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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研究]邓小平的文化品格与文化价值(摘要)
作者:田宪臣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 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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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创新意识;开放包容、博采众长的开明态度;热爱祖国、振兴中华的高尚情怀;诚信为本、厚德载物的道德理念;崇尚科学、重视人才的理性精神——这就是他富有个性的文化品格。 当前,学习和研究邓小平伟大的文化品格,对于弘扬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文化品格;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6)03—0063—04
       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不但建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而且留给我们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富有个性的文化品格。他那种东方式的操守、大气、豁达和智慧,在他的思想深处所蕴涵的与时俱进、博纳宽容、热爱祖国、诚实守信、崇尚科学的文化品格,具有永恒的魅力和价值,将对2l世纪的中国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作为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在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进程中,向世人展示了他极富魅力的品格。邓小平的思想品质、道德品质和人格风范,也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自从1988年以来,国内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就一直没有中断过。一些学者从理论和现实结合的高度,对邓小平品格的内涵、形成和价值进行了深入挖掘;一些学者从《邓小平文选》的语言风格和思维特点、邓小平理论的品质和特征等方面分析邓小平的品格;一些学者应用现代科学方法阐述了邓小平品格的时代性,使邓小平品格的特点得以充分展示,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邓小平的文化品格和文化价值做了简单梳理。
       一、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创新意识
       邓小平是一个富于开拓性和独创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长期的革命和政治生涯,培养出邓小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想文化品格和把握时代脉搏、切中时代主题、反映时代特征的睿智和能力。作为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战略家,邓小平立足于时代发展的制高点,把对中国发展的理性思考置于时代发展主流和人类文明进步大趋势的实践维度,多次强调:“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可以说,认知现实国情,关注世界格局,切中时代主题,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始终是邓小平的理性追求。正如20世纪初期,列宁在分析了当时国际形势变化特点的基础上得出了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战争必然引起革命的科学判断一样,20世纪后期,邓小平根据现代世界格局变化的特点,得出了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并多次告诫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
       邓小平的一生是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一生。他在关键时刻不唯书、不唯上,敢说前人未说之话,敢走前人未走之路,敢创前人未竟之业,特别是他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更是在大胆创新方面做出了表率。他回答重大理论课题,不是囿于已有的现成结论,也不囿于社会主义一国的实践经验,而是善于以宽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观察世界,把握时代,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地探索出一条适合国情和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新路,创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邓小平理论和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都体现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精神。十五大报告以四个“新”字精辟地概括了邓小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想文化品格。这就是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做出了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新的科学判断与形成了新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体系。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想文化品格,说到底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深刻体现。邓小平懂得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于我们党的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性。综观邓小平伟大的一生,其主要活动是与实事求是原则分不开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跟随毛泽东,用实事求是这条唯物主义路线作法宝,从哲学上武装了全党,使我们党摆脱了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束缚,在实践中开辟了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邓小平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在执政过程中提出一系列新举措、新观点、新理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改革乃至整个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兴办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突破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关系改革全局的理论突破口。这些突破口的实现,是同坚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分不开的。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精神理念的高扬,是邓小平政治智慧灿烂夺目的篇章,是中国历史灿烂夺目的篇章,是值得后人永远讴歌的篇章。今天,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人们的开拓创新意识大为增强,但又总是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封闭保守、思想僵化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因此,弘扬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开放包容、博采众长的开明态度
       开放包容,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前提。一个正常、理性的国家或民族,都必须在开放进程中面对全球化的事实做出是否参与或如何参与的回应。中华民族十分看重“包容万物”的品格,历来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认为“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不断吸收异域文化、不断创造新文化的历史。正是这种包容性使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在内部形成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局面,在外部形成向世界开放、不断接受异质文化的态势,中国文化脉络由此而绵延不绝。
       邓小平秉承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包容品格。这首先体现在他“求同存异”的思维方式上。邓小平特别善于发现异质事物的共性,能够把看似矛盾的两件事调和乃至统一起来。当然,邓小平的这种求同存异不是真假不分、是非不辨,而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其目的是为了前进、做事。也正是邓小平所强调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大“同”消解了社会中尚存的“异”,把全国民众团结凝聚起来,形成移山填海的合力,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其次,体现在他多元开放的文化理念上。青少年时期,邓小平曾留学法国,广泛接触了异域文化。在“文革”中流放江西期间乃至晚年,仍坚持博览群书,这使他具有广阔的视野、宽广的胸怀和敏锐的开放意识,能够积极主动地接纳来自各个方面的信息,并进行有
       效的选择和吸纳。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际,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关起门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他果断采取措施,大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上来,利用“后发优势”,面向世界,博采众长,使一个百废待举的中国逐步走上了繁荣富裕的道路。
       第三,体现在他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明态度上。任何国家的发展都面临着对传统文化合理吸收、利用和改造的问题。毛泽东在建国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吸收、利用和改造以及建国后对传统文化的清理,为邓小平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思考与选择提供了参考坐标。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思想“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光辉历史一脉相承”。他强调的和平与发展的思想,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思想,富国强民、务实求是的思想,实现小康、共同富裕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一致性和承续性。
