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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与居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地位、以强调技术分析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不同，以特定社会关系为分析线索的马克思经济学基于市场经济或现实资本主义竞争博弈规则，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在于获取按货币价值计算的利润或货币增殖而非使用价值，由此决定了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及其特殊的资本积累。在此基础上，将竞争与积累联系到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即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从而表明新古典经济学逻辑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回避了特定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利益冲突。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竞争；新古典理论
       中图分类号：F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6—0053—06
       1867年《资本论》第1卷问世，在批判地继承古典学者斯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理论体系来解释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活动及其运行规律。通过首先抽象掉技术关系而把价值归之于劳动时间，马克思表明了剩余价值是利润的基础或来源。该抽象法明确表述了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这是今天理解市场经济的重要因素。进而，劳动力商品的引入使马克思克服了李嘉图的矛盾并创造性地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论，从而使得资本家预付资本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唯一目的是获取更多剩余价值即利润的分析主线，贯穿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分配、积累、周期和危机等一系列问题，而所有这些分析都是围绕着特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社会关系展开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所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强调了市场经济或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必然存在的“竞争”博弈规则，它完全不同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排除了竞争关系的交换经济。特别是，新古典理论所讨论的只是给定资源和偏好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其一系列假设和命题均与现实经济相距甚远。一个典型例子是，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突出特征是竞争，但这种竞争并不是新古典的“完全竞争”，即市场参与者在通晓各方面信息基础上的一种合作；相反，真实经济中的竞争联系到作为其本质特征的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比如基于信息技术的垄断和相互之间的博弈。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来讲，资本家竞相追逐利润而非使用价值(如消费)的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决定了资本主义竞争和无休止的资本积累，并由此产生了货币价值形态的成本一收益计算和以货币价值为基础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可以说，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及其竞争活动进行深刻剖析的前提下，马克思表明了市场经济或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从而被熊彼特称赞为“试图为资本主义过程建立清晰模型的第一个人”。
       一、马克思经济学中的社会关系
       作为一种经济理论分析的主线或者说一个理论的研究背景，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它甚至能够影响到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推理。在现实经济中，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性质的描述涉及社会、伦理、文化和政治等各个方面，这些都联系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其中，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其它制度的区别之一，则是该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关系成为这一制度的主要特征。