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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现代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开始的，而后现代化是与工业现代化相区别或相对立而形成的发展态势。作为关注科技与社会变迁互动关系的科技哲学，不能漠视后现代化理论，必须以自己的眼光来审视后现代化发展态势，深刻认知现代科技的关注焦点与理性反思，把握后现代化态势下科学技术显现的重要特征、运动轨迹、发展规律和价值取向。
       关键词：后现代化；科技哲学；理论范式
       中图分类号：B0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3—0063—08
       从20世纪六七一十年代开始，后现代化就与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等理论范式一起，广泛流行于人们认知社会变迁、发展态势的学术场域。特别是后现代主义者所创建的理论，很快被整合到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中去，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文化变迁标识，也同样在阐述一种新的社会状态。正如著名学者潘泽泉所指出的，“后现代理论正在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预设，重新关注基本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转型。”著名学者鲍德里亚也强调，从生产性社会秩序向再生产性社会秩序转变的过程中，技术和信息的新形式占有核心地位；由于人们用虚拟、仿真的方式不断扩张地建构世界，消解了世界和表象之间的区别。著名学者M．费瑟斯通更加具体地指出，后现代不仅包括艺术、知识、学术场域、符号商品的变迁，而且包括科学技术与社会变迁的相互依赖关系的转换。因此，作为关注科学技术与社会变迁互动关系的科技哲学，不可能漠视后现代化理论，必须以自己的眼光来审视后现代化发展态势。但后现代化理论也是较为复杂的充满晦涩难懂术语以及论证矛盾性的理论，笔者正是基于这一状况，希望能从科技哲学的视野来解读后现代化理论，深刻认知现代科技的关注焦点与理性反思，把握后现代化态势下科学技术显现的重要特征、运动轨迹、发展规律和价值取向。
       一、工业现代化背景中的现代科技特征及运动轨迹
       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表明，现代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开始的，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是现代化进程的起点。经典现代化理论就是对工业现代化的认知与诠释，正如著名学者何传启所指出的：“在经典现代化理论中，不同学派和不同学者对现代化的理解和定义有所不同。一般而言，现代化指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它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的历史过程及其变化；它既发生在先锋国家的社会变迁里，也存在于后进国家追赶先进水平的过程中。20世纪60年代，欧美工业化国家已经进入发达工业社会。所以，当时的现代经济指工业经济，现代社会指工业社会，现代文明指工业文明。”显然，现代化既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也是一种发展状态，指完成现代化过程的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状态。经典现代化理论，一方面是阐述了现代化过程的特点和规律，另一方而是阐述了现代化的结果——现代性，即已经完成现代化过程的国家所处的状态和特点。
       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虽然发达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具有不同特点，但也具有一般特性。20世纪70年代，著名学者亨廷顿归纳了现代化过程的九个特征1．现代化是革命的过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只能以人类起源的变化和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变化相比拟。2．现代化是复杂的过程。它实际上包含着人类思想和行为一切领域的变化。3．现代化是系统的过程。一个因素的变化将联系并影响到其他各种因素的变化。4．现代化是全球的过程。现代化起源于欧洲，但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现象。5．现代化是长期的过程。现代化所涉及的整个变化，需要时间才能解决。6．现代化是有阶段的过程。一切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有可能区别出不同水平或阶段。7．现代化是趋同的过程。传统社会有很多不同的类型，现代社会却基本是相似的。8．现代化是不可逆的过程。虽然在现代化过程中某些方面可能出现暂时的挫折和偶然的倒退，但在整体上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趋势。