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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秉承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在厚重的中原文化的哺育下，刘震云在小说创作中自然而然地表现出了鲜明的道家色彩。长篇小说《我叫刘跃进》是道家视野下现代社会人生的理性关照。小说以悲天悯人的理性超越、崇小尚弱的小人物情结、螳螂捕蝉式的情节架构、福祸相倚的人物命运安排。用形象思维对现实人生作了充满道家智慧的阐释。
       关键词：道家文化；刘震云；《我叫刘跃进》；具象解析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12008)05－0129－04
       承继着古老的道家文化思想，理性地观照着当代中国的现实人生，饱受中原文化恩泽的刘震云及其小说创作，近年在中国文坛闪耀着夺目的光芒。刘震云最近创作的长篇小说《我叫刘跃进》，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充满哲理的表现力，贴近生活的丰富内容，借助于其编剧的同名电影的上演，在文艺界乃至社会各界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笔者认为，这篇小说是道家视野下现代社会人生的理性观照。
       一、悲天悯人的理性超越
       道家思想植根于中原沃土，两千多年来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生存方式等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道家经典哲学著作中充满着悲天悯人的色彩。老子和庄子站在人生的边缘，带着超越的眼光审视人生现实的荒谬与矛盾，洞察事物发展转化的规律，辩证地看待刚与柔的长短优劣，批判人类自身智慧的浅薄与愚蠢，论述国计民生趋吉避凶的深刻道理，阐释自然、社会与人生的真谛。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先哲，老子面对东周时期危机四伏、“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对于春秋时的旧贵族纵情于五色、五音、五味，意乱情迷、是非混淆，以悯时救世的责任感，对自然和社会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倡导一种超脱世俗的清心寡欲的本真生活，呼唤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自然与和谐，呼唤人们坚守心中那份安宁与满足，提出了“无为”、“寡欲”等政治主张和人生态度。庄子生活在恃强凌弱的“争于力”的战国中期，是非观念混淆、功利主义盛行，面对纷繁的局面和名利的诱惑，他保持了特立独行的超脱，主张存其真我、自然纯朴和精神上的逍遥自由，避免物役形役，不受世俗羁縻。
       刘震云的小说在思想性和文学性诸多方面受到了道家经典著作特别是《老子》和《庄子》的影响，常常以精神家园守望者的责任与超越，以纵横捭阖的想象，汪洋恣肆的联想和揶揄嘲讽的手法，对尔虞我诈、追名逐利、投机钻营的社会现象进行讽刺与揭露。尤其善于通过戏谑幽默的故事和嘲讽犀利的语言来间接地表达思想情感，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小说《我叫刘跃进》的扉页上印着刘震云充满道家智慧的一句话：“所有的悲剧都经不起推敲。悲剧之中，一地喜剧。”独特的“刘氏幽默”和丰富的想象在这篇小说中达到了极致。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27年在谈到“幽默”时指出：“幽默不是屈从，它是反叛的。它不仅表现自我的胜利，而且也表示了快乐原则的胜利，这一快乐原则在这里能使自己反对现实环境的不友好。”如果深层次考察一下“刘氏幽默”，其实质是责任感之下的现实超越和精神反叛。
