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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吸收了西方阐释学的思想资源，与当代西方各种学术思潮展开积极的对话，重视历史、意识形态、形式和辩证思维，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詹姆逊的阐释学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学。他的探索既丰富和发展了西方阐释学和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也对重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和中国阐释学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西方阐释学；詹姆逊；内容；形式；马克思主义；历史
       中图分类号：J0—02；B0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6)03—0141—06
       一、西方阐释学：从建构到消解
       西方最早的阐释活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对《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所进行的解释，之后，特别是在阐释《圣经》、法律、古典语文和重要典籍的过程中，人们为了准确、清晰地理解作品的意义，逐渐从翻译、理解和考证等方面发展出了阐释学。文艺复兴时期，阐释学突破了解读《圣经》的限制，逐渐成为研究理解的方法与原则的理论，并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其中近代神学学者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具有开创意义，把阐释活动系统化、理论化了。
       古代阐释学关注的重点是文本，阐释的目的就是排除错误，以找到文本的原意和正确意义。这样，作为真理存在的文本便高于阐释者。施莱尔马赫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仍沿着古代阐释学的方向探索获得文本原义的理论和方法，只是他把重点放在如何避免误解上，并把语法阐释和心理学阐释作为达到其目的的手段。语法阐释主要偏重于文本的语言文字，心理学阐释则主要关注文本作者的精神，并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应用。其二，他是从理论上提出了“阐释的循环”，即阐释活动要从部分开始，只有理解了文本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含义，才能正确地理解整个文本的含义；同时也不能孤立地理解文本的各部分的含义，要在认识整个文本意义的基础上解释各部分的含义，要处理好文本的整体意义与局部意义之间的关系。这样，阐释者首先要面对文本，经过文字的训诂，找出句子、段落和整个文本所要表达的意思，进而把文本的意义和心理学结合起来，考察出作者的意图。施莱尔马赫还强调了阐释者之于作者的优先权，即阐释者能够有效地理解作品，甚至能够在作品的把握方面超过作者。
       20世纪阐释学迅速发展并达到鼎盛期，其中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等人功不可没。他们使阐释学摆脱了仅仅作为方法论的定位，成为阐释一切人文社会科学文本的理论和方法，并成为影响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方向的重要学科。现象学家胡塞尔认为，在进行阐释之前，阐释者就存在着先见；阐释对象也因其先在的背景，被赋予了许多本质性的认识。阐释的首要工作便是“去掉先见，返回事物本身”。这样，阐释者就成为纯粹的主体，阐释对象也成为纯粹的对象，以本质直观的方式呈现出主体的意向性结构和对象的结构。由于这种呈现渗透了阐释主体的体验，他得到的东西就会得到别人的确证，由此也获得了普遍的、本质性的阐释。
       海德格尔沿用了现象学的思路，又有所推进。海德格尔认为，不可能有纯粹的阐释主体和阐释对象，他们都是历史的、具体的，要正视阐释活动的前结构的局限和作用：对阐释行为的条件的规定。这些条件意味着人的实践性，也意味着人的实践性是阐释学的基础。其实，阐释活动不仅仅是理解活动，还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它使人类领悟到自身和世界的存在，也成为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这样，阐释学就获得了哲学本体论的地位。同时，海德格尔的阐释学也有其存在主义的基础，就是阐释者终究要受到存在的召唤，思考和获取自己的存在及其普遍性的本质。
       伽达默尔也沿袭了现象学的思路，尤其重视理解的前结构和语言对理解的作用，突出了阐释学的意义，从而成为阐释学的集大成者。伽达默尔承认并重视阐释者、阐释对象和阐释活动的历史性。虽然阐释主体有先见，但其作用是积极的，也是阐释活动的重要依据之一；阐释的本质不是寻找作者的原意，而是通过阐释者与创作者之间的“视野融合”所达到的理解。当然，其结果也可能包含了作者没有意识到的意义和可能产生出的新的意义。阐释的历史性还可能促使个人视野与历史视野之间的融合：个人对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敞开；对话则保障了个人视野与历史视野的有效融合。平等的对话促成了共识，了解了差异，建立起了相互的尊重，阐释也由此成为人的存在方式和一种基本实践活动，但这种实践活动离不开语言、对话，而且其语言是以对话为本质的，它包括了形体语言、科学语言、符号语言和沉默等，通过语言达到了理解。因此，阐释是一种类似于伙伴关系的理解和对话，虽然阐释者的期待视域不同，但这并不是消极的，相反则能促进阐释行为的多样性和阐释结果的丰富性，而且还会随时代和文化语境的变化使阐释活动向未来敞开。
