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主持 赵国权
主持人的话：研究和解决教育问题不能忽视文化这个大背景。这是因为，教育是子文化，同时又深受社会大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学生是受教育的对象，同时又是社会成员。教育质量能否得到保证不完全取决于教育本身，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文化。因此，探讨文化与教育的内在关系对提高教育质量和解决教育问题具有积极的作用。基于此，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们纷纷关注和参与对此类问题的研究，并有大量论著问世。为使这一研究持续深入下去，本次笔谈选择“学校文化”这一主题，特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几位专家、学者，从“管理”和“伦理”两个角度进行深层次探讨，他们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智慧，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启迪，同时以期引起社会各界对“学校文化”的广泛关注。
中图分类号：G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1—0151—16
从管理伦理看学校文化重建
郅庭瑾
一、伦理：学校管理的核心价值
伦理通常是“指一定社会的基本人际关系规范及其相应的道德原则”
[1]29。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与“人伦”一词相通，也即“人伦之理”，主要用在人事而非物理上，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客观关系，以及处理一般人伦关系所要遵循的规范与准则，或者所要达到的道德要求。而在西方，英文ethics一词源于希腊语ethos，意为风尚、习俗、德性等。西方的“伦理学问题关涉道德(Moral)，关涉风尚(Fash-ion)，关涉有道德‘价值’的东西，关涉被视为人的行为‘准则’(Criterion)和规范(Norm)的东西；最后，或者用一个最古老最朴实的字眼：善”
[2]5。
伦理与管理，历来就联系密切。在目前的企业管理中，营造企业文化、理念来实施管理，在管理过程中构筑伦理价值体系，这种管理方法被认为是一种高明的管理方式，是管理方式的最高层次。所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企业管理与伦理道德相结合的趋势日益明显，伦理道德在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伦理对于企业实现其目标不仅必要，而且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正是一些学者在总结了世界上卓越企业实现目标的成功经验后所达成的共识：企业最兴旺发达时，就是它在管理中实施伦理道德时。
[3]5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价值系统、管理伦理等文化变量是管理的核心因素，决定着管理的成败。
同企业在管理中强调伦理一样，伦理在公共管理中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凸显公共管理中的伦理精神是控制政府行为的一个最基本的手段。积极、自觉地将那些具有现代价值的伦理理念和道德准则贯彻到公共管理的过程之中，已经成为当前公共管理领域不可回避的重要论题。
与当前的企业管理和公共管理相比，教育管理和学校管理更应强调和重视伦理道德，因为教育是特殊的社会活动，学校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更加需要伦理精神的观照。相对于其他职业或者领域而言，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特殊的社会活动和职业领域，必然要求教育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者表现出更高的职业伦理道德。学校管理者所承担的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公民的委托，它的管理行为和管理效果直接影响着人的身心健康与人类的和谐发展。因此，我们认为，学校管理者的美德与恶德、教育管理中的职业伦理，与一般公民和其他公共管理领域相比较而言，有着更为重大、深远的意义。一般公民的美德影响范围极其有限，其他公共管理的职业伦理也仅涉及某时某事，惟有教育管理，无论是管理者的道德还是教育管理这一职业的伦理精神，都会影响到人的成长和发展，有时甚至会决定人的命运，改变人的一生；同时，它对社会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意义深远的。
二、文化：学校管理伦理的深层制约因素
学校管理要真正体现伦理精神，实施有道德的教育管理，不是朝夕之间就能够实现的。它需要管理者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不断更新观念、改变行为，通过深层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机制的生成内化为一种自觉的管理意识和理念。文化在学校管理中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深层的制约力量。学校显然从各个层面都会遭遇到它所处的文化背景的影响和制约。学校管理除了会受到种种显性的力量的制约之外，还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些无形的文化力量的控制。不管是在所传授的知识、学校成员之间的交往方式、行为规范、道德准则、语言习惯、组织原理这些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文化好比一只看不见的手，始终或隐或显地起着控制的作用。
文化一直是一个内涵丰富并歧义甚多的概念，它在不同的学科中和不同的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含义。它常常用来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有些学者用它来指意识形态与制度、组织结构等。在本文中，笔者主要从主观的意义上来理解文化，学校文化主要指的是在一所学校中校长、教师和学生共同的价值观、理想、信念、追求以及普遍持有的态度与观点。
文化的影响力持久而深远，大到对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小到对一个组织、一个具体的人。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理论家、思想家塞缪尔·亨廷顿，对比了加纳和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有着极其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的这样的两个国家，但在随后的30年中，它们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方面却有了悬殊的差距。之后他得出结论认为，文化和价值观的不同是造成差距的重要原因。还有其他一些著名学者，如劳伦斯·哈里森和戴维·兰德斯，不约而同地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人们的文化的价值观和态度对促进或阻碍社会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他提出了“文化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不发达是一种心态”
[4]27等观点。
文化对于学校的管理也同样影响巨大。陈玉琨教授多次提出学校管理分三个境界，即人的管理、制度的管理和文化的管理。通过文化进行管理是学校管理的最高层次。在一所学校中，当文化形成之后，任何个人因素都将是第二位的，不管人员怎样流动、领导怎样变更，文化作为学校成员所共同拥有的深层次的基本假设和信念，学校成员应具有的核心价值和普遍态度将会是共同的。他们用一种“理所当然”的方式来解释学校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其本身就是“支配一群人的生活方式的基本规则，它决定了这一群人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教育过程绝不能逃脱这一规则的支配”
[5]185。在这种文化中，价值观既是其核心部分，又是其最深层次的制约因素，并与群体共同的理想、信念密切相关。“它要解决的是‘为什么做’的问题，是人的活动的取向、目的问题。正是价值观的不同，‘为什么做’的问题，最终决定了人们‘是什么’和‘怎么做’”
[6]。
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什么样的学校文化，将从“为什么”的层面上深刻地影响着师生对于“是什么”
的理解和“怎么做”的选择。在学校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中，伦理与道德能否成为群体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将直接影响着学校管理伦理精神的体现，包括管理规章制度的伦理精神、管理行为的道德关怀，甚至管理者的道德自律和被管理者的道德行为的实施。从某种意义而言，“人的机会主义往往是一些不道德行为得以产生的一个原因，而这种机会主义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同组织的环境和文化联系在一起的”