同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性质的主要表现就是其特有的竞争和资本积累，而这种竞争和资本积累将联系到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即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它是特定资本主义制度实现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特殊形式，从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所有概念——产出、工资、成本、利润等都将联系到雇佣劳动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由此表明：在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雇佣劳动进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使用价值，从而抽象掉使用价值和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关系对于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质是重要的。然而，注重技术关系分析的新古典传统则习惯于忽略甚至放弃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或社会关系的探讨。比如，自马歇尔1890年《经济学原理》综合新古典经济学以来，斯密等古典学者所运用的将经济学理论与社会关系研究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早已被弃之不顾。相应的，以生产函数的技术分析和资源配置的相对价格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所研究的，只是在特定制度框架内业已存在且高度成熟化的市场经济运行状况，它完全排除了经济制度和社会关系，同时也摒弃了资本主义货币竞争的游戏规则。虽然近年来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等学科也逐渐在技术关系基础上加入众多涉及制度因素的假设和概念，如交易、契约、产权、习俗、权威等，以期通过交易成本和不完全信息假设来帮助新古典技术分析扩展到对经济制度的解释。但是，如果现实中的经济制度并不完全是由技术关系所决定，那么这种改革也只是在新古典固有框架内探讨资本主义的各种问题，其试图保障市场经济运行的一系列“缺失的制度基础”也不过是改良的生产函数或其变种而已。
       相比之下，马克思采用其特有的、逻辑一致的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论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宏观体系用以分析资本主义的各种现实经济问题，其核心正是由资本家预付资本雇佣劳动力进行生产和积累剩余价值，即利润的资本与劳动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剩余价值或利润来源于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使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公式，假设资本家用于雇佣工人的工资或劳动力价值是4小时劳动时间，然后资本家让工人工作8小时，剩余价值是4小时，即8-4=4。这样的推论看似简单却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当价值的转化出现剩余价值时，以劳动为基础的交换将转化为以剩余劳动或获取利润为基础的交换关系。这里也可以把资本家获取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称为“剥削”，从而剩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比率即马克思的剥削率直接反映在利润与工资的比率中。这样，也就可以推论出一个基本的比较静态分析的结论，即工资与利润是对立的，如公式(8-4=4)表明的工资率的上升将导致利润率的下降。显然，这一点对于马克思所要推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是重要的，比如伴随着资本主义积累与竞争而出现的利润率下降所涉及的经济波动问题，就是关系到资本主义长期发展趋势与经济危机的重要问题。
       实际上，马克思所剖析的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单纯的经济制度或社会制度，同时也是一种包含着特殊的资本主义关系在内的特定社会形态或意识形态。其中，资本主义演进的逻辑既包含了市场交换、货币经济、商业循环、雇佣劳动、资本积累与竞争以及世界市场等资本主义经济特性的层层推进，同时也蕴涵着由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兴起的“人文主义”理念所代表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中世纪西欧之封建特权经济腹地的萌生和蔓延。然而，这种“蔓延”决不仅仅是由韦伯和桑巴特眼中凭借禁欲主义节俭而导致资本积累的“资本主义精神”所引发的，进一步说，它更是经由马克思所强调的一切资
       本主义生产只是围绕着资本家雇佣劳动之生产目的在于利润而非使用价值的资本主义关系的特殊性质使然。套用马克思最简单的描述语言，也就是从“W—G—W”到“G—W—G"”之资本主义循环公式的变迁。而作为生产的目的，使用价值的质的转化为这里交换价值的量的扩大所代替。在这一重要原则的支配下，资本主义开始了它萌生于西欧封建社会母体的演进历程。其中的关键在于，正是中世纪西欧逐步货币化的历史进程导致了封建领主强制掠夺农奴剩余的封建财产关系的演变。以马克思所剖析的英国为例。一方面，市场交换、劳动分工和商业的拓展，尤其是以获取货币利润为目的的商人的出现，诱发了个体行为者主观上的资本主义动机；另一方面，人本主义精神、十字军东征、新航路开辟以及“圈地运动”的推行，则在客观上加速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货币化进程。由此，16—17世纪的英国封建贵族开始把政治权利转化为金钱，并把货币投入到生产领域，而这种货币化过程与资本主义的产生带有相近的含义，即是把原有的小商品生产转变为以获取货币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如圈地运动把农民变成了由农业资本家雇佣的农业工人。