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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观是在继承了马克思实践观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而创立的，在实践场所(在马克思实践观中称为实践对象)上，布迪厄用场域概念代替了客体；在实践策略(实践逻辑)上，布迪厄用惯习概念代替了实践观念；在实践工具上，布迪厄引用并深化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布迪厄的场域、惯习和资本概念为我们全面深入地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观，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哲学视域。
       关键词：马克思；布迪厄；实践观；场域；惯习；资本
       中图分类号：B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3—0076—05
       实践是人类的存在方式，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也就有了人们关于这种活动的观点。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发展，人们关于社会实践的观点也在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社会实践观的发展史。在20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社会实践观的发展过程中，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观无疑起着里程碑的作用。行动者在哪里实践、如何实践以及用什么实践，具体来说，就是行动者的实践场所、实践工具和实践逻辑是什么?布迪厄用场域、惯习和资本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创造性地回答了这三个相互联系的实践观的基本问题。布迪厄的实践观在创立过程中深受马克思实践观的影响，由场域、惯习和资本概念所形成的布迪厄的实践观，为我们进一步深化对实践空间、实践观念、实践工具等范畴的认识，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理论视野，为我们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资源。
       一、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起点
       “传统哲学”是相对于“现代哲学”而言的，它是指从古希腊到19世纪中叶这一历史阶段的哲学形态，包括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追溯世界的本源是传统哲学的目标，并构成了不同派别的共同主题。从根本上说，传统哲学是“形而上学”的，即关于超验存在之本性的理论，它力图从一种“终极存在”或“初始本源”中去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本性、人的本质和行为依据。传统哲学关注宇宙本体，注目于上苍的“绝对”或“抽象的物质”，却恰恰忘记了对“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的关怀。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说过：只要一息尚存，我永不停止哲学的实践。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是包括了完成目的在内的活动。他的实践范畴是一个意义系列，在他那里，实践包括一般意义上的运动和生物的生命过程。生物的生命过程又包括生物的生命功能和人的生存活动过程。人的生存实践又包括实践的理论和实践的活动。在西方哲学史中，康德把实践概念引入哲学领域，并提出“实践理性”概念。在他看来，实践理性通过规范人的意志而支配人的道德活动，进而使人达到自由。费尔巴哈则把实践和生活联系起来；但是，费尔巴哈认为“生活”不过就是吃喝和享用对象，他片面地理解了人的实践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说，费尔巴哈“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黑格尔提出了“实践理念”的概念，并把它作为达到和实现“绝对理念”的一个必经的环节。他以抽象思辨的形式揭示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创造性特征，指出了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区别，并涉及到实践在改造世界、创造人类历史方面的重要意义。但是，黑格尔讲的实践在根本上是抽象的理念活动，现实人的活动只是这种抽象理念活动的“样式”。尽管黑格尔提出了实践、特别是劳动对人的解放且有积极意义的概念，但他把实践仅仅限制在精神、观念活动的范围，这表明他回避人类现实的实践活动及其意义，从而他只是“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的方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关注人类的现存世界，注目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这样，马克思便把哲学的主题从世界本源转向现存世界，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类世界。在哲学主题转换的同时，马克思发现人类的实践活动是理解、解释和把握人类社会的依据，现存世界中的自然和社会是在人类实践中融为一体的，实践是社会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犹女一个转换器，社会在自然中灌注了人类的目的，使之成为社会的自然(人化自然)；同时，自然又进入社会，转化为社会中的一个恒定的因素，使社会成为自然的社会。马克思哲学由于主题的转换，把哲学的对象规定为人类实践活动，把哲学的任务规定为解答实践活动中的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从而也为改变世界提供了方法论。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胛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列宁认为：主体和客体、精神和物质的“交错点一人的和人类历史的实践”。毛泽东则把实践简要地表述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两”。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改变现存世界的实践活动而创立的，实践的内容就是它的理论内容。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指在一定社会火系下实现的人和物、主体和客体相统一的能动的生活过程，它既是能动的，也是受动的；既是自由的，也是必然的。人类有目的地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一切社会性的客观物质活动，就是马克思主义所婵解的实践。