[7]258。由此，富柯亚玛(Fukuyama，1995)将文化界定为“继承下来的伦理习惯”
[8]198，萨乔万尼提出的道德领导，似乎都有了合理的解释。
因此，在学校管理中，加强对价值伦理的关注、对善的追求，注重学校及其师生们共同愿景的重构和信念、价值观的建立，从而向组织成员传达一种全新的管理理念，也就是以伦理规范和价值观去代替直接的管理，这既体现了一种学校的文化，又表现为一种管理的伦理。当文化、价值观、伦理与管理相互渗透、融合时，不但创造出了新的意义，管理的实践也将由此更加丰富、完善。
三、困境：学校文化建设的伦理缺失
文化对于学校管理伦理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学校文化建设的现状并不乐观，许多问题都令人深为担忧。不少学校的管理基本上表现为对管理要求的应对，而不是对教育要求的回应，教育活动中管理主义盛行，有些学校的领导仅仅依赖手中的权力行事，而忽视诸如意识、责任、义务、自我牺牲等价值观的形成，对学校的管理实施的是人治、非人性化的管理，从而导致校园内许多非道德、反道德和不道德的事件频频发生。应该说，当前我们的学校离善、正义、公正或者幸福的距离还非常遥远。与经济危机一样，教育的危机同样可以归结为文化的危机、伦理和道德的危机。目前，我国中小学学校文化建设的伦理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学校文化的匮乏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全国各地有很多校园建设得非常漂亮，有花园式的、宫殿式的、宾馆式的等诸如此类的校园。漂亮的环境和现代化的设施应有尽有，但就是没有文化内涵。甚至包括一些老校、名校，也出现了文化匮乏症。校长上任之后，热衷于出政绩、提升学校的名气，搞学校发展战略和规划，美其名曰学校的特色和个性化的办学理念。每换一个领导就来一套新的思路，这种频繁的领导更换和人事变动，恰恰对学校的传统和文化是一种割裂和破坏。
(二)学校文化的浅薄
反思我国现有的学校文化建设，较多地关注的是表层和中间层，核心层的理念尚未真正形成。有些学校和校长借用大多数人对文化的惯常理解，认为文化就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综合，并且过分看重其中的物质文化建设，对校园环境的布置大做文章，认为这就是学校的文化。有的学校在有形的活动方面下工夫。比如，模仿外资企业文化建设的做法，举办各种文化类的活动、统一服装、创意标志、统一口号、名人题字等，认为这样就是塑造学校文化。这就过于强调形式而忽略了形式下面的基础和内涵，把学校文化等同于学校开展的文化活动或学校的形象设计。还有一些学校文化老调重弹，缺乏新鲜感，得不到师生员工的普遍认同。还有一些学校盲目地简单模仿移植，照抄照搬，体现不出一所学校所特有的属性与个性。这种文化缺少内生性和深刻性，停留于表面。
(三)学校文化的误用
有些学校通过专家设计、学者合作，对学校的发展进行全方位的理论修饰和文化包装，再加上利用媒体等各种途径的宣传，形成了一定的文化特色和传统。但当我们深入该学校之后就会发现，这种文化不能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产生影响，不能对学生的学习生活起到作用，而只是停留在对外的宣传和应付上级部门的汇报的层面上。至于在现实的实践中，则完全是用另一套通行的潜规则指导人们的思维和行动。这种学校文化偏重的是公关形象的运作，并没有形成内外互动和良性循环的学校文化氛围；成套的口号式话语表述的文化是空泛的、空洞的，缺乏实践和针对性，形式主义色彩浓厚。
以上简单列举的学校文化所存在的几个方面的缺失导致学校文化建设趋于雷同、平庸，使学校在发展和管理上收效甚微，进而学校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凝聚力、感召力和生命力。所以，如何着眼于每一个学生健康快乐地成长，着眼于每一位教师幸福愉快地工作，着眼于每一所学校真正成为教师和学生的精神家园，实施一种有道德的教育管理，从更深层次的文化建设和价值观形成等方面，关注一种令教师和学生感到幸福的学校文化的生成，应该是深化教育管理最为基本、最为现实的追求。
四、重建：从管理伦理看学校文化
重建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新型学校管理文化，至少有几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并加以解决。
(一)直面学校的伦理挑战，实施有道德的学校管理
伴随着社会的转型和教育改革的逐步深入，学校管理者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给学校管理者带来挑战的许多问题都包含着道德成分，有些问题甚至是复杂的道德两难问题。面对这种状况，单靠惩罚、约束、管制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根本无法形成令师生感到和谐愉快的教育环境和学校文化氛围，甚至不足以保证学校和学生的安全这一学校管理的基本底线。因此，“必须提倡可以降低问题发生率的各种价值观”
[8]208，更重要的是，管理者必须意识到，“道德建设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实施工程，需要持续关注我们的组织结构、政策和实践中的道德元素。学校领导者必须有勇气面对并改变那些带来不公正和非人道结果的事情和传统”
[8]208。也就是说，学校管理应从根本上改变观念，树立伦理精神和培养伦理意识，从组织、政策和管理实践等方面，全方位地实施有道德的学校管理。
(二)关注学校管理制度的伦理指向，追求制度伦理
学校文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学校管理制度的建设和实施。学校对制度的建设事实上也就是在形成一种规范。规范所体现的不仅仅只是管理问题和效率问题，而且它还体现了态度和习惯，因而它也是一种文化。因此，学校文化的重建需要特别加强制度建设，尤其在制度的伦理道德方面，它一方面表现为制度本身的公正性，在学校管理制度的设计中融入公正的原则，从而鼓励人们彼此协作、互助互利、抑恶扬善；另一方面它更体现在人们对待制度的态度上，应是自觉维护、主动履行，而不是被动应付、小心规避，更不应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对抗。这些都是学校文化的重要部分，也都影响着学校管理的效率。从总体而言，在一个基本公正的教育制度环境中，更易于形成合理的意义系统，从而塑造善良的人性，指导恰当的教育教学行为。
(三)明确学校领导者自身的伦理角色，倡导率先垂范
创建和生成伦理道德型的学校文化，需要领导
者关注自身的伦理模范角色的形成和道德发展。因为，“在组织文化中，组织领导是最明显的伦理角色模范。负责任的行政领导应该是能够根据自己所信奉的价值观而采取行动，并让行动与价值观相一致。负责任的领导应树立积极的组织伦理准则，树立职员对其领导的信任”
[9]488。在一个认可学校管理伦理理念的学校领导者眼中，自身的道德发展也许根本不必多虑，它只是一个自我管理和控制的问题。然而，真正实现这一点在实践中却并非那么容易。因为，他要求学校领导者“不仅要积极主动而且要具有反思能力”，“有诚实的勇气和进行变革的谦虚”，“有面对自己和他人的勇气，文雅并满怀爱心地做事的能力”
[8]209。同时，还要求学校领导者“有决心、恒心，并且能够认识到，对自我、职业及制度道德的探求是永远也不可能完全达到其目标的”
[8]209。也就是说，它要求学校领导者能够自觉自愿地放弃内心的权威意识，以平常的心态和自我省察、批判的眼光审视自我，做一个有道德的率先垂范的领导者。
(四)反思学校常规管理行为的伦理内涵，体现道德关怀
学校的常规管理行为是学校文化最直接最现实的一种伦理道德体现。因为，它不是某一个人的个别行为，而是反映着一个群体在一个时期内的共同行为，大家都在“做什么”，这就成了一种文化现象。然而人们对于学校的常规管理行为往往习以为常、熟视无睹，对于其所蕴涵的文化意义、伦理内涵反而变得集体无意识。有些管理对教师和学生缺乏道德关怀，甚至在某些方面侵犯着师生的权利和自由，也如同“拴在木桩上的大象”被惯性思维所接受。因此，剖析和反思惯常的学校管理行为中所蕴涵的道德含义和伦理价值，对于重建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学校文化，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责任编辑 焦薇缜]
论儒学引领下学校伦理文化的构建与启示
赵国权
作为中国传统主体文化的儒学，是孔子在集夏、商、周三代礼制文化之大成的基础上形成的，汉以后历代统治者将其定为官方哲学而一统天下。儒学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它的伦理化，它“以伦理问题为核心，着重于对人的伦理特性的研究，把人看做从群体需要出发维护社会群体生存的伦理主体，要求人人都致力于道德人格的完善，以便维持一种以道德理性为原则、用道德关系作为调节杠杆的稳定的社会秩序”
[1]149。因而在其引领和统帅下，作为政治统治工具之一的学校，无论是官学、私学还是书院，也无论是学校的建筑设施、规约制度还是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都被深深打上伦理的烙印，从而构成独具特色的学校伦理文化。
一、学校伦理文化肇端于三代之礼制文化
伦理，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准则和行为规范，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逐渐形成和约定俗成的，是人类种族得以延续和走向文明进步的基本条件，是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出现，随着教育的产生而产生的，并渗透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据有关记载，学校伦理文化也是随着教育的产生而产生，它肇端于夏、商、周三代，当时为维护奴隶制的社会秩序，统治者特别强调用礼对人的言行予以约束，故每一朝代都有自己特定的礼制。这种礼制文化也同时反映到教育上，对学校教育进行全面渗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校名称具有特定的伦理内涵
