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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从“中国和平崛起”到“中国和平发展”概念的转变仅有半年的时间，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放弃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只不过为了避免引起外界的猜疑。中国和平发展随时代主题而律动，可谓正当其时。而谋求中国和平发展，又需要构建两个和谐社会，即构建和谐的国内社会与构建和谐的国际社会(或和谐世界)。两个和谐社会的构建，作为互动的两个层面，廓清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容和方向，同时也是需要几代人、几十代人，甚至上百代人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奋斗。
       关键词：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层面；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6)03—0067—04
       进入21世纪，经济上快速发展20多年的中国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的发展道路究竟怎么走，是“威胁”还是“机遇”，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和国际机构都在研究和预测中国未来的走向以及给予既有国际格局的影响。同时，国内也出现了“盛世”言辞和“超日赶美”的浮躁情绪。所幸的是，从2003年底提出“中国走和平崛起的道路”到2005年9月中旬胡锦涛主席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人能够在很短暂的时间里厘清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容和方向，从而减少了世人的误解，清醒了国人的头脑。
       2005年12月22日，《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的发表，可以说是目前关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这个研究领域最为全面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概括以及前瞻性的政策导向。白皮书中清晰地表述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基本内涵的两个层面：内求发展、和谐，外促和平、合作，或者进一步解读为要构建两个和谐社会，即构建和谐的国内社会与构建和谐的国际社会(或和谐世界)。然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两个层面的最终确定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概念演变和界定。
       一、从“中国和平崛起”到“中国和平发展”
       2003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和平崛起的道路与亚洲的未来》的讲演，首次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这一命题，讲演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反响。尤为重要的是，2003年底先后出访国外的胡锦涛主席与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庄重承诺：“中国走和平崛起的道路”，从而以最高领导人的名义向世界昭示了中国的国家意志、战略抉择及在国际社会的角色定位。
       一时间，“中国和平崛起”这一命题，受到国际国内社会的广泛关注。有迹象表明，国内学术界全面启动了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系统理论打造。李文的论文《中国和平崛起：何以能与何以为》通过对人类历史上相继出现的“全面对立与冲突，对内剥削压迫、对外侵略扩张”、“局部的和平共处，西方国家共同发展”、“共同发展范围的扩大，依附发达国家技术与市场”三种不同崛起和振兴模式的分析和研究，得出中国历史性地创造了“全面和谐与合作，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协同发展”的第四种“和平崛起”模式。樊美勤的论文《中国和平崛起——内涵、环境、条件与目标解析》又深刻地剖析了中国和平崛起这一命题所包含的内涵界定、时空指向及崛起的环境评估、战略抉择及目标确立等方面的丰富内容。当然既有从建构主义的视角研究中国和平崛起的，也有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研究中国和平崛起的，还有单单将中国和平崛起界定为中国的外交战略抉择的。
       可是，仅仅过了半年，2004年4月24日，胡锦涛在出席博鳌论坛时向聚首博鳌的政经要人就表述了“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两天后，在上海召开的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第60届会议开幕式上，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再以“和平发展”阐释中国的发展之路。这或许是为了减少国际社会的疑虑和争论，更是为了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中国高层决定以“和平发展”代替“和平崛起”，并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明确写进了200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其实，和平一直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也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只不过“和平发展”字眼较为温和、不易引起外界误解。
       二、时代主题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下半叶的时代主题开始转换为“和平与发展”，只不过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冷战而遭到扭曲和掩盖。1985年3月，邓小平英明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将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时代主题，既有基础理论创新的意义，也有重大的战略实践意义。它既是基于变化了的现实世界的科学论断，也为全面推进新的外交战略和国内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战略定位。这一时代主题的论断在于指导中国抓住世界和平的机遇，利用好世界发展的环境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这一时代主题的论断也在于要我们维护世界和平，为自身的发展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因此，它既是一种论断，也是一种战略；既对时代特征作出了分析，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依据。
       可是90年代后半期以来，国际和平形势的起伏动荡加剧，较大的地区冲突和动荡不断发生。台海危机、东亚金融危机、印巴核实验危机、朝核危机、能源危机、“9．11”事件、非典等及美日加强安全同盟、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事实表明，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在传统安全威胁之外，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尤其是恐怖主义的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又有了新的表现，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因此，如何认识当今时代主题就具有了特殊意义。从总体看，尽管存在这些变化，但并没有根本改变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国际局势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具有“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动荡；总体稳定，局部紧张”的特征。中共十六大报告再次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并仍将作为世界发展的主流长期发挥作用。
       作为时代主题的和平与发展，集中体现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多极化发展上。两者的进程远非平坦，但主要方面是在起强化时代主题的作用。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是市场开放，包括产品市场的开放和投资机会的开放，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高度自由化。它有别于世界近代史上的一些新的大国在其崛起中依靠炮火来开辟市场的国际环境。经济全球化形成了开放性的市场竞争，各国开放性的发展战略高度注重吸收外部生产要素，在国家具有独立主权基础上的国际经济合作成为世界的主流。冷战后，国际关系格局的多极化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等都有很明显的发展。区别于以对抗和“零和游戏”为基本特征的两极格局，当今的各力量中心之间的关系呈现相互依存、促进、渗
       透、制约和竞争等特点。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未因各国力量的严重不平衡而成比例地减弱。各国既争相扩大力量和影响，也追求共赢。因此，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多极化在提高世界生产力和推动人类进步，包括防止世界大战、抑制强权政治、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各国的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正面作用，是无庸置疑的。
