如何处事。
       他们与道德沦丧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罪恶格格不入。这些人物洋溢着的野性的自由使他们超越了社会、时代的束缚，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小珠儿看似稚拙的语言行为透露出她对爱与恨界限的绝对自觉的分辨，对于齐灵沃斯这个阴险邪恶的化身，珠儿总是怀着无名的恐惧和敌视对他避而远之。同样的情节发生在菲比身上，当她与狡诈、冷酷的潘钦法官初次会面时，法官试图以亲吻的方式示其慈爱，仅仅出于本能，菲比缩了回去。多纳泰罗对邪恶的神秘人的仇恨，促使他杀死了这个幽灵般的人。他们心灵的纯洁、真诚与黑暗、罪恶泾渭分明。
       他们代表了和谐的精神和力量。这些人物都出现在一个不和谐的环境里，总是会有邪恶出现、罪恶发生，他们充当了促使纷杂趋于和谐的角色。珠儿拒绝接受一个虚伪的生父，她指责丁梅斯代尔“你胆小!——你不老实!……你不愿意答应明天中午拉着我和妈妈的手”!她就像霍桑“要真诚!要真诚”的警世箴言的执行者，只有当丁梅斯代尔当众坦白了他所犯下的罪孽后才肯亲近、接纳他。菲比的到来用爱给周围的人带来福祉，成为他们快乐安宁的源泉，也给没落腐朽的潘钦家带来了希望和活力。多纳泰罗杀死了神秘人，除掉了生活中的邪恶；而他对罪行的忏悔赎去了自己心灵上的负罪感，也教育了他人。
       二
       这一系列的人物不仅生活在自然的物质世界里，更具有自然的人性：都有着热爱自然、纯洁无瑕的天性，无拘无束、桀骜不驯的个性，充满活力、清新丰富的精神世界，都用强烈的爱改变着世界的混乱。也许正因为如此，作家在《玉石人像》中直接称他们为“自然人”。分析这几个人物形象，我们发现，他们虽有统一的性格特点，但其命运却不尽相同，而从这种差异上，可以明显地看出作家的关于“自然人”的思想发展过程。根据这些“自然人”塑造时间的先后，可以将这一过程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塑造的“自然人”(珠儿和菲比)从外表到内心世界都是完美的，她们的思想、性格的发展是连贯的，表明此时的作家认为只要接近自然、远离尘世，罪恶就不会存在于“自然人”身上，人们若与“自然人”进行对照，便能够认识自身罪恶，然后像“自然人”那样到大自然中去净化灵魂。同时，作家虽然欣赏“自然人”可贵难得的品质，但他们在冷酷的现实面前显得力量单薄，而且总是有邪恶与他们相伴，毕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早已打破了旧秩序，新大陆也已不是令人神往的伊甸园，“自然人”离开自然，来到充满罪恶的环境里，他们的自然性还能保持多久，能否出污泥而不染，作家自己也颇为怀疑。故事结尾时，她们变得成熟起来：当一切的结都解开后，珠儿认识到，“她将在人类的忧喜之中长大成人，她决不与这世界争斗，而要在世上做一个妇人”；在潘钦宅第仅度过了几周，菲比的经历“已使她变得凝重起来，更像妇人了，目光也更深沉了，象征着一颗心灵开始怀疑世事深不可测”。经历过的沧桑使她们体味到了人情的冷暖和世事的艰辛。她们的思想发展是符合逻辑的。作家并不想让心爱的“自然人”由成熟发展为世故，而被现实吞没，但在令人极度失望的
       社会里又不能为她们找到出路，他唯有中断“自然人”与尘世的来往，才能保持理想人物的纯洁。霍桑将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异域和大自然中。我们看到，珠儿和菲比都逃离了当时的美国社会，珠儿回到了欧洲。菲比与一家人迁居到乡下，在非现实的状态下，她们婚姻美满，获得安宁快乐的生活。这是霍桑的无奈，也是他的悲哀。这种逃避还表现在“自然人”与社会人之间的冲突上，仅从表面上看，“自然人”结局美好，这似乎是靠战胜了社会人才得来的结果。但实际上，她们从未与社会人展开过正面交锋，社会人也不是在斗争中失败的，而是死于非命——或者更确切地说，死于命运对他们的罪恶的惩罚，这样才成全了“自然人”的幸福。
