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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可以把基督教精神归纳为：秩序；约；博爱。基督教精神为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科学和法制精神提供了信念上的支撑，“自由、平等、博爱”等现代价值观是基督教“爱”的精神在文化发展中的必然表现。基督教精神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在中西方文明的冲突与碰撞中融合出的一种世界性文化精神，它不仅属于西方，更属于世界。
       关键词：基督教精神；秩序；约；博爱；西方文化传统
       中图分类号：B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6—0028—04
       贺麟先生曾言：“基督精神即为耶稣基督的人格所表现的精神，或耶教《圣经》中所含的精义，与耶教教会的组织间实有极大的区别和冲突。甚至于有时最能代表耶教真精神的人，反不为耶教教会所承认，反而为教会所压迫驱逐。而自命为正教的教会，以及教会中显赫的领袖，反不能代表耶教的真精神。因此有必要将耶教的精神与耶教组织教会区分明白，可免到许多混淆与误会。精神的耶教是一种健动的创造力，让人去追求一种神圣的无限的超越现实的价值。”本文所谈的基督教精神正是贺麟先生所言意义上的“耶教的精神”。
       概括而言，基督教精神有三点：秩序、约和博爱。
       一、秩序是基督教精神的首要内容
       《圣经·创世记》开篇即神造天地万物，神用六天先后创造了：光；空气和水；陆地、海洋和各种植物；太阳、月亮和各样星宿；水中的生物和天空的飞鸟；牲畜、昆虫、野兽。最后，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创世记1:24—26)在整个创造的过程中，“神看着是好的”、“各从其类”被反复强调，可见《圣经》对于秩序的肯定和强调。
       肯定秩序的思想在与希腊哲学的碰撞与融合过程中生发出西方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内容，即对事物内在秩序和规律性的肯定。希腊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逻各斯”(10gos)，而《圣经》中上帝用以创造世界的“道”，在希腊文中也是“logos”，当然两个“logos”的意义有所不同。希腊哲学的“logos”有“理性”、“智慧”、“规律”等含义，而基督教“logos”的概念则来自《旧约》中耶和华的“话”的说法，是对上帝全知全能的一个形象描述。上帝用话语创世，因此，“道”既是上帝的言说，又是决定万物秩序的本质。《新约》中更有了关于“道”的具体言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它造的”(约翰福音1:1—3)，这种“道与神”同一的思想，明显带有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思想融合的迹象。
       希腊哲学的“logos”和圣经的“logos”意义虽有不同，但二者也有相通之处，这就是对于智慧和秩序的认同。这一思想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两希文明融合的纽带并为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着不竭的思想资源。西方哲学尽管流派纷呈，但我们都能从两大文明的源头看到它们的萌芽；而自然科学尤其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承认事物的秩序和规律的先在性。比如，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创立，就是出于他对秩序的坚定信心，作为神学家的哥白尼深信上帝创造的秩序，在大量观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太阳中心说。这一学说在当时遭到了来自社会各个方面包括教会的反对，面对这种情况，他不敢出版自己的著作，正是在波兰教会的支持与敦促下，他的著作才得以陆续问世。另一位科学巨人牛顿也是因为确信宇宙的有序性，才努力探索并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爱因斯坦则认为：“科学就是一种努力，通过系统的思想把这个世界中可以感知的现象尽可能完全地联系起来。大胆地说，它是通过概念化的过程对存在进行后验重建的企图。”他甚至认为，世界上有一个最大的谜，这就是世界竟然是可以理解的，事物的普遍联系竟然可以由人的理性来模拟和重建。
       因此，科学的前提是万物皆具有秩序和规律，人的理性与之具有同一性。这个前提不容置疑，否则科学的存在就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个前提恰恰是科学无法证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基督教精神给予了科学精神信念上的支撑。因此武断地说基督教阻碍了科学的发展，是不符合史实的。