       美国的美学家赫什(Eri Donald Hirsch)反对阐释者的优越性，以应对伽达默尔对传统阐释观的挑战。他认为，作品是作者的言语，阐释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找出作者的意图，进而展示文本对作者意图的表现。因此作者在创造文本和在阐释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对伽达默尔强调阐释者及文本历史性的直接否定。实际上，结构主义和当代阐释学的主流也都有否定作者的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以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为代表的传统阐释学在当代的回归。
       随着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兴起，西方思想中的主体观念遭到了重创，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强烈地反对共识、本真、起源、总体，对偶然、差异、断裂、多元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人之死”、“主体之死”、“作者之死”、“零度写作”等观念逐渐流行开来，也从根本上动摇了阐释学的基础，呈现出被消解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阐释学的许多基本观念、命题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甚至还出现了拒绝阐释、反对阐释和取消阐释的观点，其中德勒兹和伽塔里的《反俄底浦斯》和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便是这种观念的典型代表。
       一方面是阐释学遭遇到各种思潮所引发的巨大变化和调整；另一方面是解构主义等思潮所引发的对阐释、阐释学的否定。
       詹姆逊最初的专业是法国文学，后来又师从以《论摹仿》而闻名文论界的德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埃里希·奥尔巴赫，这些西方的阐释理论都是他从事文化(文学)阐释活动的思想资源。但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仍然是詹姆逊阐释学的最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基本立场，通过与其他阐释理论的对话、交锋，他建立起了有鲜明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不过，以前的研究者大都把詹姆逊的阐释理论和阐释实践分
       开加以论述，缺乏对其理论与实践的系统研究，缺乏把詹姆逊的阐释理论与形式分析、社会历史批评综合起来考虑，在把握其阐释学时出现了一些缺憾。为了克服这些局限，本文拟围绕詹姆逊的阐释理论和实践，总结其理论上的创新和贡献。
       二、阐释重心的转移：从内容到形式
       传统的阐释学经常以二分法把作品分为内容和形式，认为前者起决定作用，是最重要的阐释对象；后者是次要的，只是传达意义的工具。这样，传统的阐释学也就非常重视作者创作的现实语境，从文本中寻找现实因素对作者和具体文本的影响，从而建立起了创作背景、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联系，并着力发掘其一致的地方。詹姆逊质疑了这种看法，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在他看来，“内容已经是具体的，因为它基本上是社会的和历史的经验，我们说到内容就像雕刻家说他的石头一样”。也就是说，内容直接地反映了社会和历史的经验，本身就具有直接的意义，是不需要阐释和探讨的。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詹姆逊就是唯形式论者，不关注内容。相反，他关注的是内容所遭受的歪曲和压抑：“与其说批评过程是对内容的一种解释，不如说它是对内容的一种揭示，一种展现，一种对受到潜意识压抑力歪曲的原始信息、原始经验的恢复：这种揭示采取一种解释的形式，说明内容为什么会这样受到歪曲，因此它与对潜意识压抑方法本身的描述不可分割。”
       詹姆逊认为，内容不需要阐释，但同时又强调要阐释内容所遭受的歪曲和压抑，这表面上看起来是矛盾的，实际上反映了詹姆逊的阐释学的独特性，也反映了其阐释学的重心从内容向形式的转移。由于内容有自身发展的逻辑，从素材到内容的运动中产生了形式结构，它把内容组织起来，正是这种形式因素的参与，才使素材与作品的内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们知道，现实与文本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是创作者对现实素材的机械照搬，而是经历了许多中介环节。实际上，从现实到作品再到读者，有许多中介环节，存在着复杂的转换关系。即使有相似之处，也不能将现实因素、作者对现实的把握、文本中的现实与读者理解作品时得到的现实等同起来。而且，还应该看到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变异、甚至完全对立的关系，其中文本的形式在对现实素材的重构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阐释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解释内容，而是为了分析形式，阐释形式在形成内容过程中对素材的彰显、遮蔽、压抑或歪曲，以及运作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意识形态性。为此，詹姆逊抓住了阐释的重要对象文本，寻找中介，并阐释意义在这些中介环节的表现、存在形式和转化。