       以往的哲学家，包括旧唯物主义者把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后，只能走向唯心史观。“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似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从“物质实践”这一“现实历史的基础”出发去解释观念以及一切晕大的历史事件，则创立了唯物史观。由此，马克思消除了物质的自然和精神的历史对立的神话，实现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存哲学史上，马克思第一次把实践提升为哲学的根本原则，并转化为哲学思维方式，从而创立了一种实践、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由于马克思实践观的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终结了传统哲学，并实现了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换，在此意义上，实践成为马克思哲学的逻辑起点。
       二、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观：对马克思实践观的继承与改造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是近50年来在西方学术界中被人们引用最多的当代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上个世纪50年代，布迪厄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哲学专业，并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和高等学校哲学教师资格文凭。他的社会实践理论集中体现在《实践理论大纲》、《实践的逻辑》和《实践与反思》等著作中。战后法国的思想家们都对传统的抽象哲学感到厌倦，他们所需要的是能够
       用于批判现实的行动哲学，马克思的实践观成为他们思考社会问题的逻辑起点。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观就深受马克思实践观的影响，从他的主要著作引用或提到马克思的次数，就能看到他受马克思影响的深度：《实践理论大纲》中提到和引用马克思14处，《实践的逻辑》中多达19处，《实践与反思》中有8次。梅洛·彭迪在谈到马克思的实践观时指出：“马克思所做出的主要贡献，正是在于指明实践是意义的场所。马克思所说的实践，就是人的行动发生交互关系时所自然的产牛的意义，正是透过这种交互活动，人类组织他们同自然和同他人的关系。”当谈到50年代前后法国思想界状况时，布迪厄说：“当我还是大学生时，在50年代，现象学以其存在主义的变种，正处于极盛的时期。我很早就阅读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然后又阅读梅洛·彭迪和胡塞尔。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圈子里，马克思主义尚未真正取得如同现象学那样的地位……这就是说，我在当时只把马克思著作当作课堂读物来学，我特别对青年马克思感兴趣，而且被《费尔巴哈论纲》所感动。但当时是斯大林主义取得胜利的时代。如今我的许多激烈反共的同学们，当时都还站在共产党一边。”由此可见，在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是在同胡塞尔的现象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等思潮的联系中被重新解读和改造的。布迪厄在创立社会实践理论时，就改造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布迪厄是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持批判态度的左翼学者，是当代法国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正如布迪厄在比较他与法兰克福学派在社会实践理论的异同时所说的：“我始终乐于与法兰克福学派保持某种若即若离的关联：尽管我们之间有着明显的亲和性，但我面对总体化批判所流露出的那种贵族做派，始终有种不自在的感觉：它保留了宏大理论的所有特征，显然，它死活不肯放下架子，胼手胝足地去作经验研究。”
       布迪厄认为，人类社会是由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组成的，生活在社会空间中的行动者是由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来确定其社会位置的，他们凭借各自拥有的特定资本和特定惯习，在一定的社会场域中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制约的客观环境和结构中，不断地同时创造和建构自身以及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布迪厄的实践概念是构成社会世界的社会结构和行动者的心态结构产生和存在的基础，是双重结构获得不断重建和更新并进行同步同质双向互动的动力源泉。我们可以把布迪厄的实践概念理解为：行动者在一定的场域中凭借各自拥有的资本，在特定的惯习指导下，为提高自己在场域中的位置以及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所采取的活动。布迪厄强调：“我要向你们指出，我从来没有用过‘实践’(praxis)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概念，至少在法语中，多多少少带有一点理论上的夸大说法，甚至有相当多成分的吊诡性，而且常用这个词去赞赏某些马克思主义、青年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和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等等。我只是说‘实际活动’(pratique)。”布迪厄所说的“实践”，显然不是马克思常用的“实践”，而是人的“实际活动”，指的是人类一般的日常性活动，包括生产劳动、经济交换、政治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活动等。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我国学者把布迪厄的“实际活动”译为“实践”，是同他的社会实践理论的“场域”、“惯习”和“资本”等基本概念相一致的。