这样，在契约关系的基础上也就产生了自由交换的、依赖于市场的、具有货币竞争意识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可以说，正是由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带来的意识形态的转变与商人阶层的兴起，使得西欧封建社会从原来追求政治权利的争夺转变为资本主义追求金钱所带来的地位与权利。显然，这里转化的关键在于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生产总是不断积累以增殖利润即剩余价值所代表的资本与劳动的社会关系。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即资本家与雇佣劳动工人之间的资本主义关系是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和具有决定性的关系，即“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决定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所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首先指出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人与人相互结合的主要纽带是他们作为商品生产者(从而作为交换者)结成的社会关系，这为马克思用经济关系中的人来代替社会的人开辟了道路。当然，《资本论》的研究范围实际上包括了历史上所有商品生产的整个体系，但马克思特别注意分析其中商品生产的特定形式——资本主义形式。在马克思看来，一个主要任务是探求生产关系决定其它经济关系这一简单模式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代替旧制度而发生的改变。就像马克思所区分的两种劳动过程，一个是一般商品生产中的“劳动过程”，只生产使用价值；另一个是该劳动过程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即“生产过程”，其目的在于创造一个包含了更多价值的价值。显然，这里的关键是界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基本特征，即资本家对剩余利润的追逐。而且，也正是在这种从简单商品生产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转变过程中，马克思指出生产方式的变化不但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且也将资本主义利润的来源完全内生于资本家雇佣劳动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由此决定了资本主义竞争与资本积累的动机和目的。其中，在简单商品生产(这里直接生产者占有他自己的生产资料)条件下，每个生产者都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并且用它们来进行生产劳动。按照马克思的简单商品流通的公式，即：C—M—C(商品一货币一商品)，它所体现的是一种简单的商品生产关系，因为简单商品生产一般是由独立的小生产者进行的，因此并不雇佣工资劳动者，而只是“为买而卖”。如小自耕农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出卖谷物是为了购买衣服，而独立的小手工业者出卖衣服也只是为了购买谷物。但是，一旦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这里直接生产者除劳动力外一无所有，劳动力本身也成为商品)以后，生产资料所有权开始只属于一些人而生产劳动则由另一些人完成。即资本家凭借所有权控制着大量的生产资料，同时大量的雇佣劳动工人则没有任何生产资料而必须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即自己的劳动能力。这样资本主义也就开始具有更为复杂的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流通公式也就是：M—C—M"(货币—商品—增殖的货币)，显然这与简单商品生产的流通关系完全不同，它体现了资本家雇佣劳动生产正是为了获取增殖利润的资本主义关系。由此，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也就意味着一种体现为物与物之间的交换但却真正表明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交换。通过这种货币流通公式的变换，马克思区分了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同时也就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是在于货币的增殖，资本家显然是使用了预付的货币来购买资本品和支付工资，并通过出售商品来得到这个增加的货币的。其中，正是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成为资本家不断追逐增殖利润的来源，并维系着各种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在资本家的工厂里不仅纺织机，而且连货币、棉纱甚至劳动力都成为所有者资本的特殊化身而从各个方面为其服务。这也就是马克思的经典定义：“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的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像金和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实际上，马克思经济学的首要任务也就是分析最终由增殖的货币利润所代表的资本与雇佣劳动这一特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性质。这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表述的各种经济范畴，也就必然是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抽象在理论上的表现。例如在马克思那里，价值首先是一种社会中人与人生产关系的表现，因为市场上作为个人交换客体的货物所体现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这些货物生产者之间关系的表现。