       刘震云多次谈到：“我觉着汉语在先秦的时候，秦朝之前具有极大的想象力。我们读老子的书，读庄子的书，觉着发出了极大的光芒。庄子想一个鲲鹏的展翅能够九万里。这种想象——我们到现在没有了。”“汉语在秦以前，像庄子在《逍遥游》里对鲲鹏展翅的描述，非常有想象——力，到秦朝统一之后，指令性语言过多，中国作家就要比别国的作家付出更大的代价。”刘震云是一个责任意识很强的作家。善良勤劳外婆的鞭策勉励，贫穷故乡的深刻记忆，军旅生涯的意志磨炼，未名湖畔的知识升华，都市农民报社的编辑职业，成就了关注社会人生、思考现实问题、勤奋写作的哲人作家刘震云。刘震云的笔下，有对中原故乡历史的沉重叙述，有对当代病态文化现象的深刻反思，有对农村农民生活的细致描写，有对都市官场官人的无情嘲讽。如刘震云在长篇小说《手机》中，直面诚信危机的严峻现实，表现了对信息时代人们生存状态的困惑和思考，描写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人人心口不一的矛盾，呼唤着率真诚实的“有一说一”，在全社会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继这篇贴近现实的作品之后，刘震云在《我叫刘跃进》中，观照了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如农民工问题、官场腐败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展示了在传统道德受到挑战、价值多元化的今天，文明异化、物欲横流、争名逐利的现实众生相。审视为“利”奔波的熙熙攘攘的人群，在刘震云笔下涉猎的名利场上，或出卖肉体，或出卖灵魂，或投机取巧，或官商勾结，甚至有些人不惜铤而走险、偷盗抢劫、谋财害命，上演了一出出惊心动魄的人生悲喜剧。现代社会在飞速发展，新技术不断更新，信息量剧烈猛增，快节奏的生活、沉重的压力造成了人文精神的缺失和生态危机，也使人们处于高度的精神紧张与身心疲惫之中，从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进而酿成严重的社会疾病。道家思想在帮助现代人实现自我心理的调适、促进现代人心理健康、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显示出了独特的价值。老子提出的主静说和庄子提出的超脱说，被历代人们用来指导修身养性。道家认为只有保持人的心理平衡，才能使人们在纷纭复杂的社会矛盾面前，超脱纷争，保持心态的宁静与自由，才能不为外物所伤害，避免心理与社会病疾的发生，才能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悲天悯人的思想客观地体现在小说《我叫刘跃进》之中。在小说重要人物严格看来，什么人都不能相信，人甚至还不如动物“马”。他“越想越怕，最后感叹：世上最近的人，往往可能是最恶毒的人；就像出了车祸那个副总，你最信任的人，往往就是定时炸弹一样。也是物极必反，两桩生意做过，严格心里倒安稳了。世上就剩自己一个人，这人倒清爽了。……严格高兴时爱跟马在一起，烦恼时，也爱跟马在一起；马总比人有道德”。《我叫刘跃进》不同于以前的《塔铺》、《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手机》等作品，在这篇刘震云创作上又一次“转身”的作品中，作家以理性批判的态度，以超越世俗的眼光，审视现实的种种“羊”与“狼”的悖论。心态失衡的装狼的羊和装羊的狼充斥其间，各个层面、各种角色的人物之间充满了不和谐的“拧巴”。按照作家自己的说法，写这篇小说的目的是要把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从古到今的都存在的“拧巴”，给它还原到不“拧巴”的自然状态，显示了难能可贵的超越意识和责任感。
       二、崇小尚弱的小人物情结
       道家思想的进步性表现为具有较强的人民性，老子、庄子都具有难以释怀的小人物情结。他们的论著多是站在弱小者的角度进行思辩，通过事物的大小、强弱转化规律，倡导以柔克刚。对弱小的人或事物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显示了明确的崇弱尚小观念。这种守柔处弱，是一种独特的取胜之道和生存之道。老子认为事物过于强壮，就会很快衰老灭亡：“物壮则老，谓之不
