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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两性风情就像自然界里雌雄求偶一样，原本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男人见到年轻貌美的女人，总想展示自己的能耐与本事，总想试试自己男子汉的风度；而女人也总有吸引男人的欲掣，总渴望得到男人的青睐，于是，心理学家便把两性问的这种下意识的愉悦行为称为风情，即通常所说的调情。作为一种让两性彼此喜欢、相互吸引的艺术，风情不但是美丽的，同时也是无可厚非的。
       然而，在20世纪的女性作家文本里，我们看到的风情绝大多数不是两性问轻松愉悦的美妙游戏，而是女人单向度的行为。女人所有的暗送秋波，轻颦浅笑，娇声浪语，摩娑芳唇，以退为进，展示柔弱与性感等诸种诱惑男人的手段，无一不充满了绝望的铤而走险的悲剧意味，烙下很深的性别权力与文化的印痕，包含着深刻的性别形而上的哲学意味。在男权意识依旧，爱情又不幸从精神圣殿跌入红尘万丈的都市商品色相市场的五四时代，美丽的风情变成了两性问的心智相斗。《莎菲女士的日记》里的莎菲。面对凌吉士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鲜红嫩腻的嘴角和那说不出、捉不到的主仅，难以抑制自己的迷恋、神往和爱慕。莎菲欲单的滋长标志着自觉的女性目光的生成，说明男女“看”与“被看”的角色规定开始被打破。然而，尽管如此，莎菲也还是在既定的“被看”的文化角色与自我内心欲望的冲突中，陷入了心理痛苦与人格分裂的“疯癫”状态，欲迎还拒，时而喜欢，时而恼怒，时而放肆，时而固守，时而挑逗，时而抵御。当凌吉士对莎菲表白爱意并亲吻她时，莎菲断然拒绝了凌吉士，随之“陷到极深的悲境里”，最后，莎菲决计南下，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生命的剩余。因为，莎菲以“充足的清晰的脑力”发现了隐藏在凌吉士爱情背后的色情动机与卑劣灵魂，也发现了自我灵魂的堕落。莎菲的弃绝、自省与自戕，预示着父权制社会下女性主体意识的艰难生成与两性风情的虚妄。
       也许对两性风情更为虚妄的体验来自张爱玲。在《倾城之恋》里，莎菲以退为进、欲迎还拒的矜持，到了自流苏那里，变成了用尽心力的“谋爱”，因为她遭遇了生存威胁。离婚的流苏在父权社会看来，便是天生的“扫把星”，因此她遭受到来自家庭与社会的嘲讽、白眼、厌弃与算计，陷入“六亲无靠”的生存困境，为“虚飘飘的，不落实地”的生存恐惧所困扰。流苏自己也无法摆脱父权社会加诸她身上的种种陈腐观念，如婚姻观、道德观、价值观等的束缚，这就使得流苏既无法在娘家度日，也无法像五四新女性那样选择自立自强的谋生道路，惟有借“谋爱”来谋生，依附男人，在婚姻里苟活。所以，当流苏偶遇范柳原时，便顾不得夺人之美的廉耻，把女人的全部风情与心计都押在了谋取与范柳原的婚姻上。不幸的是她遇上了一个同样精明与自私的男人，花花公子范柳原无意娶她为妻，只想诱捕她做情妇。于是“一个自私的男人”和“一个自私的女人”便彼此设下圈套、察言观色、旁敲侧击、相互算计，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恋爱智慧考验战”，最后在倾城之祸降临，身陷生死绝境时双双落入情网，成就了婚姻喜剧。表面看来，女性风情终成正果，从虚妄落到了实处。但是，说到底，这正果不过是在男权中心下女性的一次偶然成功的出售而已，正如张爱玲所说，“是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流苏因毁城而侥幸得救。一方而映照出男权文化下女性生存与生命的苍凉、辛酸与残酷：即便是在封建父权结构已经松动的20世纪40年代，许多女人也仍然陷落在经济依附、人格附庸与主体沦丧的存在境遇之中；另一方面也涵摄了张爱玲对两性风情寒彻心骨的虚妄的审美体验：“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通的妇女职业，为爱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
       到了林白的《致命的飞翔》，两性风情的虚妄游戏被置换成两性的战争硝烟。“指望一场性的翻身是愚蠢的，我们没有政党和军队，要推翻男性的统治是不可能的，我们打不倒他们，所以必须利用他们”，于是，李莴和北诺在登陆与秃头利用他们的权力放出钓饵、诱取她们的色相时，她们用自己的色相作诱饵，诱取登陆与秃头的权力。虽说这是一笔两厢情愿的生意，但这生意又分明充满着“锐利又晦暗”的厮杀意味，暗示、试探、敌进我退、欲盖弥彰，男人怕上女人的当，女人怕吃男人的亏，温情脉脉的两性调情变成了两性致命的飞翔。而在《一个人的战争》里，林白又把两性风情的这种对抗性的悲剧体验演绎为女性孤绝的“一个人的战争”——“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显然，在这两性的战争或女性“一个人的战争”的书写中，林白极端的女权姿态赫然在日。也许在这种极端的女权姿态背后饱含着林白对两性形而上的悲观体验：异性关系尽管是人的二元性生命本身尤法拒绝的，但由于个体生命在性别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孤独，男人与女人注定是对抗的、无法沟通的。
       然而，上述这种女性单向度取悦男人以及由此遭遇的被物化的境遇，到了张抗抗的《作女》那里，仿佛整个被颠了个儿。陶桃沿袭传统女人卖弄风情的方式，企图用容貌、服饰与女人的贤惠温柔来俘获郑达磊的婚姻，但失败了。卓尔不想对男人卖弄什么风情，她只想按照自我的方式生活，素面朝天，留短发，穿牛仔衣着，干自己喜欢干的职业，性情也离贤惠温柔甚远。但是，她却匪夷所思地获得男人的青睐，不但火锅店老板对她疼爱有加，而且也获得了成功男人郑达磊的爱情，尽管卓尔最终拒绝了他。这失败与成功的比照，无非是想说明女人终于可以不向男人卖弄风情了，甚至主体觉醒了的女性也可以令男人向自己卖弄风情了，就像火锅店老板对卓尔的有求必应，召之即来一样。张抗抗这种审美选择多少带有一些利用男性、将男性物化的倾向。为了建构女性主体而将男性物化，果真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理想的两性关系么?