       有一种观点把中世纪科学发展史上出现的教会迫害科学家的状况归咎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因为在中世纪，教会接受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而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绝不可能证明与前提的普遍性程度相同的东西，更不能证明比前提的普遍性程度更高的东西。……思维只能理解、剖析已有的东西，而不能产生任何新的东西。”如果教会为这样的思想所统摄，当然会对新思想加以压制甚至迫害。这种观点可能比较接近史实，但却存在着对亚里士多德思想一定程度的误解。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具有许多片面性，尤其是他的政治伦理思想，但教会所接受的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也并不全面。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亚里士多德哲学这个名称是有多种意义上的——就是，人们所称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东西，曾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时代很不相同……一个重要的意义是指得名于中世纪的那个形式，当时人们由于知识不足，把经院哲学称为亚里士多德哲学。经院学者曾对亚里士多德哲学有过很多钻研；但是……我们在他们那里所见到的一切发挥以及全部的理智形而上学和形式逻辑，并不属于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不过是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的传统引申出来的。”黑格尔的评价是客观而中肯的。实际上，作为物理学家的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视经验观察和归纳总结，其形而上学思想更是集古希腊思想之大成。所以，笼统地说基督教或者希腊哲学抑制了科学的发展都过于简单和片面，中世纪科学发展中出现的教会迫害状况只能说是历史的局限。
       二、“约”是基督教《圣经》的一个主题
       《圣经》的另一个名字就是《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约”即神与人所立之约的意思。在圣经中这样的约定有七个。即伊甸之约、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西奈山之约、祭司之约、大卫之约和新约。从这几个“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为人所立之约有对人之行为的约束，即人所当遵守的约定，更有对人的祝福与应许，当然应许与祝福的前提是人的守约。而新约则完全超越了“律法”，新约是爱的约定，是神与人“里面”的约定。“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希伯来书8:10、12)但爱的约定不是不要律法，而是强调主体对于律法的内在自觉和超越。
       “约”的思想与基督教所主张的“人的有限性”观念紧密相联。人皆有“原罪”是基督教的基本主张，但“原罪说”的精神实质并非指人道德上的恶，而在于指出“人之有限性”。希腊文中，“罪”的基本意义是射箭时“不中的”，即偏离目标，而不是一般中国语文中法律上的犯罪或道德上的罪恶。所谓人人有原罪，是说人
       人都有局限性，都有自由意志，所以也就都有背离上帝的倾向和可能。正是人的有限性或“原罪”，才使人在追求存在意义的过程中不断转向有限之物，即转向人自身或某种具体之物，从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偶像崇拜，如自我崇拜、领袖崇拜以及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的拜物教”等。或者说“人之有限性”使人在生存的过程中往往遗忘了存在本身，而生活在他者的阈限之中。当然，在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原罪也逐渐具有了道德层面的含义。
       “原罪说”的意义在于，它一方面揭示了人之存在的有限性这样一个普遍事实，另一方面又蕴涵有人具有追求无限之本性的意义。作为与无限相对而存在的有限之物“人”，与其他存在之物的区别就在于他分有了无限的特性，由此人就具有了通过超越有限达至与无限统一的本性。正如贺麟先生所言：“耶教宣扬教义常注重两点，一方面使人觉悟自身的弱点和身心疵病，养成人谦卑的态度，力求自我的改造与再生。一方面唤醒人认识神圣的理想或价值在前面，促其进取和实现。”需要指出的是，“人之有限性”的观念与强调人、重视人并不矛盾。从创造的角度看，人是创造的顶端，在受造物中，只有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因此在上帝的眼里，人是最宝贵的。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没有离开这一点。旧约中的耶和华神并没有因为人的屡次违约而放弃人，新约中耶稣更是强调律法的为“人”而设而不是相反。因此，说基督教压低人，贬损人是有失公允的。中世纪的教会确实做了不少迫害人压制人的坏事，但这种行为并非基督精神的外显，相反却是对基督精神的违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所以受到人文主义者的普遍欢迎正在于基督精神所包含的深厚人文内涵。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正确地指出：一般的观点认为，中世纪哲学是基督教的，近代哲学是非基督教的。但实际上，相反的结论才是正确的。他认为近代哲学的中心转移到人身上成为主体哲学，原因就在于到了近代，基督教中人的解放思想才深入到人们的思想内部，主体哲学拥有基督教基础。