一般而言，学校的名称在最初裁定时都赋予特定的含义或意义，这种不约而同的规定在学校产生时就已存在。据考证，在五帝时代就已出现学校，名称“成均”。郑玄认为，“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可见，“成均”之学以乐教为主。而何以强调乐教?近代学者刘师培云：“古代教民，口耳相传，故重声教。而以声感人，莫善于乐。”
[2]28可以说，当时是通过音乐教化使人知礼，故伦理之教初见端倪。到唐虞时代，便有“庠”的记载。《礼记·王制》曰：“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
[3]一三四六《礼记·明堂位》亦载曰：“米廪，有虞氏之庠也。”可见，“庠”既是食品储藏室，又是养老之地，还是儿童接受教育的地方，体现出了浓厚的尊老爱幼的意识，也即体现了“人伦”的观念。夏朝统治者重视军事教育，教育的主要内容为“习射”，是在要求“习射”时，射者与观者遵守长幼先后的顺序。所谓“序者，射也，射以观法，有先后之次焉”。因而，学校取名为“序”。商代的学校，除“庠”、“序”之外，还设置有“学”和“瞽宗”。所谓“学”，郑玄注云：“学者，觉也，觉民者，所以反其质，故曰学。”“瞽宗”是乐人的宗庙，用于祭祀之地，同时又是儿童接受礼乐教化的机构，体现出殷人重视礼乐和祭祀的特点。诚如《礼记·明堂位》所言：“乐师瞽蒙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
[3]一四八七一一四九一西周时期的学校很是发达，在名称方面基本是沿袭前代之制。
2．设官职掌学伦理教化
据记载，在尧舜时代就设置有负责教育的学官。《尚书·虞书·舜典》说：“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
[3]一三O此处所谓“五品”，是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和朋友有信，也即“五伦”。而“五教”是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和子孝。可见，司徒是专职伦理教化的官员。
3．教育宗旨和内容在于“明人伦”
三代学校的教育目的皆在“明人伦”。如《孟子·滕文公(下)》中所言：“圣人……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显然是在把“五伦”作为协调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使人人安守本分，各尽其责，不再有“荡检逾闲”、“犯上作乱”的行为，这也正是统治者所企盼的一种统治秩序。
与教育目的相对应的教育内容是重视“礼”、“乐”、“诗”、“书”的教学。尤其是强调“礼”，把“礼”作为六艺之首，倡导“以礼造士”，让儿童习礼的目的在于“明人伦”。同时，还寓“礼”教于乐教之中，如《礼记·乐记》载曰：“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可见，乐教也是为“礼”教服务的。据此，西周国学所规定的教学科目分别是：(1)“三德”：志德，以道为本；敏德，以行为本；孝德，以知逆恶。(2)“三行”：孝行，以事父母；友行，以尊贤良；顺行，以事师长。(3)“六仪”：祭祀之容、宾客之容、朝廷之容、丧纪之容、军旅之容和车马之容。(4)“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乡学的教学科目比较简单，主要是“三物”：(1)六德：知、仁、圣、义、忠、和；(2)“六行”：孝、友、睦、姻、任、恤；(3)“六艺”。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国学还是乡学，其教育内容多涉及伦理道德。
4．养老与视学制度充满人伦关怀
据《礼记·王制》记载，养老制度始于虞舜时代，就是在国中或者乡里中选出具有功勋和道德的老者迎养于学校，国中的称为“国老”，乡里的称为“庶老”，天子、诸侯每年视学时都要举行隆重的养老典礼。“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养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养老。殷人晖而祭，缟衣而养老。”
[3]一三四六“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
[3]一三四五不仅如此，还要行“乞言”、“合语”之礼。所谓“乞言”，即向老者乞善言；“合语”即与老者论“五伦”之道。至周朝，天子视学当日，要先祭先圣先师，第二天举行养老典礼，先祭祀先老，然后宴请众老，一方面表示“尊年敬德”，以笼络人心，另一方面乞讨善言善行，以维系统治秩序。当然，在举行养老典礼时，在校学生都要参与，以接受教化。如，王应麟《
玉海》卷113所云：“天子一入学而所教者三：释典以教其重道，合乐以教其崇德，养老以教其致孝。”
此外，对学生的学业考核也有伦理方面的规定。诸如《礼记·学记》中所载国学考试的标准，就有“辨志”、“乐群”、“亲师”、“取友”等内容。如果发现不受教者，天子会命三公、九卿、大夫人学习礼加以感化，如不改变，天子则亲自视学以示警告，仍不知悔改的，则迁送远方，终身不齿。
二、孔子集三代礼制之大成，构筑学校伦理文化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周初的分封制导致后起的诸侯称霸、烽火连年之势，从而造成“礼乐崩溃”、“学在四夷”。对此，有识有志之士深为忧虑，纷纷树起私学大旗，著书立说，授徒讲学，探讨并宣传各种各样的治国治民方案。在大浪淘沙般的争鸣中，孔子所创立的儒学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一支学术流派。
孔子十分推崇古代礼制，尤其是对夏、商、周三代礼制文化更感兴趣，他曾经到过杞国学“夏礼”，到宋国学“殷礼”，到周朝学“周礼”，还念念不忘“复礼”、“从周”。于是，他集三代礼制之大成，编辑“六经”，口述《
论语》，为世人勾画出一幅符合社会发展要求和大众利益的伦理画面。他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以“孝”和“忠”为基础，还提出“义”、“信”、“宽”、“恕”、“悌”、“惠”、“恭”等一系列伦理观念，皆在协调君臣、父子、夫妇、长幼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另外，在他的思想中还涉及到人与人之间、师生之间关系的协调。
孔子不仅提出具体的伦理要求，更重视伦理实践。因此，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4]4并指出要“言必信，行必果”；要“择善而从，其不善者而改之”；要“见贤而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要“闻过则喜”，“不二过”。看待一个人要“听其言观其行”等。他希望通过实践来形成思维和行为定势，也即养成合乎伦理的习惯。
之后，孟子、荀子对孔子思想加以继承、发展和完善。孟子发展孔子“仁”的学说，力主“德治”，形成“王道”思想，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并以“五伦”为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指出：“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要求人人各尽其道，只有这样，社会才能长治久安。荀子则发展孔子“礼”的学说，力主“礼治”，形成“霸道”思想。在他看来，“礼”是制度、法令和伦理道德等社会行为规范的总和，是节制人欲、协调人际关系及维护社会统治秩序的最有效的工具。孟、荀对儒学的发展为后世所关注，开启汉代以后以“王道”为主，王霸并用治理天下之风，同时也对学校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汉以后开始学校伦理文化的全方位构建和实践
儒学诞生于诸侯争霸年代，但它只适于治理天下，不适于打天下，因而不被诸侯各国所用自然可以理解。相反，荀子开启的“霸道”思想却被秦国所采纳而一统天下，虽也采取“行同伦”和“没三老”等推行伦理教化措施，但也未能挽救“短命王朝”的命运。汉初的“黄老之学”，也没能够使统治者走出困境。自汉武帝招纳“贤良方正”，董仲舒的《对贤良策》使统治者终于找到救命稻草。董仲舒对儒学加以改造，确立“三纲五常”在伦理道德中的核心地位，不仅使儒学神学化，还使儒学登上政坛，处于“独尊”之位，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在其统帅和引领下，历代王朝通过各种文教措施及选士制度
①对学校教育实施有效控制，使以儒学为主导的学校伦理文化体系得以逐渐形成和完善，并大致可以分为物质、制度和观念三个层次。
1．学校物质文化伦理化：建筑设施充满伦理色彩
学校的物质文化主要是能够看得见的学校周围的自然环境尤其是学校内部的各种建筑设施，在古代主要有学堂、讲堂、藏书楼、宿舍、道路、大门、祭祀及其他辅助性设施等。为充分发挥它的育人作用，掌管教育的人就着力赋予其伦理内涵，主要体现在名称的取舍上。诸如南朝时期的宋朝，散骑常侍雷次宗设置一所专门研究儒家经典的学校，称为“儒学馆”。唐高祖李渊在国子学设置周公祠、孔庙，四时致祭，亲临释典。唐太宗李世民诏立弘文馆，请名儒讲解经书，还设立孔庙，尊孔子为先圣，弟子颜回为先师，令州县学皆立孔庙，大兴尊孔之风。元代的国子学设置六斋，各斋的名称均来自《
