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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以来，我国的出书品种以每年1万种以上的速度递增，2004年达到20余万种，年均增幅在10％左右。随着一批出版集团相继成立，出版转制工作陆续展开，出版业竞争随之加剧。出版业规模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出版管理体制的转变，使得编辑出版人才的需求呈现出扩大化、高层次的趋势。现有的编辑出版教育必须结合出版业发展的实际，才能够满足出版业发展的需要，为我国出版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人力基础。从目前来看，我国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缺乏高层次的专业教育。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招收编辑出版专业(方向)硕士研究生的高校有13所，招收博士研究生的高校仅3所，分别为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每年获得学位的博士屈指可数，远远不能满足出版业发展的需要。因此，编辑出版专业的高层次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一、编辑出版人才需求的三个层次
       传统上，编辑出版人才的成长和培养主要依靠自学和师徒授受，即使在已经有近百所大学开设编辑出版本科专业的今天，这两种方式依然是编辑出版人才成才的主要来源。而出版业的迅猛发展必然要求人才培养模式的规范化，出版专业教育应当承担起专业人才培养的重任。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近年来不少高校的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工作难找，不少出版社也更愿意接收有其他学科背景的应聘者，人们一度怀疑起编辑出版教育的必要性。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当前各高校编辑出版专业教学水平的参差不齐，另一方面反映出专业教育与业界需求的错位。从目前多数编辑出版专业开设的本科课程来看，其教育内容偏重于编辑实务与一般性的编辑出版理论，目的主要在于培养合格的编辑人员、发行人员等。高层次的编辑出版教育(硕士、博士研究生)在课程的设置上开始侧重于出版管理、出版法规、版权贸易等方面的内容，但与本科课程存在较为严重的同质化现象，与出版人才市场的需求仍有不小的差距。编辑出版专业教育一方面应当以研究生教育为主，因为这一阶段的学生已经具备某种学科背景，可以胜任相应学科的编辑工作，避免了从本科阶段直接学习编辑出版学的专业缺陷；另一方面编辑出版专业的研究生教育应在课程设置、培养模式上进行深入改革，培养出更加契合市场需求的高级人才。
       出版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即出版工作者、出版人和出版家。出版工作者指能够胜任一般性的编辑工作、发行工作、管理工作，能够在出版流程中完成自己分管的工作的出版工作人员。目前高校开设的编辑专业、出版专业、发行专业本科教育以及有不同学科背景的编辑出版专业第二学位等教育模式所培养的主要就是此类人才。“出版人”是聂震宁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主要指“在出版机构中从事出版经营管理的负责人，通常是指出版机构里的总经理、社长、总编辑，有时也指出版机构里有成就的部门或项目负责人”。这主要是从职业上进行的界定。从业务素质上来讲，出版人比一般的出版工作者具有更为开阔的眼界，更为渊博的学识，更为强烈的责任感和创新欲望。他们对出版业有着更为宏观的认识和把握，他们对行业发展看得更透彻，对市场信息更为敏感。他们既是出版机构的负责人，是出版工作的实践者，又是出版业的分析师、评论员，是出版业的研究者。出版家则是最高层次的出版人才，他们有坚定的出版理念，有熟练驾驭出版市场的能力，有系统的编辑出版理论，有突出的出版实践和实际成就。
       目前，出版业对一般的出版工作者的需求量不大，最为欠缺的是出版人，而出版家则是从前面两类人才逐步成长起来的。一般性的编辑出版实务容易习得，所以不少出版单位更愿意选择诸如音乐、数学、建筑等具有突出专业特色的应聘者，通过对他们的短期业务培训，基本就可以胜任编辑出版工作。目前的编辑出版专业本科教育在规模上已经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但在课程设置上还需要进一步贴近出版市场的实际需求，更加契合时代要求。出版人的培养必须借助于专业训练和实际锻炼，这主要是编辑出版专业硕土和博土教育阶段的任务。虽然单纯的学历教育并不能够培养出优秀的出版人，但是这种高起点的教育为出版人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学科基础，使得他们具有全局眼光、市场意识、文化责任与创新追求，使他们具备科研意识与信息意识，使他们更为关注编辑出版的规律，凭规律办事而不是主观臆断。目前我国出版业最欠缺的就是这类既懂得出版业务，又善于出版管理的中高层人才。出版家的出现则需要才华和机遇的同时降临。虽然不少出版家并未受过专门的编辑出版教育，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总结他们成才的经验，摸索出版人才培养的规律，通过培养更多的具有世界眼光的出版专业高层次人才，繁荣我国的出版业。
       二、编辑出版专业高层次教育解决的主要问题
