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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在以往有关文学研究方法论的研讨中，我们根据阐释学的视角理论和西方女性主义有关人的自然性别与社会文化性别理论，提出了文学研究的性别视角问题。视角作为一种阅读阐释文本的角度，关系到对文本意义的发现和阐释，关系到阅读者、阐释者能够从文本中看到什么和对什么熟视无睹、视而不见。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性别视角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就在于作为个体的一个个女性或男性都既是一定民族的、阶级的人，同时又是有性别的人，而性别在绵延几千年的父权等级制社会里，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以自然性别为基础的男主女从、男优女劣的社会文化性别观念，文学作为人的情感的、意识的与无意识的表现，自然会自觉和不自觉地将这些历史与社会的性别内涵携带进文学文本之内，只有运用综合性的双性主体间性的性别视角，才能将它们被长期遮蔽和曲解的意义澄明彰显出来。我们这次“性别视角下的文学文本解读”便是一次具体运用性别视角来解读文学文本的实践。
       文学文本的意义是丰富的和非自明性的(那些浅薄的和直白的教条式的文本除外)，任何自以为高明的阅读者和阐释者，都很难一次性地将文本的意义一网打尽。如果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阐释学的真理的话，那么，我们作为这一千个读者中的一个，对自己所感兴趣的文学文本，也应该有锲而不舍、一读再读，不惜读它十几次、几十次、一百次的勇气。此次以性别视角解读文本的实践，期待参与者能找到一个自己感兴趣的理论的与实际的问题切入，组织起相关文本说清楚一个问题。这样，文本的涵盖面需要相应的广阔，女性文本、“男性文本”或古今中外的文本都可以根据阐释的需要走进我们的视野。不言而喻，这对于我们的文本分析能力和理论思维素质将是一次挑战。
       让我们共同面对这次挑战。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3—0012—10
       女性文学中的父权制解读　刘思谦
       探讨性别与文学的关系，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便是被西方女权主义者看做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的父权制问题。这是因为作为一种普泛性的人类生存制度，它是一种绵延了数千年的人类生存历史，同时它也是一种坚硬的覆盖面极广的人类生存现实，涉及到包括两性关系在内的又绝不仅仅是两性关系的人和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也涉及到由这种制度化的生存现实所决定和衍生出来的人的意识和无意识、心理和潜心理。文学作为一种涵盖、囊括了人类生活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各种人性的和社会历史的精神和物质的复合体，父权制是文学的一个庞大的无以摆脱的阴影，甚至可以说是文学的一种潜规则。也就是说，无论文学写什么和怎么写，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父权制这个庞然大物的制约和影响，都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父权制的某些本质方面。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研究父权制的经典著作里，根据考古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和巴霍芬的《母权论》一书的发现。提出了人类社会由原始的母系制社会到父权制社会的划时代演变，并认为这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这种占人类一半的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的失败的标志性事件，就是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的产生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生育确凿无疑的出自一定父亲的子女”以继承父权的要求。不言而喻，这就必须以女人对男人的绝对忠贞和男人对女人的人身占有为前提。父权制与奴隶制、封建制等一切人对人的压迫、统治的制度并存，以子承父制的“家天下”等级制为起点，建立起“三从四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一枢套人身占有、人身依附的行为规范、道德规范。这是父权制社会讳莫如深的一种统治秩序。