       道，不道早已。”天下最柔弱的东西。可以穿行于最坚硬的东西中，甚至战胜刚强的东西。“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人无间。”“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强大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故坚强处下，柔弱处下。”明确提出了著名的柔弱胜刚强的命题：“天下莫柔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也，以其无以易之也。水之胜刚也，柔之胜强也，天下莫弗知也，而莫之能行也。”没有什么事物是绝对不对的，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可以肯定的。甚至小草的细茎与厅堂前的柱子，满身长着癞疮的丑妇和美艳无比的西施都具有同样的存在价值。
       道家充满朴素辩证法光芒的思想也在刘震云不经意的言行及其小说创作中体现出来。2008年1月26日晚上，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人物新周刊栏目播出刘震云专题时，主持人阿丘和张泉灵针对刘震云的自我认同进行测试，让他在“大作家”和“小编剧”作出选择时，他自然地选择了“小编剧”；让他在“大英雄”和“小人物”之间选择时，他选择了中间，并解释说，二者之间是相互转化的。《我叫刘跃进》中。作者再次把目光投向都市社会的芸芸众生。刘震云认为：“所有的人进了菜市场，马上换了一个状态，跟在街上骑自行车是非常不一样的。韭菜多少钱一斤?一毛五，能不能一毛三?所有的人都在讨价还价，其实就是二分钱的钢蹦儿，寸土不让，寸土必争，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说你怎么卖一毛五呢，我刚才看那边韭菜就是一毛三，其实刚才的韭菜是不存在的。这就证明这二分钱的争夺肯定超过了二分钱的价值。……当他拎着一毛三的韭菜往家走的时候，他肯定跟美国总统开七国首脑会议拎回去一篮子经济计划，对于世界的战胜，我觉着是一样的。他们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心境和境界达到了同样的高度。”对此，刘震云说：“这个我觉得同出身有关系。从小形成的世界观、方法论，我对他们有认同感，充满了理解。在创作作品时同他们站在同一个台阶上，用同样的心理进行创作。这同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是不同的，创作视角不一样。比如，从城市人角度看，觉得民工特别讨厌，他们脏、爱占小便宜、爱小偷小摸等；但从农村出来的人，比如我就特别爱和他们打交道，在他们中间感到一种温暖。我爱逛菜市场，去听他们那些充满生机和乐趣的语言。他们的一些缺点和毛病，也是贫困的生活给逼的。他们从事最底层的工作，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有些可能是非人的生活，但他们的生活不乏自嘲、自解、自乐，特别的原汁原味，原生态。我觉得用知识分子话语的‘新写实’不恰切，在创作中，我是带有感情的，打开了感情世界同艺术世界的通道，打开了这个通道才有创新能力。”
       《我叫刘跃进》被新闻媒体称之为表现“小人物”的小说。作品关注了农民工这个在改革开放时代出现的弱势群体在城市的生存状态。“小人物”为了生活，以不同的方式四处奔波。在刘震云笔下这场羊与狼客串共舞的游戏中，大人物和小人物、U盘和欠条，丢包和找包，一系列叠加的悬念构成了小说文本的丰富内涵。主人公刘跃进来自河南，是北京一个建筑工地的厨子。故事始于刘跃进丢包，包里装着他全部的财产：四千一百块钱和一张六万元的欠条。在找包的过程中，又捡到一个包；捡到的包里有一个U盘，盘中藏着天大的秘密，牵涉到上流社会的几条人命。于是几拨找这个包的人马，又开始找刘跃进……刘震云用异常冷静的口气讲述这个故事，小说把刘跃进比喻为一只羊，这只羊无意中闯到了上流社会的狼群里；由于这头羊的到来，几条狼结束了勾心斗角的贪欲人生，死于非命。刘震云对“小人物”无奈、尴尬的命运作了不厌其烦的描写，富有情趣地展示了小人物的生活状态、心理活动和思想情感，显示了独特的风格。
       三、螳螂捕蝉式的情节架构
       《我叫刘跃进》整部小说以扣人心弦的情节结构，演绎着庄子几千年前那个关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古老寓言。《庄子·山木》向世人讲述了一个无求无欲才能避祸的道理：“庄周游乎雕陵之樊，睹一异鹊自南方来者，翼广七尺，目大运寸，感周之颡，而集于栗林。庄周曰：‘此何鸟哉?翼殷不逝，目大不睹。’蹇裳蹿步，执弹而留之。睹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螳螂执翳而搏之，见得而忘其形；异鹊从而利之，见利而忘其真。庄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类相召也。’捐弹而反走，虞人逐而谇之。”蝉为美荫所累，螳螂为蝉所累，异鹊为螳螂所累，而执弹弓的庄周为异鹊而招致看管林园的人的追赶责骂。庄子用生动的事例告诉世人，世间万物皆为利益所累，从而忘记了由此带来的祸患。
