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90年代，女性的生存状态从整体上看是改善了，但从局部看却又有倒退；话语状态多元、复杂；文化状态得到全面提升。女性“三态”的矛盾与变化，是社会转型时期诸多矛盾与变化的反映。
关键词：女性散文；生存状态；话语状态；文化状态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2—0103—03
著名女学者刘思谦教授最早意识到我国20世纪90年代女性散文的社会价值和艺术成就，她用8年的时间从事对20世纪90年代女性散文的编选和研究工作，这是国家1996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其坚实成果已以70万字的《女性生命潮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选读》(简称《选读》)和37万字的《女性生命潮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研究》(简称《研究》)两部书的形式，由河南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由于这两部书是姊妹著作，因此，我以《女性生命潮汐》来简称它们并一起予以解读。
一、20世纪90年代我国女性生存状态的实录
散文必须真实，它可以在某个细节、某一情节上稍有增减，但真实是散文的灵魂。一部《
古文观止》即以真实的事件、真实的感情打动了千百万读者，而90年代的女性散文尤以感人、动人、逼人的真实，为我们留下了90年代女性散文家眼中的、笔下的中国社会转型的真实。如果细读一遍《女性生命潮汐》，90年代的中国是个怎样的中国，即可获得大致的了解。
《女性生命潮汐》首先是90年代我国女性生存状态的实录。
女性自由职业阶层的重新出现是90年代女性生存状态的新景观。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即出现了自由职业者，到全国解放前，自由职业者在1000万人以上。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变自由职业者为国家干部的政策，至“文革”前，自由职业者阶层已不存在。90年代市场经济勃兴，自由职业者这一阶层重新出现，而且人数愈来愈多。自由撰稿人，个体影视摄制组，形形色色的经纪人，律师，私人开业医生，外企、私企、合资企业里的职员，民营学校里的教师等等，突然间像从地底下冒了出来。其中，女性自由职业者是一支数以百万计的新的社会力量。所谓“小女人散文”，大多是由这些女性自由职业者写作的，而她们之所以能够以写作散文生存，又和市场经济分不开。中国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为主以后，全国的大报、小报，娱乐性的刊物，知识性的刊物，“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以90年代全国1000多家报纸副刊每天发表散文5000字计，一天即需要500万字散文来稿，更不要说，文学期刊每月发表的数以百万字计的散文了。写散文的女性自由职业者，只要能写出一手语言畅通、思想明达的散文，就有发表的机会。刘思谦认为：“小女人散文”的出现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黄爱东西和马莉等女散文家自称“小女人”，“与其说是对父权制大男人主义的反叛，不如看做是对主流意识大历史、大时代、大道理、大人物、大男人、大女人、大丈夫、大叙事……等等以‘大’为标志和旗帜的事物的调侃与嘲讽”；“这批年轻的女作者在经济上和精神层次上区别于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尊严的依附性的女人的，恰恰是经济与人格上的独立与自主，也就是现代社会活跃于都市生活各个部门的现代职业女性”；“‘小女人散文’的内容几乎覆盖女人都市生活的各个角落和方方面面”，“为后人研究90年代都市女性生活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资料”。
[1]132—143这是刘思谦对知识女性在90年代出现自由职业者这一新的生存状态的价值的发现。
如果说女性自由职业者阶层的重新出现，是90年代女性生存状态最为显眼的景观，那么，5000万人以上的农村女性进城打工，更是中国90年代女性生存状态的大变化。周小娅在《挨着打工妹汗粘粘的手臂》中写道：“打工妹，虽然显然易见脸上的倦容，但没有谁苦着脸，没有谁觉得生活欠了她们什么。”周小娅感叹道：“我们这个小城市就有百万打工妹，她们是怎样的一股青春浪潮!一个打工妹效力小家，百个打工妹效力厂家，万万打工妹效力国家，渺小和伟大有时就是这样简单。”5000万人以上的农村女性进城打工，这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它对女性的社会解放、经济独立、人身自由的意义，是怎么估计也不为过的。