       对此，王安忆有她自己独到的思考。她既不像丁玲，将两性风情视为一种现代浮世式的皮肉交易而加以拒绝，也不像林白视异性如敌人，把女人的风情作为推翻男人的工具，更不像张抗抗对女性主体作过度理想化的阐释；她更接近张爱玲，深察女性的卖弄风情与其生存的关系，但又与张爱玲有着明显的区别，她不像张爱玲那样将风情写得乐趣尽失而苍凉十足，而是温文尔雅，心平气和，充满着人间的烟火味。在一片低迷、暖昧的上海市民弄堂的氛围中，风情万种的王琦瑶粉墨登场，她依仗自己的青春和美丽，一步一步地进入都市的现代空间：片厂、私人摄影室、晚会、舞场，步入大都市上海社会，先是参加选美，荣获上海三小姐的殊荣，后是住进了李主任的爱丽丝公寓，继而与萨沙、康明逊、老克腊、长脚有斩不断的联系。面对大都市的色情流行与游戏规则，王琦瑶并不像白流苏们那样恐惧、徘徊、退缩和被动，而是从容地接受，毫不犹豫地投入。同样的从容与坚决也出现在《香港的情与爱》里，老魏就对自已说，我要用这个女人两年，这不是50岁里的两年。是30岁里的两年。而逢佳则在心里想，代价大收获才多，世上哪有无本万利的买卖。老魏和逢佳的卖弄风情虽然起因于功利目的，也伴随着斗心斗智，但两人都“凭着各自的良心”，以“义”为准绳，在时间的打磨中，滋长出普通男女的“善待”情义。总的来看，王安忆的两性风情书写因为贯穿着她对平淡人生的一种穿透性领悟，对普通人生命内涵的发现和开掘，因此蕴满人性的情致与温婉，真切而动人。显然，王安忆的世俗视角与平民主义立场，使她在审视两性关系时避免了张爱玲的悲观主义、林白愤激的女权姿态与张抗抗理想化的女性主义色彩，但她是否也有以情义遮蔽两性问的利用与物化事实的嫌疑?她是否需要在温婉体恤市民的同时，对她们进行像丁玲那样清醒的自省与理性的批判?这是我们始终挥之不去的疑问。
       无论如何，男女两性关系总是一个难题。尽管在母系社会，人类曾经出现过理安·艾斯勒所盛赞的“圣杯”式的男女和谐相生的合作关系；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我们也一直提倡男女平等的两性关系，但绵延时间最长、积淀最深的莫过于女性被男性所规定、所统治的男性统治模式。20世纪女性作家笔下两性风情的演化以及由此所共同表现出来的虚安体验与物化倾向，昭示了欢娱亲昵的两性风情如沧海骊珠，难以寻觅；也折射了在两性关系意识混沌而纷繁的变迁中，女性作家更多地认可两性双方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与利用关系。这种关系，正是马丁·布伯所批判的“我一它”关系，在这种关系里，与“我”产生关联的一切在者都沦为“我”利用的对象，是为满足“我”的利益、需要、欲求的工具。我想，作为两性风情以及两性关系理想形态的书写，我们应该提倡的是马丁·布伯所赞许的“我一你”关系，这种关系里，“我”与“你”是相互平等的生命与生命的相关性的存在，是既多样统一，多元互补，又并行而不相悖，并存而不相害的和谐存在。只有在这样的“我一你”关系中，有关男女两性风情及关系的书写才可避免两性物化的创伤，才能通向真证的生命审美境界。
       [责任编辑　刘剑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