       作为时代主题的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和平发展既定的外部环境。也就是说，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将“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同时，“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那么，中国和平发展的这条道路，就是利用世界和平的有利时机实现自身发展，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就是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的同时，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改革创新来实现发展；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就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长期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就是永远不称霸，永远做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因此，作为时代主题的和平与发展和中国的和平发展既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的，又是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
       三、需构建两个和谐社会的中国和平发展
       改革开放使中国找到了一条实现和平发展的现实道路，但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突出，在前进的征途上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为此，在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要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就必须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心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就是要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坚持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的同时，注重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开放。坚持以人为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妥善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和平发展至关重要的国内基础。但在中国谋求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已经显露出了中国的崛起与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政治格局的一些摩擦，强烈地凸显出崛起的中国与现有国际关系格局的种种不和谐。这引起了国际社会不同程度的恐慌。其中不乏有些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必将影响甚至损害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利益格局，于是“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甚嚣尘上。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说明了有些外国人不希望中国的强大，或者说中国的强大将触犯一些国家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这样一来，中国的崛起就会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挑战。因此，要想确保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顺利推进，中国就应该寻求与世界各国的和谐相处，构建和谐的国际社会。
       构建和谐的国际社会，即构建和谐的世界，需要“赋予世界体系以‘和谐’之魂”。“和”是中国古老文明的重要遗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中，“和为贵”、“天地和合”、“和而不同”等与“和”有关的论述随处可见。上世纪30年代，英国哲学家罗素写道：“现代世界极为需要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特别是‘和气’的思想”；如果这种思想“能为世人接纳，那么这世界将充满欢乐祥和。”我们把“和”奉献给世界，旨在提倡建立世界体系之和谐。和谐的世界体系不排斥多样性却主张平衡，和谐的世界体系不遮掩问题，而是希望对立面相互作用。在和谐的世界体系中，国家、企业和个人各得其所，同生共荣，协调发展。
       构建和谐的国际社会(和谐的世界)，首先，中国要始终以一种融入现行国际运行机制、接受现行游戏规则的方式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各方面的国际合作，同时也以积极参与的态度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其中发挥作用，这将始终是中国在其和平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行为规则。中国加入WTO，签署人权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等各种国际公约，就是着力使自己与现行国际机制和游戏规则接轨，以便将摩擦减少到最小。
       其次，中国要顺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先构建和谐的周边环境，以点带面，涟漪式波及整个世界。(1)2001年，由中、俄、哈、吉、塔、乌6国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首倡了以相互信任、互利协作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形成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本内容的“上海精神”，展示了不同文明背景、传统文化各异的国家通过互尊、互信，实现和睦共处、团结合作的巨大潜力。2005年7月，上海合作组织又正式接纳了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为新的观察员，“三个亚洲国家的加入将使该组织的工作变得更加重要”。(2)为了“双赢”的需要，中国跟东盟先后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等法律文件，巩固了双方的政治与安全合作。中国还在东盟倡导的多边会议框架下，加强了与韩国、日本、印度等国的对话与合作。更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成为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全球第三大市场，世界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3)为促进合作发展，实现亚洲共赢，中国将与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努力营造亚洲国家普遍繁荣的地区发展环境，与各国增进互信，密切配合，努力营造更加多姿多彩的地区人文环境。中国人民将和亚洲各国人民一道打破亚洲地域疆界的限制，渐次融合为一个“新生的亚洲”——未来的“亚盟”，击响世界多极化的最强音符。
       再次，中国要不断地在不同的国际场合彰显自己的和平发展的理念，并不失时机地创建富有和谐气息的国际机制。(1)“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人民曾饱受屈辱和欺凌，深知国家主权与和平稳定之可贵。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即使将来中国发展起来了，也只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永不称霸，也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与合作。(2)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奉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和原则，发展中国同周边国家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友好与合作关系。(3)坚持对安全观新的注解，即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内容的确保相互安全的综合安全观与合作安全观。反对在反恐等问题上所采取的双重标准，加强同世界各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多方合作。(4)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身作则地创建不带“霸气”的多边合作机制和危机处理机制，谋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APEC合作模式的维持，博鳌亚洲论坛的创立，朝核六方会谈的多次召开以及中欧、中拉、中非、中阿合作论坛的建立，都体现了“少一点霸气、多一点合作”的理念。(5)中国不光要“韬光养晦”，还要善于让世界了解自己。借助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舞台，辅之以现代化传媒，张扬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魅力，及时回应对中国的内外政策的种种“疑虑”，积淀“软实力”。
       构建两个和谐社会，即构建和谐的国内社会与构建和谐的国际社会(或和谐的世界)，两者只能是在互动中进行。同时，构建两个和谐社会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而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又内在地蕴涵了两个和谐社会的构建。两个和谐社会的构建，作为互动的两个层面，廓清了2l世纪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容和方向，同时也是需要几代人、几十代人，甚至上百代人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