       在霍桑最后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玉石人像》里，“自然人”形象有了明显的变化。作家意识到，虽然社会发展了，“自然人”生活的环境却越来越糟糕，罪恶、黑暗有增无减，“这个世界变得要么太邪恶，要么太聪慧和哀伤，是贝尼山老伯爵那样的人所没见识过的”。在这个没有净土的生存环境里，隐居不是办法，也无处可隐了，“自然人”的命运必然将发生改变。作家借小说中的人物不情愿地承认了“自然人”不会有好命运：“多纳泰罗式性格的人类特别追求幸福，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或别的地方都再也无能为力。生活已然严峻得令人伤心，这样的人要么改变他们的天性，要么就此消失。”在《玉石人像》里，生活在贝尼山的“自然人”家族已迅速地衰败，多纳泰罗是最后的一员。作家也没有让他循着珠儿、非比的老路逃避现实，而是让他到现实中去碰撞。这部小说中的“自然人”与社会人有了第一次真正的交锋，多纳泰罗杀死了神秘人，消除了人们身边的邪恶。与此同时，他自己却犯了罪，从此改变了天性。原本单纯快乐、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乐天派的多纳泰罗陷入悲观的迷乱之中，他说：“悲哀与罪行和对别人一样也降临到我的头上……无疑与我与生俱来。”这是霍桑对他以前塑造的“自然人”形象的重大修正：“自然人”不再是完美的统一体，既然人类灵魂中的与生俱米的罪恶无处不在，他们也就生而有罪，也必须正视灵魂的恶而不能逃避，并且要为之赎罪，所以，受负罪感煎熬的多纳泰罗最终到狱中服刑。但改变了天性的“自然人”将走向何方，作品也没有给出答案。
       值得注意的是，霍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颇富哲理意味的话题，他认为罪孽教育并提高了多纳泰罗。受思想中“原罪观”的影响，“霍桑这位人道主义的异教徒，将罪恶视为加入人类兄弟关系的标志”。他认为只有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那里继承了“原罪”。才是人类的一员。他说：“罪孽——与好事不同，是人自找的——是由全能的上帝仁慈地赐予的，而我信的黑暗敌人则要通过罪孽把我们毁掉，罪孽确实已经成为在教育理智和灵魂方面最有效的工具了。”如果多纳泰罗没有进入尘世，没有卷入是非，也就不会犯下罪孽，但他也就根本不会懂得什么是罪孽。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犯罪之前的他，在他人眼里，“不像是一个地道的人，甚至不是一个孩了，而是在美好崇高含义上的动物——在进化程度上尚未企及人类所达的高度”。从这个角度看，“多纳泰罗虽然失去了天真，但由于对恶有所认识从而获得了人性”。所以有人说，“霍桑背负着人类的罪恶遗产，但不憎恶这一遗产”。这是作家对自然人的进一步思考，或许是他痛惜人类社会的种种罪恶之后，无可奈何地开出了又一个药方吧!在宗教观念浓厚、宗教势力仍很强大的时代，霍桑提出这个小啻于大逆不道的想法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但对这个仍处在摸索中的观点，霍桑自己也没有把握，正如他的人物那样，小说中持这一观点的肯甬提出他的想法后，遭到他所爱的希尔达的谴责。作家提出了新的问题，但他也是迷茫的，不过至少存困惑和悲观中，他已认识到过去的错误将会变成未来的希望。
       三
       在对社会的深入观察和对人性的深入思考中，可以发现霍桑对“自然人”的看法：他们在现实的教育下一定会成熟起来，而不会一成不变；而在强大的罪恶面前，“自然人”要想独善其身是很困难的，已无处隐居。“自然人”只能有两种结局：要么消亡，要么改变天性，而变成什么样的人，如何生存下去，受到时代的限制，作家自己也不知道答案。同时，“自然人”作为亚当、夏娃的后代，也是生而有罪的，否则，就只是尚未进化完备的动物。这些罪恶的确会带来混乱不幸，但它也有教育人的作用。
       霍桑塑造“自然人”并不是偶然的，这些“自然人”是当时的哲学理论、文学思潮与他的“性本恶”世界观共同孕育出的结果。