所以，价值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不包含任何使用价值的原子)，只是表示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同时，与价值相联系的收入分配也只与抽象劳动相关而不与技术相联系。比如在前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者对他人的依赖是直接的、明显的，其中每一个人的劳动都具有直接的社会性。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不再是直接的和明显的，每一个生产者都只为市场而生产，他们既不知道也不关心谁将消费他们的商品和谁将生产他们消费的商品。相应的，资本家最终关心的也就不是使用价值，而是通过商品销售所实现的价值。也就是说，资本家雇佣劳动工人生产商品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交换中的价值，即价值增殖或利润，究竟是哪个工人生产以及使用什么技术投入生产对资本家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他们也几乎或完全不关心哪种特定的有用劳动能够创造一定的使用价值。这样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当价值转化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时，以劳动为基础的交换也就转化为以剩余劳动为基础的交换。这一剩余价值理论正是马克思使用抽象方法分析价值理论得到的结论，即马克思抽象掉所有其他因素(如使用价值和劳动生产率)而把价值归之于劳动时间，以此表明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即资本家雇佣劳动工人进行
       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取利润，也就是剩余价值来源于剩余劳动这样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以马克思认为，在一个以利润和积累为生产目的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相对价格、分配、再生产以及资源配置等问题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种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而这种总量关系与新古典生产函数所描述的技术是无关的。
       但新古典体系的核心即是资源配置的技术关系，从而对所有现实问题的解释都从技术关系的分析人手。对此，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斯威齐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家完全抛弃了生产和分配中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研究的只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人(如鲁滨逊)是怎样在创造实际收入和享受闲暇之间分配其时间”的问题，也就是说，“各种经济理论工作都被主要看作是概念的构想和联结过程，而这些概念的特定社会内容则已被抽掉了”。在这里，斯威齐举了一个“工资”的例子。他认为这一概念存在于所有现代经济理论中，通过它即可清楚表明新古典脱离社会关系的技术分析性质。比如工资这一名词本是从日常用语中借用而来，指的是雇主每隔一个短时期赋予雇佣工人的货币总额，尤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体现的是资本家与雇佣劳动工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但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这一社会内容已被抽象掉并重新下了一个定义，说它是以价值形式或实物形式表现的产品，并起源于一般生产过程的人类劳动。这样，鲁滨逊、独立手工业者、小自耕农就都和资本家工厂的劳动者一样挣得这个意义上的工资。当然，如果就新古典理论的其他重要概念如地租、利息、利润、资本而言也都可以得出大体相同的结果，即都成为抽象掉所有社会内容而无差别地适用于各种经济制度的一般范畴。这样，新古典学者们就用这个方法避开了对特定资本主义关系的探索，而这种做法显然远离了人们的现实生活。因此，斯威齐否定了这种抛弃社会关系的纯粹技术分析，他认为：“另辟一条研究经济问题途径的，就是一条和卡尔·马克思的名字相联系的途径。”
       二、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
       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基于古典剩余传统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分析的基础，而将强调资本积累和市场竞争的剩余价值理论联系到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性质更是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体系架构的主线。比如，通过将资本主义竞争引入由货币象征支配权力的资本主义交换关系，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将货币作为支配他人的手段，以至资本家通过对劳动支配而把新技术应用于生产以与他人竞争的发展逻辑，恰恰体现了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目的不是消费而是利润和资本积累的核心命题。当然，这里的资本积累并不是新古典理论的技术和实物，而是纯粹的货币价值符号的增加，其意义在于竞争和支配他人的权力与金钱所带来的社会地位，因而市场经济的核心也就在于以货币为基础的竞争。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自由的竞争”常常由工资和价格的表象掩盖了资本家对剩余产品的榨取。而马克思通过劳动力商品的定义，即劳动力具有生产大于它本身价值的独特性质揭穿了资本主义工资的假象，表明了工人受到的剥削也就在于资本家无偿占有劳动创造的一部分价值即利润的来源。