9．现代化是进步的过程。在转变时期，现代化的代价和痛苦是巨大的；从长远看，现代化增加了人类在文化和物质方面的幸福。当然，经典现代化理论同样重视关于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分析。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的结果，如果说现代化过程是不断变化的，那么，现代性是相对稳定的。学者们把处于现代化以前的传统农业社会的特点归纳为传统性，把已经完成现代化过程的国家的现代工业社会特点称为现代性。传统性和现代性是相对的，也是不对称的。不同学者对现代性的认识有一定差别，但现代性具有一些基本特征。现代性在不同领域有不同表现，如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城市化、宗教世俗化、观念理性化、教育普及化等，而在科学技术领域，现代科技伴随工业现代化也出现了新的特征和运动轨迹。
       工业现代化背景中的现代科技特征与运动轨迹，集中体现在现代科技革命的生发之中。从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史来看，产生过多次科技革命，而具有特别重大影响、产生了划时代意义的科技革命是蒸汽科技革命、电气科技革命、信息科技革命、生命科技革命，而信息科技革命、生命科技革命又被称为“现代科技革命”。每次重大的科技革命都有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显著特征，深入认识其时代背景和显著特征，是把握人类科技革命历史演变基本脉络的重要前提。就人类科学技术革命的历史演变来看，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加以分析：一是科学革命；二是技术革命。科学革命这一概念是由英国剑桥大学教授H．巴特菲尔德在《近代科学的起源》一书中第一次在一般性意义上加以使用的，他把“科学革命”看作是比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更为重要的决定近代特征的划时代事件。从这以后，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哲学家，都很重视从理论上来研究科学革命及其在历史上的重大作用，因为科学革命是指人类对客观世界规律性的认识发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跃，从而引起科学观念、科学研究模式以及科学研究活动方式的根本变革。科学革命的发生往往从个别学科首先突破，产生新的、能更全面更正确地说明自然界规律性的、反传统的科学观念。它一旦成立，便迅速向其他科学知识体系全面渗透，使旧的知识体系被逐步改造而向新的知识体系过渡，最后在科学共同体中得到确认。因此，具有崭新科学观念的理论的提出并被科学共同体所容纳，是科学革命发生的显著标志。而技术革命则是指在技术上带有根本性的、具有广泛影响的巨大的变化。在技术体系中，每一门技术的地位和作用是各不相同的，其中有些技术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并以此类技术为核心而形成主导技术群，它的存在和发展决定着一个时代技术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当某一项新技术崛起，以致在整个技术体系中逐渐取代了原有主导技术并形成新的主导技术群时，也就产生了这一时代的技术革命。
       所以，主导技术和主导技术群的深广更替，是技术革命的显著标志。
       在工业现代化与现代科技革命的互动之中，科学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出现了与以往历史不同的运动轨迹。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发生过多次科技变革，但古代的科技尚处在萌芽状态，比较原始和零散，还未能形成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只是到了近代，科技才真正达到系统而全面的发展。以牛顿、伽利略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开头是自然科学为争取生存权利而反对宗教的斗争，而后在天文学、力学、数学、解剖学、生理学等学科领域，以力学为带头学科，实现了第一次科学革命。这两方面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构成了这次科学革命的基本内容，从而标志着以实验为基础的近代科学的真正诞生。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初，在第一次科学革命的基础上发生了第一次技术革命，它是从纺织机、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开始的。蒸汽机的广泛应用，改变了整个工业的面貌。随之，生产技术的变革又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全面发展，引发了19世纪中叶的第二次科学革命。这次科学革命以电磁理论、化学原子论和生物进化论的提出为主要内容，以热力学、电磁学、化学、生物学等一组学科为带头学科，推动了一大批现代科技新学科的诞生或发展。19世纪末，物理学领域连续发生了三个重大事件，这就是X射线、放射性现象和电子的发现。