女性自由阶层的出现，5000万以上的农村女性进城打工，固然是90年代中国女性生存状态的空前巨变，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急速发展，而这发展又一时缺少法制的规范，法纪的制约，沉渣也随市场经济的潮流泛起，如“二奶”现象、“小蜜(秘)”现象、“傍大款”现象、“娼妓现象”等，一部分女性又沦落成了男性泄欲的工具。男权中心主义不是弱化，而是恶劣地强化了。程黧眉在《爱情靠椅》中指出：“现在的女孩子那般拼命地‘傍大款’。”这并非夸张，倒是道出了90年代“女孩子”在婚恋问题上的真实。从整体来看，从主流来看，90年代女性的生存状态改善了，但从局部来看，从支流来看，90年代女性的生存状态却又倒退了。90年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充满了多重矛盾，女性生存状态中的显著矛盾，正是中国90年代社会转型多重矛盾的一种表现。
二、20世纪90年代女性话语状态的多元
从《女性生命潮汐》中看出，90年代女性的话语状态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嬗变。
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话语状态实际上也就是思维状态。“文革”前17年的女性思维和男性思维一样，在“舆论一律”的强制下，舆论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她们的思维也是同样支持什么，憎恶什么。1978年我国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讨论，全国人民思想大解放，女性思维也一样，有了很大的解放，但仍然停留在“遵命解放”的范畴里，她们的话语状态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90年代市场经济的飙兴，自由职业者阶层的出现，女性打工者在城市里的活跃，使女性的话语状态发生了新变。一是20世纪初至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老一代女性散文家话语状态的改变。本来，这一代女性散文家以冰心、杨绛为代表，早已成为国家体制内的一员，很久以来处于失语状态，没有自己的话语。但到了90年代，她们开始自由言说。冰心说：“我这人真是一无所有。从我身上，是无‘权，可‘夺’，无‘官’可‘罢’，无‘级’可‘降’……地地道道是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抽身便走的人。”这里，表现的不只是冰心老人对世事的洞明，更主要的是表现了她对人间“黑暗的隧道”的无所畏惧。杨绛回忆历次政治运动的那些散文的反讽修辞，“表现了杨绛外圆内方、独立不羁的个性和人格力量”。这是老一代知识女性在90年代话语状态的另一表现。二是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出生的知识女性的逆反言说。可以刘思谦、戴厚英为代表。在《自嘲：我是什么人?》一文的最后，刘思谦对“文革”中造反派追问她“你是什么人”的问题作
了回答：“说到底，我是一个不知道人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的人。”表达了她对“文革”的否定和对“你是什么人”的逆反回答。戴厚英在“文革”前和“文革”中一直是“紧跟”的，但她想做“党的女儿”，却一再遭到拒绝。“文革”后，她觉悟到她“不属于这条河”，呼唤“人啊，人”，这也是她对极左年代里反人性、反人道主义的一种逆反。刘思谦认为戴厚英的惨死“结束了一个时代，和这个时代里女性对所谓‘革命’‘群众’的狂热和迷思，启示着她的同代人和后来者寻觅自我生命价值的新路”。比之冰心、杨绛自由言说的话语状态，刘思谦、戴厚英的逆反言说，又前进了一步。三是以李南央、筱敏为代表的另类言说，她们表现了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出生的女性的又一种话语状态。李南央在《我有这样一个母亲》的名文中，批判、否定了她的亲生母亲。一个原本是活生生的女人，在极左思维的熏染下，竟变成了一具丑陋可怕的政治僵尸。她视亲人为仇敌，不放过任何机会对她所能够施加影响的亲人揭发和陷害，落井下石。她还以野蛮的肢体行为，对自己的亲生女儿施以毒打来泄愤。