       高层次的编辑出版专业教育应当不同于本科阶段的专业教育，其目的不再仅仅是培养合格的出版工作者，而是要培养具有行业分析能力、经营管理能力、持续创新能力的出版人(或潜在的出版人)，而培养和提高这三类能力正是高层次的编辑出版专业教育应当解决的主要问题。
       目前，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三所高校开设了攻读博士学位的编辑出版专业(方向)。从课程设置来看，北京大学的出版专业博士课程主要有出版经营管理、中国编辑出版史、现代出版业研究、中国编辑出版理论、当代出版现象研究等，偏重于出版史研究，在出版市场分析能力培养、创新能力培养方面还嫌薄弱。北京大学的编辑出版专业分别设在新闻与传播学院与信息管理系之下，博士点挂靠于政治学或图书馆学之下。因此在课程设置上不可避免地受到挂靠学科的影响，该专业博士生必须学习图书馆学、国际政治等方面的课程方可毕业，其专业地位尚不独立。武汉大学的出版发行专业设于信息管理学院，主要开设的课程有出版发行基础理论研究、图书市场研究、编辑理论研究、网络出版研究、比较出版学、版权研究、传媒集团发展研究、现代出版技术研究、出版发行学研究方法论、期刊编辑研究、古代出版史及出版文化研究等等。从开设的课程来看和出版实际比较吻合，但是仍然缺乏出版综合管理、出版战略研究等有利于培养具备全局眼光、具备出版管理才能的出版人方面的课程。中国传媒大学的编辑出版专业也已博士招生，目前主要采取外聘方式授课，已开设的课程有理论编辑学、出版经营与管理等。
       从上述三所高校开设的博士课程来看，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出版经营管理能力和行业分析能力，但是这方面的课程相对来说还处于非主流位置。出版史仍然是主要研究课程。从教材建设来看，北京大学的出版经营管理、武汉大学的图书市场研究都还是自编教材，有的尚未公开出版。从招收规模上看，三所高校的出版专业(方向)博士生导师约为10名，每年招生人数在20名左右，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可以看出，出版经营管理、出版战略研究、出版市场分析、出版情报、出版评论等方面的培养还是目前出
       版专业博士教育的软肋，而这些正是目前国内出版业急需的人才素养。一批出版集团的建立使得优秀的出版管理人才出现空缺，先进文化的建设则急需一批优秀的出版战略研究人才，出版竞争的加剧使那些具备一定出版市场分析和预测能力的人才大受欢迎，而出版情报、出版评论人才也是业内急需而当前出版教育所疏于培养的。而上述人才的培养必须仰仗出版专业高层次教育，因为博士阶段的教育是建立在学生已有的开放型思维、开阔的眼界、丰富的知识储备、一定的社会阅历等基础之上的，更有利于学习者从大局着眼，创新中国的出版体制和经营模式，探索出版市场规律，繁荣出版业。
       所以说，编辑出版教育的出路就在于大力发展高层次教育，尤其是硕士、博士的教育。应通过加强出版经营管理、出版战略研究、出版市场分析、出版情报、出版评论等出版素养的教育，结合学生在本科阶段形成的专业背景，培养出出版业急需的各类高层次人才，加速我国出版业的健康发展。
       三、编辑出版专业高层次教育的方向与方式
       编辑出版专业高层次教育的方向应当是为出版业及其他文化产业培养高层次的人才，主要是出版管理、出版战略研究、出版市场分析等方面的优秀人才。编辑出版专业教育应当以硕士和博士阶段的教育为重点，增开特点鲜明的专业课程，形成自己的教育特色，逐步扩大教育规模。目前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是积极争取编辑出版教育专业应有的学科地位。迄今为止，国内只有武汉大学一家具备出版专业博士授予权，其他高校则挂靠在其他专业之下，因此在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师资力量、科研投入、生源等方面受到诸多限制。
       在培养方式上，编辑出版专业高层次教育应当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高校与出版单位相结合、能力与学历相结合的方针，采取联合培养的模式。联合培养模式一方面指高校与出版单位联合培养，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增强学员的理论素养与动手能力；另一方面指多学科的联合培养，结合人才培养的目标，选择经济学、管理学、情报学等相关学科的核心课程进行综合培养，提升博士和硕士教育的总体水平。王振铎先生在第十一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中讲到，目前的教育模式应当采取“双元制教学模式”，“实行学校院系与出版社、编辑部协作培养具有创新性实践能力的人才。师资力量不够，可通过出版业内富有实践经验的编辑家、出版家与高校教师协作任教，国内各高校教师之间协作任教以及国际间的教学交流等办法加以解决”。这无疑是解决我国编辑出版专业师资力量不足、科研能力仍需提高这一现状的方式之一。目前，北京大学邀请了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出版科研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等方面的专家参与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中国传媒大学邀请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专家参与博士生的培养，并与该校出版社联合教学，相信这些实践会为其他学校的编辑出版教育积累丰富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