这三大新发现，使人类的认识第一次深入到了原子内部，彻底打破了原子不可分、元素不可变的传统观念。现今许多学科领域的重要成果和思想渊源，都可以从19世纪的科学历史中找到依据，所以，人们曾把19世纪称为“科学的世纪”。19世纪所以被称为“科学的世纪”，还由于人们的自然观、宇宙观也开始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各个领域的科学成就猛烈地向形而上学自然观发起进攻，神秘主义的大厦被颠覆，人们开始认识到人类周围的一切毫无例外地服从科学定律，并把自然科学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诸如观察、实验、归纳和演绎等，应用到其他领域，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开始深入人心，科学理论逐步走向统一性。此外，科技革命的结果，使科学由落后于技术与生产的局面一跃处于领先地位，并对技术和生产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改变了过去科学与经验技术相脱节的现象，使它们之间发生紧密的连锁反应，即科学起到了指导和推动生产和技术的巨大作用，如麦克斯韦电磁理论对电磁波的预言，导致了后来无线电报和无线电话的发明。反过来，生产和技术也不断向科学提出新问题，使得科学研究与生产和技术紧密结合，从而进一步推动科学的发展。因此，现代科技的运动轨迹，是以物理学革命为先导，以一大批科技新学科的诞生和发展为主要内容，以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开始深入人心，科学、技术和生产紧密结合为主要标志的。它为人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更加深广地认知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前提，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后现代化态势下的现代科技特征及发展规律
       从后现代化理论的产生背景与发展逻辑来看，后现代化是与工业现代化相区别或相对立而形成的，而时常又是以“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出现的。西方学者一般将后现代性界定为一种思想风格或思想趋向，或界定为一种与现代性社会状态有所区别的社会历史发展，主要是指人类生存状况或物质生活方面的一种激进的断裂，一种新的或者正在成为现实的社会类型，或者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是一种有自己独特组织原理的新社会整体。著名学者Z·鲍曼将后现代性一词明确地界定为一种“社会状态”，与此类似的还有著名学者M·费瑟斯通、D·莱恩等。M费瑟斯通把“后现代性”用于描述社会结构的“一种离开现代性的阶段性转变或断裂，它包含着一种具有自己独特组织原则的新的社会整体的出现”。D·莱恩认为，后现代性涉及到一些假定的社会变迁，要么是一种其轮廓已经可以朦胧地加以观察的新社会类型正在成为现实，要么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正在开始。伊格尔顿把“后现代性”界定为一种思想风格，后现代性是指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源于西方技术应用、消费主义和文化产业的短暂的、无中心化的世界的转变。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后现代性是终结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思想趋向，它通过走向后现代的话语的合法化，试图瓦解自由解放和追求真理的“堂皇叙事”。在著名学者哈贝马斯的著作中出现了更多的“后现代性”概念，他指出，后现代性是对主体性、总体性、同一性、本源性、语言深层结构性所进行的全面颠覆，而代之以非中心、非主体、非整体、非本质、非本源。米歇尔·迪尔的话就更加具有概括性，他认为“后现代性就是指人类生存状况方面的一种激进断裂”。
       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与后现代性相类似。著名学者奥奈斯就将后现代主义描述为对现代主义的一种微弱的反动。它先是出现在文学领域，然后才逐渐扩散到艺术、建筑和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等领域，它主要指称的是一种文化现象。西方社会学者一般将“后现代主义”界定为一种社会思潮或文化运动，它为一种文化逻辑或文化支配，或者界定为文化领域中正在发生的各种变迁，界定为一种文化和知识现象，把它作为发生在认识论方面的一系列理论和认识论宣称以及命题，是一种将认识条件作为社会理论疑问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结合进来的本体论立场。著名学者伊格尔顿明确提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风格，D·莱恩在《后现代性》一书中同样也明确地提出着重于文化的“后现代主义”是指称一种文化和知识现象。M．费瑟斯通、罗伯特·顿等学者也提出一种显然相似的观点。M．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和后现代主义》一书中把“后现代主义”用来指称“一批范围广泛的艺术实践和人文及社会科学理论，它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当前文化领域中正在发生的各种变迁”。罗伯特·顿在《认同危机：对后现代性的一个批判》一书中指出，后现代主义一词是指在学术讨论中已经占据了一个有影响的位置的作为一系列理论和认识论宣称或命题的标志。米歇尔·迪尔则在《后现代城市状况》一书中指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将认识条件作为社会理论疑问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结合进来的本体论立场。