《女娲》(徐坤)以一个父权制家庭这一“亚国家机器形态”中婚姻与生育繁衍功能的循环演进，表现了父权制男权中心已经作为一种恒定不变的生命图腾仪式把世世代代的女人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组织进去。成为女人们循环往复、万劫不复的宿命。于家坳于祖贤家以10块大洋和5斗高梁为不满8岁的独生子于继业买来一个不满10岁的童养媳李玉儿，李玉儿逐渐长大，成为于氏家庭一个廉价的功能齐全的终身服役的传宗接代的工具，先后成为于家父子州代人的性奴隶，生育了于孝仁、于孝义等10个子女。子又生子、生孙，到了李玉儿被卖作童养媳的60年后。于氏家族已迎来玄孙于一新的百日生辰。《女娲》取神活传说女娲造人之反义命名，对父权制家庭人身占有制的顽固性进行了反讽，父权家长的女性替代于黄氏于中那杆坚挺的大烟袋锅儿便是世世代代繁衍不绝的父权主宰的象征。小说中长工长顺这个人物的设置意味深长，说叫父权制的人身占有绝不只是男性对女性的占有，父亲的绝对权力或日男性统治者对女性的绝对的性权力、性占有，是以对其他男性性权力的剥夺、阉割为前提的。性别统治与阶级统治是互为表里、相互依存的。长顺这个父权制中的男性被压迫、被统治者。与《妻妾成群》(苏童)中的人少爷飞浦、《伏羲伏羲》(刘恒)中的侄子杨天青，都是父权制中被父权所阉割、去势、臣服的男性，他们的社会性别已经在父权等级制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长工名长顺，长久地屈从驯顺之意，是父权统治下一名沉默的男奴隶，与作为传宗接代工具的女奴隶李玉儿一道，保存着未被说出的父权统治秘而不宣的社会的人性的与性别的密码。
       恩格斯指出父权制的一夫一妻制“绝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相反，它扼杀与剥夺了个人的性爱自由。奄养媳李玉儿的婚姻毫无性爱可言，而《攻瑰门》(铁凝)中的主人公司绮纹的婚姻遭遇则是一个女性性爱被父权统治扼杀与变异的无声的悲剧。圣心女中女学生司绮纹与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华致远的初恋，被父亲的绝对权威所阻断和埋葬，而她与华致远初恋中那难忘的初夜，则成为司绮纹作为一个女人的原罪，在遵父命完婚的与庄老太爷大公子庄绍偷的婚姻中被一而再、再而三地羞辱、冷落，并以长期的性禁锢作为惩罚。庄绍俭新婚之夜对司绮纹“检验性的摆弄”之后发现了她的失贞，作为报复与惩罚。也作为父权制赋予夫权的男人对妻子的绝对权力的炫耀，庄绍俭竟然在与司绮纹新婚之夜的婚床上公然呼唤着另一个女人的名字，并且在当夜与以后公然跑到莳春院与妓女寻欢。关于丈夫对妻子婚前贞操即初夜权的要求，弗洛伊德在他的《爱情心理学》中曾经分析过，认为那不过是丈夫对妻子婚后的贞操要求扩展到婚前而已。这是一种男子对女子的终身的漫长而残酷的人身占有，也是一种男女双重标准的只赋予男性的性特权，这种特权要求女人只为一个男子终身守节，不仅在婚后。而且在婚前，而他自己则可以或公开或隐蔽地实行实质上的多妻主义。正是在这里，暴露了父权制的一夫一妻制对女人的欺骗性。“正是奴隶制与一夫一妻制的并存，正是完全受男子支配的年轻美貌的女奴隶的存在，使一夫一妻制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它的特殊的性质，使它成了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这种性质它到现在还保存着”。张爱玲也意识到
       只针对妇女的所谓妇德，不过是在一个多妻主义的丈夫面前严格地恪守单方面的一夫一妻主义而已。司绮纹没有完全和严格地恪守这样的妇德，她那旺盛的女人的生命原欲力在长期的压抑中爆发，使她在父权与夫权的双重桎梏下实行了两次反客为主的小小的反叛，向父权制婚姻的欺骗性、向至高无卜的父权与夫权的“阳具中心”投下了她作为一个女人的藐视的一瞥，她以自己汪洋恣肆的女人身体挑战了父权、父权的阳具权威，为俨然不可侵犯的假正经的父权生命图腾留下了她作为一个女人的小小的戏谑与亵渎。她也只能如此。她的小小的反叛不可能是正剧，也不是悲剧，而只能是一出带有悲凉意味的喜剧和闹剧。
       司绮纹的两次有声有色的反叛并没有改变她的命运。于是，她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遭遇了狂热的革命权力话语对她的蛊惑。她要“站出来革命”了，她要和家庭“划清界限”，要站在“革命群众”这一边了。向街道革命委员会献房子、献家具便是她所能够采取的表示她的忠心、她的红心的“革命行动”，儿子庄坦的一个来之不易的革命群众组织的红袖标、一本天天读的红宝书、被街道革命委员会主任罗大妈恩准担任读报小组的读报员、早请示晚汇报仪式等等，便是她所能够找到的替代性的高于家庭父权权威的红色生命图腾。她匍匐膜拜在这新的生命图腾面前，她向罗大妈和她的三个儿子大旗、二旗、三旗巴结讨好、献媚邀功，向“组织”揭发比她地位更屈辱卑微的被毒打的达先生的“反动言论”，以便得到“组织”上将她与达先生“区别对待”的政治待遇，期望以新的“革命”的政治身份取代屈辱的“第二性”性别身份，她愿意忘记自己的性别，愿意被“革命”、“群众”、“政治”所整合、消融，可这一切最终成为泡影，喧嚣一时的红色生命图腾如昙花一现的海市蜃楼消隐了，司绮纹还是司绮纹，最终和一切挣扎过、反抗过的女人一样，和一切顽强地要求活着的女人一样，被时间的利刃所砍伤，被疾病、衰老、死亡所捕获，永远地闭上了她的眼睛。