       詹姆逊把文本视为一种象征行为，即作者通过文本审美解决了现实的困境或问题，缺少了审美的环节、形式的环节，其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任何阐释都要涉及到这个层面，并解释清楚现实因素与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詹姆逊的分析主要吸收了形式主义的分析方法。依照詹姆逊的思路，在分析文本与其现实语境的关系时，要立足于文本的形式，从分析对象的结构人手，通过叙事角色功能的变化、社会关系与社会意识形态在形式上的投射，揭示出社会现实与审美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而且，某些确定的文本形式不但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审美经验和审美趣味，也积淀了一定的社会因素。因此，通过对文本形式的分析就能从中寻找出某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因素的踪迹，进而判断它对具体文本的影响。例如，通过分析作者处理情节的不同方式就可能得出某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验对作者和文本的影响。同时，对文本的阐释(特别是涉及到阐释文本所受的社会因素的影响时)又需要从生产方式着眼，并落实到具体文本的形式上。
       詹姆逊把作品的形式分为“外在形式”和“内在形式”。“外在形式”是指文学素材所具有的那种初始的形式，它构成了作品的表层结构；“内在形式”是指从内部生成作品的形式，它把作品的内容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标志着作品独特的质的规定性，“它是通过将原始素材‘风格化’，或‘抽象化’实现的”。因此，形式运动生成内容，形式负载内容，形式是作品的本质。
       詹姆逊对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也作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内容和形式都是变化、辩证运动和动态的发展过程：作品是由内容与形式的相互融合生成的，内容是由作为潜在内容的素材构成的，这些素材不但有其形式，而且还是“有意味的形式”。创作便是把初始素材(同样包含形式)的意义进行升华，赋予其新的意义，从而使其成为新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不可分割的，而且还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相互解释，相互转化上。艺术的内容与形式是相通的：“艺术实体既可以被看做全是内容，也可以被看做全是形式。”但又不完全相同，不同的审视角度就产生区别：“从内容的角度看，形式是内容及其内在逻辑的投射；从形式的角度看，每一层内容都证明只不过是隐蔽的形式。”这种转换还能借助于双方互相解释。
       詹姆逊把社会素材与文学形式之间的间接关系转换为“内在形式”与“外在形式”两者之间的互动。形式反映了产生文学作品时的历史情形；“外在形式”构成了作品的外在结构；“内在形式”可以表现出作品的意义及其与社会历史的联系，是作品深层东西的载体。“外在形式”到“内在形式”的转换是通过创作实现的，当然导致“外在形式”与“内在形式”差异的原因就要到创作过程中去找，也就是说，创作者受到社会现实的影响，但他们不会把自己所经受的一切(素材)都直接变为艺术，而是有所选择、取舍，这主要是通过其意识对潜意识的作用形成的。辩证批评要求从研究对象出发，寻找其历史维度，从而把阐释引向历史批评。
       通过对形式的分析，詹姆逊对海明威的创作提出了新的看法。通常认为，海明威小说的内容和主题是歌颂人的尊严，这是主要的；而小说的各种技巧则是次要的形式，是服务性的、工具性的。但詹姆逊认为，海明威创作中最重要的东西是其写作的实践过程，形成“海明威式”句型的写作技巧是其小说的最深层主题，即内容；而表面上的生活经验则是那些写作技巧的投射。詹姆逊否认海明威是借助于技巧来表达其主题的，相反正是这种简明而果断的“风格”构成了海明威的具体的人生体验，这种写作过程对其本人和读者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其写作方式，则发现他恰恰是从非异化劳动形式的角度来使用语句的，与打猎、斗牛、钓鱼等技艺类似，语句使用的技巧同样“投射出关于人类主动地和无所不包地在技术上参与外部世界的总体意向”。这种技艺的意识形态性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动荡、疆界的开放和阶级结构的模糊。海明威常把人物活动的背景设置在国外，以便于处理各种素材，也以此来抵制美国的商业主义及其复杂的现实关系。这样，写作技巧与内容便成为有机结合的“内在形式”，而这种环境的安排也恰恰是“内在形式”作用于素材的结果。因此，“内在形式”便深刻地表现了海明威本人的人生经验。
       
       三、阐释学的深化：从形式回归历史
       关于阐释，詹姆逊有个著名的论断：“真正的解释使注意力回到历史本身，既回到作品的历史环境，也回到评论家的历史环境。”也就是说，任何阐释活动不但要说明阐释对象，还有必要说明阐释活动本身，其途径就是要注意历史因素在阐释学中的作用，并最终将阐释落实在生产方式上。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论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生产力、生产方式和技术、生态、人口等因素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具体到文化方面，文化属于上层建筑，也属于意识形态，其产生和发展最终都受制于经济基础，但不能将文化简约为对阶级斗争和经济状况的直接反映，它也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而且它还与上层建筑和其他意识形态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立场出发，詹姆逊认为，任何文化阐释都需要落实到经济基础(主要是生产方式)上，生产方式就成了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主符码。