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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科学、技术、生产”所组成的紧密联系的整体构成了“科技—生产”系统，这一系统的内在结构关系表现为某种模式、模型，它是科学、技术、生产三者相互作用关系的集中体现。我们将这一模式、模型称为“科技—生产”范式。思维模式规定性、技术规定性、制度规定性、结构功能规定性是“科技 生产”范式的四种基本属性。人类历史迄今，“科技—生产”范式经历了一系列转换，包括“实体—能量 信息”三重思维模式转换、从“革命—延续”到“创新—集成”的技术转换、“强制有序—协同自序”制度体系的转化以及“工业社会—知识社会”的结构功能转换等。积极促进我国“科技—生产”范式的转换，建立新型的“科技—生产”范式对于新型工业化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科技—生产”范式；科技革命；范式转换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3—0093—06
       一、“科技—生产”范式的提出
       “范式”一词作为一种分析框架被纳入创新理论研究的视野。首推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将范式视为科学活动展开的基础和科学研究的思想工具。自此。范式概念被广泛应用于创新理论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与范式有关的概念。1．“技术范式”。这一概念的提出尚推意大利学者多茜。他在1982年发表的《技术范式与技术轨道》一文中提出“技术范式”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挑选出来的解决技术问题的一种模型或模式”，根据这种技术范式解决问题的“常规”活动便是技术轨道，它是由技术范式中所隐含的对技术变化方向做出明确取舍的规定所决定的。2．“技术 经济范式”。由于多茜的技术范式是技术特定性的．即无法说明技术以外的要素，如产业、经济等的特性，因此，佩雷斯与弗里曼提出了“技术一经济范式”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技术、制度、组织和管理等要素组成的系统”，他们指出，“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伴随着基本创新集群和新的技术系统的出现，其变革不仅导致新产品、新工艺的出现，而且影响着经济系统的各个部门。“技术—经济范式”概念的提出直接将技术范式与经济增长联系了起来。3．“产业技术范式”。这一概念是最近几年我国学者所提出的，如丁云龙先生对产业技术范式的定义是“用以表征产业技术系统内在结构关系的某种模式、范型”。产业技术范式的提出着重于分析研究技术与产业相互作用的关系。
       以上这些概念在内涵和功用上存在着三种倾向：被用于表征单一物件，如技术范式；被用于表征所有产业共有的图景与模式，如技术—经济范式；被用于表征特定领域系统内在结构关系的模式，如产业技术范式。在功用上则涵盖了微观层面(技术)、中观层面(产业)，直到宏观层面(经济系统)。
       本文“科技—生产”范式这个概念，便是在以上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一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研究具有如下意义：其一，突出强调“科学”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科学之于技术、经济、生产等的作用是巨大的，尤其是在现代科技革命爆发以后；然而，无论是“技术范式”、“技术一经济范式”，还是“产业技术范式”，都忽略了科学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尽管它们也将科学因素不着痕迹的包含了进去。其二，“科学—生产”范式以不同于“技术范式”、“技术—经济范式”、“产业技术范式”的研究视角，将“科学、技术、生产”视作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并试图揭示这一整体在一定时期所形成的内在结构模型。这有利于更好地把握三者之间作用关系的内在规律性，从而更好地为现实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其三，从“科技—生产”范式形成与转换的关键和突破点来看，科技革命是其主要因素。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对科技革命的研究，而“科技—生产”范式将科技革命置于整个经济系统框架之下进行分析，更准确地阐释了科技革命与决定经济增长各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因此，“科技—生产”范式的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科技革命深入发展的应有之题，也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对理论深化的客观要求。
       二、“科技—生产”范式的内涵
       “科学、技术、生产”所组成的紧密联系的整体构成了“科技—生产”系统，这一系统的内在结构关系表现为某种模式、模型，它是科学、技术、生产三者相互作用关系的集中体现。我们将这一模式、模型称为“科技—生产”范式。综合科技发展史和科技革命史，我们发现，虽然每一历史时期的“科技—生产”系统范式都有着不同的表现特征与外延、内涵，但都具有以下四方面的共同属性，即：思维模式规定性、技术规定性、制度规定性、结构功能规定性。
       (一)思维模式规定性