       从西方文化的传承看，基督教“人的有限性与约的观念”在与罗马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中整合了罗马的法制思想，使契约和法制意识成为信仰观照下世俗生活的重要部分，形成了西方文化中契约观念和法制精神的传统。
       我国学者杨解君先生指出，在西方，契约自古就具有神圣性，契约在西方社会的历史脉络是从宗教到社会再到政治，最后又通过具体法律制度回馈到理念层次的进步史。契约在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中，逐渐凝练而成具有平等、人格独立、自由、人权、诚信、协作等人文精神的契约理念。而且被赋予了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意义；而契约理念，更是凭借平等、自由、权利、协商的精神支配着人们的行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契约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自由、平等的主体的合约，契约的前提是自由平等的个体存在，而非有差等的个体存在。而“人人平等”正是基督教的一个基本主张，它肯定人与人之间在上帝面前的平等关系，并借着信仰使平等思想在整个西方社会得到广泛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讲，基督教精神为契约思想的普及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自由以平等为条件，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谈自由，否则自由只能是思维领域的空灵遐思。当然，不能否认基督教在历史的一定时期的确充当了统治阶级的工具，但这恰恰是基督精神所反对的，基督精神本质上反对把任何实存的东西至上化。所以，文化精神与现实实际之间的关系的确非常复杂。
       相较而言，中国社会所缺乏和需要的正是契约意识和法制精神，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为突出。如果说儒家的传统价值观在悠长的农业社会为人们提供着行为上的指向的话，那么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就日渐式微，20世纪以来文化和社会的变迁，特别是60～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更使儒家的传统价值观变得支离破碎。在革除旧文化的大旗下，人们不畏天地、不惧鬼神；战天斗地、无所不为。10年“文革”造成了在不只一代人中的“价值观混乱甚至空场”。在这样的情势下，市场经济的大潮顺理成章地使金钱成为人们行为的第一价值原则。一些人无视法律甚至起码的道德约束，只要有利可图，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敢做。于是我们又听到了复兴传统的呼声，但是，在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良好的社会秩序只靠传统的复兴是不可能得以维系的。恩格斯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指出，“商业就是一种合法的欺诈”，在商业活动中“每个人必然尽量设法贱买贵卖……因此商业所产生的第一个后果就是互不信任，以及为这种互不信任辩护，采取不道德的手段达到不道德的目的”。而竞争则促使社会无秩序的状况活动起来。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了、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的混淆和替换”。
       今天的中国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虽与马克思恩格斯年代的传统资本主义经济不同，但也有交叉和相同之处。商业和货币在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给了这个社会相当程度的不良竞争和道德领域善恶价值观念的颠倒。因此，在市场经济时代，面对社会生活诸领域出现的不良现象，只是“倾泻自己的道德义愤”寄希望于道德从根本上扭转社会的无序状态只能是美好的愿望。“‘人的理智’来自‘生活深处’，并且不会因为任何哲学的或其他学术研究而破坏自己天然的习性”，因此，现代社会如何立足于现实使中华文化更好地吸取西方契约文明和法制文明的精华，形成富有自己民族特色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现代文化应成为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三、博爱是基督教精神的核心