       在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范式基础上所构建的“后现代化”，也是作为一个与传统社会发展理论中的“现代化”概念相对应的概念。学者一般将“后现代化”界定为实现“后现代性”的一种过程和实现后现代性的基本动力，是一种能够产生空间作用的实践，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过程和制度变迁。著名学者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和后现代主义》中就指出“后现代化”这个概念是用来指称和描述一系列“特殊的社会过程和制度变迁”，是正在实现的过程及其程度，而不是一个完全确定的社会秩序和社会总体。著名学者菲利普·库克认为后现代化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一系列能够产生空间作用的实践。著名学者
       S·克鲁克、J·帕可斯基和M·沃特斯等人在其《后现代化》一书中更明确指出“后现代化的过程将导致一种与现代性条件上完全不同的社会形式的出现”。罗伯特·顿在《认同危机》一书中也使用了“后现代化”一词，提出“后现代性状况需要一种对相应的后现代化概念的分析”。对于后现代的解释，M·费瑟斯通的观点更具代表性，M·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和后现代主义》一书中把“后现代”界定为前面几个概念的通称，“后现代”一词虽然也首先是在绘画等文化研究领域中产生，但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则更多地具有一种社会发展的普适意蕴，是一个涵盖文化、社会和经济等众多方面现象的术语。由于“后现代化”在西方学者中间被用于一个涵盖更加广泛的概念，他们往往把“后现代化”看成一个比“后现代”、“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更为一般的概念或术语，可以看作这几个概念的通称，因此，“后现代化”应当是作为一个涵盖了文化、社会和经济等众多方面发展的普适性模式。在后现代化态势下，现代科学技术也如同社会文化、经济一样，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变化，形成了现代科技的新特征与发展新规律。
       在后现代化态势下的现代科技新特征，集中体现为爆发了又一轮新的科技革命。新科技革命直接显现为信息科技、新材料科技、生物科技、新能源科技、空间科技和海洋科技等领域里的革命。以基因工程、细胞工程为标志的生物科技，已成为现代新科技的核心；以光电子科技、人工智能为标志的信息科技，已成为现代新科技的前导；以超导材料、人工定向设计材料为标志的新材料科技，已成为现代新科技的支柱；以航天飞机、永久太空站为标志的空间科技，已成为现代新科技的外向延伸；以深海采掘、海水利用为标志的海洋科技，已成为现代新科技的内向拓展。有人预言，现代六大新科技将在21世纪中加速发展，通过更深广的研究、应用和商品化，成为日益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伴随着新科技革命的深广影响，现代科技呈现出了五大新特点：一是现代科学技术重要影响的全球性。古代科学技术、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往往只限于少数几个国家或地区，即使是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其影响也主曼在几个资本主义国家，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始于美国，迅速波及两欧和日本，再逐渐扩展到发展中国家。时至今日，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受到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影响。因此，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对全球的广泛影响是前所未有的。二是现代科学技术巨大变革的深广性。以往的科学技术变革只涉及到少数科技领域或某些工业部门，而现代科技变革涉及了几乎所有领域和部门，使整个自然科学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产生了一系列新兴学科，并且在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结出硕果，如数学领域出现计算机，物理学领域出现原子能、电子、光子、超导，化学领域出现人工合成的新材料，天文学领域出现人造卫星、航天飞机、宇宙火箭，地学领域出现地热能、海洋技术，生物学领域出现生物技术工程等等。科学技术变革的深广性也是前所未有的。三是现代科学技术各学科之间的渗透性。