       “科技—生产”范式内含着人们在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生产活动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活动时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有不同的表现，如时代的变化与社会的变化会导致人们对科技认知的不同；不同时期，不同的研究课题与不同的哲学原则会形成不同的科学思维传统。它影响着设计者、工程师和管理者等科学技术研究人员、生产应用人员等解决专业问题的基本思维方式与方法，进而影响着技术与生产的发展基调与发展方向。因此，思维模式在整个“科技—生产”范式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科技—生产”范式的其他属性起着制约的作用。
       (二)技术规定性
       “科技—生产”范式是科学技术作为重要的生产力因素解决社会生产、生活问题的方法、程序、模式。历史上每次科技革命都会产生自己典型的技术物体如工具、设备等作为它的标识。充当“科技—生产”范式技术规定性判定标准的首先是器物性实体，如果说提起第一次科技革命让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蒸汽机，那么第二次科技革命则以电动机与内燃机作为其标识器物，而计算机则无疑成为第三次科技革命最为重要的技术设备。
       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技术规定性判定标准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样化。它不再以任何一个具体的东西作为时代科学技术的象征与标志，而是融合了生产工具、动力能源、社会发展、人的发展、自然的发展等各种要素，以综合、整体、统一的发展状态作为评价尺度。这一变化不仅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要求，而且也反映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的互动进入到了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
       (三)制度规定性
       “科技—生产”范式的制度规定性是影响并决定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发展的规则体系，是促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制度的存在形式既体现为一系列规则的集合，又体现为一定的组织形式或组织行为；既包括基于“科技—生产”系统本身内在要求的制度性约束条件，也包括源自于“科技—生产”系统外部的间接性制度要素，如激励创新的制度性要素等。
       “科技—生产”范式的制度性出自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发展之间交互的规律性作用力，其主要目的
       在于解决科技知识生产与应用过程中的效率与效益的问题，着眼于对科技知识的生产与应用在效益上的改善与提升，包括使科学的生产力潜能得到释放，并由此促进科技知识的创新，促进科研成果的生产，实现经济增长。
       (四)结构功能规定性
       每一时期、每一历史发展阶段的“科技—生产”系统都有其特殊的内在结构，如使用的材料、应用的物理、化学定理等，有这一系统所要解决的一般任务以及追求的技术尺度和经济尺度等，而“科技—生产”范式正是体现这种内在结构与尺度、功能的模型或模式。换句话说，“科技—生产”范式是体现“科技—生产”系统内在结构与功能的模型或模式。
       不同的“科技—生产”系统结构代表着不同的“技术—生产”范式，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比如，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技术要素的相互组合形成不同的技术结构传统。再如，不同历史时期，程序化的生产方式也是不同的。科学技术由构想、创意而产生的技术发明，经过设计、试制和试验等环节，被纳入生产过程，形成生产技术，而一系列生产技术匹配、整合形成一一个系统化的整体。这一系统化的整体一旦形成，程序化的生产方式，即生产的技术方式便也由此形成。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科技—生产”系统结构下的程序化的生产方式是不同的。如在工业革命时期，“标准化大工业生产”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而在当今社会形态下，“大规模敏捷定制”的生产方式则成为主导的生产方式。
       不同性质与内涵的“技术—生产”系统结构，是不同“技术—生产”范式相互区别的根本，也是不同性质与功能的社会形态形成与发展的根本与标志。
       三、“科技—生产”范式的历史演进
       “科技 生产”范式形成与转换的关键点与突破点是科技革命。人类历史迄今为止，已经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科学技术革命，这三次科技革命都带来了“科技生产”范式在思维模式、技术发展模式、规则体系以及结构功能上的一系列转换。
       (一)“实体 能量—信息”三重思维模式转换
       “科技 生产”范式经历了从实体思维到能量思维，再到信息思维的主导思维模式的转化。第一次科技革命时期占主导思维地位的是实体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模式是人类最古老的思维方式，本质在于人类对宇宙、事物的自然实体性本源、本质意义的理性认同追寻以及对“对宇宙、事物进行自然实体解释和思维”。这一思维模式表现在科技研究与生产实践中，主要就是人们相信世界上一切都有一个最终的可靠的实体做基础，所以无论解释什么，都要找到一个什么“体”、“子”，或者将其定为什么“性”，这样才能够解释。实体思维模式促进了人们对世界本原的思索，但却大大阻碍了对事物中的关系现象、关系本身、辩证统一、相互作用等的探索，从而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生产力的进步。