这场“家庭暴力”竟发生在1994年，“中国和她周围的亲人们发生了很多变化，可她没有变。她把自己的身体牢牢地固定在那个‘火红的’‘革命年代’”。这篇写母亲的散文因其另类言说而惊世骇俗。李南央写这篇散文是为了表明极左思维也可以毁掉一个人，而这个人是“三八式”的革命老干部，延安的四大美人之一。可见李南央的另类言说，其实是“人文情怀人文话语对母亲一代女人的温情脉脉的‘后援’”。真正称得上是另类言说的，是筱敏对于“群众”的看法，她以无边无际的汹涌恣肆的“汪洋”来命名对“群众”的感觉。你可以不同意她关于“群众”的另类言说，但是你不能不承认她根据自己的阅读经历和人生阅历对“群众”的不确定性和破坏性所作的描述有它一定的合理性，是自由女性的独立言说。四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出生的杜丽、周晓枫等的知性言说。这一代女散文作家成人以后即生活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她们以平常人、平常心看待社会里的平常事，于是知性言说就成了她们基本的话语状态。在纷繁熙攘的生活中，我们如何去享受内心的安宁与诗意的照耀?杜丽在《来自沉默的伤害》中告诉我们：进入语言，“它可以拨动时间的指针，改变河流的方向，使一切变为诗，一切都是美”。这就是知性言说的力量。在周晓枫的散文《上帝的隐语2》中，知性言说超越了正与反的简单化的二元对立，“强调事物本身的内在联系和矛盾，从而呈现出事物原本的丰富性和多面性”。这种知性言说更接近辩证思维。
从自由言说到逆反言说、另类言说，再到知性言说，可见，在90年代，四代女性散文家话语状态多元、复杂，这也是社会转型时期的诸多矛盾在女性话语状态中的表现。
三、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化状态的提升
人们常说，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尺度。但是，什么是妇女解放呢?一般理解为政治解放。不错，政治解放是妇女解放的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女性文化状态的提升是妇女解放的更明显的标志。90年代女性状态的变化，除了生存状态、话语状态的巨变外，也表现在女性文化状态的提升上面。
其一是主体意识的觉醒。在旧时代，妇女是男人的附属品，新中国成立后，男主外女主内的状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女性方面说，主体意识的缺乏或不足，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90年代女性文化状态的提升，首先表现在主体意识的觉醒上。女性寻找自我、发现自我、解救自我以至强大自我，便是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全过程。这在90年代女性散文里，表现得尤其明显：题材是女性自我经验的言说；叙述视角是“我”与“女人”的合一。崔卫平、铁凝、叶梦、迟子建、马莉、艾云、韩小蕙、谭湘、毕淑敏等人的散文，充分表现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其二是性别意识的张扬。“主体意识与性别意识是女性生命土壤中开出的并蒂莲”。正是在90年代，女性的性别意识得到了张扬。她们已经走出了“男女都一样”的混沌，也走出了与男人比高低、争优劣的狭隘和激烈，而表现出一种难得的温和、大度和自信，这才是性别意识的真正张扬。女性散文作者对性别身份的认同是坦率和直截了当的，这种坦率和直截了当出于一种自由坦荡的心态，出于一种性别意识的自觉，这是女性文化状态提升的可靠标志。
其三是文化认同意识的普及。与50年代至60年代将中国的台、港、澳视为“海外”，将亲友中有华侨视为有“海外关系”的思维方式不同，90年代女性散文的选编者则把中国的港、台及定居海外的女作家的散文看作是同一棵中华文化大树结出的果实，把那里的女性散文作家视为“都是用华文写作散文的文学女人”，表现了文化认同的开放胸怀。
正因为《女性生命潮汐》具有与一般女性散文选集、女性散文研究不同的上述三大特点，我把《选读》看作是“90年代女性散文观止”；把《研究》看作是对在此以前的女性散文研究的超越。如果有什么挑剔的话，我认为，未能对入选作品的作者进行简介，未能注明入选作品的出处，是本书的一个缺失，希望《女性生命潮汐》再版时能予补正，这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是不难做到的。
[责任编辑 刘剑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