现代科学技术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产生了高度的综合，其综合主要表现为多层次、多维度的学科交叉与渗透，出现了一系列的边缘科学、横断科学、系统科学和综合性的学科群。如就边缘科学来看，随着学科的交叉与渗透，在学科的邻接领域会产生一系列边缘学科，教育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科学经济学等等。在现代的科学研究中，往往是在这些“边缘地区”容易取得新的成果。著名科学家维纳指出，在科学研究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人忽视的无人区，正是这些科学的边缘区域，给有修养的研究者提供了最丰富的机会。四是现代科学技术重大作用的深刻性。古代和近代的科技发展所创造的工具和机器，主要是对人的体力的扩大，是人的四肢的延伸，只能代替人的一部分体力劳动，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和机器人的发明和应用，不但代替了人的一部分体力劳动，而且代替了人的一部分脑力劳动，做到了利用机器来控制机器，人处于直接操作过程之外的监视生产的过程，既使劳动生产过程复杂化、精密化，又使劳动生产过程简约化、高效化。五是现代科技知识更新的加速性。在现代科技发展的广阔性和深刻性的巨大推动下，科技知识的更新呈现出了加速性的状态，更新速度日益加快，更新周期越来越短，科技知识的增长呈现指数增长的态势。
       在后现代化态势下，现代科技不仅表现出了新的特征，而且也表现出了新的发展规律。现代科技发展新规律集中体现为以下两大规律：一是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社会生产三位一体、密切配合的发展规律。在古代和近代的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科学与技术两者往往是分离的，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却出现了“科学技术化”与“技术科学化”的新态势，并且，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与生产紧密结合，三位一体，使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周期也越来越短。18 世纪这种转化周期大约为100年，19世纪这种转化周期大约为50年，20世纪初这种转化周期大约为35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为1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约为7年，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这种转化删期更足大大缩短，如近些年来，在电子技术产品和信息技术产品领域，许多产品的更新周期已经缩短到3至6个月。二足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互动整合、相互促进的发展规律。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已经不再是指狭义的科学技术了，而是指广义的科学技术，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大科学”、“大文化”。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之所以会出现与古代和近代科学技术发展不同的新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互动整合、相互促进这一规律在起中要作用。我们从两个重要方面可以看出这一规律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是，自然科学向人文社会科学渗透，如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行为学、决策学、传播学、语言学甚至政治学、哲学、伦理学、文化学等大量引进实验和数学方法，使这些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兼具解释和可操作性的双重功能的新理论、新方法；另一方面是，人文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渗透，使自然科学的发展更加规范化、合理化、有序化，并出现了人文地理科学、区域经济科学、网络传播科学、环境科学等一系列新兴学科。以环境科学的建立和发展来看，它以生态学和地球化学为基础理论，以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质量及其改善和保护为核心，既涉及各种自然因素，又包括许多人文社会因素，研究范围十分广阔，而研究意义也十分重人，既有利于促进相关自然科学的深广发展，也有利于促进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深广发展。
       三、后现代化态势下的现代科技关注焦点与理性反思
       在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理论范式基础上所构建的后现代化，不仅是作为一个与传统社会发展理论中的“现代化”概念相对应的概念，而且也是作为一个与经典现代化理论相对应的概念，是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早在20世纪60年