       《旧约》虽然强调律法，但仍贯穿着爱的思想。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不吃善恶树上的果子”的约定，但耶和华仍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以色列人一再背叛耶和华，但耶和华仍引领他们出红海，进到“流着奶和蜜”的迦南地。《旧约》中耶和华神曾几次因不满人的罪恶想要灭绝人类，又都怜悯人类，爱(agape)就是怜悯。《新约》更强调爱，新约本身就是爱的约定，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13:34)在耶稣看来，爱是连接人和上帝的唯一纽带。“爱”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马太福音22:37—40)。因此，基督教所讲的“爱”是神对人的爱，是人对神的爱，更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友爱。“爱”是博爱，“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加拉太书3:28)；也不分好人还是坏人；“爱”甚至包括“爱仇敌”，这样爱才完全。因为“神叫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当然，“爱仇敌”的意思并不是爱仇敌所犯下的罪行，也不是爱仇敌的为人。而
       是主张要以“爱心”来对待仇敌之作为“人”。爱又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是“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爱仇敌”并不是无原则的爱，它所体现的正是基督信仰的包容、宽恕与引邪归正。
       博爱尤其强调对弱者的爱护。神对义人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住客旅，你们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马太福音，25:35—45)对弱者的爱护就是对上帝的崇敬，对弱者的冷漠就是对神的损伤。因此，“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约翰一书4:16)。
       可见，爱不仅仅一种情感，其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它的伦理价值，“爱是对分离者重新结合的推动”，借着这爱，存在者能够摒弃各种表象上的疏离，而达致与其本质的结合。赵敦华先生认为：“以爱为纽带将上帝和人，以及人与人联系起来”的基督教伦理是一种关系伦理学。它以上帝为最高标准，以人神关系为基础，以人与人的关系为中心，“爱”不仅仅是精神，还是一种合约。神圣的合约是人与人的契约的样板，而且是后者的保障。合约关系产生另外两种关系：“正义”和“合作”。这种关系伦理与现代世俗社会的伦理学有很多交叉点，能够适应当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可望在将来有较大发展。美国学者阿尔伯特·甘霖认为：“神圣之爱主要是彰显在赦免上，而且爱(agape)就是怜悯。基督教与古希腊风俗之差距，没有比这一点更彻底的。甚至道德的良善也不是爱的条件。这一原则在人类关系中产生了革命性影响，这革命性影响甚至在基督徒之中也难以了解和接受。”
       所以，“博爱”精神之成为西方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内容，其源流在于基督教文化而非古希腊哲学。古希腊哲学是强调等级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主张人分等级。柏拉图把他的“理想国”中的人分为三个等级：(甲)统治者、有学问有智慧的人；(乙)战士；(丙)供应需品的人：农人、手工匠人。不同等级的人是由不同的材料做成的，其中甲等人是用金子做的，乙等人是用银子做的，丙等人是用铜和铁做的。如果说柏拉图关于人的不平等学说建立在他的理想国乌托邦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则在现实中确立了人的不平等。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从来就存在着自然的奴隶和自然的自由人的区别，那种缺乏理智而具有体力的是天然的奴隶，而富有理智遇事能操持远见的人则能成为主人。奴隶在本性上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别人，奴隶是主人的“有生命的财产”、“会说话的工具”。
       基于此，说文艺复兴是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回归有悖常理，文艺复兴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具有现代意义的价值观恰恰是基督教“爱”的崇高价值观在文化发展中的必然表现。文艺复兴不是也不可能是简单的“回到希腊”，应该说，它是中世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通过它，原始的基督教文化和古典的希腊文化发生了更加深刻的互补与融合。文艺复兴的积极意义毋庸置疑，但它对人的力量的无限夸大，也造成了人的私欲膨胀和目空一切的为所欲为，为西方社会的发展埋下了隐忧。它开启了西方近代以降对于无限与终极的疏离而受限于有限藩篱的端口，致使今天的西方社会伦理精神颓败、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综上所论，笔者认为，基督教精神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在中西方文明冲突与碰撞中融合而出的一种世界性文化精神，它不仅属于西方，更属于世界。
       (责任编辑　辛世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