当然，这里的利润和资本积累也是源于追求纯粹货币价值符号的增加，即资本主义竞争的目的只是为了货币的增殖，它构成了整个游戏规则的核心。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货币拜物教”，其意义在于竞争和支配他人的权力与金钱所带来的社会地位。这样，从工资与利润的对立和为利润而生产的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角度出发，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矛盾及其利润率下降的经济危机与有效需求等现实问题。显然，马克思所要表明的并不是新古典理论基于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而是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价值计量和体现在货币价值计量中包含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竞争关系与运行规律。
       然而，在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市场经济通常被解释为一种分散决策条件下利用价格机制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但这种解释与现实的差距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比如在现代新古典理论中，资本是一种与劳动完全等同而并列的普通的生产要素。这样，“生产”就是由厂商把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和资本(这种资本是实物的资本品或机器)按照技术关系组合在一起的，并由市场供求的“竞争”形成各种要素按照其边际产品或稀缺性所决定的价格，进而决定其收入分配。在这里，特定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经济关系是不存在的，或者并未考虑在内。对此马克思认为，新古典理论的这些情况只是生产在技术上的一般形式，而在真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技术关系的形式必然是通过资本雇佣劳动来实现的。如果说这里存在着资本家，那么他用一笔价值形式的货币资本购买资本品和雇佣劳动的目的就在于获得价值的增殖或剩余价值，或者说，资本家是用一笔货币购买劳动和其它生产要素进行生产，但产品的售价要高于其成本从而获得作为利润的一笔增加的货币。但是，如果按照主流新古典理论的解释，则马克思称之为剩余价值的利息(利润)就变成来自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而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也就是由于消费的时间偏好(节欲或等待)所致，从而使得这种新古典技术上的性质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或经济制度无关。
       对于马克思和新古典上述两种相对立的有关利润来源的解释，在后来的“剑桥资本争论”中曾经涉及极为复杂的理论争论。这里的问题是，如果抛开新古典观念的桎梏，仅就现实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资本概念来讲，它究竟是不是新古典理论所说的只是生产要素或机器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就消费的时间偏好来讲，新古典理论中的“节欲”和“等待”等概念均意味着目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替代。但资本积累的事实是，这里存在着一个永远不被消费的积累的资本。换句话说，现实中人们所使用和统计的“资本”并不是简单的生产要素而是一种货币预付资本。它表明资本家投资生产的目的始终是要用预付资本得到增殖利润并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体现的是资本主义永续存在的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关系。所以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总是被唯利是图和为获取更大份额的社会剩余产品的激烈竞争所驱使，以此保证资本家的社会地位、声望及其经济的、政治的权力。正像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亨特评论的，在马克思那里“正是永无休止的资本积累的动机和资本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或者说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显然，这里的积累和竞争与马克思所表述的资本主义只为获取利润的生产目的是一致的。比如在古典学派尤其是马克思那里，资本和利润的概念都是极为现实的，即资本是一种预付，其投入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取利润。因而，从商人的贱买贵卖到资本家用货币购买原材料，或通过出售产品赚取增殖货币这些最普遍的事实中，都可以表明这种价值资本的存在并适合于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同时，马克思采用剩余价值概念来说明利润的来源，其意义或与现实的联系正是在于说明利润是一个价值单
       位而非实物。所以，剩余价值与利润一方面来自于工人的剩余劳动，另一方面又是资本积累的来源。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长期竞争的博弈规则，它最终形成一种在整个经济的各个厂商、各个行业之间都达到统一利润率的均衡状态，从而保证所有可赢利的投资机会都会实现。这样，资源配置也就成为竞争的一个功能，只不过其中的配置需要考虑时间跨度和不同的社会阶级，而不是只在某个时点和一般人之间的配置。这样，资本主义经济在本质上也就可以视为一种利益的竞争，而所有以货币量值表示的总量关系都将作为一种为资本主义竞争所设计的符号来表明特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社会关系。