论语》，上两斋为“时习”和“日新”，中两斋为“据德”和“志道”，下两斋为“游艺”和“依仁”。自元之后，地方学校或者书院多设置“明伦堂”，在学校为藏书之地，在书院为讲学之所。明代的国子监有“彝伦堂”、“绳愆厅”、“孔庙”等设施，教学上设置有六堂：初级堂分别称为“正义”、“崇志”和“广业”，中级堂称为“修道”和“诚心”，高级堂为“率性”。明代的武学也分为六斋进行教学，分别称为“居仁”、“由义”、“崇礼”、“弘智”、“敦信”和“劝忠”。明代地方官学在校门口立有一块卧碑，上刻政府所颁布的12条“禁例”，让学员过往学校门口时皆能看到，不仅耳熟能详其内容，还要时刻提醒自己照着去做。
书院内的建筑也是如此，甚至书院自身的称呼也都充满伦理色彩，诸如江苏的“节孝书院”、“孝廉书院”，上海的“求忠书院”和“明德书院”，江西的“正德书院”，山东的“怀德书院”，河南的“怀仁书院”，山西的“修身书院”，陕西的“成德书院”和“居善书院”，河北的“近圣书院”、“忠孝书院”和“敬义书院”，贵州的“为仁书院”和“明德书院”等。
2．学校制度文化伦理化：规章制度充满伦理约束
学校制度文化包括招生、考核、祭祀、视学、经费、图书、告假、学规、禁例、学官选拔等。可以说，每一项制度或规定都充满伦理的教化和约束。比如学官设置，汉代太学设有祭酒，为博士领袖，但不是后来意义上的最高长官，主要是负责礼仪灌输。在地方上，从乡县到郡国均设有负责地方官学、私学和民众教化的学官“三老”。据《后汉书·百官志》载：“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
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南朝时的梁朝还在地方官学设置祭酒，“讲三礼、荆楚衣冠”。宋代的学官设置比较齐全，据《宋史·职官志》载，所置博士“掌分经讲授，专校程文，以德行道艺训导学者”；学正、学录负责制定学规和监督学规的执行；直学掌管名册档案、告假及听课；斋长“掌表率诸生，凡厌规矩者，纠以斋规五等之罚，仍月考斋生行艺，著于籍”。再如考核制度，从汉代开始重视对学生德行的考察，汉代规定太学生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是“敬长上”。唐朝规定，对品行不良、不堪教诲的学生，予以开除。宋代太学实施的“三舍法”，学生能否升舍，平时的“行艺”是一项重要的考核内容。明代对地方学校学生的考核内容有三项，即德行、经艺和治事。在诸多制度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汉代以后各级各类学校所制定的规章制度，其中不乏伦理化规定。如，明代国子监的“监规”，共有56款，其中最严重的一款便是伦理方面的规定：“在学生员当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本，必先隆师亲友，养成忠厚之心，以为它日之用。敢有毁辱师长及生事告讦者，即系干名犯义，有伤风化，定将犯人杖一百，发云南地面充军。”
[5]明代的社学重视讲习冠婚丧祭之礼，著名学者王守仁在担任地方官时还制定《社学教条》，要求社学生员“凡习礼，须要澄心肃虑，审其仪节，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径而野，从容而不失之迂缓，修谨而不失之拘局。”清朝初年，国子监也制定有18条监规，对谒庙典礼、师生相典礼以及防止学生越轨行为都有明确规定。康熙执政后演变为《圣谕十六条》。雍正时又修订称为《圣谕广训》，其中规定：“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端”、“明礼让以厚风俗”及“解仇忿以重生命”等。地方学校同样立有卧碑于明伦堂之左侧，要求诸生做到“上报国恩，下立人品”。
如同官学一样，书院在创办之初就重视学规建设，其中以朱熹所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最为典型。《揭示》首先将书院的教育宗旨归纳为“五教”，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然后提出“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和“接物之要”。此《揭示》成为后世书院制定学规的蓝本，并有学约、学程、章程、学则、条约、规条、规约、条规、规章、教约、学范等不同称呼，但不管如何变化，总离不开“五伦”之教。如清光绪六年(1826年)，河南辉县知县周际华所拟定的《百泉书院学约十条》，第一条为“立学”，称“学于古训乃有获，学者敩也。敩为父子，教为君臣，敩为长幼、夫妇、朋友，全要在五伦上用功”
[6]。
3．学校观念文化伦理化：观念形态充满伦理说教
学校的观念文化主要是指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材及教育教学方法等，皆在对学生灌输一定的合乎政治和社会需要的思想理念。在汉以后的整个封建社会里乃至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因起支配作用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儒家思想，所以学校的意识形态处处充满伦理说教。首先表现在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上，无论何等学校，皆以“明人伦”为宗旨，诚如朱熹所言：“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事。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就上面讲究所以事君、事父兄等事是如何。”
[7]他认为“五伦”之教，“学者学此而已”。王守仁主张，社学“与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_
[8]。清代学者颜元，也主张“学，所以明伦耳”。到了近代，张之洞提出学校教育要以“中学为体”，而“中学”中最注重的就是纲常名教，因为“五伦之要，百行之源，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1903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在《重订学堂章程折》中明确提出“立学宗旨”，在于“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在《学务纲要》中谈到学校读经的目的时说：“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
[9] 依据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历代学校所使用的教材几乎是清一色的儒家经典，朱元璋曾经面谕国子博士赵倜说：“尔等一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自汉代太学开始，用“五经”作教材，设置五经博士进行讲授，同时《
论语》也开始走进课堂；唐朝学者孔颖达编订的《五经正义》，被推举为全国统一教材；王安石等编著的《三经新义》，也成为宋代的法定教材；明代则颁布有《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等教材。同时，各代学者也根据儒家提出的纲常名教，结合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的需要而编辑出新的教材，尤其是蒙养教材的编写，诸如《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神童诗》、《
名贤集》等，无不融入伦理纲常名教之内容。如宋代的王应麟所编著的《三字经》，内容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又如清代学者李毓所撰《弟子规》，全文共360句1080个字，除总序外，正文四个部分是将孔子《论语·述而》中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句话分为四个部分，内容涉及生活起居、行为仪止、道德品性、处世之道等。尤其是突出了伦理道德教育，开篇即云：“弟子规，圣人训：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
在教育教学方法上，突出伦理实践和对学生“德行”的考核。诸如朱熹所强调的小学要“学其事”，即从洒扫、应对、进退做起，将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贯穿于中，“欲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王守仁在《训蒙教约》中，规定社学教学要以道德实践为先，知行合一。他要求每天早晨，教师要逐一问询学生：“在家所以爱亲敬长之心，得无亏缺，未能实践否；往来街衢，步衢礼节，得无放荡，未能谨饬否；一应言行、心术，得无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笃敬否。”因而，他在《社学教条》中所规定的每日课程，把“考德”列为首先要做的事情，以检查学生的道德履行的情况，即“每日功夫，先考德”。
四、古代学校伦理文化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可以看出，学校文化的伦理化肇始于学校初创之时，到周朝初现雏形，是宗法和封建制在教育上的具体体现。后经孔子的整合和定制，从汉代确立“独尊儒术”政策之后，开始有目的有计划地全方位构建学校伦理文化，并渗透于学校教育的各个领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魅力而又美丽的一朵奇葩。其最根本的导向和最实质性的问题就是教育年轻一代学会做人，学会如何与他人和谐相处，学会如何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之中去生存，这给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自然带来许多启示。