       第二次科技革命时期占主导思维地位的是能量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不同于实体思维对自然实体性本源的追问。它打破了在实体思维方式下以静态的视角观察世界并认为物质不可再分的观念，树立了以运动发展的眼光观察世界、物质与能量可以相互转化的观念，从而“对宇宙、事物进行能量化解释和思考”。这一思维模式表现在科技研究与生产实践中，主要是开始对宇宙、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据、原因及方式进行探寻，但能量思维模式也会有极端的体现方式，如非此即彼、非我即敌的机械认识论观点等。
       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一场以信息科学为主导的科技革命，它极大地开拓了人类的视野，改变了人类的总体认识方式与思维方式。伴随着这场科技革命，信息思维正在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信息思维是“从现存事物的结构和关系模式、演化程序和过程模式中去把握和描述事物的本质、特点和属性，并将其作为信息的载体和符码，从中破译出关于事物历史状态、现实关系、未来趋向等间接存在的内容，信息思维还将现实对象物和信息再行人为符号化，并赋予其特定代示关系”。这一思维模式表明人类开始对系统整体及结构关系的关注，代表了整体性观念引入科学技术发展的视野。信息思维标志着人类科学思维方式的最新发展，以其极强的渗透力、贯穿力与改造力影响着这一时期的“科技—生产”范式的技术规定性、制度规定性与结构功能等。
       (二)“革命延续”到“创新 集成”的技术转换
       从蒸汽技术到电气技术，再到信息技术，代表着“科技—生产”系统范式技术体系层面的演进。技术发展模式经历了从“革命一延续”，再到“创新集成”的转化。
       前两次科技革命时，“技术发展采取‘革命—延续’的发展模式”。第一次科技革命中，实用蒸汽机问世，这是一场技术革命，继之是蒸汽机作为动力机械的延续发展；第二次科技革命中，发电机内燃机问世，这也是一场技术革命，继之是应用范围扩展与技术的改良。
       第三次科技革命则实现了“科技—生产”系统范式中技术发展模式的转换，即从“革命一延续”转向“创新一集成”。第三次科技革命源于1905年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创立所开启的科学革命。这一时期的科学革命将科学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从追求真理转到创新，从而为时代植入了创新的基因，技术革命则将这一基因发育成创新精神，使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可以并不依赖于现代科学的萝大进展而独立自主地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互动中实现以创新求发展。这样，“创新”便成为当代技术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模式；同时，当代技术又会在复杂的环境下不断面临着综合性的工程问题，这就要求将各种不同的技术和技术群集成起来，“集成”也成为当代技术的存在方式与发展模式。因此，“当代技术不再以‘革命—延续’为主导发展模式，而是以‘创新—集成’的模式发展，尽管它也将前者不着痕迹地蕴涵进去”。这一发展模式的变化为每一个国家的技术创新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蛰求。
       (三)“强制有序一协同自序”制度体系的演化
       “科技—生产”范式经历了从强制有序、刚性的制度规则到协同自序、人性化的制度规则的演化。
       在前两次科技革命中，由于对机械化及大规模地生产标准化产品的刻意追求，生产过程的标准化与越来越精细的分工体系也成为必然，这也必然使规则体系的刚性越来越强，程序化的生产方式越来越强，呈现出强制有序的特点。
       17世纪发生于西欧的科学革命，受到两个主题的统治：一是柏拉图一毕达哥拉斯传统，它用几何看待自然，确信宇宙是按照数学秩序原理建构的；二是机械论哲学，它确信自然是一架巨大的机器，并寻求解释现象后面隐藏着的机制。这两大主题统治着17世纪科学革命的进程，也奠定了17世纪科学革命及以后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的发展基调——建立在牛顿力学、数学秩序原理、机械决定论基础上的强组织化原则。这一原则随着海外贸易、殖民扩张、高度发达的工场手工业甚至于圈地运动而日益渗入到
       生产领域，成为这一时期“科技—生产”系统制度规则体系的特征之一。
       电力时代的“标准化管理”将这一制度规则体系的特点加以深化、强化。形成于20世纪初的“标准化管理”和“一般管理原则”的提出，管理在内涵与外延上的进步以及1913年福特运用“标准化管理”思想的一个显然的假设——多即是好创建的世界上第一条流水生产线等等，这些都使得制度规则的强制性、刚性特征愈加突出。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必然要求为这一制度规则注入新的内涵，使其更符合人类自身个性自主需求与和谐社会的需要。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为这一转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自动化与智能化的生产工具如电子计算机、现代通讯工具带领人类社会进入到知识时代、信息时代，通过信息网络的作用使每个社会主体在相互协调的环境中经过不断地自组织来实现整体优化；生产经营上也产生了显著的变化与趋势，从集权到分权，从官僚组织结构到扁平化组织结构，从生产导向到消费者导向，从机器管理到人本管理，从细密分工到流程再造。这种巨大变化必然要反映到“科技生产”系统的范式上来，使其规则体系趋向柔性、人性化与协同自序。