       在当代小说家刘震云的笔下，我们看到：刘跃进的钱包被杨志偷了，杨志又遭到了张端端一伙的抢劫，“这腰包在他身上还没焐热，仅待了三个多小时，就又被别人给抢走了”。在杨志跟踪寻找设计陷害抢劫自己的甘肃三男一女张端端一伙的同时，刘跃进也在四处寻找着偷自己腰包的青面兽杨志，而刘跃进因为那个价格不菲的要命的U盘，身后更有曹哥的人、方峻德等人为了巨大的利益诱惑在或明或暗地追逐寻找着刘跃进。而曹哥等人的后面还有着公安人员的眼睛，构成了一条长长的追逐链条。小说用“狼”与“羊”追逐的游戏图解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道理：“自知道U盘在一厨子身上，厨子又失踪了，老蔺一方面怪严格找老邢找错了，找来刘跃进的朋友韩胜利，让韩胜利去找刘跃进。同时，让方峻德跟踪韩胜利。欲通过韩胜利，找到刘跃进。待找到刘跃进，横插一刀，不让刘跃进落到韩胜利手里，直接劫走刘跃进，饶过严格这一关，直接拿到U盘。这样做虽然麻烦，让更多的人掺和了此事，但麻烦有麻烦的好处。半道把粮劫走，不再受制于人。总体讲，利大于弊。也算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小说的债务链条中，发廊老板马曼丽因为弟弟之事欠着前夫军和刘跃进的债，酒贩子也欠着刘跃进的债，而刘跃进欠着儿子的债，欠着韩顺利的债，工头也欠着韩顺利的债，一个跟着一个像异鹊、螳螂、蝉在窥伺着、追讨着。
       老子认为在司法问题上，如果为了某种欲求越俎代庖、草菅人命是要付出代价的。在《我叫刘跃进》中，严格“为物所役”，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大肆行贿。干了许多违法乱纪的事，罪不可恕，理应受到司法机关的严惩。但贪婪狠毒的贾主任、老蔺为了掩盖受贿事实，毁灭罪证，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采取杀人灭口的手段，制造车祸事件非法剥夺了严格的性命。当贾主任将绞索套在昔日患难之友严格的脖颈时，公安人员也将冰冷的手铐套住了刚下飞机的贾主任的双手。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家性命，受到了司法机关的惩罚，验证了两千多年前哲人老子的名言：“夫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希有不伤其手者矣。”而鸭棚里的涉黑盗窃团伙落入法网，也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再次验证了《老子》第七十三章那句家喻户晓的名言：“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网大无边，虽然疏落宽容，但谁也逃脱不了它的规范，不会漏失任
       何人。“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福祸相倚是道家对人生命运变化和事物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个富有哲理的辩证命题，是老子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贡献，在小说《我叫刘跃进》也得到了较充分的证明。不召而自来。可笑的是，鸭棚里的曹哥纠集的那伙乌合之众，竟然梦想“江东基业”：“重要的还不是钱，不是七十万；而这七十万，是一个奠基礼，事业开始越做越大了。不是图钱，是图个江东基业。”小说以曹哥犯罪团体的覆灭告诉人们：在21世纪的法制化社会里，这种罪恶的企图无疑于白日做梦，无异于《庄子》描述的螳臂挡车。螳螂自恃其生着形如斧头的双臂，不白量力，逆乎大道，挥臂挡车，其下场洞若观火。
       四、福祸相倚的人物命运