启示之一：提倡“以人为本”。可以说，伦理的核心是人，一切皆是围绕着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或者人
与事的关系而展开的，以此凸显人的价值，包括人的家庭价值和社会价值。按照《礼记·大学》中提出的，人首先要“明明德”，这是修身的前提，并把“止于至善”作为最高境界。只有“正心诚意”地去修身，才能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于此可见，强调以人为本，并非一味地张扬个性，还与家庭和国家的利益密切相关。这样，就把个人修身与家庭和谐、国家治安和天下太平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种“人本”意识很值得我们深思。当前，我们的教育改革也提倡“以人为本”，强调“教师本位”和“学生本位”，但在实际中往往是“领导本位”和“考试本位”，也即领导一言堂、一切为考试让路，好像提倡“以人为本”就会背离学校的教育宗旨。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真正的主人翁即“教”之主人教师和“学”之主人——学生往往是处于服从地位，很是被动地去教、去学，缺乏积极、主动、自觉意识和创新精神。在学校究竟如何贯彻“以人为本”，这应该是目前教育改革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启示之二：重视养成性教育。古代的学校都特别重视伦理道德教育，不仅在论理层面要求严格、具体、全面，更重视道德伦理精神的实践，要求学生从生活中的小事情做起，即从洒扫、应对、进退等生活中的小事情做起，并通过多重考核和相关制度加以约束，极力促使学生养成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习惯和方式。尤其是为人师者处处以身作则，对学生不仅重言教，而且还重身教，以至其自身的美好德性在学生身上都得到很好的张扬。如宋代教育家胡瑗，《宋史·胡瑗传》称其“教人有法，科条纤细备具，以身先之。”蔡襄在《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称其“及为苏湖二州教授，严条约，以身先之，虽大暑，必公服终日以见诸生，严师弟子之礼。”正因为这样，不仅“礼部贡举，岁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且“其言谈举止，遇之不问，可知为先生弟子。其学者相语称先生，不问可知为胡公也。”
[10]而今，我们也在强调养成教育，却收效甚微，人们往往用“5+2=0”来形容此种情况，甚至出现“信仰危机”和“道德滑坡”，同时还造成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以及学生之间人际关系紧张，这一切都与应试教育有太多的关系。看到韩国人在中国公园里捡垃圾，看到韩国的少年儿童在郑州二七广场跪在地上相拥而泣道歉，我们不能不为自己的伦理道德的“丢失”而忧虑。因而，学校在抓知识教育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和良好的行为习惯的培养。
启示之三：和谐社会需要和谐人格的培养。伦理特别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只有人人和谐相处，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稳定，教育也就自然承担起培养和谐人格的任务。那么，在当今举国进行和谐社会建设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想到要打造和谐教育，使年轻一代能够学会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和谐相处。要做到这些，必须彻底摆脱应试教育的困扰，在大力发展中高等教育的同时，进一步深化教育的深层次改革，切实贯彻中央提出的素质教育精神。此外，还要特别关注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对少年儿童成长的巨大影响，力求使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一致起来，形成“合力”，营造一种良好的教育的外部环境，使少年儿童“耳目游处，所见皆善”。
[责任编辑 焦薇缜]
论学校文化与学校效能
宋中英
引言
学校效能问题的研究始于上世纪60年代，继而逐步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教育管理专家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什么是学校效能(school effectiveness)?到目前为止，研究者还没有达成一个明确而一致的定义。不管研究者的理解如何多样，我们认为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根据“效能”一词的词义来看，学校效能本质上是指学校发挥某些积极作用的能力及其结果。
[1]316这种解释概括了学校效能的两个方面，即由学校的素质所构成的潜在能力以及由这种能力的发挥所实现的结果。在我国，基础教育“量”的发展已经不是大问题，而“质”的问题却日益凸显，学校发挥积极作用的潜在能力及结果如何，即指学校的效能问题必然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从学校管理这个微观层面来看，学校效能是学校管理追求的目标。
学校是一个正式的社会组织，任何一种社会组织都有它的组织文化，学校组织文化也是一种实际存在。组织文化
①已经成为当代组织理论的显学之一，被认为是改进组织效能的重要途径。那么，如何通过学校文化来改进学校效能这个问题呢?笔者尝试对学校文化与学校效能的关系、如何变革学校文化以改进学校效能等问题进行讨论，以此为教育管理的研究者或学校领导者提供一些参考。
一、学校文化与学校效能的关系
在学校效能的研究中，秉承实证研究的传统，确认影响学校效能的因素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工作。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影响学校效能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由于研究者研究的角度、侧重点的不同，从而造成许多研究的结论都不太一致，有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很多研究都认为“学校文化”是影响学校的效能的一个因素。如在一篇对学校效能的相关概念进行辨析的文章中，作者在回顾了多种相关实证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总结出促进学校效能的因素包括：校长的领导、行政管理、教师教学、课程、学校文化、学校环境、与社区家长的关系七个因素。
[2]138-153在共认学校文化是影响学校效能的因素之一之后，又有研究者把学校文化的作用单独提出来，以学校文化为自变量，以学校效能为因变量，对学校文化与学校效能进行了分析和实证研究，均发现学校文化与学校效能具有正相关。如我国台湾学者吴璧如在其论文《国民小学组织文化与组织效能关系之研究》中指出，在教师人口变项、学校环境变项及组织文化对组织效能的预测作用方面，以组织文化最具预测力。卓秀冬博士在其论文《高级中等学校组织文化与学校效能之关系》中指出，高级中等学校组织文化表现愈佳，则学校效能不论在行政效能、教师效能、学生效能及社会资源应用上皆有较佳的表现。
[3]107-108 除了有实证研究这种传统的研究方式的努力之外，也有研究者运用理论分析的方法探讨学校文化与学校效能的关系，认为由于学校文化的抽象性和学校效能的复杂性，决定了两者关系研究的艰巨性，但以下两点是不容置疑的：(1)学校文化对学校效能是有影响的，这一点我们将学校效能的定义、结构与学校文化的内容、实质、功能相联系就可以看得出来；(2)强势的学校文化对学校效能有提升作用。
[4]13-16 从若干相关的研究结果看，无论是对学校文化的定义、特点、功能等的理论分析，还是实证研究，都表明学校文化确实对学校效能具有影响。我认为，学校文化会影响学校成员的行为，因而影响到学校效能。
二、有效能学校的组织文化特征
在实践中，每所学校的效能是不同的，每所学校
的文化也是独特的，而我也认同学校文化会影响学校效能。那么，有效能的学校一般具有什么样的组织文化特征呢?或者说，什么样的学校文化才最有利于学校效能的发挥呢?笔者拟用一种不同于实证研究的路径，尝试回到学校文化概念的本身，把学校文化概念作为分析的框架，运用理论分析的方法，确定有效能的学校应该具有的学校文化特征。
(一)关于学校文化概念的本身
什么是学校文化?学校文化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同时也可由具体的层面反映出来。在众多关于组织文化概念的讨论中，舍恩(Schein)将组织文化划分为三个层次：基本假定、价值观、人工环境和创造。
[5]196这一划分既包括了组织文化的抽象层面又包括了其具体层面，使我们可以全面地了解到组织文化的真实图景。因此，参照舍恩(Schein)对组织文化层次的划分，我们将学校文化定义为：在学校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学校成员共享的基本假定、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基本假定、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是学校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是由抽象到具体的三个不同层次，它们相互联系共同影响学校成员的行为。基本假定指的是“我们认为什么是真实的”，居于学校文化的底层，是价值观的潜在来源，是学校文化最抽象最隐性的部分，很少被考虑或讨论，除非通过某个询问程序被唤至表面，否则它们一直处于沉默和无意识之中，是冰山不为人见的部分。虽然它在表面上显示不出，但却实际存在，是左右学校成员行为的“看不见的手”，如果不了解它，就不能真正了解一所学校的文化。价值观指的是“我们认为什么是重要的”，居于学校文化的中间层次，是学校文化的核心，表明学校所期望达到的目标和评价学校成员行为的标准，并由此衍生出对学校成员的行为规范和角色期望。领导者若想建立行为规范，并改变学校成员的行为，就必须使成员首先理解并接受学校领导者所宣扬的价值。行为方式指的是“我们在这里怎么做事”，居于学校文化的表层，是学校文化具体可见的部分，包括学校成员的言行、流传的故事、举行的典礼、仪式、空间的规划等，这些方面虽然可以观察，但往往不易解读其真正的意义，要与价值观、基本假定联系在一起才能具有确切的意义。