       我们知道，“自然人”的直接理论来源是卢梭的“自由人性论”。卢梭缅怀原始平等的自然状态，欣赏处于自然状态下的“自然人”，他提出了著名的“回归自然”的口号，希望人们能够保持自然的、简朴单纯的生活方式以摒弃资本主义罪恶，去实现社会平等和人的自由。霍桑明显地受到了卢梭思想的影响。早在1820年，上大学之前，他就已经读过了卢梭的《新爱洛绮思》，他的这些小说，换个角度来看，就足在表现社会人与“自然人”的冲突。“自然人”的创作与当时盛行的浪漫主义思潮和19世纪风靡美国的超验主义思想中的自然观也有密切的联系，而它们都与卢梭的自然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知道，为了表达对破坏传统社会结构和传统价值观念的资本主义城市文化和工业文化的反拨，浪漫主义文学极力赞美、描绘大自然，用大自然的美对抗资本主义世界的丑，以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情感。作为一名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作品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色。发端于美国19世纪二四十年代的超验主义也非常看重自然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希望人们从自然状态获得真理。霍桑受超验主义影响很深。超验主义是他的创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学思潮对霍桑创作“自然人”起到了推动、促进的作用。
       “自然人”创作的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这些人物是为作家的“性本恶”思想服务的。霍桑是一个坚定的人性恶论者，他生活在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他并不理解，对任何社会改革方案都不感兴趣。对社会深深的失望使霍桑“总是塑造社会人，而不仅足自然人”。受加尔文教教义的“原罪”、“内在的堕落”观念的影响，他将因社会巨变所引发的一切社会问题、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犯罪现象等都归因于一个抽象的“恶”字——人类灵魂的堕落、心灵的罪恶，在他看来，任何矛盾的解决都要从这个与生俱来、无所不在的“恶”人手。他曾说：“内在世界一旦净化，外在世界游荡的许多罪恶都会自行消失。”从这些人物形象来看，前期的“自然人”性格统一，作家用“自然人”的美好与人心的丑恶作对比，衬托出罪恶心灵的丑陋、可怕。而后期的人物强调了罪恶的作用和意义，这表明霍桑将“自然人”又设定在他的世界观的原点上——“性本恶”，自然济世的想法还是不敌他那根深蒂固的“性本恶”观念。这种改变是符合霍桑那怀疑一切的一贯作风的，这也是他生活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罪恶加剧，个人经历坎坷所导致的结果。不过，尽管霍桑“自然人”的思想发生了改变，有一点他还是坚信不疑的，即如果每一个社会人都能够像“自然人”那样淳朴、真诚、善良，那么，这个尔虞我诈、世态炎凉的名利场就会减少许多烦恼和不幸，就像他在《玉石人像》中所说：“我们把单纯保持得越久，并将其进一步坚持到未来的生活中，价值就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霍桑面对自己时代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完全无能为力，但他创作“自然人”也是对人类罪恶灵魂出路的一种探索。
       总之，霍桑笔下的“自然人”表达了作家对当时人性状态的深切忧思和对美国社会的极度失望，尽管他最终并没有为“自然人”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也没有为人类消弭罪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而只是一味地把一切矛盾归因于抽象的“恶”，但是我们应该肯定，“霍桑代表了美国思想史中的一个过渡时期，他是那些想摆脱过去错误的、智慧的探路人中的一个”，“一个更加稳固的共享幸福的基础是这位有灵感的诗人和道德先驱终生追求的理想”，正是霍桑的这种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他和他的作品超越了有限具体的时空而获得了世界声誉。
       [责任编辑　刘剑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