       三、实践场所：从客体到场域
       在马克思的实践观中，作为实践活动中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主体和客体，主体是指实践者、认识者，客体是指实践对象、认识对象，主客体之间形成了改造和被改造、反映和被反映关系以及价值关系。布迪厄认为马克思的实践观很容易把实践活动理解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纯粹的物质变换活动，导致忽视主体与自身、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人类学意义和历史意义上的实践关系。布迪厄始终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他把黑格尔的“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一著名公式稍加改动，指出“现实的就是关系的”，强调在社会大世界中存在的是各种各样的关系，不是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或个人之间交互主体性的纽带，而是各种马克思所说的“独立于意识和个人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关系。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布迪厄给场域的定义是行动者的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型。在布迪厄的设想中，“社会宇宙”大致相当于通常意义上的社会，复数的“社会世界”相当于构成社会的各个具体的社会领域。布迪厄之所以如此摈弃常用的概念不用，而另外寻找自己的表达方式，是因为在他看来，一个分化了的社会，并非一个浑然整合的总体，而是由遵循着自己的运作逻辑的不同游戏领域组合而成，也就是说，社会世界是由相对自主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所谓的小世界，就是布迪厄认为的客观关系的空间，也就是实践的场所——场域。
       布迪厄场域概念的用意在于：首先，场域概念充分体现了他的关系主义思维方式，根据场域来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来思考。其次，布迪厄的场域概念，非常强调礼会生活的冲突性。作为一个包含着潜在的和活跃的力量的空间，场域也是一个充满着旨在维护或者改变场域中的力量格局的斗争场所，是一个争夺对珍贵资源的控制权的竞技场。在围绕着特定形式的资本而展开的场域斗争中，布迪厄非常强调关于正当化原则的竞争，也就是在谋求符号暴力垄断权上的竞争。再次，场域中的位置，依其资本的类型和总量，存在着支配和服从之分。行动者的策略取决于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不同位置占据者的行动策略各不相同，比如，场域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行动者倾向于采取保守性的策略来维护现有的场域中的力量格局，新进入者希望逐步接近支配地位往往采取继承策略，扩大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处于被支配地位的行动者一般采取颠覆性策略来改变场域中的力量格局。
       四、实践策略：从实践观念到惯习
       马克思认为，实践是能动性的活动。实践的能动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一是通过实践能动地推动认识的产生和发展。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连、互相促进的。人类实践之所以有能动性就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在实践观念的指导下，而实践观念是实践主体在现实的实践活动展开之前就建构起来的关于未来实践活动的观念模型、理想蓝图和行动计划。实践观念是人们长期实践的经验积淀，是通过实践活动的自我反思而建构起来的，它是人类实践活动长期内化的结果。
       布迪厄用惯习概念代替了实践观念，就是强调惯爿是伴随着行动者的一生，同时实现内在化和外在化的双重过程，是完成主观和客观、个人与社会两方面的双向共时运动的相互渗透过程，是行动者通过行动而外在化的社会结构的前结构，同时又是行动者的内心深层结构化，并持续影响着行动者的思想和行动。它集中表现了布迪厄“建构的结构主义”或“结构的建构主义”的理论特征。布迪厄认为，惯习来自于个人和群体长期的实践活动，一旦经过一定时期的积累，经验就会内化为人们的意识，去指挥
       和调动个人和群体的行为，成为人的社会行为、生存方式、生活模式、行为策略等行动和精神的强有力的生成机制。“惯习是含混与模糊的同义词。作为一种生成的自发性，在于在不断变化的情境的临时遭遇中确定自身，它遵循着一种实践的逻辑，这种逻辑虽然含糊，带有大约的性质，但却确定了与世界的联系。”布迪厄认为，惯习之所以发挥作用，恰恰在于它通常不被人所认识，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惯习之所以能有特定持久的效力，是因为它在行动者的意识和语言运作之前就发生作用，超出了意志控制的范围。惯习是一种无穷的生成能力，能完全自由地牛成产品(思想、感知、语言、行为)，但这些产品总足受限于惯习生成所处的历史和社会条件。惯习是历史的产物，按照历史产生的模式，产生个人的和集体的，因而也是历史的实践活动。惯习确保既往经验的有效在场，这些既往经验以感知、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形式储存在每个人身上，保证行动者实践活动的一致性。