让我们总结一下学校文化三个层次的关系：基本假定居于底层，价值观居于中间层次，行为方式居于表层，基本假定是价值观的潜在来源，价值观规范行为方式，行为方式是二者的外显表现形式，它们相互联系共同形成了一所学校的文化。学校文化正是通过学校成员共享的基本假定、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而作用于个体成员的行为，从而影响到学校的效能。下面我们就以学校文化概念包括的这三个层次及其相互关系作为分析框架，来确定有效能学校的组织文化特征。
(二)确定有效能学校的组织文化特征
一所学校的组织文化特征在基本假定、价值观、行为方式三个层次上均以隐性或显性的形式表现着，由于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可以只在一个合适的层次上确定有效能学校具有的组织文化特征。我认为，如果从具体的行为方式这个层次人手，从方法论上说过于琐碎；如果从基本假定这个层次人手，则基本假定不易直接转化为行为方式，会降低实践的意义。价值观由基本假定而来，可以直接规范行为方式，如果能够描述出有效能学校的组织文化在价值观层次上具有什么样的特征，那么在实践中，学校可以依据这些价值观，衍生出对学校成员的行为规范和角色期望，并具体转化为学校成员的行为方式，从而改进学校的效能。因此，我们选择在学校文化的价值观的层面上来描述有效能学校的组织文化特征。
价值观来源于基本假定。因此，我们首先审视学校成员持有的基本假定。在舍恩(Schein)提出的文化层次模式中，他认为那些不以为然的、看不见的、潜意识的基本假定涉及到：与环境的关系；现实、时间和空间的本质；人性的本质；人类活动的本质；人际关系的本质这几个方面。
[5]按照舍恩的提示，具体到学校这个社会组织，涉及到的基本假定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学校与环境的关系；学校中人的本质；学校中教育活动的本质；学校中人际关系的本质。在这几个方面中，真实的是什么呢?
从学校与环境的关系来看，学校以学生为纽带，与千家万户、与整个社会都发生着联系。学校离不开外界的支持，因此要满足外界的需要，这就需要学生家长的密切配合，需要社会提供资源上的支持，需要大学、科研部门对学校的指导和帮助，需要行政部门的政策和资金的保障。从这个现实来看，重要的是什么呢?学校不能自我封闭，要以一种开放的姿态，积极地与周围环境进行互动，从而获得长远的发展。因此，在价值观层次上，开放应该作为有效能学校的组织文化特征之一。
从学校中人的本质来看，这里主要讨论如何看待教师和如何看待学生。学校中的教师是专业人员，他们有能力自主作出关于教学的决定，他们需要在工作中获得尊重和满足，希望参与学校的事务。学生是处在发展中的主体，有主动性、积极性，他们并不是天生厌恶学习，而有求知的欲望。那么，重要的是什么呢?学校领导对教师要放弃简单控制式的管理，让教师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学校的工作；教师要相信学生、尊重学生，让学生感受到教师的信任和期望，从而能积极主动地学习。而所有这些，都离不开民主的氛围，因此在价值观层次上，民主应该作为有效能学校的组织文化特征之一。
从学校的教育活动的本质来看，教育活动的三要素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手段。不同时代的受教育者有不同的特点，他们是具有积极主动性的主体，随时都可能产生新的需要、新的想法；教育内容是教什么、学什么的问题，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更新；教育手段越来越多样化。这些变动不居的因素，使学校的工作时时面临新的挑战，固守传统或希望一劳永逸都将使学校工作陷于被动。那么，重要的是什么呢?不言而喻是创新。因此，在价值观层次上，创新应该作为有效能学校的组织文化特征之一。
从学校的人际关系的本质来看，这里主要讨论教师与教师之间的人际关系。从个人的需要来看，教师的人际交往主要在学校中，和谐的同事关系可以让教师找到归属感。从工作的需要来看，会发现教师常常要和同事一起工作，只有共同商讨、彼此支持，才能解决专业问题，在与同事进行意见交流的过程中，学到了更多的东西。那么，重要的是什么呢?教师之间要建立一种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学习和发展。因此，在价值观层次上，合作应该作为有效能学校的组织文化特征之一。
至此，在价值观层次上，有效能学校的组织文化特征可总结为开放、民主、创新、合作四个特征。也就是说，根据对学校与环境的关系、学校的人的本质、学校的教育活动的本质、学校的人际关系的本质这些方面的基本假定，我们确定有效能的学校应该具有开放、民主、创新、合作的组织文化特征。
三、变革学校文化改进学校效能
根据对有效能学校的组织文化特征的分析，一所学校若想改进其效能，则应努力使组织文化朝向开放、民主、创新、合作的方向发展。怎样才能使学校文化朝向这些方面发展呢?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一)反思基本假定
组织文化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一旦形成，并进入学校文化的基本假定层后，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不可挑战的，要对其进行变革，必须通过某种询问的方式，让学校成员反思自己的基本假定。反思的内容可以是学校与环境的关系、学校的人的本质、学校的教育活动的本质、学校的人际关系的本质等方面，可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进行。
(二)倡导开放、民主、创新、合作的价值观
在对基本假定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领导者可以有意识地引导学校成员发展开放、民主、创新、合作的价值观，并通过学校的一些具体政策让学校成员逐步在实践中认同和接受这些价值观。
(三)落实具体的行为方式
价值观还处在比较抽象的层面上，只有让这些价值观落实到学校成员具体的行为中，才会产生实质性的效果，学校效能才能得以改进。可以根据这些价值观制定出学校成员的行为规范和角色期望条例，并通过利用各种象征性的手段和兼用适当的奖惩手段来加以落实。
[责任编辑 焦薇缜]
论学校文化的有效管理
王玉玲
随着对企业组织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学校文化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由于学校文化对于学校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对学校文化进行管理显得尤为必要。本文运用舍恩(Schein)的关于组织文化的观点和哈奇(Hatch)的文化动态模型，对如何进行学校文化的有效管理进行分析。
一、对学校文化及其管理的认识
学校文化已经成为目前学校管理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围绕学校文化的内涵、重要性以及如何创建学校文化等论题，不少研究者已经做了深入的讨论。笔者认为，如何管理学校文化是直接关系到学校的发展的，应该引起更多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关注。
在组织文化的研究中，斯梅斯奇(Smircich)将有关文化管理的观点分为三种：(1)组织文化是可以管理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将文化作为一种变量，并在逻辑上假设文化是可以被改变的；(2)组织文化是可以被操纵的，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认为，组织文化并不是一个可以直接控制的变量，从某种意义上说，组织文化可以被看做是组织者自身存在的一种形态；(3)文化不能被有意识地改变，文化的变化应该被视为一种自然演化的过程，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不赞同前两种观点。他们认为，尽管组织文化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但变化的方向、影响和变化的可持续性都无法通过有意识的行为来进行管理。
[1]339-358 学校文化是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有关学校文化定义也是五花八门，学校管理者认同哪一种对文化管理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学校文化的理解。舍恩(Schein)极力主张把文化的“本质”和“表现”区分开来，它区分了文化的三个不同的层次：外显(物)、共同拥护的价值观和隐含的基本假设。舍恩(Schein)指出，文化通过三个不同的层次表现出来，深层次的隐含假设才是文化的本质。