       小说人物的命运时时处处充满福祸相互转化、相倚相伏的“道”。严格依靠贾主任的关照，从贾主任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可谓鸿运当头，但与此同时，两人之间的官商勾结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最后严格被贾主任谋杀，丢掉了性命。主人公刘跃进的命运更充分地说明了福祸相倚、乐极生悲的道理。小说中有一段关于刘跃进从得意忘形到失意颓丧的精彩的心理描写：“刘跃进这两天撞了大运。昨天在街角演了一场戏，得了五百块钱；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场演出，他还认识了严格；严格是任保良的老板；以后任宝良对他说话，怕也要换一种口气；今天又在‘曼丽发廊’演一场戏，让马曼丽还了二百一；二百一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马曼丽还账开了头；开了头就等于认下这账。加上原来积攒的，刘跃进腰包里，共有四千一。刘跃进在去邮局的路上，步子走得理直气壮。街上满是汽车排出的尾气，刘跃进却走得神清气爽。”腰包里揣着四千一百元钱，来到邮局门口，洋洋自得之时，大声呵斥街头卖唱艺人，进而忘我地陶醉在故乡小调之中，不料“腰间一动”，钱包被偷走了，落了个“差点儿自杀”。同样可悲的是，杨志在偷得刘跃进钱包高兴之时，也落入了陷阱，甚至成了被人追打的对象。
       小说中，刘跃进“丢了个包，又捡了个包；原来觉得丢了的比捡了的值钱；翻捡那包时，还骂青面兽杨志不会偷东西；现在看，有这U盘在，还是丢了个芝麻，捡了个西瓜；丢了头羊，捡了匹马。真是福兮祸焉，祸兮福焉”。同时也令韩胜利没有想到是，“当初刘跃进欠他三千三百块钱，加上利息，三千六百块钱，他天天找刘跃进，只要回二百；没想到刘跃进一失踪，三千四百块钱之外，开始有人给他送钱。失踪的刘跃进，倒给他带来了财运。也算祸兮福焉”。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庄子用形象生动的比喻说明了福祸相倚相伏的道理，在《庄子·人间世》中庄子以辩证思维借社树来阐述“无用为用”的道理。神社中的一棵栎树因为造船船沉，造棺棺朽，是一棵不材之树、无用散木，然而，正因为如此，“其大蔽牛，絮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而那些楂、梨、橘、柚等树木，因为果实好吃，所以树枝被折断，不能终其天年。接下来，该文又用形体残废、丑陋不堪的支离疏明哲保身、安享天年的“无用为用”故事，说明了同样的道理。庄子笔下的山中大木因为笨拙无用而保全了性命，而曹哥家里的八哥儿因灵巧被受宠爱，但最后因灵巧被一刀斩首，令人扼腕叹息，其警世的意义不言而喻。
       刘震云在不同的场合，多次称羡照耀中国两千多年的老子、庄子的思想光芒。他在谈到故乡与外祖母的话题时指出：“如果故乡是指一块地方，这个地方是指一个社会整体，即不但包括人、土地环境，还包括维持人、土地和环境的社会政治、经济形态及生活方式，或者说作一种社区来考察的话，在一个民族内，这块地方与另一个地方没有太大的差别。风俗习惯虽有差异，但总是在统一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之下；二者相比较，前者显得微不足道，无非是在吃、穿、住、行等方法上的差异。但保证和维持吃、穿、住、行的方法是一样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故乡就是国家，无论你生在哪里，都会给你身上和心上打上基本相同的烙印。……作家之所以与故乡关联比较大，因为故乡与作家的童年往往相联系，童年时代对于作家是一个宝藏，因为童年时代的生活首先是自然成长，社会对它的要求不高。一旦和社会结合，社会就显示出它的苛刻与功利性。功利性的生活没有一时一刻不带有或多或少的虚假。”道家思想植根于中原沃土，是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庄思想为中原文学开出了精神的空灵境界，并使生命充满美感、充满自由，从而成为中原文学飞跃前进和持续发展的基础。”道家文化对灿若群星的中原作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产生了深刻的的影响。从河南延津黄河故道走出来的刘震云，从小饱受中原文化的润泽，并在其小说中打上了深深的道家文化的烙印。道家文化在长篇小说《我叫刘跃进》创作的主体倾向、价值取向、艺术构思、叙述方式等方面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也为我们研究当代文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责任编辑　乔学杰