应该指出的是，詹姆逊所理解的生产方式并不完全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他同时也吸收了阿尔都塞对生产方式的解释。在阿尔都塞看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作用很大，但只是生产方式(或结构)的一个层次，与其他层次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作用，都有着自己的发展逻辑和相对自主性。而且，它们共同构成了总体结构，是发挥整个社会系统作用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具体而言，这些层次的关系是这样的：“每一个层次现在已不再是单独的层次了，而是一个亚系统。每一亚系统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用其自身的词汇来形容，自己按照其自身的原动力来发展，但它自己又是与所谓复合性多元决定结构性总体相联系的；于是我们可以说每一个层次都具有半自律性，也就是说每一个层次都拥有我们必须尊重的某种自律性。……在这里没有最终的决定性本质，或者说整个结构就是决定性因素；但这样便是无所不在，因而无处存在的东西了。没有一个地方能找到一个本质性的东西，只有半自律的各个不同的亚系统，这样便使每一个层次都有自己的辩证的规律。”经过詹姆逊的改造，生产方式成为既有差异性，也有包容性的概念：一方面生产方式是个差异性的概念，由此各种生产模式得以区别(公开或者隐匿地)开来，如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不同于以前的各种生产模式；另一方面生产方式又具有包容性，“一个生产模式的形成(例如马克思的资本模式)从结构上以差异规划了其他可能存在的生产模式的空间，即以最初模式特征的系统变异体，来使其他生产模式有生存的余地。”任何生产模式都含有之前的生产模式的因素，同时这种生产模式必定会成为更高一级的生产模式的因素。从这种意义上讲，任何生产模式都包含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因素。所以，从生产模式的发展变化看，它是历时的；从单个生产模式看，它又是共时的。对生产方式的这种理解，使詹姆逊的阐释既具有宏观的视野，又能够细致地把握复杂的对象。
       詹姆逊的阐释学构架依政治、社会和历史的顺序展开，实际上，如果从广义来理解历史的话，政治和社会都可以统一到历史的范畴，从生产方式上予以阐释，也可以说，历史是以政治或社会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这使詹姆逊的阐释学吸收了社会历史批评的经验，同时这种分析与形式批评结合起来，并吸收了形式批评的优点，使形式在广阔的视野中获得了社会历史的内容，扩大了形式阐释的效果。
       从政治视域看，历史可以还原为政治事件、政权的兴衰更替及政治人物之间的争斗等，应该从这些方面来理解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及其联系。阐释触及政治视域中的社会矛盾时，便进入了阐释的社会视域。由于这个层面主要面对社会中对立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斗争，以及他们的话语争夺和文化对抗，因此，阐释的主要任务就是揭示出这种话语斗争和文化对抗，有必要把阐释对象视为集体性的阶级话语，而文本只是表达了这些话语而已。詹姆逊特别强调，阶级社会中的主要阶级关系是统治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对立，这种关系决定了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容：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主要关注那些维护自身利益、权力和思想的途径和策略；而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则主要关注如何隐秘地破坏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以捍卫自己的利益。詹姆逊认为，阶级矛盾的主要形式是对抗，它反映了敌对阶级之间的要求和立场的难以调和，要依据敌对阶级之间的对话重写个别文本，以揭示出这种终极矛盾。这时，需要把具体文本的象征行为置换为阶级之间意识形态斗争的象征方式。为此，要求在整个文化系统内，从意识形态角度把处于霸权地位的文本，以及为论战和破坏对其产生的文本放在适当的位置。如在分析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以及殖民主义文化、妇女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受压迫阶级的美学与文化现象时，都可以在这个层面进行。在詹姆逊看来，这个层面的阐释应该主要围绕意识形态来进行，特别要关注意识形态素——社会阶级的本质上不相容的集体话语的最小可读单位，并分析社会阶级的范畴，从社会制度出发来阐释文化现象。由于阶级话语也是围绕着意识形态素进行的，所以分析阶级话语也需要分析意识形态素。为此，阐释首先要辨别出意识形态素，即找出实例中不以最初命名形式出现的事物的最初名称，以恢复观念与力必多幻想之间的复杂性。例如，在《政治无意识》中，詹姆逊曾揭示了19世纪的基本意识形态素“愤懑”(Ressentiment)。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常常采用这种分析方法，但阶级话语之间的对抗也常常验证了这种转变，特别典型的例子是17世纪英国革命中，不同阶级和阶级分支利用少数话语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