       代，发达工业国家已经完成经典现代化，开始迈入经典现代化以后的发展阶段，有人称其为“后现代状态”。学者们注意到二个重要现象：1．工业经济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顶点，发达工业国家经济发展已经从工业化转入非工业化轨道，工业经济比重持续下降，服务经济比重持续上升；2．1二业社会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点，发达工业国家社会发展开始从城市化转入非城市化(或逆城市化)轨道，城市人口向郊区和乡镇迁移；3．工业文明不是文明进程的终结，发达工业国家没有止步不前，它们的发展已经并将继续超越工业文明阶段。显然，经典现代化理论不能解释这些新发展。20世纪70～80年代，以“后”冠名的各种学术思潮在美欧国家广泛传播，后现代化理论是对这些思潮的简单概括。后现代化理论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关于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化研究的一个思想集合。德国学者贝克认为“后现代化”是“第二次启蒙”。1973年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推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认为在今后30年至50年问将看到“后工业社会”的出现。他从五个方面刻画后工业社会：1．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2．职业分布：专业和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3．中轴原理：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4．未来的方向：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5．制定决策：创造新的“智能技术”在贝尔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包括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有着某些不同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的第一阶段。后工业社会并不会取代工业社会，而是消除工业社会的一些原有特征，增加一些新的特点。如果说，后工业社会描绘了后现代化理论的经济社会图景，那么，后现代主义反映了在文化领域后现代化与经典现代化的巨大差异。1979年出版的法国学者利奥塔尔的《后现代状态》一书引发了后现代主义热潮。如果说，经典现代化理论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工业化世界，那么，后现代化理论探索了工业化以后的发展。后现代化理论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现代化，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是后现代化。从现代化向后现代化的转变还包括政治、经济、性和家庭、宗教观念等的深刻变化。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是经济增长，后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是使个人幸福最大化。在专业化、世俗化和个性化方面，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继续。后现代化理论既受到喝彩，也遭到批评。首先，它具有“时间不自洽”的嫌疑，是一个时间模糊概念。其次，它没有包涵知识经济、网络社会等新发展和新变化。其三，它具有表达能力的局限性。它认为现代化不是历史的终点，后现代化也不是终结，后现代化以后是“后后现代”，而“后后现代”以后是什么则难以回答。
       在对后现代化理论的进一步研究中孕育了许多新思想。比较有影响的新思想包括德国著名学者胡伯提出的“生态现代化”理论、贝克提出的“再现代化”理论和我国著名学者何传启提出的“第二次现代化”理论。胡伯认为，生态现代化是一种利用人类智慧去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进步的理论。生态现代化的基本观点有：1．把现代科学技术理解为生态改革的核心机制，它同时强调在生态改革中经济和市场动力的重要性；2．作为一种资源和风险的管理模式，超越各种冲突和利益，建立新的环境议程，解决经济增长和相应的环境管理的常规矛盾；3．不仅把环境挑战看成是危机，也看作是机会，把减少污染看成是加强经济竞争力的工具；4．代表一种前瞻的、预防的环境政策，它采用预防原理，涉及生产和消费模式的长期结构变化；5．采用工业生态学原理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社会。贝克的再现代化理论则认为，我们的现代世界处于转变之中，即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变。风险社会描绘了现代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个人的风险日益趋向于逃脱工业社会建立的风险预防和监督机制。