       为了说明这一点，这里先来讨论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及其利润的产生。比如在一个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寻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如果假设给定技术、完全信息以及完全竞争，这里将得到一个新古典模型，但同时也假定这里存在着技术变动，即技术进步来自于每一个人头脑中的技术发明。这样按照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假设，除非一个人认为他能够得到最大利益，否则新的技术是不会被发明和应用的。这里开始存在竞争，即竞争是基于每个人占有的不同信息或对新技术的垄断。而交换使人们连接起来，即每个人都基于自己的信息与他人竞争。在竞争过程中由于各人占有的信息不同，当一些人能够利用他所占有的信息进行贱买贵卖时将会获得利润，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信息或技术也开始逐渐被应用。在这里，市场经济的重要功能在于所有程序都是通过竞争实现的，它来自于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比如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产生之前，人们之间的竞争不直接联系到物质产品生产而多是政治和武力，像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对人的直接统治与剥削。但是，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转向了生产领域，并且极大地扩展了竞争范围，即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到这种技术发明和产品创造的竞争中来，这是市场经济得以令生产力飞速发展的重要原因。相反在新古典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实物体系中，人们之间的竞争是难以进行的，因为它缺少一种价值尺度作为竞争的评价标准。当然，为了使竞争能够维系也可以引入货币作为评价标准，即人们生产和出售产品，然后比较谁的产品更好将会得到更多的货币选票。但问题是，这个货币模型中并不存在基于利益冲突的市场竞争。其原因也正是马克思所表明的，即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必然是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
       现在扩展这一分析到要素市场和生产过程。这时，企业和企业家或资本家出现了，同时也产生了马克思所说的雇佣劳动或工资劳动、比如企业家基于信息或对新技术的垄断，使用一笔货币按照现行的市场价格雇佣劳动和购买生产资料，然后使用新的技术生产产品。当然，如果他的产品价格超过了生产成本，或者其“生产率”高于他所预付的、并与原有生产率相一致的生产要素价格，他将获得利润。显然这里“竞争”的含义是：每一个人或企业家决不会无偿提供他的信息给其他人，除非按照竞争的价格来交换，即价格是由竞争的供给与需求决定的。这样，企业和生产也就仅仅是交换的扩展，即基于长期合同和雇佣劳动。其中，新的技术被使用，而生产的目的正是为了获得利润。在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中，如果假设所有的劳动都是被资本家或企业家雇佣的，并假定资本家要雇佣工人就必须预先支付工资，且生产周期是给定的，从而可以得到利润率的概念，即利润率等于资本家获得的利润与预付的工资之比。当然，资本家进行生产还需要厂房、设备等生产资料或资本品。由于资本品只是劳动生产的产品，为了避免加入资本品后带来的存量与流量的复杂性，这里采用古典学派的假设，即假设生产周期足够长，从而可以把资本存量转化为劳动流量，由此得到的资本品就是资本家雇佣工人生产的。但在一个生产周期后这些资本品都被耗尽，因而只有最初投入的劳动和最终的消费品产出。这样，在这种博弈规则的基础上也就产生了市场经济中的核心组织形式——企业。通常，新古典理论中的企业是一个生产函数，后来科斯曾把企业的组织与交易费用联系起来，但现实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则是竞争的组织结构，它与劳动市场(管理人才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相互联系而构成整体的竞争机制。马克思阐述了这种资本主义企业的基本性质，即在企业中存在着资本、工资和利润的基本关系，资本家预付工资是一种购买，然后通过产品销售而获取利润，由此决定了资本家的权威地位和由权威所组成的管理结构。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企业中必然存在着资本和雇佣劳动或工资劳动，它们构成了资本主义竞争的基础。那么，资本家所雇佣劳动的工资和他所出卖产品的价格和利润又是如何决定的呢?为简化起见，这里采用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一个简化假设，即假定资本家的全部利润都用于储蓄或投资，工人的全部工资收入都用于消费。这个消费函数的假设实际上意味着，资本家只是使用新技术(通过雇佣劳动)生产产品而获得利润，但全部增加的产出将被工人消费。在马克思那里，资本积累正是来自于获取利润的目的和竞争对资本家的压力。由此推论出来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性质就是，资本家获取利润和进行资本积累的目的是用以表明他的成就和社会地位。所以在这里财富或资本积累是重要的，一方面，它是竞争的目的和标准；另一方面，资本还是竞争的手段，即可以支配他人的劳动。这样，资本就成为一种支配权，即在自由的工资契约中包含着资本家的支配权力。而且只要签订了契约，资本家就成为“乐队的指挥”，这正是资本所带来的权力。实际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也是为了说明这种消费倾向所包含的社会关系，这与只把资本视为普通生产要素的新古典理论有着根本区别，因为这里的资本本身即代表着一种社会关系。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逻辑推理，当资本不再是一种生产要素时，在竞争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就出现了一个重要因素——价值。