       阐释的最后层面是历史视域(当然是狭义的历史)，在这个层面，历史是任何阐释的基础，也是任何单个文本的终极意义。历史作用于具体文本的中介是生产方式，不同的生产方式共同作用于个别的文本，这个层面关注的是形式的意识形态，文化客体与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詹姆逊接受了阿尔都塞的生产方式结构论，即生产方式由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的不同层面构成；同时也受到了尼柯斯·普兰扎斯的影响，即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实际上是由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旧的生产方式的残余和新的生产方式的潜在因素等多种生产方式共存的结构所决定的。从这种角度看待生产方式，每个时期的意义都会向历史敞开，并引导我们去重视文化客体的革命性，因为文化客体反映了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共存的不同生产方式已经明显敌对的时刻，它们的矛盾已经成为政治、社会和历史生活的核心时刻。”生产方式之间的斗争是重要的，它决定了该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性质和发展变化。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待文化，启蒙主义因其对封建生产方式和文化的沉重打击成为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化则是对横扫一切的资本主义的抵制。不同生产方式的共存和争斗有助于帮助我们认识文化的复杂性，
       并从中分析各种不同生产方式对文化的作用。同时，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或制度，既需要为取得支配地位而斗争，又需要为保持其支配地位而进行不断地斗争———与旧的生产方式的残余和新的生产方式的潜在因素展开斗争，这也需要文化革命的参与。因此，这个层面要结合生产方式、“文化革命”来阐释对象：“在此最后视域内，如此理解的文化和社会分析的任务，显然就是对其材料的重写，以致这种永恒的‘文化革命’可以理解并解读为更深层的、更持久的构成性结构，而且经验的文本客体在这种结构里也可以得以理解。”
       詹姆逊曾经用三个视域的分析模式阐释了巴尔扎克的《萨拉辛涅》，得出了自己独特的结论。从文字层面讲，这部小说是对法国1830年这段重要历史时期的象征性反映，既嘲讽了商业社会的堕落，又缅怀前资本主义社会，以克服社会普遍缺乏的“想象历史能力”。由于难以解决商业社会的堕落问题，萨拉辛涅对阉割歌手赞比奈拉的迷恋，便是对这种实际困境的形象说明。在阶级视域，可以把《萨拉辛涅》视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危机的文本，它涉及到更广泛的阶级和意识形态问题，由此可以看到各种阶级话语的角逐、意识形态的斗争以及作者的态度。在第三个视域，文本的信息可以把我们引向不同的生产方式领域，进而看到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一方面，巴尔扎克的怀旧意象可以使我们感知到残留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其在意识形态上的种种表现；另一方面，我们还能够感受到资本主义的兴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后带给人们各方面的影响，以及两种生产方式的较量在现实中的种种表现。通过对同一文本的三次(或三个视角)解读，从三个不同方面揭示了文本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
       综观詹姆逊的阐释活动，可以说，他基本上成功地建立起了独特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阐释实践。更为可取的是，詹姆逊既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又吸收了西方的阐释理论、各种文化理论资源，并与包括消解阐释思想在内的当代西方各种理论展开积极的对话，灵活地吸收了其有益的成分，建立起了有时代性和自己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应该说，詹姆逊并没有否定阐释的有效性，而是致力于发掘阐释的各种方法，把具体的阐释对象、阐释行为与其历史语境结合起来，并从中寻找意义在审美的各个中介环节中的表现和变化，把宏大视野与细致分析有效地结合起来。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非常重视历史、意识形态、形式和辩证思维在阐释中的作用，并以此具有了显著的特点和很高的理论价值。一方面，詹姆逊克服了庸俗社会学的机械的、简单化的做法，从多方面、多侧面阐释了文本的中介和生成，揭示了阐释的复杂性，并避免了形式主义忽视内容的偏颇；另一方面，他仍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继承了社会历史批评的传统，把阐释对象和阐释行为还原到现实语境，从根本上解决阐释的历史问题，保持了其阐释学的宏大视野。因而，他从理论上推进了西方阐释学和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发展。同时，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并不是抽象的理论体系建构，而有很强的实践性，能够恰当地阐释许多文化现象，同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目前，建立中国阐释学的呼声很高，希望詹姆逊的探索能够为建立我国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中国阐释学提供有意义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