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变就是再现代化或自反性现代化、反省现代化等。再现代化理论的主要观点有：1．世界现代化包括两个阶段，即普通现代化和再现代化。2．普通现代化是建立现代工业社会，再现代化是消解现代工业社会。工业社会是普通现代化的结果，风险社会是再现代化的结果。3．在新时期，一种现代化消除另一种现代化，这就是再现代化。再现代化是现代化的现代化。4．从一个社会时代向另一个社会时代的转变，能够通过没有预先设计的、非政治的和各种论坛的促进来实现。5．工业社会的现代性是普通现代性，风险社会的现代性是反射现代性。普通现代性是第一现代性，反射现代性是第二现代性。何传启所提出的第二次现代化理论则认为，第二次现代化理论既是一种广义现代化理论，也是一种文明发展理论。他指出两次现代化具有不同的发展范式。如果说，第一次现代化的动力是资本、技术和民主，那么，第二次现代化的动力是知识创新、制度创新和专业人才。第一次现代化的主要特点是工业化、专业化、城市化、流动化等。第二次现代化的主要特点是知识化、分散化、网络化、全球化、创新化、生态化、信息化等。在第一次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满足人类物质追求和经济安全。在第二次现代化过程中。生活质量是第一位的，满足人类幸福追求和自我表现，物质生活质量可能趋同，但精神文化生活高度多样化。因此，第二次现代化理论描述的第一次现代化就是经典现代化，描述的第二次现代化是正在进行尚没有完成的新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如果说，后现代化反映了从第一次现代化向第二次现代化的过渡，那么，后现代化理论是从经典现代化理论向第二次现代化理论的“理论过渡”。生态现代化理论和再现代化理论，则可以看成是关于第二次现代化的不同理论诠释。
       在后现代化、生态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等现代化新思想的引导下，人们对现代化的发展态势也有了新的认识，其中包括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就有了新的审视，尤其是在后现代化态势下的现代科技关注焦点与理性反思，备受人们高度重视。就现代科技关注的焦点来看，集中体现在对“科技的善恶属性”的重新审视之中。著名学者肖峰关于“科技与人的善和恶”的深刻分析，对于人们理性把握这一焦点问题颇有启发。肖峰认为，人类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从认识上是满足探索自然的好奇心，从实践上是为了减轻劳动的重负，提高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平，以增加人间善的总量；而事实上，科技的发展确实也为人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人类从事科技的总体动机或目的是“善意的”。但是，人所从事的活动经常有事与愿违的时候，创造并发展科技也不例外。比如当科技为人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物质财富后，有的人便引发了更大贪欲。今天，人们还担心纳米技术未来能实现“有了图纸就有了一切”的话，人的贪欲是得到满足还是更加
       的不满足；如果是后者，那么贪欲会极其膨胀，以致引起更加激烈的人间争斗。不仅如此，有的人还将科技直接服务于为恶的目的，那些为了扩充自己，侵略和掠夺他人、他国之实力的越来越具大规模杀伤力的武器就是在这种动机驱使下发明并投入使用的。尤其是现代高新技术，如果被用于制造武器和发动战争，将具有更大的杀伤能力，例如基因工程和纳米技术无疑是继信息技术后最具社会影响力的高技术，但这两种技术都包含着成为新型武器的可能性，即所谓的基因武器、毫微武器。它们对人类安全所具有的潜在威胁可以说再一次被“提高”到新的水平，或者说使科技作恶又增加了新的方式。此外，还有网络战争、虚拟战争、新概念软杀伤武器等花样翻新的战争和武器。在当前，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核冬天可能吗?”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知道，核武器之所以令人恐惧，不仅在于它巨大的直接杀伤力，而且它还有着难以预期的后续摧毁能力。科技的这一面甚至使得有的人认为它最初就起因于人的恶的一面，比如卢梭在他声讨科技的檄文《论科学和艺术》中，就认为所有科学的起源都是卑劣的，例如天文学来自迷信的占星术，几何学来自于贪婪和吝惜，物理学来自于虚荣的好奇心。为此，卢梭引用古埃及的传说，说是一个与人类的安谧为敌的魔鬼发明了科学。于是，他主张人类应该摒弃科学技术，返回自然的原始状态，过一种远离文明的淳朴生活，这样才能保持道德的、善的本性。当然，这种极端的看法显然是难以成立的。一方面，作为非生命存在，科技本身不可能有什么为恶的动机，而且人们从事科技的最初动机也不可能一开始就是败坏的；另一方面，对于科技对道德风尚所起的作用，当然不能只是单向地去看，而且科技的发展并非必然会引起道德风尚的败坏，它也可以为道德风尚的良性建设提供可能性，就像发达的信息传媒技术可以用来广泛快捷地宣传道德楷模和伦理准则，从而影响和感染人的心灵，提高大众的道德水准，淳化整体的社会风尚。当然也不可否认，一些人会出于恶的动机去创制新的科技手段，以实现更恶的目的，甚至即使是出于善意被创制出来的科技，也会被一些人“改头换面”用以作恶，就像在计算机网络上窃取别人账户的钱财或阳其中输送病毒的人的所作所为一样。