[2]共同拥护的价值观念反映的常常是一个群体所希望展现的理想形象，组织成员的日常行为代表着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价值观、深层假设和环境的直接需要三者之间达成的妥协，作为表象的行为并不能用来解释组织文化。在舍恩(Schein)研究的基础上，哈奇(Hatch)对舍恩(Schein)的模型进行了发展，提出了他的文化动态模型。在原先的三元素基础上，哈奇(Hatch)引入了一个新的元素--象征(symbols)，从而形成了表现(manifestation)、实现(realiza-tion)、象征化(symbolization)、解释或阐释(inter-pretation)四个元素。与此同时，他还重点揭示了四个元素之间的相互转化的过程，并特别强调了四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他认为，忽视了外显和象征之间的区别，也就忽视了象征化的过程，这就意味着忽视了文化动态演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借用舍恩(Schein)的文化理论模型，笔者认为可以把学校文化分为相应的三个层次：第一，学校文化的外显物，包括学校的建筑与布局、规章制度、各种设施等；第二，师生共同的价值观念；第三，隐含的基本假设。例如，学校所设定的教师的理论学习制度就是文化中的第一层次，是外显物；不同的教师对于学习持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属于学校文化的第二个层次；而不同的价值判断的形成取决于不同的基本假设，如有人认为学习能够促进发展，而有的人认为理论学习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而没有必要进行理论学习。
由此可见，学校文化会通过不同的形式体现为可见的外显物、共同的价值观、规范和行为准则等不同的层次。这也就意味着，虽然学校文化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的东西，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学校中存在的外显物来认识学校的文化，这就为学校文化的管理提供了一条可能的途径。因此，笔者认为管理学校文化的方式之一就是确保学校的外显物转换成符合学校文化需要的象征。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有必要首先弄清楚：什么是学校的外显物和象征，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学校存在哪些有关的外显物和象征。
二、学校文化中的外显物和象征
学校文化中的外显物可以通过学校内部的一些物化的形式来体现，比如校园里的建筑、象征性雕塑、标志等。事实上，外显物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譬如，西服领带式的校服或充满活力的运动式的校服；五彩缤纷的校园格局或整齐划一的布局等，这个层次的文化直接展现在观察者的面前。共同拥护的价值观可以通过文字规定表现出来，如学校的教育目标、校训和各种规章制度等。譬如，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校训：嚼得菜根、做得大事；金陵中学校训：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这一层次的文化与上一层次的文化相比，要相对隐蔽一点。而学校文化的第三层次，即隐含的基本假设完全在学校的教职员工的感知中，常常只能通过他们的行为方式、交流，甚至眼神、动作等表现出来。
在舍恩(Schein)看来，外显物和共同拥护的价值观都是隐含的基本假设的外在表现，它们有可能变成学校的象征，或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2]18-22这些外显物都在表现某种特殊的意义，甚至已经构成学校的象征。例如，事迹是学校如何的“描述”自己，包括它的历史和传说，讲述谁的故事，谁的故事被忽视了；学校集体的事迹和关于学校本身的故事等。这些事迹彰显了学校的核心价值的取向，表明了学校所关注的行为。另外，一些学校在举行集会时，集会强调的是运动成绩、纪律、学业成绩还是集体的贡献
等，这些常规的仪式也是学校价值的主要载体。
那么，外显物和象征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哈奇(Hatch)认为，象征和外显物并不是等同的概念，象征都是外显的，而外显物却并不一定都具有象征性，虽然外显一般都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
[3]比如，一提物质文化，我们常常会想到校园里的建筑、象征性雕塑、标志等。但这些并不能全面概括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是指人们选择、制作、安置物质的方式(内隐规范)以及这些方式背后组织成员的假定(内隐概念)。一说到制度文化，我们常常会想到各种文字规定。然而，我们也会切身感到，在人治的组织中，规定可以随时改变，可见制度文化也不等于制度，而是指人们制定、对待制度的内隐规范及背后的内隐概念。精神文化主要是指，人们对待各种道德判断的真正内隐的概念，以及在人们的行为中所体现出来的真实道德的水平。一个组织真实的道德与精神状态，是不能简单地在组织的某句口号中、某篇文章中去寻找的，它必须从组织成员的行为方式、日常状态中去寻找。有些组织的所谓理念非常高调，但其成员的行为连最基本的道德底线都达不到；相反，一个在口号表达上低调的组织，其成员的素质也可能是非常高的。行为文化是指，人们行为背后所表现出来的内隐规范和内隐概念。比如，利用双休日进行教师培训，在所有的教师都能够参加的这个行为背后，或许是因为需要绝对服从领导，或许是因为自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专业水平能够得到提高。在这四种文化的建设中，最重要的是组织成员对待物质、制度、精神、行为的内隐规范和内隐概念的认识的不断改善。
从物质到物质文化，从制度到制度文化，从精神到精神文化，从行为到行为文化就是从外显到象征之间的象征化的过程。在这个象征化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外显和象征之间的不一致性。而如何管理这种不一致性，对于学校组织消除歧义、统一认识、实现学校目标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几点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于如何进行学校文化管理有以下几点认识：
(一)了解学校文化中外显物的属性
由于外显物主要是直接可以观察到的物体，以及一些文字载体等。因此，学校的管理者在对外显物进行管理的过程中首先应该了解他们各自的属性，同时也要重视不同管理主体的情感因素在赋予外显物意义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二)实现全方位、全过程的沟通
对学校文化进行管理的过程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个沟通的过程。学校管理者选定一个外显物，并通过外显物实现象征化的过程就需要学校的管理者加强沟通。同时，沟通并不是一个一次性完成的过程，而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首先，学校的管理者需要让师生员工理解并接受外显物的象征意义。例如，讲台是一个潜在的素材，我们可以赋予其象征的意义，即代表教师。也就是说这一步如果完成的话，当人们再看到讲台就会联想到教师。但是这样显然还没有实现真正的象征。我们要实现当提到教师的时候人们就会联想起讲台，这个时候，讲台才成为了一种真正的象征。因此，可以这样说，象征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学校的管理者和师生员工不断沟通的过程，而这个沟通的媒介就是外显物。因此，在对学校文化进行管理的时候，首先要加强沟通，重视沟通的作用，要深刻地意识到教师、学生具有不同的心理状态和认识，这样才能很好地实现对文化的管理。
(三)重视象征化过程的反馈
象征化的过程就是一系列的管理决策和管理过程，这个象征化过程和外显物意欲达到的象征化的作用就是学校领导行为的关键所在。学校教职员工的价值观、学校形象和学校的身份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这个过程来实现。比如，校长经常会把学校文化建设的目标即校训设定为，“勤奋、探索、成功”，“要使学校成为学习型的学校”等。应该说，这些目标在学校文化建设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仅仅是完成象征的第一步，如何把这些外显物内化为学校成员的行为并被大多数成员所接受，也就是真正转化为学校的象征；学校成员能否用这些象征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从而真正地落实这些理念，都还有待于实践。因此，学校管理者在传达这些目标的时候，应该注意学校教职员工的反馈，在此基础上对这些方案作出调整，纠正偏差，从而消除歧义。
(四)学习共同体的建立
象征化的过程从本质上讲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根据学校成员不同的隐含假设，可以将学校文化分为：管理者文化，教师文化和学生文化。学校内部的这三个亚文化群体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对这些差异进行融合的基础上，学校内部的学习过程才能真正变得有效，最终才能在学校内部形成一个可靠的学习系统。笔者认为，象征化的管理过程对学校的文化建设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们更有利于在学校建立学习共同体。