这种价值被用于企业的成本一收益计算，其目的在于获取以价值计量的利润。马克思曾使用货币的交换说明了这一点。比如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交换是获取货币增值的手段，而这种货币的增殖并不联系到使用价值或实物，而是联系到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价值或货币价值。在这一问题上，主流经济学给人们造成很大误解，使人们误以为生产活动所追求的只是一种物质生活或摆脱稀缺资源的束缚，这使得其中生产物质产品的“技术”成为最重要的。但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人们所追求的快乐并不只是来自于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活动(包括生产活动本身)。即人类所创造的技术和由此产生的物质产品主要是为了社会生活的需要，显然这一点是来自于人类的社会性质。例如，如果不考虑人们所创造的竞争的社会制度(市场经济制度只是其中的一种)，技术和物质生活几乎是无法理解的，因为发明新技术的人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应用，而是为了赢得由财富带来的社会地位和人们的尊敬。换句话说，相对于技术关系而言，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或社会
       关系对于人们的生活显然是更加重要的。相反，主流经济学所采用的生产函数分析只是表明人与物之间的技术关系，在其排除了竞争关系的交换经济中资源和技术都是给定的，从而交换只是基于机会成本原则。比如在新古典理论中，其消费与储蓄的变动只取决于利息率的大小以表明人们的消费在时间偏好上的技术关系，但这种技术关系上的变动与财富积累和收入分配等实际问题都是不相关的。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家却试图用这一理论来解释现实市场经济的运行，即作为新古典理论的一个主要命题是，竞争的市场经济将获得与新古典技术关系模型完全相同的最优结果。但新古典的逻辑推论却不可能保持一致，因为新古典资源配置模型的假设只是与理想的计划经济模型相吻合，即其完全竞争的假设是一个在不考虑社会制度或与技术关系无关的情况下设计的一种信息传递机制，从而能够保持最初的结论。这样在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模型中，虽然存在着关于人们行为的假设，即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但在完全信息假设和瓦尔拉斯拍卖市场的严格假定下，其关于人们行为的假设与生产函数和消费函数的假设别无二致，从而竞争和市场只是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其中的价格调整过程只是由一个假想的“瓦尔拉斯拍卖者”决定的。当然，现实中不可能存在这样一个拍卖者，而且即使有这样一个拍卖者，则更像是一个计划经济的中央计划者而不会存在于市场经济中。所以，新古典完全竞争的假设已从根本上排除了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或现实中人们之间利益冲突的竞争关系，实际上正是这种现实市场经济中的竞争体现了人们行为的最基本特征。可以看到，这里存在两点关于市场竞争的基本假设，其一是技术变动，其二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两点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新古典理论把现实经济中的这两个基本特征排除在其基本假设之外，因而也就不可能在解释现实问题时保持其逻辑上的一致性。
       三、结语
       上述论证表明，逻辑批判不只是在于否定一种理论，而且还是一种寻找新的解释性理论和建立新的理论的方法。从前面对新古典理论的批判中可以推论，如果现实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会关系，那么新古典的逻辑错误就在于它原有模型中始终缺少对现实社会经济关系的关注。在实际经济中，这种社会关系是由货币量值所表示的总量和以此为基础的企业的成本一收益计算来表述的，这显然与新古典技术关系的基本假设相对立。建立在生产函数基础上的新古典理论，只是将货币作为“面纱”加入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中，从而在“两分法”的实物经济中完全忽略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同时，对资本主义竞争关系分析框架的远离，更使得新古典理论根本不能表明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剑桥资本争论”将新古典的一系列逻辑悖论公布于众，由此引起的对斯拉法理论的讨论复兴了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即将古典经济学家所强调的社会关系直接联系到货币量值的国民收入核算，从而用以解决新古典异质品模型中无法克服的加总问题。实际上，新古典经济理论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主要现实问题，即经济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究竟是由技术关系决定，还是由社会关系决定?如果说我们目前所要研究和解释的现实问题就是技术上的资源配置问题，那么新古典理论的研究方案就是可行的。但如果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由技术关系决定，而是产生于经济制度或涉及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那么新古典理论研究这些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从而在解释现实问题时也就不可避免会导致逻辑上的矛盾。显然，“剑桥资本争论”所揭示的一系列逻辑悖论也正是来自于此。所以，要排除理论分析中的逻辑问题，就必须改变其理论假设而明确地把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核心所在。
       (责任编辑　吴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