这种事实的存在，也就导致了如同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所说的，人们对科学理解上存在着“二律背反”：“一方面我们知道科学是理性和人类文化的最高成就，另一方面我们同时又害怕科学业已变成一种发展得超出人类的控制的不道德和无人性的工具，一架吞噬着它面前的一切的没有灵魂的凶残的机器。”这样的分析无疑使人们进一步思考：科技能改变人的善恶状况吗?或者说，它会使人变得更善或更恶吗?科技无疑是能够改变人的善恶状况的。它既可以为人行善提供越来越强大的手段，也可以为人作恶提供更便利的条件，使人行善和作恶的能力同步增长。所以，它不会笼统地使人变得更善或更恶，它可能使一部分人变得更善，如那些真正培育起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人，那些把科学作为为人类谋福利的事业而为之献身的人，科技掌握在他们手中，无疑会加快人类走向美好境界的进程；它也可能使一部分人变得更恶，科技如果为他们服务，无疑会加剧人间的恶。显然，科技不可能存在于一个纯净的环境里，只为善人所用，从而只发挥好的作用，科技的发展也不可能自然而然地为人们创造出这样的环境来。人们还需要通过合理而公正的社会系统的健全，通过积极的人文精神的培育，来大力增强人类“惩恶扬善”的自觉意识。
       面对后现代化态势下的现代科技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不少科技哲学思想家都在不同层面上进行了深刻的理性反思。著名科学史家和哲学家萨顿就在《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论著中提出了“科学人性化”的要求，呼吁应当关注科技发展对社会伦理的渗透和影响，建立一种新的科学伦理文化即科学人文主义文化。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则比较系统地研究了科学的人文精神内涵，提出了应当避免“纯科学”的倾向。科学哲学历史学派的著名代表库恩，则在分析科学的价值理性的基础上，认为科技事业在本质上是一种与社会伦理密切相关的人文事业。控制论奠基人维纳在《把人当人来用》著作中也深刻指出，必须改变把人当机器来使用的恶劣状况。此外，一批人本主义思想家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也对现代科技进行了深刻反思，如法兰克福学派就对以“工具理性”为本质特征的技术观的反自然、反人道一面进行了深刻批判，提醒世人必须对科学技术实行伦理控制。以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所提倡的后现代科学，就提出必须消除真理与德行的分离、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伦理与实际需要的分离，认为在崇尚功利化的科技理性及“物化”力量的同时，还应从宗教、艺术、道德、社会风俗等层面来多维审视科技发展的作用。美国硅谷技术权威比尔·乔伊认为，无规则的技术创新可能毁灭人类，他呼吁技术专家们重新考虑由于努力进行连续不断的科学创新带来的科学伦理问题。比尔·乔伊对迅速变化的技术的担心主要在三个领域：一是能让我复制的智能机器人“物种”的出现；二是在控制生物体结构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的遗传学；三是纳米技术的迅速发展。这些技术的发展不同于原子弹等技术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可以轻而易举地自我复制，若不进行合理调控，就会犹如计算机的病毒在整个网络传播一样，给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特别是在人类相应的科学伦理体系还没有健全起来的时候，这一问题将日益突出。我国著名学者刘大椿、段伟文也深刻指出：“当代科技是一把威力巨大的双刃剑。一方面，它具有造福人类的潜力，另一方面，它又时刻与难以预料的风险相伴随。”因此，科学技术的最高目的应该是造福人类，人们必须以此来规范科技活动。但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又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如技术所固有的不确定性、社会利益分配和权力格局的复杂性等。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化的是，许多新的科技成就对已有的伦理价值体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提出了许多挑战性的问题。这些问题集中体现为科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的价值问题，其中最为尖锐的当数生命科技所导致的伦理问题。原因很简单，这一尖锐问题直接关涉到人的生命本身，关涉到社会价值体系的根基。所以，深刻认知科技发展中的“二律背反现象”，积极消解科技发展所产生的“人性异化状态”，有效控制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文明冲突恶果”，切实建立有益于人类的共识性的科技伦理规约，从而引导现代科学技术真正朝着造福于人类社会的方向持续发展，既是来自人文主义思潮的强烈呼声，也是来自后现代化态势下科技哲学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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