       (四)“工业社会—知识社会”的功能转向
       “科技—生产”系统范式经历了从发展工业经济，建构工业社会到发展知识经济、建构知识社会的功能转向。
       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特征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以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第二次科技革命，都是能源及其转换技术领域的革命，靠增加资源的投入和效率的提高实现规模经济，并通过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来发展工业经济，建构工业社会。
       第三次科技革命实现了功能与方向上的范式转换，这种转换的得以实现源自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本质与特征。自20世纪中叶以来所兴起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不只是个别科学理论、个别生产技术上的重大突破，而是在各门科学和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以微电子技术为标志的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使技术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第一次可以建立在一种不仅可再生且能自生的重要资源——信息与知识之上，从而避免了延续以往机器技术与工业生产模式所必然发生的资源枯竭的问题。同时，依靠高新技术，通过大力发展“高效益、低消耗型”的新型产业，促进经济规模与布局、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与就业结构，甚至社会结构的调整、优化与升级，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根本变革，将工业经济、工业社会推进到信息经济、信息社会时代。
       四、我国发展新型“科技—生产”范式的现实途径
       一部科技革命的发展史也是一部“科技—生产”系统范式经历革命性变革的发展史。不同性质与内容的科技革命决定了“科技—生产”范式的不同特点。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本质转向便决定了当代“科技—生产”范式具有全新特点：以信息思维为主导思维模式，以“创新—集成”为主导技术发展模式，以人性化与协同自序为主导的制度规则体系，以建构知识社会、信息社会、和谐社会为功能导向与发展目的。这种新型的“科技 生产”范式代表了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代表了社会经济体制的功能转向。
       新型的“科技—生产”范式将成为决定一国经济发展、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的关键因素。近现代的科技革命发展史与世界经济发展史向我们表明，谁能够在新的科技革命到来时，在新的“科技—生产”范式经历转换时敏锐地意识到并把握这一发展趋势，成为新的科技革命与“科技—生产”范式转换的引领者，谁就能够迅速壮大自身综合实力，走在其他民族发展的前列。第一次科技革命中的英国、第二次科技革命中的德国与美国以及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的美国都是新科技革命的发起者，并积极依据新科技革命的性质与发展方向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适应并促进“科技 生产”范式的转换，从而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的科教中心、经济中心。
       中国目前正在为建设新型工业化社会这一伟大的目标而努力，积极促进“科技生产”范式的转换，发展新型的“科技 生产”范式将对这一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国而言，发展新型的“科技—生产”范式最为重要和紧迫的任务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在全社会范围内普及科学知识，培育科学思维模式，尤其是信息思维模式
       一个家的科学知识普及程度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国力的强弱与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我国是人口大另，全国各地科技、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国民的整体科学文化素质仍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科学思维模式，尤其是信息思维模式仍未在全社会范围内成为一种主导的思维模式，种种与科学思维精神背道而驰的愚昧落后的现象，如看风水、星相测命、伪科学、反科学等大行其道，一些片面的、绝对化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仍在工作与生活中随处可见。这些现象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原因，但从根本上看，都是科学文化知识以及思维方式、科学精神的欠缺所造成的。因此，大力加强科学知识的普及，不断提高社会大众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公众的科学意识，努力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学习科学、相信科学、依靠科学的良好氛围，培养科学的思维模式，是建立与完善我国新型“科技—生产”范式的首要任务。