       布迪厄认为惯习是行动者在场域里的社会位置上形成的对客观位置的主观调适，是外在性的内在化的结果，是“结构化了的结构”和“促结构化的结构”。所谓结构化了的结构，是指惯习源于行动者甲．期的社会化经历，是结构的产物，为行动设置了结构性的限制；所谓促结构化的结构，是指惯习作为一种结构化的机制，是实践的生产者，为实践的生成提供原则。人们容易接受“结构化了的结构”，而对“促结构化的结构”接受起来有困难，因为它涉及到行动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对此，布迪厄进一步阐明，惯习是生成策略的原则，这种原则能使行动者应付各种未被颅见的变动不拘的情境。它也是各种既持久存在而又可变更的性情倾向的一套系统，通过将过去的各种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每时每刻都作为各种知觉、评判和行动的母体发挥其作用，从而有可能完成无限复杂多样的任务。它还意指某种存在方式，某种习惯性状态。作为外在结构内化的结果，惯习以某种大体上连贯一致的系统方式对场域的要求作出回应。惯习是通过体现于身体而集体的个人化，或者是经由社会化而获得的生物性个人的集体化。惯习是创造性的，能体现想像力，但又局限于其结构。这些结构则是产生惯习的社会结构在身体层面的积淀。惯习不是习惯，是深刻地存在于行动者的性情倾向系统中的完完全全从实践操作的意义上来讲的作为一种技艺存在的生成性能力。技艺可以理解为一种创造性艺术，生成性能力和创造性能力共同解释了行动能力。总之，我们可以把布迪厄的惯习概念理解为：既是行动者的内在主观精神状态，又是外化的客观活动；既是行动者主观心态的向外结构化的客观过程，又是历史的及现实的客观环境向内被结构化的主观过程。
       五、实践手段：从实践工具到资本
       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中，实践工具是把实践主体和实践客体联系起来，使二者之问的相互作用得以实现的条件和中介。它是适应主体和客体实际相互作用的方式和特点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把实践的基本形式总结为三种：第一种基本形式是处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关系的活动，即生产实践，人们用生产工具作用于自然界；第二种基本形式是处理社会内部人与人关系的活动，人们使用武器和语言来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第三种形式是与前两种形式紧密相连并从其中分化出来的探索性和准备性活动，即科学试验，人们用实验设备来进行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中，实践工具容易仅仅被理解为主体自身肢体的延伸，布迪厄引用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来代替实践工具，深化了对实践工具的认识。
       布迪厄认为，资本概念必须与场域概念联系起来，一种特定的资本总是在给定的场域中有效，资本既是行动者实践的工具，又是争斗的对象。资本概念是与场域概念相依共存的，但又具有相对独立的规定性。“资本是一种积累起来的劳动(它以物质化形式或是‘肉体化’、身体化形式存在)。当行动者或行动者群体在私有的——也就是独占排外的——前提下占有利用它时，他们便可以因此占有利用具有物化形式，或者体现为活生生的劳动的社会能量。”“布迪厄认为作为实践工具的资本表现为四种基本形式，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经济资本可以直接转化为货币，也可以制度化为产权形式，这是一般经济学谈论的最多的资本类型。经济资本是所有其他类型的资本的根源，其他类型的资本，只有在掩盖了经济资本是其根源这一事实的情况下，才能产生自己特有的效应；但是，布迪厄反对将其他类型的资本还原成经济资本，因为其他类型的资本有其独特的运作逻辑。在布迪厄看来，文化资本以三种状态存在，一是身体化的状态，表现为心智和肉体的相对稳定的性情倾向，比如，行动者所具有的流利的言辞、审美趣味、教养等，这种文化资本的获得往往是在耳濡目染中完成的，因而这种资本的传递要比经济资本的传递更为隐蔽和难以察觉。二是客观化的状态，表现为文化商品，诸如图书、电脑之类，它们是理论的印迹或实现，可以通过物质媒介来传递。三是制度化的状态，表现为社会对资格的认可，特别是高等教育机构所颁发的文凭和教师资格文凭。对于布迪厄自己来说，从出身低微，到日后成为法国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的终身讲座教授，文化资本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取得哲学博士和哲学教师资格文凭这些哲学资本，成为布迪厄解决各种社会学问题的工具箱。”社会资本是指行动者或行动者群体，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识的关系网，从而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总和，不管这种资源是实际存在的还是虚有其表的。布迪厄偏重于在群体的成员资格的背景下讨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一个持久的网络所带来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总和，这一网络由或多或少制度化的相互熟识关系构成。社会资本的实质就是群体以集体拥有的资本为其成员所提供的支持。象征资本是一种被否认的资本，一种不再被看作资本的资本，也可以说，象征资本是这样一种权力形式，即它不被人视为权力．而是被视为对他人的承认、顺从或服务的正当要求。象征资本源于行动者对其他资本的成功使用，以至于掩盖了自私自利的目的，于是产生了符号效应。也正因为如此，象征资本与经济资本有明显的差别，与社会资本却很相似。
       综上所述，布迪厄在实践的场所、实践策略和实践工具等方面对马克思实践观进行了改造和丰富。布迪厄之所以能够深化对马克思实践观的认识，首先，在于他的社会实践观是对马克思实践观的批判的继承，如果没有马克思实践观作为基础，布迪厄的实践观就不可能达到如此的高度；其次，在于两位思想家的视域不同，马克思对实践的研究大多采取的是哲学视角，而布迪厄则更多地采取的是社会学视角。布迪厄在实践观上与马克思的不同视域，为我们全面深入地理解实践范畴，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启示。
       [责任编辑　韩顺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