她的外孙女“苏眉望见婆婆那荒芜的宛若一带寸草不生的老荒地般的下部，心中涌现出无名的感动”。“无名的感动”就是说不出的感动。因为苏眉作为女人同样也说不出婆婆司绮纹的一生究竟是怎样的一生，说不出女人的生命之门“玫瑰门”在父权社会里那一言难尽的辛酸。司绮纹被命运所安排，陷入了父权制这个庞大的无所不在的不断变换着花样的无物之阵，她挣扎过，反抗过，可是。就是这挣扎和反抗本身，也浸透了这个她所不知道的无物之阵的毒液，使她反抗一种权力却又对另一种权力阿谀奉迎，在被压抑、被束缚、被控制的同时，又力图压抑、束缚、控制别人，对她所可能施加影响的人如儿媳、外孙女等监视控制，颐指气使，就像《女娲》里那两个“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女性家长于黄氏、李玉儿“熬成婆”之后那样。
       据西方女性主义学者研究，父权制这个概念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扩展为多层面的关于压迫的概念，才渐渐认识到“父权制意味着一种社会结构”，“父权制作为制度，是一个社会常数，这个常数贯穿其他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式”，“人性开始物化了，对性别的敌视也因此开始了”，“父权制的结构里存在着很多病态的使人精疲力竭的后果”，“父权制的悲剧是把女性变成女奴的结果，它小仅是男人的自我毁灭，也是女性自我意识的毁灭”，“父权制是一种通往存在之深渊的魔方”。《奔跑的火光》(方方)就写了一个刚刚20岁出头就沉入了“存在之深渊”的永劫不复的青春女性生命的毁灭。主人公英芝是以一个有杀夫罪的死刑犯为原型写成的。英芝在被绑赴刑场前，一遍一遍地问自己：“我怎么会这样呢?”方方的叙述正是对英芝作为一个如此年轻的农村女性之所以“会这样”的回答。方方显然是把这个案例研究透了，各种偶然的与必然的因素，各种性格的性别的心理的社会的家庭的与个人的原因，各就各位地条分缕析地整合在层层推进、步步紧逼的以无可置疑的真实感征服读者的情节进程中，最终导向了女主人公英芝无可改变的令人震惊和触目惊心的毁灭。小说两次出现贴在英芝公婆堂屋墙上的“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具有巨大的涵盖力，那是在英芝两次被丈夫贵清和公公施暴打得遍体鳞伤之后。绵延数千年的世世代代承传的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常数”的父权制及其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一种“天地君亲师”五位一体的统摄性社会秩序和根深蒂固的心理现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它毒化着人与人之间本应是平等、和谐的关系，在家庭、社会播散着仇恨和暴力的瘟疫。在英芝的悲剧中，除了这种传统的父权制“社会常数”外，还带有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新特点，那便是金钱与“天地君亲师”的结合。如果说英芝作为一个女人对后者有所意识和反抗的话，那么，对前者她却陷入懵懂无知的意识的黑暗之中。她经不住金钱的诱惑，又对男人的性侵犯、性诱惑由毫无警觉到主动迎合以赚钱，如果说她和第一个男人贵清未婚先孕和轻率成婚是属于一时冲动和糊涂的话，那么，和第二个男人文堂的关系则纯属身体与金钱的交易，属于主动卖身。英芝就这样一步走错，步步走错，陷入了“天地君亲师钱”六位一体的父权制陷阱之中，难以自拔。在每一次试图突围和改变命运的尝试中，她又表现了不可救药的患得患失、优柔寡断，表现了女人深入到骨髓的对男人的依赖，以致屡次失去改变命运的机会。她总是对男人抱有幻想，总是一次一次地在幻想破灭之后又生出新的幻想，终于在种种必然与偶然的合力中酿成了用贵清拎来的准备烧她家房子的汽油烧死了贵清并自投法网的惨剧。贵清这一男性形象也具有警世意义。他是被父权制的偏见和袒护惯坏了的男人。倚仗着父权制赋予他的天生的“一家之主”的特权，他不思上进，游手好闲，懒惰成性，他精神萎靡，目光短浅，既不主外，也不主内，吃喝玩乐，靠向老婆要钱维持他无所事事的日子，他赌博输掉了英芝为盖房子卖身得来的3000块钱，又死要面子，用对妻子的残酷施暴和报复来维护他摇摇欲坠的没落颓败的男子权威，最终和英芝一道走向了毁灭。
       社会终归在变化中，即使在基本上仍然属于农业文明的20世纪90年代的农村，英芝的毁灭也不是女人所可能有的惟一的结局。父权制观念已不能必然地吞没、扼杀所有女人的前途，女人的命运已不像过玄那样别无选择。在这里，英芝个人思想与性格的缺陷也应当为她的悲剧结局负有一定的责任。同样，英芝妈的女人要“认命”、要“忍”也不再是女人生存的真理。同为女人的英芝的高中同学春慧就走出了一条新路，那便是考大学，到南方去打工，到外面的广阔世界去增长见识和才干，成为一个经济上与精神上真正独立的个人，用自己的力量站立在这个世界上。
       [责任编辑　刘剑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