       (二)大力发展新型“科技 生产”范式所要求的技术基础，加快推进关键技术创新与系统集成，提高我国的技术自主创新能力
       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新型“科技—生产”范式的形成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发展新型“科技—生产”范式，离不开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群及高新技术产业群的支持。同时，以“创新—集成”为主要存在方式与发展模式的现代科学技术将“技术创新”提到了日益重要的地化。我国目前的技术创新能力较为薄弱，据统计，截止到1999年财政年度内，印度软件的出口额突破25亿美元，而我国的软件出口，1998年度仅为1亿美元，由此可见一斑。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以中小规模居多，对市场及新产品的反应速度快，但技术含量小高，拥有的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更少。如何处理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如何看待企业效益与研究投入的关系等均影响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加强技术创新，就要把自主研究开发与引进、消化吸收同外先进技术相结合，防止低水平重复，注意技术的集成，要强化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科技资源、引导科技活动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推动人多数科技力量进入市场创新创业。
       (三)进行全面体制改革，完善企业管理制度与方法，建立全社会范围内“协同自序”的运行机制与社会环境
       体制的改革与制度的创新是新型“科技—生产”范式良好运行的环境支撑，没有完善健全的体制与制度，科学研究将无法有效地进行，社会生产将陷于盲目，企业内部将人浮于事，各种混乱与低效的现象将在所难免。随着我国近三年的改革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框架已初步创建，但仍然有不少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体制障碍；制度缺位、制度错位、制度失效和制度隔离等现象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经营管理水平仍然较低，制约着生产效率的提高……这些都成为我国新型“科技—生产”范式建立的绊脚石。必须通过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等改革，完善各种规章制度，不断进行管理创新，完善管理制度与方法，从刚性管理转向柔性管理，创建扁平化、人性化的组织结构，为新型“科技—生产”范式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四)转变生产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全方位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社会
       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知识社会过渡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如今，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扭转工业文明时期的粗放型生产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步入信息社会与知识社会。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又面临信息化的挑战，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任务，只能是“两化”协同发展，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要以信息技术与信息产业大力改造传统产业，提升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与产品的更新换代，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同时要大力发展“高效益、低消耗型”的新型产业，促进经济规模与布局、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与就业结构，甚至社会结构的调整、优化与升级，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我国新型工业化社会的建立。
       [责任编辑　王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