综上所述，学校文化的有效管理最重要的就是对于外显和象征间的差异和转换的管理。在现实中，学校文化的建设与改造，需要微弱渐进的方式与强势有力的方式相互结合，需要不断扩大新的学校的“文化半径”。笔者认为，文化的管理不同于物的管理，也不同于知识的管理。它既需要借助制度等刚性手段，又需要通过做象征性的事情，或做人的“文章”来实现。
[责任编辑 焦薇缜]
论校长的文化使命
范国睿
从教育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学校文化是一所学校个性的高度概括，它从全体师生的无数活动中提炼出代表性的要素，并像光环一样笼罩于学校之上，从精神上代表着学校。简单地说，它是师生通过教与学以及生活的所有活动，由内而外生成的物质环境和精神氛围，同时又不自觉地接受着这一环境和氛围的陶冶、引导和塑造。
[1] 校长的文化领导(cultural leadership)是校长通过发现和发展组织文化来建立行为规范的领导过程。这种领导类型尤其适合学校组织。校长需要通过观察、感受、倾听、解析等多种途径，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自己的学校，包括它的历史、形象和目标。在此基础上，创造、鼓励和完善有益于学校组织的文化，并通过各种管理活动和教育教学活动，将自身的理想、价值、行为准则等渗透到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
有人将校长文化理解为“在校园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所折射出的校长独有的精神追求和职业行为特征”
[2]。从微观的职业实践的角度来看，校长文化是“校长群体在向职业化演进的过程中，形成的代表群体共性的精神培养、价值取向、理念追求、人格魅力和行为准则等职业特质的总和”
[3]。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成熟的校长文化是学校文化的旗帜，能够引领师生不断前进，校长文化具有超凡的影响力与穿透力，具备应对复杂环境、遵循教育规律、引领学校与时俱进的力量，校长文化不仅是一种知识的厚积薄发，更是一种先进教育理念的旗帜；其二，校长文化是一种组织文
化，它在学校内外都是领航的文化，是心理文化、社会文化、教学文化、学生文化、科研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的综合体系，是创新精神的内驱力，是校内多元文化要素长期实践活动的积累，是校长的理想、价值观、行为准则的体现。
校长在学校文化的生成与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在此对新世纪校长的文化使命作一阐述。
一、统整与引领先进的教育理念
首先，校长要有自己的基于对教育的理解和对自己学校文化的理性分析和新的办学理念。学校的校长就是要把新的、好的、代表文化发展方向的先进的教育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大家认同的观念，形成具体的可操作的目标。这是在新时期校长应做到的首要的文化使命。现在学校都鼓励“求实”、“创新”，但这不是具体的办学理念。学校是个文化场所，是和人打交道的，是思想与思想交流、感情与感情沟通、生命与生命对话的场所。不了解学校工作的特点，没有自己的追求，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文化。其次，校长还要把办学思想和办学理念转化为师生的共同追求，才能形成学校文化。学校文化应该是学校领导根据自己所处的地域、人和时代的特点，在和老师、学生、学生家长不断探索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符合自己特点的追求目标。
校长的办学理念，要体现“以人为本”、“以德治校”的精神，“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学校教育教学工作都是“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一切适应学生的发展、一切促进学生的发展”而展开的，从而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实现教育的民主性、平等性、全面性。
二、继承与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在学校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校长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理清学校文化传统，并在现实的教育实践过程中，将优良的学校文化传承下去。这是因为，传递人类已创造的文化是学校教育的功能，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需要，也是培养一代新人在社会中生存、发展和具有进一步创造文化能力的需要。有人把这种功能称为“教育遗传”。具体来说，首先文化被理解为一种人类已创造出来的、已定型的存在，它是以往历史的积淀；其次突出了文化与文化之间在纵向发展上的继承性。
[3]处在稳定平缓发展型中的学校，学校文化无论是对不同时期的纵向比较，还是与社区文化的横向比较，都有相对的一致性。这不仅集中地反映在文化的内核，即人的观念(尤其是价值观)的一致性上，也反映在外在的各种呈现态，如思维方式、生活习惯、行为举止、美学倾向等的相对一致性上。在这种情形下，彼此间并不存在多大的矛盾与冲突。学校的主要功能集中地体现在对文化的纵向继承上，即“传承文明”。
三、学校新文化的创新与重构
学校文化是学校组织成员在长期的教育管理和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中共同创造、发展，并通过不断累积而建立起来的。学校文化的建设又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创新，这就需要学校领导人在全面审视学校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寻找新的学校文化生长点，使传统学校文化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在学校文化的创新与重构方面，校长的使命主要体现在：
(一)建立灵活、规范、科学的人文制度文化
科学与人本相融的制度文化的实质，是强调以人为本的思想与科学管理手段的结合，建立以发展人的主体性、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提升人的生命价值为根本目的，以科学管理手段为途径的制度文化体系。以科学管理手段为途径的制度文化建设，主要体现在学校建立健全的科学管理制度，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如教职工全员聘任制、目标管理岗位责任制、目标管理全员工作绩效考评制、全员职等职级工资制，等等。这些管理制度，实质上就是学校人本化与科学化相结合的价值体系(制度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它能使全校教职工的工作观、价值观得到统一，使每一位教职员工的工作任务和岗位职责在时间和空间上得到落实，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
(二)营造师德、师风和严谨进取的教师文化
教师文化是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它主要包括教师的职业意识、角色认同、教育理念、教风、价值取向及情绪反应等。对于学校文化建设而言，教师文化是学校文化的主体，它规定着学校的价值系统，规定着学校的文化传统。应以师德师风建设为核心，切实加强教师的教学文化和组织文化建设，以形成严谨、高雅、务实、进取的教师文化。学校可以围绕学习型学校的建设目标，把教师专业的发展培训作为赠给教师的最大福利来实施。在原则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方式上，侧重参与式培训和反思性教学；在内容上，通识培训和学科培训并举；在层次上，全员培训和骨干培训相结合。形成民主、平等、合作、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互相帮助、相互尊重、彼此信赖、团结合作、乐于争鸣的文化氛围。
(三)打造自主与合作、全面发展与个性完善相结合的学生文化
学生文化是学生在学校中学习和生活的特定的文化环境和氛围，是学生的主体精神，是学生群体意识的反映，是一种个体间不断传递着的认知、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从内容上来说，学生文化包括德育文化、学习文化、综合实践活动文化、文娱体育和审美文化、生活与心理卫生文化等。在学生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应坚持“育人为本”，坚持发掘人的创新潜能与弘扬人的主体精神相结合。使学生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学习上自主，主动参与和探究；生活上自立，主动自理与服务；行为上自律，主动约束与反省；交往中自强，主动合作与交流。
在学校管理和发展的过程中，校长肩负的文化使命十分重要。校长是学校文化的引领者，通过校长的文化引领，构建学校发展的前景，以共同营造学校团队。根据学校的性质、历史文化传统及社会(社区)环境需求构建学校发展愿景，调动社会、家庭、教职员工和广大学生等多方面的力量，共同参与构建学校发展愿景，就学校发展愿景与师生不断沟通，以达成共识，形成学校发展的合力，注重学校文化建设，将学校建设成师生的共同成长与生活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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