       第四,体现在他处理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的睿智上。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思想僵化,独断论泛滥,个人崇拜的狂热达到沸点,如果不破除“两个凡是”的迷信,其他一切问题都无从解决。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挺身而出,提出要全面、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负责领导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创造性地提出坚持毛泽东思想、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样一个科学的命题,以历史的辩证的锐利眼光审视错综复杂的矛盾现象,在罕见的两难之中,做出了合实情、得民心、有远见的正确选择,为扭转历史、开辟新时代创造了条件;而“一国两制”的提出更是体现了邓小平不以意识形态的异同为前提、论亲疏,而是求同存异、谋求合作、共同发展的包容品格。
       当前,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而文化价值观的全球化是其重要内容之一。然而,我们民族的社会整合度和文化包容度都还比较欠缺。当前特别需要弘扬开放包容、博采众长的思想品格,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具有巨大包容性的社会,一个能够融合世界上各个民族优秀人文智慧精华的社会,从而使中国具有特别的发展活力和内在动力。
       三、热爱祖国、振兴中华的高尚情怀
       邓小平是一个坚定、彻底的爱国主义者。他那句“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至今仍萦绕在国人耳旁。作为世纪伟人,邓小平一辈子坎坎坷坷,经历了许多磨难,“三起三落”便是他政治生涯的真实写照。然而不管个人遭遇何种挫折,他的心始终牵挂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正是这种深深的爱国情怀使得邓小平在长期的执政生涯中,始终坚持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维护祖国的独立和尊严。他反复告诫,在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情况下,“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政治生涯处于低谷时,邓小平仍然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铮铮傲骨。毛泽东评价他:“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充分体现了一位中国领导人所应当具有的民族气节,为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赢得了一席之地。
       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思考国家的发展出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邓小平爱国品格的又一重要体现。邓小平认为,只有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准确把握时代发展的主题,制定出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才能实现振兴中华民族的任务;而“国家的力量真正是强大起来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也会大大不同了”。因此,邓小平在执政期间始终努力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他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探索出了一条正确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从历史的维度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邓小平对中国、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怎么估量都不会过分。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爱国情怀对于正致力于社会发展的现代中国具有重大意义。当前,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在这种情况下,弘扬爱国主义优良传统,使全体国民形成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伦理和风俗习惯,并进而产生强大的民族亲和力、人心凝聚力和发展推动力,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四、诚信为本、厚德载物的道德理念
       邓小平非常看重诚信品质。首先,他认为是否讲诚信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尊严。邓小平曾总结道:“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我们是讲信用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建国以来,正是对这种讲信义的民族传统给予承继和发扬,中国才在世界面前树立了良好形象,维护了民族尊严,为现代化建设创造出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其次,讲诚信是我国经济生活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市场经济要求公平交易,信守合同,注重信誉,讲究质量。因此,“一切企业事业单位,一切经济活动和行政司法工作,都必须实行信誉高于一切,严格禁止坑害勒索群众。”信誉高于一切,诚信重于泰山,既符合商品流通的原则,又遵循了经济发展的规律;既是商品经营的崇高信条,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指导思想。
       再次,是否讲诚信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邓小平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不负责任,不守信用……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因此,“一定要取信于民”,“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这个领导要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这些鞭辟人里的论述,具有振聋发聩、发人深省的作用。其中蕴涵的诚信理念,对于诚信正在成为最为稀缺的“资源”的我国社会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崇尚科学、重视人才的理性精神
       科学是生产力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基础和动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以精神状态存在的生产力。所以,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毛泽东也曾强调过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但是,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层面重视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重要作用的是邓小平。
       早在1978年第三次复出时,邓小平就自告奋勇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并在全国科学大会的讲话中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十年后他又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深刻揭示了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
       邓小平重视知识分子,关心爱护知识分子。他强调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关心他们,支持他们。“要尊重劳动,尊重人才。”“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在正式退休的时候,邓小平仍不忘告诫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个总结经验,一个使用人才,这两点是我的正式建议。”
       邓小平如此强调科学技术的作用,体现出他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忧患意识。在他看来:“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也正是基于这种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忧患意识,邓小平从时代发展的新形势出发,总结了20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情况,明确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经济要想发展得快一点,必须靠科技和教育,必须把科学技术摆在“第一生产力”的位置上。他并围绕这一结论做出了一系列发展科技的战略决策,为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大大促进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
       邓小平的这种崇尚科学的理性精神,对今天的中国具有重要的价值。在中国历史上在源远流长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宗法专制制度、儒家思想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整个社会缺乏科学理性精神,这是造成中国社会长期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当今中国,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还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现实选择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设计,都在向全社会呼唤着崇尚科学的理性精神。抓住了“科学技术”这个关键问题,牵住了人才这个牛鼻子,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必将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